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幼儿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如皋高等师范学校祝伟抚养后代，可以说是出自人类的天性；而教育后代，则出自人类对教育价值的认识。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一些思想家、教育家提出了关于胎教和儿童家庭教育的宝贵的幼儿教育思想，其中的某些思想对现在的幼儿教育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一）基本概念中国古代幼儿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

以往的一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就大体上是一部儒家教育思想史；而其他学派的教育思想就被当中依附于儒家教育思想主干之上的一个分枝而得到容纳，或者就干脆被排斥在教育历史发展的主线之外。

这里尽量做到兼蓄并收。

中国古代的“幼儿”与“幼儿教育”与现代的概念不同。

现代由西方传入的“幼儿教育”或者“学前教育”概念特指儿童在3岁以后直至入小学之前所受的教育，并且常指的是正规的学校教育。

中国古代对幼儿年龄的上限规定较晚。

“幼儿”：“人生十年曰幼，学。

”《礼记·曲礼》。

汉郑玄注：“名曰幼时，始可学也。

”即从初生到10岁出外上学这个年龄段称为“幼”。

但古籍的记载不一致，一般的说法是8岁。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曰：“人生八岁，则至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

”这里所讲的“幼儿”是一个广义概念，是从初生之时到8-10岁外出就学。

“幼学”，即幼儿教育，就是特指外出就学之前所受到的教育。

中国古代的“幼儿教育”，是需要用模糊语言来加以描述的概念，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教育对象广泛，包括社会全体幼儿年龄阶段以内的儿童；第二，教育途径涵盖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把幼儿置身到一个庞大的社会课堂之中，内容十分广泛；第三，在教育方式上，相对地注意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包含了一定的自然性和趣味性。

需要注意“相对”一词。

实事求是地来看，中国的教育一向较少地注意个体的自在意识，而片面地强调集体和国家，在教育过程中总是出现“去个性化”。

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有时也考虑到个体之间在水平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并提出了“因材施教”等有意义的教学原则，但实际的目的还是取消这种差异，把每个人都塑造成封建统治阶级所规定的标准模式。

这一点在普通学校教育中，尤其突出。

同普通学校教育相比，幼儿教育较多考虑到了幼儿的心理特征，并采用了具有形象性等特征的教育方式，如：游戏、儿歌、玩具、舞蹈等形式，寓教育于娱乐之中。

而且，由于幼儿教育的范围不受地域、时间的限制，因而为儿童成人提供了较多的自由选择的时机。

儿童在这种比较自然的机会中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和天才，而成人也利用这种机会或者施加影响，或者发现儿童的特长。

在普通教育史中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同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相比，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教育形式，而这个形式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它在一定限度内相对摆脱了封建正统观念的约束，获得了一些自由活动的余地。

当然，这种自由的余地是很有限的。

（二）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史中国幼儿教育史是中国幼儿教育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

1．原始社会幼儿教育：原始社会的幼儿教育以“社会公育”为其特征，即不“独亲其亲，独子其子”。

2．奴隶社会的幼儿教育：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幼儿教育从公育变为家事，教育内容逐渐丰富、复杂，奴隶社会就具有明显的阶级性。

3．封建社会的幼儿教育：幼儿教育发展到封建社会阶级性越来越明显，并且形成了从选择配偶、胎教、慈幼到家教的家庭教育体系，封建教育形成以封建制家庭教育为特征的我国古代教育的特征。

4．近代幼儿教育：清朝的教育改革政策：1904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又叫癸卯学制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把幼儿教育纳入教育体制中来。

提出家教、蒙养合一的问题，并产生了幼儿教育机构。

5.近代在幼儿教育史上出现了探索幼儿教育中国化、科学化的代表人物，如陶行知、张雪门、陈鹤琴等一批著名的幼儿教育专家，他们的幼儿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指引了当时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中国的幼儿教育进行发展和改革，使中国的幼儿教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二、中国古代幼儿教育的主要经验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包括学校教育以外的多种教育形式，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王孙贵族的宫廷教育，以及妇幼关系和妇幼保健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慈幼和胎教方面），还包括幼儿游戏和神童教育等方面，其中最能体现其思想价值的主要是重视胎教、慈幼、家庭教育和游戏这几个方面。

（一）胎教重视胎教。

我国古代，极为重视胎教作用的，把胎教作为培养圣明君主、理想后代的重要手段而予以认识和研究。

据《列女传》记载，早在距今三千多年以前的西周时期，周文王的母亲就对周文王实行了胎教，因而周文王聪慧明圣。

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曾经立下了实行“胎教”的规矩，要求对孩子从小就加强教育。

他的观点是，人都是由胎胞生下来的，在胎里出了毛病，生下来也就无法教育，因而胎教是第一重要的。

《黄帝内经·素问》指出父母酗酒，不但对自己的身心有害，而且对后代也不利。

陶渊明平时嗜酒，到晚年觉察到子女鲁钝，认识到“盖缘于杯中物贻害”，但悔之已晚。

重视养胎。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养胎的作用，把养胎看作是胎教的基础。

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其所著《千金方》中列养胎专篇，论述养胎的重要性和养胎的方法。

文中说，胎儿日月未满，阴阳未备，脏器骨格都未形成，所以自受孕时起一直到临产，孕妇饮食居处处处都要注意。

明代医学家万全在《广嗣纪要·养胎》中也说：“妇人受胎之后，最宜调饮食，淡滋味，避寒暑，常得清纯和平之气以养其胎元完固，生子无疾”。

胎教和她胎养的方法很多。

1.注意孕妇的精神因素古代胎教学说认为，妊娠期间的孕妇健康十分重要，直接影响到胎儿的健康，而孕妇的健康和其精神因素有很大关系。

万全在《广嗣纪要》中说：“受胎之后，喜怒哀乐，莫取不慎。

”孕妇要注意自我心理调节，保持心绪和顺，心境平和即胎教，过激的情绪危害很大。

因过喜而伤心则气散，怒则伤肝而气上，思则伤脾而气郁，忧则伤肺而气结，恐则伤肾而气下。

母气既伤，子气亦应，未有不伤者。

其母伤而胎易堕，其子伤则脏气不和而多病，象盲、聋、哑、痴呆、癫痫等皆是由先天不足所致。

万全说：“子在腹中，随母听闻。

自妊娠之后，就要行坐端严，性情和悦，常处静室，多听美言，令人诵读诗书，陈说礼乐，耳不闻非言，目不观恶事。

”这样则“生男女福寿双全，忠孝贤明。

”闻听诗书，奏着琴乐，现在的胎教依然提倡。

2.注意日常饮食古代胎教学说认为，注意孕妇的饮食，以利于胎儿的生长发育，饥饱适中，过饥过饱“皆能令子受患”。

过饱，会增加胃的负担，还会压迫胎儿。

过饥，会使胎儿营养不足。

孕妇要“不食邪味”，“五味之食则节之，勿食肥甘之味”。

还要注意孕妇用药，胎盘有通透性，一些药物可由母体胎盘而进入胎体，而胎儿的解毒能力差，排泄能力低，极容易使胎儿中毒。

3.注意环境影响孕妇要注意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多接近有利于胎儿发展的环境。

《千金方·安徽养胎》提出，胎儿“禀至未定”、“逐物变化”、“外象而内感”，因而，外部环境的各种影响都会通过母亲而波及到胎儿，即“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得热俱热，得寒俱寒；病则俱病，安则俱安”。

所以古代胎教学说十分强调创造一个有利于胎儿发育的适宜环境，居处清静。

因为胎儿感其善则善，感其恶则恶，因此要“常处静室，多听美言”。

“居处简静”也是为了多方育养，防母子受伤以保胎。

4.注意劳逸以节妇女在妊娠期间要注意休息，避免过劳，但不要睡得过多。

“不为力事”，不要从事重体力劳动，适当的轻度的活动、劳动与运动仍是必要的，可使其血流通畅，有利于胎儿的健康成长。

总之，孕妇只有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保持良好的情绪并辅之以知识、音乐、道德的陶冶与教育，才能“生子聪明，才能贤德过人”。

古人对孕妇健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孕妇“勿登高，勿临险，勿独初暗室，为了实行胎教，妇妊子者，戒过饱，戒多睡，戒暴怒”，现在依然很有意义。

由于中国古代的胎教思想还涉及到胚胎学、营养学和生理学等理论，所以其知识面之广，学问程度之深，是其他学科无以伦比的。

（二）慈幼之道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建立在“慈幼”的思想基础之上。

“慈幼”即爱护儿童，这既是儿童本身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

韩非认为，慈母对于幼子所表现出的慈爱之情，体现为对于幼儿的某种期望，期望就是“务致其福”，期望幼儿将来身体健康、万事吉祥，“事除其祸”。

还有，“不疑生于慈，故曰慈故能勇”，这个“勇”是母亲为了孩子的一种果敢无畏的品质。

1.“慈爱”与“溺爱”的关系在家庭幼儿教育的一般实践中，母亲对于幼儿的慈爱之情所引起的作用，确实是很难被代替的。

但是，如何区分“慈爱”与“溺爱”之间的界限呢？韩非提出了“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意思是慈母虽然对于幼子慈爱至极，但如果放弃了教育的责任，则等于将幼儿置于死地，这种“爱”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爱，就如同婴儿有病不予治疗，就会加重病情。

宋代学者袁采的慈爱之道爱子与教子之间的关系，在唐宋以后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这方面，以宋代学者袁采和他所著的《袁氏示范》最具有代表性，比较全面地论述了父母的慈爱之道与教育子女的关系，并对这一类关系中所包含的生理、心理因素作了具体分析。

这在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袁采和的观点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贵求反思。

他认为，人当婴孩之时，爱恋父母至切，而父母在儿女儒婴之时，也慈爱之深，抚育无所不至。

人既长之后，则情分稍疏。

父母欲得子女的孝敬，必先求尽其慈，反求于心，思其所为是否有愧于心：其责于子孙者，是否也是自己从前为人之所事亲之道？儿子女则请在“观人之抚育婴儒，其情爱如何，终当自悟”。

曲爱妄憎。

袁采认为：父母对于子女常有“曲爱”与“妄憎”之过。

当子女婴儒之时，父母爱忘其丑，恣其所求，肆其所为。

幼儿无故号叫，也不知禁止，反而怪罪保姆；欺凌同辈，也不知戒约，反而归咎他人。

曲护其短，日渐月渍，养成其恶。

此为父母“曲爱”之过。

等到子女年龄渐长，爱心渐疏，则子女微有疵失，遂成憎怒，如遇亲故，又妆饰巧辞，历历陈数，断然以大不孝知名加之，而子女其实并无此罪。

这是“父母妄憎之过”。

爱子贵均。

袁采认为：人家兄弟不和，或至于破家者，大多由于父母爱憎之偏。

衣服饮食，言语动静，“必厚于所爱而薄所憎”，因此，见爱者意气日横，见憎者心不能平，积久之后，遂成深仇，“所谓爱之，适所以害之也。

”父母如能“均其所爱”，则兄弟自相和睦，可以两全。

袁采还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一般父母爱幼憎长的原因。

认为：“当子女一二岁之时，举动笑语，天真可爱，自得人怜，虽他人尤爱之，何况父母。

到五六岁时，恣性啼号，多端乖劣，或损动器用，冒犯危险，凡举动言语，皆人所知恶，又不受训诫，故虽父母亦深恶之。

”作为父母则应当认识自我情感的转移给子女所带来的影响，稍事回转，不可任意而行，以免使长者怀怨，幼者纵欲，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

袁采对父母慈爱情感意识形成和变化过程中所包含的心理因素做出了比较精辟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