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用人取士考略

２００７年第５期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Ｎｏ５．２００７整塑翌塑！！！翌！！堕！堕！塑！垒！竺！坐坠型！塑！！！ｔ塑！！！壁！！！！坐型！：堑・历史研究・中国古代用人取士考珞李星云（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２１００９７）摘要：中国古代历朝用人取士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梳理中国古代历朝的用人取士制度及其变化，具有总结经验、以古观今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取士；人才；考察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８８６０（２００７）０５一０１２７０５一、先秦中国从古以来即重视人才，重视取土。

传说中的五帝均重视取士、重视人才，而且正因为有了这些贤才，才使国家得到了治理，称为圣世。

周代西伯文王，由于敬老尊贤，士多归之，如伯夷、叔齐、大颠、闳天、散宜生、辛甲等，使得西周人才济济，治政颇得其力。

但不足的是，尚缺少一个总揽全局的帅才，于是文王到处寻求。

后来，终于找到了吕尚（笔者注：即姜太公），乃以为师。

吕尚佐周，阴谋修德，以倾商政。

后来文王死了，吕尚又辅武王，武王尊之为师尚父。

武王后来平商而王天下，太公谋居多，武王封吕尚于齐，成为齐国的始祖。

春秋时期，齐桓公用管仲为政而称霸诸侯，成为五霸之首。

而秦穆公用百里奚，也称霸西戎。

齐桓公本人仅是一个中主的才能，他之所以能称霸，就是因为用了管仲。

到管仲一死，他用了竖刁、易牙为政，结果使齐国大乱。

所以，后世得了这样一个结沦，凡如齐桓公似的中主，是可上可下，用管仲则霸，用竖刁、易牙则乱。

这说明用什么人至关重要。

到战国时期，情况大变，七雄并立，互相争用人才。

得人则强，不得人则弱。

春秋时期那种个别取士的做法，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于是游说的纵横家应运而生，突出的代表便是苏秦与张仪，苏秦还挂了六国的相印。

这些纵横家审情度势，提出了许多策略建议，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秦始皇就是用韩非之法、李斯之策，将六国各个击破，最终将国家统一。

这是始皇对中华民族的特大贡献，也说明了用人取士的巨大作用。

二、两汉秦汉以来，国家统一，疆土辽阔，用人取＋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０５作者简介：李星云（１９５８一），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力资源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

１２７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新的需求。

《史记・陆贾传》记载，西汉高祖刘邦不喜欢儒生，未得天下时，常对儒生不礼貌，将人家的帽子拿来溲溺其中，后来得天下后也积习难改，一次骂大夫陆贾日：“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高帝不怿而有惭色”。

…”””’这个故事说明武力虽能打得天下，但却不能治理天下，从而要文武并用。

高帝之后，文、景之世，先有吕氏之变，后有七国之乱。

文帝好刑名，景帝不好儒，而窦太后好黄老，在很大程度上均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至汉武帝时，社会比较平稳，因此需要用儒术来使社会安定，同时也能为他歌功颂德。

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下令让二千石（中级官员与地方官员）举孝廉。

这就是汉代举士的开始，后来便逐步推行开来，名目也很多，如贤良、方芷、直言、孝廉、茂才等。

但举孝廉、茂才的比较多，这两者均是指人的行为、才能。

茂才即秀才，东汉避光武讳将秀改为茂字。

茂才高于孝廉。

如董仲舒、公孙弘便是因贤良的对策而获用的。

到东汉时，所举名目更多，大多数名人、名臣均是由孝廉、茂才举荐上来的。

如袁安、左雄、李网、杜乔均是由举孝廉上来的，杨震是举茂才上来的。

东汉诸帝，大多重视文化，重视用人与取士。

史载，光武帝本身便是儒生，他曾于长安，受尚书，且略通大义。

他当了皇帝后，便起用了一些宿儒，委以要职。

《后汉书》记载，建武七年，下诏天下，命“公卿、司隶、卅Ｉ牧，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遣诣公车，朕将览试焉。

…２“…所谓贤良、方正，是指一些有德行和学术的人。

到章帝建初元年三月己巳，诏日：“每寻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畎亩，不系阀阅，敷奏以言，则文章可探；明试以功，则政有异迹……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国（笔者注：汉管制，地方有郡和国两种，郡为太守，国为相）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

””““”由此说明，当时选用人才，注重实际，只要能办事，写好文章即可，不必问门第和履历，这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因此，不少优秀人才也便应运而生，形１２８成了一个良好的局面。

顺帝阳嘉年间，尚书令左雄，以为荐举有些太滥，因而上书作年龄限制，规定举孝廉要满４０岁以上，而对茂才异行的可例外，诏从之，并南此开始严格执行。

东汉用人取上，有一个方面很值得重视，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正是南于这种取士制度，使东汉时期涌现了许多有着崇高德行、气节的名臣与高士。

如袁安、杨震、李固、杜乔等。

孟子曾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这种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均有着不同的体现。

这种举士制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可行的，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首先要经过地方官员的荐举，如东汉时的王符，他虽有大才，但地方就是不荐举他，所以他便做不了官；然后由管取士的太常与尚书考核，合格才行，而且这种荐举的人数不多，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后来新的制度所代替。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文化高度发展的一个时期，形成了许多规章制度，为后世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从中国的历史来考察，东汉时期的风气，可说是中同古代最好的时期之一，这种风气，上可承接“三代”与“春秋”，下可传承于唐、朱、明、清，对当代也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

三、唐宋唐代在用人取士方面，一是岁举，也即常举，名目比较多；另一是制举，由皇帝按期命礼部取士，科目范围相对窄些。

据《旧唐书》记载，自初唐四杰以后，大部文人均进士出身。

如宋之问、沈铨期、贺知章、张九龄等，都是高宗与武后时的进士。

所以，唐代的取士，从个别的荐举取士，到经礼部集中考试取土；从名目众多的科日归结到几科，既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发展、进步。

自此以后，这种办法便越来越完善，一直沿袭到后世。

唐代取士很严格，参加人数不少，但中试的坷ｊ多。

据《新唐书》记载：“文宗大和八年，礼部当取士三ｆ‘人，而诏云：‘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

”“““”’另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宋神宗时，大臣王琏上书奏口：“唐自贞观迄开元，文章最盛，较艺者千余人，而所收无几，咸亨、上元（笔者注：均为高宗年号），增其数亦不及百人……”［５】…”’这几朝，均是唐代比较旺盛之时，但所取土人数均很少，反映其重质量之举。

到文宗时，情况已大不如前，取士有所减少，但仍重质量，决不滥竽充数。

唐代取士的考试内容，主要是诗赋，但实际上还要作策论。

因此之故，唐诗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唐代虽重视文化，重视教育办学，也重视与尊敬文人，但却不给予大的官位。

唐代的一些名臣，贞观中的房、杜，开元中的姚、宋、张九龄，宪宗时的裴度，他们均不是因诗文而是因政事当上了宰相的。

李绅、元稹也是诗人，但也不是因诗名而取相的。

考察一下中国历史，历代王朝都将政事放在首位，推重功业而轻文事。

道理很简单，占人重德行、重功业而以文为次，即所谓立德、立功与立言。

『酊立青之中，又先经术而后文艺，所以，虽萤文取土而却将文学列为下科。

宋太祖开围以后，便确定“兴文抑武”为其国策。

《宋史・文苑传》序日：“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焉。

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人之权，宋之守文，端本于此。

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Ｅｔ增。

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莫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此序是对宋代以文治国的一个高度概括。

从北宋到南宋，基本上奉行这个政策。

其治道既不Ｉ司于汉代，也有异于唐代。

据《宋史纪事本末》所记，太祖“建降元年，赐贡士杨砺等十九人及第，自是岁岁贡举……”“开宝三年正月，诏民五千户，举孝弟彰闻德行纯茂者一人，奇才异行不拘此限……”［６］（“”４’还规定，凡内外职官，布衣草泽，皆得充举……。

这些规定与措施，符合广大上子的需求，打破了以往取士偏重门第的陋规，为・些贫苦而有志之士，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宋代的一些名臣如吕蒙正、范仲淹以及欧阳修等，出身均很贫寒，由于其苦学，而能得中进士，最后成为名臣。

宋代取土基本上是进土和诸科（含经礼史法等）这两种形式。

相比之下，进士高于诸科，进士出身的人，许多人都能进入高层，有的做了宰相、参政（笔者注：副宰相）；而诸科大多仅能作一般官员。

太宗淳化三年正月，诸道贡举人达一万七千三百人，是历年较多的一次。

三月，用糊名办法考校，覆试合格进士，得进士三百零二人，井赐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

后又覆试诸科，擢十百八十四人并赐及第，一百八十人赐出身。

两者合计，达一千二百多人。

…‘“’后来到真宗、仁宗时，人数有所减少，并逐步形成了一个制度，诏限取四百人，以惩其弊。

但因其弊已长，积重难返，故实际取士，大多超过了四百人。

宋初所取士，不仅数量之多，而质量大多亦很高。

一些命世之士，便在此大潮中应运而生。

但这些人大多是宰相之材，很少有将帅之略。

其中仅范仲淹、韩琦等少数人懂武略，这便是宋初重文轻武政策的反映与结果。

这些文人大多有治国之才，而少安邦之能；只善于治内，而难以御外，结果使宋代国力孱弱，御外不力，常受外族侵凌，自始至终，一直处于挨打的地步。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从唐代开始，用人取士已逐步走向规范化，从两汉的个别荐举（举人），一跃而进入“举进士”，并由国家经考试合格“成进士”。

所以进士名称自唐始。

由“举人”到举“进士”，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多，在质量上也有所保证。

到宋代便更为完善，基本上实行了由国家统一考试而取士，并规定年度与科目，此即后来所说的科举ｒ。

四、明清明太祖崛起布衣，奄奠海宇，纬武经文，为两汉及唐、宋诸君所未有。

《咀史・选举志》记载，明初规定“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府州县学诸生人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Ⅲ…。

这项规定使明代学校发展到唐宋以来的一个新高度。

与此规定相联系的是，府州县学按时向太学贡人，再由政府从太学中选择一些人去做官，或经考试合格后为进士再去做官。

有时因各方急需要人，便不经考试，直接１２９从这些国子监的太学生中选人。

这种不次用人的做法，是历代所没有的，由办学之盛导致取士之盛；由取士之盛又促进学校的发展。

明初虽间行科举，但一般是太学生与荐举人才参用。

总的来说，荐举盛于国初。

由于明太祖起自布衣，一些起事、随从者，大多均为武人，因而深感文人之缺乏。

故下金陵即辟儒士范祖干、叶仪；克婺卅ｌ，召儒士许元、胡翰，日讲经史治道；克处州，征宋濂、刘基、章溢、叶琛。

乃于建康创礼贤馆，于是天下俊秀者均络绎以进，于是皆封以官或分封各地，对划基等少数人留帷幄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