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真相

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真相

本文摘自：光明网，作者：万明，原题：《张献忠江口沉银真相》

2015年底以来，多家报刊以四川江口考古新发现为题，对张献忠江口镇沉银作了大规模报道，进一步坐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事件，掀起了探索沉银之谜的又一波热潮。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是重要学术取向，问题是张献忠为什么会有大量白银沉于江口？江口沉银是一个表象，值得追寻的是那背后关乎张献忠成败的历史真相。

白银货币是一把双刃剑，加速了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的进程，激化了社会矛盾

2005年江口古镇岷江河道出土明代银锭，其形制与堑刻铭文都表明是崇祯时期征解的税银。江口所沉的这些税银，有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学界论及明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有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赋税加派、灾荒频发等等，但是迄今鲜少关注到明代白银货币化的问题。追寻历史，白银从贵重商品最终走向了完全的货币形态，即货币化，是在明代。大规模使用白银，是明代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发展到晚明，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白银货币不仅是财富的象征，而且成为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

明初推行宝钞，禁用金银交易，白银不是合法货币。自14世纪末开始，随着民间用银、官方赋役折银，白银货币极大地扩展，15世纪末白银货币化在社会内部的膨胀，促使出现了海外贸易热潮，使得货币和财产进一步活跃了起来，唤起了人们新的更大的白银货币需求。嘉靖年间，白银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已经占据主币的地位。此时，一方面出现了国家财政上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社会上从皇族到小民都有对于白银的需求，日益增加的全社会的商业性行为，正说明了无论从国计还是从民生都存在着对白银的大量需求。16世纪全球化开端，这种中国社会内部产生的巨大需求形成与全球的互动，导致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我们切不能忘记，此前伴随白银货币化过程的，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赋役改革——从折银到征银，这是明朝赋役改革有别于历朝历代的根本特征。发展到张居正改革，核心是财政改革，改革存留于世的两部重要文献《万历会计录》和《清丈条例》，证明

了白银货币成为国家财政体系主体的趋向，表明中国古代两千年以实物和力役为主的国家财政体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财政体系转型，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赋役国家向近代赋税国家的转型。

在中外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明代中国国家转型开端，货币经济化急速发展。白银货币成为一把双刃剑，无疑加速了明朝政治腐败、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的愈演愈烈，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冲突的升级。白银货币成为社会财富的集中代表，无形中使贪污更为便利，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12057800两，白银259583600两。明后期财政货币化，赋役货币化，军饷货币化，到处都要银子。白银对于王朝存亡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显现，而明末农民战争是对聚敛白银财富的明朝腐败政治的荡涤。

张献忠建立政权，军饷等费用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所得，打击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条重要线索

江口沉银的大量白银源于何处？从已发现银锭铭文可知，江口银锭实物是大西军转战湖广、四川等地获取的。晚明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腐败，皇族勋戚、贪官污吏利用政治上的特权，大肆搜刮和积聚巨额的白银财富。皇室、勋戚和官僚豪绅的私有土地——皇庄和庄田急剧膨胀，“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明宗室的人数大约以30年翻一番的几何级数增加，明后期数以万计的龙子龙孙的禄米，成为国家财政和地方开支的严重问题。藩王宗室的禄米和赐予的庄田，大多通过加派赋税来实现，庄田遍布地区成为社会矛盾突出的地区。追踪张献忠白银的来源，他建立政权，军饷等费用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所得，打击明朝藩王宗室是一条重要线索。

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攻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是襄王的王府所在地，军需饷银，聚集在城内。张献忠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下令没收襄王宫中的全部财产，并“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楚王在武昌累世搜刮，聚集了大量财富，每年庄田租银就多达21300两。大西军到来之前，省城的文武百官曾齐集楚王府，向他借银作为军饷来守城，楚王却只是令人搬出一把洪武年间分封诸王时的裹金交椅，说：“此可佐军，他无有！”张献忠入武昌后活捉了楚王，“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见到王宫中众多金银财宝，他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楚王扔入河中。

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攻克重庆，处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的20000顷庄田，一直是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取得租银的。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蜀王凭借政治势力，霸占大量跨府连县沃土，积聚了惊人的财富。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300多个王庄，每天由一个王庄提供“王膳”，一年才轮换一遍，“富无与比”。万历年间，蜀王府庄田已经占有都江堰灌溉的11个州县土地的7/10。当大西军进川时，这位富有的末代蜀王朱至澍还舍不得出银子，居然说自己没有积蓄，仅有承远殿一座可以卖了充饷。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攻下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政权。朱至澍和王妃投井死，张献忠将蜀王府改称皇宫。

大西政权未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未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张献忠徒有大量白银，只落得江口沉银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

清军入关后，大顺三年九月，迫于形势，张献忠率众50万退出成都，准备移师陕西。十一月七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坡与清军交战，中箭身亡。此后江口沉银传说广为流传，直至21世纪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而留给我们的是国家转型与农民历史命运的沉重话题。

崇祯十六年在湖南长沙，大西政权曾发布檄文，宣布“钱粮三年免征”。所谓“钱粮”，在万历年间全国清丈田亩统一征银、明朝财政体系发生从实物与力役为主向以白银货币为主的重大转型以后，基本上是白银的代名词。张献忠一路转战，获取了大量白银财富，为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权提供了经济保障。但是定都成都以后，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费和政府开支，另一方面“三年免征”，大西政权也就不可能建立正常的财政税收制度。财政是政权存亡的命脉，在文献记载中，我们看不到大西政权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看到的是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依靠没收官库和打粮来获得。这样一来，尽管张献忠严控财富，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私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并铸造了“大顺通宝”，但是大西政权不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坚实的财政基础；打粮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张献忠徒有大量白银，只落得江口沉银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