【建构转型期中国理性合作主义】

转型期中国理性合作主义工作伦理合作主义（Corporatism）成为欧洲主要福利国家的政制建构。

根据总的国家形势，为谋求各种经济和社会目标之间达到平衡状态，在政府、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之间实行三方伙伴关系，从而形成“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制度化合作”（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Among Major Interests）。

北欧国家瑞典是合作主义的典型代表，政府保护和发展劳方用以平衡资方，最终使力量均衡的劳资双方形成了阶级妥协，成功地实现了三方在政治、经济上的深度合作，共同支撑瑞典所开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

一、合作主义
1. 西方国家合作主义的劳资关系理论
合作主义理论和实践均起源于西方国家。

科比(W. korpi) 认为，合作主义应被准确地理解为劳资之间正在发生的阶级冲突的一部分或冲突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代表了劳动者对劳资之间特有冲突能够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一种形式。

米什拉对这个定义十分赞赏，他直接将“合作主义”与“三方伙伴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合作主义”基本上应被理解为，根据总的国家形势为谋求各种经济和社会目标之间达到平衡状态而在社会层面上实行的三方伙伴主义。

在他看来，所谓“三方伙伴主义”就是指政府、劳工组织和雇主组织建立起的“社会伙伴关系”，即“合作主义”就是“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制度化合作”。

随着制度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合作主义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旧合作主义和新合作主义两个阶段。

2. 旧合作主义
又称作国家合作主义或权威合作主义。

旧合作主义制度多出现于早期工业化国家，而且大多与不够发达国家的政权联系在一起。

在这类合作主义国家中，协商合作的决策权大多属于国家，政府甚至可以创建和维持所有的合作团体，指定或者罢免各团体的领导人，通过这些合作团体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

其基本特点是在增强国家权力的同时，削减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力，尤其是削减组织起来的劳工的影响力。

3. 新合作主义
又称为民主型合作主义。

新合作主义劳资关系制度主要是进入20
世纪以后出现的，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培养协作的经国家批准的组织架构。

对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影响很大。

当劳工、资本家
和政府讨论公共养老金政策和其他经济社会政策时，劳工代表由劳工选举产生并全权代表劳工利益。

劳工参与是自愿的，而非强迫的。

劳工和资本家参与这一过程是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合作主义代表了共同的最大利益。

在新合作主义情况下，它被认为能够增进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合作，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从长远来看，还能凭借所占有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用于公共养老金和其他形式社会福利的财富。

新合作主义关于劳资关系的理论要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要针对劳资关系，以劳资关系的规范为主要对象。

不像旧合作主义，体现在对整个社会各方面的控制。

第二，制度本身主要以政府、企业和工会三方合作为核心。

劳资双方之间自主协商确定双方的利益关系。

第三，劳资双方的合作是自由的，而非强制的。

第四，与传统的合作主义严格控制的劳资关系系统，以及自由主义经济体曾经长期存在的纷乱的劳资关系相比，合作主义的新形态主要表现为由国家、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通过谈判决定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社会伙伴”关系。

二、中国合作主义工作伦理的现行模式
从20 世纪劳资关系调整制度的历史看，当代各国都有一个从旧合作主义（专制型合作主义）向新合作主义（民主型合作主义）转变的过程。

从中国近年来的政策走向看，似乎也在谨慎地引入新合作主义的经验，但从总体上看，由于传统的行政化劳资关系体制的惯性作用和中国私营企业“再生”阶段的不成熟性，使得现阶段中国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模式更多地反映出旧合作主义（专制型合作主义）劳资关系的模式特征。

我国现行的是专制型合作主义劳资关系模式，又称为国家统合模式。

国家统合模式是指企业与劳工组织在一个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是由国家予以决定。

在量的方面，对于企业的功能与活动范围加以界定与限制；在质的方面，通过立法予以命令或禁止。

将现阶段我国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界定为这种国家统合模式的主要理由是：
（1）政府对私营企业劳动合同采取干预的态度，并且对集体劳资关系予以压缩。

在工会方面，要求强制入会，采取一元工会制，在工会领导的产生及其他事务上，政党的力量介入较多，所以工会的自主性非常有限。

在雇主团体方面，政府为发展经济和吸引投资，与产业界的关系密切，雇主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影响力量较大。

（2）以劳动法为核心，国家公权力对劳资双方的劳资关系直接介入、干预、管制，为贯彻政府的统合力量，甚至以刑事制裁手段对违法者予以制裁。

（3）在劳动安全卫生与劳动监察方面，采用官僚本位主义，欠缺工会组织与劳动者的参与。

（4）在社会福利方面，本应是在社会安全观念下政府对劳动者的给付关系，但在统合观念的影响下，却将社会福利规定为雇主责任和政府对劳动者的恩惠。

（5）在劳动市场政策制定方面，政府更多地关注社会经济发展计划，而对劳动者利益的关注较少。

在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劳资关系模式中，传统的行政调整和保障机制正在逐步退出，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劳资合作机制尚未及时建构。

于是，在我国资本稀缺和劳动力过剩双重因素的推动下，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和私营企业中“强资本”与“弱劳动”严重对立甚至冲突的劳资关系格局。

主要表现为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险、工资拖欠严重、劳动条件恶劣、就业和性别歧视、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劳动争议和劳资纠纷大幅度增加。

三、建构转型期中国理性合作主义
处于政治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和调整，面临着公共权力配置和运作中权力分化与整合问题。

合作主义的分析框架和价值取向中存在的“和谐内核”（提倡和谐、一致的社会秩序）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和治理模式的顺利转型不无启发性。

（一）文化层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1. 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平天下、行王道的文化理想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可以此为基础建设一种新文化，用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在现代社会的新发展来鼓励人们成就事业，突破物质消费的制约，打破家族主义的桎梏，在成就自身的同时，也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2. 和谐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和谐为主导价值的文化，在以和为贵的文化理念下强调协调、共济、和谐共事。

儒家文化强调解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关键就在于，个人必须尽到自己的义务，在必要时为了他人、集体、国家或社会的利益甚至还必须做出一定的牺牲。

这些思想与合作主义所倡导的整体性和一致性，立足于和谐、秩序、统一的指导精神具有诸多契合之处。

为此，以和谐文化为依托，构建转型期中国理性合作主义的价值观和工作伦理，用这种价值观激励人们的民族意识，秩序意识，使人们重拾民族自豪感，为国家为本民族多做贡献。

（二）制度层面：新合作主义模式
多方治理与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借鉴合作主义的政制理念和方法，建立新型的劳动关系治理模式，创新劳资双方的利益制衡机制，可能会成为我国未来劳动关系调整的一种重要选择。

1. 建立劳动者维权机制，强化工会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中的地位与作用。

2. 建立劳动行政调控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并明确其责任边界。

3. 实施企业人本化管理，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制。

4. 建立社会公众参与机制，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协调劳资关系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