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质之争”的深层原因
由“仁”与“质”“文”之关系再探“文质之辨”
由“仁”与“质”“文”之关系再探“文质之辨”作者：陈洪杏刘娜来源：《理论与现代化》2017年第02期摘要：“文质之辨”涉及“人”与“文”的张力，乃涵摄《论语》全书精义的又一重大分辨。
文章结合“仁”与“质”“文”的关系，从理想的君子人格的养成和良善社会风尚的培壅两个角度，再度探询了“文质彬彬”的确切内涵、致取之途。
一方面，就理想的君子人格的养成来说，所谓“彬彬”，意味着每个人身上“仁”的端倪（“质”）经由种种人为之“文”的润泽而达到相当高卓的境界（“文”“质”互成而至无过不及）；另一方面，就社会文化风尚的培壅来说，所谓“彬彬”，则是意味着百姓身上那点“仁”心（“质”）受到为政者的种种引导和教化这一“文”的熏陶，结果社會风气的良善臻于醇化（“文”“质”互成而至无过不及）。
关键词：君子人格；社会风尚；文质之辨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2-0060-07“文质之辨”关乎理想的君子人格和社会文化的培壅，涉及“人”与“文”的张力，乃涵摄《论语》全书精义的又一重大分辨。
不过近代以来有代表性的注疏大多仅注意到“文质彬彬”与君子的关联，至于文质彬彬的确切内涵、致取之途及与社会风尚的关系则属意未深。
这里拟由反省这段注疏史以对这一分辨再作探究。
一、“君子”说、“历史嬗替”说、“仁”说刘向《说苑》记载了一则饶有兴味的故事，其谓：“孔子见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
弟子曰：‘夫子何为见此人乎？’曰：‘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
’孔子去，子桑伯子门人不说，曰：‘何为见孔子乎！’曰：‘其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
’” 儒道两家通而不同的致“道”宗旨趣味，从这个小故事可见一斑。
孔子重“质”，孔子亦悦“文”，其所欲造就的是质美文盛的君子。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论语》里众多谈文、谈质之章句的眼目。
何晏采包咸之解注此章谓：“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彬彬，文质相半之貌” 。
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中国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一、中国翻译史上文质之争进程中国传统文学以诗词作为正统的体裁，看中的是其所缔造出来的意境和表现出来的文采，故而其能用少量精炼的词语体现其文采。
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频繁，以及现代各国在文化领域方面博采众长的需要，对于原文应该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翻译，中国的译者提出不少重要的观点。
（一）古代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直译和意译之争，最早被称为文质之争，关于它的讨论始于初期佛经翻译。
成书三国（约公元 224 年）的《法句经序》中有维祗难和支谦关于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的最早记载。
以维祗难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佛经的译文表达应用质朴的语言，避免过多修饰。
这一些人被认为是质派的代表。
而以支谦为代表的学派则持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因天竺语和汉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从而强调出佛经翻译的困难之处。
他在赞赏先前学者能够在读懂天竺原文的基础上将其译成汉语的同时，又对译文中的语言表达问题提出了异议。
在他看来译文中胡汉夹杂，音译与直译交互使用，语言表达不够优美，用词过于朴素。
支谦倡导有文采的译文文本，属于文派。
在初期的佛经翻译时期，文、质两派都具有各自的优劣之处。
质派的学者能充分领会到原语中的内在意思，但是他们在行文的过程中，译文的表述过于僵化、意译晦涩难懂，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而文派学者则关注译文表达的文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翻译质量进行了提升，但因过分讲究句式的优美而对原文进行了过多的删减，使得原文的意义难以在译文中重现。
在《法句经序》中，支谦将文、质两派的观点记录在案，并简单说明了当时争论状况。
但并非要彻底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
另外，因为佛经翻译之时尚处在我国翻译思想发展的雏形阶段，任何人无法也没有能力将文、质两派之间的矛盾妥善解决。
自《法句经序》出世后，文、质两种译法的争论依旧继续，它只是为这一长达千百年的翻译策略问题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记录了中国翻译历史发展的佛经翻译的阶段。
（二）近代文质之争继续近代的严复提出“信、达、雅”翻译三原则，虽然“信”为第一要义，但“雅”却是更高的追求。
文与质(中国古代文论)
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26-02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3、形式上强调“辞达”。《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意思是说，文学作品的语言只要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即可，反对超出达意需要的浮词艳藻。表面上看来，孔子似乎对文学语言的要求不高，不重视文采。但实际上，孔子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情欲信，辞欲巧”，“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可见，他是重视文采的。因此，辞达绝非简单地忽视形式，其要求是很高的。
书法中“文质”的辩证关系
书法中“文质”的辩证关系作者：白雪来源：《大观》2015年第09期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孔子的文质思想。
孔子认为“文”与“质”是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的关系，文采和形质同等重要。
这种文质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运用与实践，在文艺领域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然自文质观产生以来，在中国文论及艺术领域当中就一直有着孰轻孰重的争鸣，书法艺术中的“文质之辩”亦是如此。
虽说是老话旧论，笔者认为尚有重述的空间，故将文质关系整理如下，一点拙识，望方家斧正。
一、质是文的必要前提唐代张怀瓘《六体书论》言：“古质今文，世贱质而贵文，文则易俗，合于情。
深识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质而后文也。
”“质”崇尚风骨，“文”乃姿态之意。
张怀瓘的观点是很明确的，先质后文，这是一种类似于“出水芙蓉”的自然之美，注重书家们意趣的抒发和情感的流露。
如冠以“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是颜真卿深痛悼念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侄儿颜季明的祭文草稿，故黄庭坚《山谷题跋》说：“鲁公《祭侄季明文稿》文章字法皆能动人。
”这是其感情的自然流露，更是书法技法的自然流露，完全不加修饰。
这种境遇和向皇帝上奏折时的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的。
通篇随着感情的起伏不断节奏忽缓忽疾，体现在纸上便是形态的倾侧变化及格局的疏密交织，这不啻是最有说服力的“先质后文”的典范。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中国的哲学思想及特殊的民族地域模式来看，“大象无形”、“大味必淡”等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命题也影响着文质之争。
王羲之的《兰亭序》满篇皆是飘逸清新之笔，是书者处于祥和安逸的愉悦之境，绝非故作安排和设计，这正是“淡”的表现。
再如众多不知书家的篆隶碑刻，尚有“天然去雕饰”的天真朴茂，欣赏者们亦能拿捏出作品中沉重的分量，体现对“质”的追慕与赏识。
从当代角度观之，人类文明程度越深，人的本性失真将越多。
《陈方既论书法》中提出：“当书法成为迎合世俗趣味，图取虚名的手段而没有天真自然的情意流露，会引起人们审美心理的逆反。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与“质”的论争
出 的理 论 观 点 ， 以 看 出 他 们 在 重 视 文 学 的 教 化 功 能 的 同 可 时 ， 没 有 忽 略 文 的 存 在 ， 们 把 文 学 的政 治功 效 与 文 学 的 并 他 审 美 功 效 结 合 在一 起 ， 得 文 章 在 外 在 形 式 ， 言 华 丽 的 基 使 语
础 上 更 好 的 表 现 文 章 的本 质 内容 。 而 墨 子 的 文 章 则 是 脱 离 了 文 的 华 茂 ， 现 出一 种 质 朴 体
书》 中所 提 到 “ 仆 大 质 已 亏 缺 矣 ” 质 ， 是 朴 实 ， 文 相 若 的 便 与
反 的意 思 。 此可 以看 出在 古 代 文 学 当 中 ，质 ” 向 表 现 为 由 “ 趋 作 品语 言 的 质 朴 ， 式 简 洁 。在 思 想 上 ，质 ” 是 体 现 载道 形 “ 更 与教 化 相 结 合 的 社会 功用 方面 的意 义 。 同时 ， 正 是 在 这 两 种 不 同 的创 作 观 念 中 产 生 了重 文 也 与重 质 这 两 种 文 学倾 向 。
的词彩。 从 孔 子“ 质 ” 曹 丕 的 “ 道 ” 再 到 王 充《 衡 》 所 提 文 ， 载 ， 论 中
之 意 ，易 ・系辞 》 中有 其 旨远 ， 辞 “ ” 词 ， 有 华 丽 《 下 其 文 之 便
之 意 。 孟 子 ・ 章 》 也 提 及“ ” 一 说 ， 里 除 了指 偏 于 《 万 上 文 这 这
基 础 对其 的影 响 。从 孔 子 时 期 ， 魏 晋 前 期 ， 到汉 朝 的前 到 再
、
从“ 质 相 合 ” “ 朴 之 词 ” 文 便 在 《 语 ・ 也 》 论 雍 中提 出 ， 质 胜 “ 文 则野 ， 胜 质 则 史 ， 质 彬 彬 ， 后 君 子 ” “ 质 ” 观 文 文 然 的 文 说 点 ， 认 为 “ 章 的 内容 胜 于 词 彩 ， 过 于 质朴 。 章 的 词 彩 他 文 则 文
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
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本文通过对“文”“质”之争产生原因的阐述，对其派别和特点作了初步的探讨。
下面一起来看下!佛经翻译史上的“文”“质”之争篇1一、引言翻译是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的翻译高潮，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翻译理论家，翻译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而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作为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起自汉魏，盛于隋唐，续至宋元，有深远的影响，很值得挖掘与探索。
初期的佛经翻译常用“文”与“质”作为衡量译文的标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成为“文”、“质”之争的内在辩题。
在当时称为“质直”和“文饰”两种倾向，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直译”与“意译”。
自东汉至唐宋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理论主要是就直译(质)还是意译(文)的问题展开了论战。
二、“文”“质”之争形成的原因佛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盛行为佛经翻译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从而引发了理论上的“文”“质”之争。
佛教在中国文化史上源远流长，早在公元65 年前就传入中国。
统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想方设法利用宗教来压制劳动人民。
所以佛经一经传入，便首先在统治阶级中传播开来，并逐步取得了合法地位。
而佛教徒们为宣传其宗教教义，必然要输入印度的佛经经典。
这样，佛经翻译也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理论上的交锋也随之兴起。
因此，倘使没有大量的佛经翻译实践活动，也不会有最初理论上的“文”“质”之争了。
译学理论的发展、译者们自身观念逐渐宽泛及其所受影响、其掌握语言学知识的多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翻译观，从而形成了翻译主张的不同。
譬如释道安自身所处时代属于佛经翻译的草创阶段，主张直译带有其必然性;当时符秦译场的主持人赵政也是采用直译法;主张意译的鸠摩罗什本人精通佛学，又晓汉语，再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论的质量，文美意达，言精旨近;主张直译意译相结合的一代宗师玄奘处于一个佛经翻译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各方面的翻译见解比较成熟，又由于他本人学力的深厚和对于华梵语文的通彻，所以能够熟练而巧妙地对待原本，使译文能言文达旨。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其中最早的一次 ,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
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18 - 19。
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 ,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 ,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
佛经翻译重“文” ,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之争(一 )时间范围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
从狭义上讲 ,“这场争论 ,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 224年” 175。
后来 ,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 ,这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
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
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 ,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 )“文”“质”两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
从整体上来看 ,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 ,到以“文”为主 ,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按时间顺序 ,最先出现的是“质”派 ,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
安清 ,字世高 ,安息国王子 ,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 148年 )抵达洛阳。
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 ,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
“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
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 (公元 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
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 (公元 189年) ,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
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引言：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
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
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
纵观佛经翻译约一千年的历史，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 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
”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1. 支谦（约三世纪）——重文支谦名越，号恭明，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
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
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
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
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
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
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
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
（吕澄）2. 道安（312，一说314—385）——重质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
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
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
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
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
“文”“质”新解
“文”“质”新解作者：熊冰凌来源：《新课程·中旬》2017年第07期“文”与“质”之间的关系与定义，最早出自于孔子。
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用白话文解释是：人的性格过于质朴就显得粗鲁不堪，俚俗浅鄙；人在礼仪上过于谦恭就会显得虚浮轻佻，矜夸不实。
只有质与文的和谐统一，才算得上君子。
这也是孔子对做人所定下的最高标准了。
对人的行为与品行的评说将不作深入探究，现在只就文学作品中的“文”与“质”进行一次探讨。
自孔子提出“文质”之后，后世的文论中最早赋予文质新的含义，始于萧绎《内典碑铭集林序》说：“夫世代亟改，论文之理不一，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
”又如苏轼论陶渊明诗的特点，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
这里的“文”与“质”大多情况下是指文学作品中语言风格范畴的华美和朴质。
也就是从狭隘的角度，阐释了“文”和“质”的内涵。
换句话说，“文”就是指华美绮丽的语言，“质”就是指朴质平实的语言。
之后，进一步拓展了“文质”的内涵。
“文质”指向文学作品中的形式与内容，文学作品风格上（不再仅指作品的语言风格）的华美与朴质。
换言之，有两层含义。
一层是指内容上的华美与朴质；另一层指形式上的华美与朴质。
到了唐代，魏征在《隋书·文学论传》中指出文质二者的特点以及在文学中的不同表现：“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
”“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依然只论说“文”“质”之间的辩证关系，未明晰表达“文”与“质”的具体含义。
现在对“文”与“质”的解释又有不同。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文”是指其选词造句的华丽优美、音韵的和谐、节律的匀称等；而“质”是指作品内在的思想、精神、道德、品格等。
纵观上述几种解释，要么狭隘，要么笼统，都没有指出“文”和“质”的具体内涵。
本文所要探讨的“文”与“质”又分别指的是什么？现在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浅识的阐述，供大家商讨。
首先说“文”，“文”就是“质”的外衣。
指文学作品中的形式和语言风格。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关键信息项1、翻译的佛经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翻译的时间范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3、文质之争的主要观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4、参与文质之争的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5、文质之争对佛教传播的影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6、文质之争在翻译理论发展中的地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7、解决文质之争的主要原则或方法：＿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1 引言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佛经翻译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然而，在这一翻译过程中，文质之争始终是一个核心议题。
111 文质之争的背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其经典的翻译需要在保持原意和适应本土文化之间寻求平衡。
这种平衡的追求引发了关于翻译风格是应注重文采还是质朴的激烈争论。
112 早期佛经翻译中的倾向在早期的佛经翻译中，存在着两种较为明显的倾向。
一种是以质朴为主，力求忠实反映原文的意义，不过多修饰语言；另一种则注重文采，使翻译后的经文更具可读性和吸引力。
12 文质之争的核心观点121 文派观点文派主张在翻译中运用优美的语言、丰富的修辞和流畅的表达，以增强佛经对读者的吸引力。
他们认为，通过华丽的文风可以更好地传达佛教的深邃思想和美妙境界。
122 质派观点质派则强调忠实于原文的字句和语法结构，力求准确无误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他们担心过度的文采修饰可能会偏离佛经的本义。
13 参与文质之争的主要流派及代表人物131 鸠摩罗什为代表的文派鸠摩罗什的翻译风格流畅优美，注重传达佛教的精神内涵，其译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132 玄奘为代表的质派玄奘坚持逐字逐句的精确翻译，以确保佛经的原汁原味。
儒家关于文质关系的讨论
儒家关于文质关系的讨论
儒家学派的关于文质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孔子的《论语》中。
《论语》提出了“仁义之道”，主张以“仁”为核心，只有仁政才能达到“文”的境界，也就是说，文质关系是仁义之道的核心。
《论语》中孔子提出：“文以载道，礼以成德”。
这句话表明，文是载体，载体中蕴含着道德，而礼则是文的具体体现，是文的实践。
也就是说，文质关系是仁义之道的实践。
孔子还提出：“君子之道，贵以正，贱以施”，这句话表明，文质关系是仁义之道的责任。
文是表达仁义之道的方式，而责任则是施行仁义之道的具体行动，文质关系是仁义之道的责任和行动的结合。
总之，儒家学派认为文质关系是仁义之道的核心、实践和责任的结合，是实现仁义之道的基础。
文与质的关系古代文论
文与质的关系古代文论
古代文论是中国乃至亚洲古代文化中的一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学科，它的研究关注的主要是对文跟质的关系，因而古代文论在研究和解读古代文献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古代文论所指的是各种有关文学及其思想研究、文学现象分析、文学理念探讨以及文跟质的关系的学问。
在古代文论中，文与质的关系在其研究的文学内涵和文学现象的分析及探讨中都有所体现。
根据古代文论的观念，“文”与“质”不仅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关系，而且还影响了古代文论的整体结构和正确理解及解释古代文献和文学现象的方式。
从文论的角度来看，文与质并不等同，它们具有精神性和物质性的两个层面，其既有一般意义有特殊意义。
在一般意义上，“文”指文学中的形式，包括言语、文字、文法和修辞等；“质”指文学中的实质，包括内容、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等。
在特殊意义上，“文”指文化精神特征；“质”指文化实质结构。
文与质的关系，就是研究文学中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相关系的关系，它们不仅具有表现性，还有揭示性，文与质的关系也反映了古代文论的核心理念：文有思想，质有规律，文质结合，使文学美感得以实现。
古代文论的研究关注的文跟质的关系，为古代文学的概念性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也给予了对古代文献的正确解读把握文跟质的关系的方法，其研究成果也深刻影响着后世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学实践。
文质之争presentation
“文质之争”的产生
公元224 年（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
夫诸经为法言，法句者，犹法言也。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义致深，译人出之， 颇使其浑漫。唯佛难值，其文难闻。又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 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弗调，译 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 维祗（zhī）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 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 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祗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 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 仲尼 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 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
—— 《法句经序第十三》
“文质之争”产生的原因
• 是佛经翻译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历程决定的。 • 是佛教广泛传播的需要。
• 受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质派主要代表人物：安世高、支娄迦谶、释道安等
安清（安世高） 我国有史可证的佛经翻译第一人, 也是翻译史上最早的质派译家。 特点：“义理明析,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梁皎慧《高僧传》） 总的来说, 偏于直译, 有些译文也有不达之处，如“受”译为“痛” 、“正命”译为“直业治”等令 人费解。
文派主要代表人物：支谦、鸠摩罗什
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其中最早的一次 ,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
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18 - 19。
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 ,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 ,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
佛经翻译重“文” ,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之争(一 )时间范围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
从狭义上讲 ,“这场争论 ,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 224年” 175。
后来 ,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 ,这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
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
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 ,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 )“文”“质”两派“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
从整体上来看 ,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 ,到以“文”为主 ,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按时间顺序 ,最先出现的是“质”派 ,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
安清 ,字世高 ,安息国王子 ,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 148年 )抵达洛阳。
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 ,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
“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
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 (公元 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
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 (公元 189年) ,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
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文质之争——精选推荐
⽂质之争今天⽼师讲了释慧远的厥中论。
厥中论是翻译中的平衡。
提婆于是⾃执胡经，转为晋⾔。
虽⾳不曲尽，⽽⽂不害意。
依实去华，务存其本。
⾃昔汉兴，逮及有晋，道俗名贤，并参怀圣典。
其中弘通佛教者，传译甚重。
或⽂过其意，或理胜其辞。
以此考彼，殆兼先典。
后来贤哲，若9能参通晋胡，善译⽅⾔，幸复详其⼤归,以裁厥中焉。
（提婆：提婆，⼜称圣天。
印度佛教中观派的创始⼈龙树的弟⼦，禅宗西天第⼗五代祖师，狮⼦国（今斯⾥兰卡）⼈，婆罗门种姓，约⽣活于公元三世纪。
以智辩著称，常与外道辩论，后被外道杀害。
）我的译⽂：Then Deva voluntarily translated the sutras into Chinese. Though he couldn't transliterate them all, he didin’t lose the original meaning. He omitted the elabo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 retained the essence of the sutras.Introduced in Han Dynasty and passed on to Jin Dynasty, sutras were studied and translated by monks and celebrities. Among them some people spreading the Buddanism had translated a lot of sutras. While sometimes the elaborations surpassed the meanings, sometimes the reason overweighed the wording. On the basis of the former versions, people covered all of the sutras. If the descendent literati had a good command of Chinese and Sanskrit and were good at translating, they could detail the essence and achieved a balance in substance and elaboration.⽼师的译⽂：.Thus Siddha took the endeavor to translate Sanskrit sutras into Chinese. Although the sounds were not fully represented, the meanings were not impaired. Based on what it was rather than how it was, the original content was conserved. As the Han Dynasty evolved into the Jin Dynasty, eminent scholars made reference to the holy canons. Many of those who were well-informed of Buddhism took to cross translations. In some cases words overbalanced meanings and in others ideas overweighed expressions. Only when making cross-references, they consulted the original. Later scholars, if they were versed in both Sanskrit and Chinese, did good translations. It was fortunate that they retained the quintessence, tailored with the golden mean.通过讲解和对⽐，我的译⽂存在如下问题：1个别语法错误。
《论语》中的文与质
《论语》中的文与质读《论语》，不能不注意儒家对“文与质”关系的论述。
《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按照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
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
”按照我的理解，“文”，顾名思义，是一个人外在的风度，所谓“文采”;“质”，是一个人内在的本性，所谓“气质”。
儒家强调一个人外在风度和内在本性的统一，所谓“文质彬彬”，这是非常合乎儒家“道中庸”思想的。
儒家文质并重，是受到道家批评的。
《论语·颜渊》中，引述一个叫棘子成的话，这个人问孔子弟子子贡：“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棘子成的思想就是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也就是“重质轻文”的思想。
子贡的回答很聪明，他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
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子贡进一步强调了儒家“文质一体”的思想，而且通过比喻将“文”的价值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他说：“假如把虎豹去皮，那么它们和犬羊就没有区别了。
”言外之意，正因为虎豹的斑纹，使它们区别于犬羊。
“文”，怎么可以少呢?但道家不这样看问题。
庄子说，“虎豹之文来畋。
”那意思是说，正因为虎豹有漂亮的皮毛，所以遭致杀身之祸。
假如虎豹没有漂亮的皮毛，猎人们是不会捕杀他们的。
庄子由此引申，做人，也不该有漂亮的纹饰。
人有了漂亮的纹饰，就让自己从众人中凸显出来了，而这是很危险的。
民间不是有“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说法吗?人最安全的状态，是“泯然众矣”的状态，而要做到“泯然众矣”，去掉外在的“纹饰”是重要的手段。
道家讲“明哲保身”，所以反对“文”。
还不止此。
《庄子·缮性》中，对儒家“重文”导致人心扰乱的事实做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应该说，道家对儒家“重文”的批评，还是搔着了痒处的。
中国人的确因为“重文”，有走向虚伪的倾向。
《红楼梦》说王熙凤“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就是这样。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与“质”的论争-精选文档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与“质”的论争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
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
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
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
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
《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
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
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
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
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
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
”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
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
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
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
中古文论中“文质论”的思想渊源与理论旨趣
中古文论中 文质论 的思想渊源与理论旨趣①在中国魏晋到初盛唐的文学批评中，文与质是一对重要的批评概念， 文质论 构成了中古文论的核心内容㊂ 文质论 何以流行于中古文论，其思想内涵是什么，对这些问题，有关的研究已经作出了不少探讨，其中，王运熙先生的有关见解最为精辟㊂②王文指出，在绝大多数场合，中古文论中的文与质是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并非指作品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中古文论 文质论 的核心追求是 文质彬彬 ，即文华与质朴两种风格的中和之美㊂③本文希望进一步探讨的是，中古文论的 文质论 为什么形成这种内涵，其思想渊源和理论旨趣是什么，并在此基础上，对 文质论 何以流行于中古文论并在中唐以后其重要性逐渐削弱的原因作出一些思考㊂通过考察，本文认为，中古文论的 文质论 以 文质彬彬 为其核心追求，这体现出儒家 文质观 的深刻影响㊂儒家文质观的基本精神是追求文与质的协调一致，而如何实现这种协调，在先秦两汉的儒家思考中，主要不是通过在两者之间区别本末，以本末相从的方式来实现，而是在两者并重的基础上，以中和的方式来达成，体现出鲜明的中和论特征；但另一方面，两汉儒家文质观也流露出尚质的倾向，体现出以质为本，以文为质的体现这种本质论的理解方式的萌发，这一思路的发展与孟子哲学和道家思想的影响有一定关系，但并未得到充分的展开，直到宋代儒家心性哲学复兴之后，这一视角才得到充分的阐释㊂中古文论 文质论 的独①②③本文原载于‘聂石樵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㊂王运熙：‘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载所著‘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 240页；‘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㊂参见王运熙‘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㊂特内涵正渊源于先秦两汉儒家文质观侧重中和论的基本精神㊂中古文论 文质论 对儒家文质观中和精神的吸取，体现了将自然之旨与儒家中和精神深入会通的理论旨趣，而从更根本的层次上讲，反映了中古文论在对待文学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问题上，两者并重，不以本末高下其间，而以中和之思处理两者关系的理论倾向㊂中唐以后，文质这对概念之所以在文论中的重要性降低，主要是因为随着儒学的复兴，文论对于作品的精神内涵㊁作家主体的人格境界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地位，有了更突出的强调，其对于艺术形式的探讨，往往最终归本于对人文精神与人格境界的追求，因此其对于文学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认识，流露出向以内容为本倾斜的趋势，而传统以中和论为特征的 文质论 ，在这样的理论变化中，就不再受到充分的重视㊂一 文质 与 中和王运熙先生指出，中古文论中的 文质观 ，在运用文质这对概念时，一般是将 文 与 质 视为 文华 与 质朴 两种语言风格，只在个别的场合，才指向内容与形式这个含义㊂这种用法，直接受到古人修养论和政论中文质概念的影响㊂①王文揭示出文论中的 文质论 与思想史中的 文质观 有密切的联系，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思想史中的 文质观 有很丰富的内容，而中古文论的 文质论 何以着重借鉴以 文 ㊁ 质 为两种风格这一理论内涵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简单回溯思想史中文质观的演变历史㊂质的本义是指事物未经雕饰的状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 质 的意义为 模也，地也，如有质有文是 ‘说文解字“㊂ 朴，木素也㊂ 段注： 素犹质也㊂以木为质，未雕饰，如瓦器之坯然㊂ ②而文的本义则是指对事物的雕饰与文绘㊂文质的本义是本然与修饰，用文质来探讨思想问题，一般质是指本性素质，而文则是指文化礼仪言行的修养㊂先秦时期不同思想学派的文质观各有不同，儒道两家的影响最大㊂先秦儒家的文质观，追求文与质的协调；而道家的文质观则以自然本性为 质 ，以人为为 文 ，因此尚质轻文，强调两者的矛盾与对立㊂中古文论中的文质观，35一㊀唐宋思想史与 诗教 演变㊀①②参见王运熙‘魏晋南北朝和唐代文学批评中的文质论“㊂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㊂是以追求文质的协调为核心精神，因此深受儒家文质观的影响㊂儒家文质观的核心是追求文质的协调，而如何实现这种协调，是个复杂的问题㊂在文质并重的基础上，以中和的方式实现两者的协调，与在以质为本的基础上，协调两者的关系，是十分不同的思路㊂前者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和论的，而后者则可谓之本质论的，在儒家文质观的发展史上，两种思路都出现过，而就大的理论倾向来讲，先秦两汉时期儒家的文质观，主要侧重中和论的方式；这种理解不强调文质之间的本末主从关系，突出的是两者和谐的中和之美，其最常见的表达，是将文质视为文华和质朴两种风格，以中和的方式看待两者的协调㊂‘论语“对文质观的阐述呈现出鲜明的中和论特色㊂它阐述文质，主要着眼于君子的言行修养，将质视为本性素质，将文视为外在的修养文饰；进而引申为将质视为质朴的风格，而将文视为富有修饰的风格，而理想的境界则是这两种风格达于彬彬的 中和之美 ㊂‘论语㊃颜渊“： 棘子成曰： 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子贡曰：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犹犬羊之㊂ 何晏‘集解“： 孔曰： 皮去毛曰，虎豹与犬羊别者，正以毛文异耳；今使文㊁质同者，何以别虎豹与犬羊邪？ 邢昺疏： 此章贵尚文章也㊂ 此子贡举喻，言文章不可去也㊂ 言君子㊁野人异者，质文不同故也㊂ 今若文犹质，质犹文，使文质同者，则君子与鄙夫何以别乎？ ①孔安国㊁邢昺的解释是将质文视为本性素质与修养文饰，认为两者当并重，不当重质而轻文㊂‘论语㊃雍也“中的论述，则更有代表性：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㊂ 何晏‘集解“： 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质少㊂彬彬，文质相半之貌㊂ 邢昺疏： 言文华㊁质朴相半彬彬然，然后为君子也㊂ ②邢昺的疏发挥了包咸的意见，这个解释是将文质视为文华和质朴两种风格，南朝梁时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曰： 质，实也；胜，多也；文，华也；言若实多而文饰少，则如野人；野人鄙略，大朴也㊂ ③又曰： 史，记书史也；史书多虚华无实，妄语欺诈㊂45㊀唐宋诗学与诗教①②③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㊂同上书，第78页㊂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载纪昀编‘四库全书“卷3，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91页㊂。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丝路视野论“文质之争”的深层原因王立欣 邱露露（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河北 秦皇岛 066000）【摘要】文质之争作为中国翻译史上首次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对后来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研究，尤其是翻译方法论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挖掘文质之争对当代翻译学研究的影响和作用，本文通过简要回顾文质之争的发展过程，深入阐明了文质之争发生的深层原因，希翼为中国翻译方法论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文质之争；深层原因；启示一、文质概念的起源和变迁查阅早期汉字的形成发现在商周甲骨文中，“文”字是一个人胸前做了文身，而“质”源于繁体字“質”，原意是事物未经雕饰的初始状态。
文质作为一对概念初次被提出是在《论语·雍也》中，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其中“质”是指质朴的品质，“文”则是指文化修养。
此时的文质指的是做人的标准。
后来孔子在《礼记·表记》提出“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
虞夏之文，不胜其质。
殷周之质，不胜其文。
”这里的“文”是指内心的道德规范，“质”是外在的指礼乐制度。
此时文质的概念已从做人标准延伸到了治国理论。
战国《韩非子·难言》云“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性言，则见以为鄙。
”这是文质概念首次被应用于文章学中，这里的“文”是指语言风格的华丽，“质”则是指语言风格的质朴。
本文探讨的“文”“质”是指对译文的语言风格而言，译文华丽被称为“文”，译文质朴则被称为“质”。
二、文质之争的延革于CNKI共检索到29篇相关论文，其中10篇关于文质之争与翻译思想，4篇关于文质之争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对比研究，5篇关于文质之争的源起与沿革。
据此，文质之争的发展可概述如下。
文质之争始于《法句经序》，支谦首次提到因翻译风格不同产生的争论。
支谦批评竺将炎说“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其辞不雅。
”他的批评引发了以竺将炎、维祗难为首的质派译者的反对，他们引用佛经和孔夫子的言论来维护自己的立场，他们以“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
其传经者，当今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
”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来反驳支谦。
支谦不敢冒犯佛祖和违背先贤圣人之言，便得出“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的最终结论。
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支谦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质派翻译观，但他的译文风格实际上还是倾向于文派。
支敏度评论其译文“颇从文丽”。
似乎是质派在这一争论中取得了胜利，但任继愈却道“质派在理论上获得胜利，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
”随着译经规模的扩大，文质两派的翻译理论也有了许多发展和差异。
在东晋到隋这一时期，典型的文派代表为鸠摩罗什，质派代表则为道安。
鸠摩罗什认为质直的译文“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他主张意译“依实出华”，他的译文被僧肇评价道“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
反之，道安则主张直译，“委本从圣”“推经言旨，唯惧失实”，这一时期的翻译，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是文派占据上风，但文质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再那么尖锐。
东汉末年到唐以来，从支谦与竺将炎到鸠摩罗什与道安，关于文质的争论一直未曾停歇，直到玄奘的出现，这一争论才得到了完美解决。
玄奘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既保留了质派坚持的原文原意，也不乏文派的华丽和文采，是文和质的完美结合。
梁启超认为：“若玄奘者，则直译意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
”玄奘提出的“五不翻”翻译原则和“补充法”“分合法”等翻译技巧，为如何译文达到文质结合提供了指导。
狭义上的文质之争在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文质之争的深层原因（一）社会因素东汉末年，作为佛经翻译的开端，当时社会动荡，政治腐败，那时的佛经并未产生很大影响，也未曾得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只是民间性的活动。
在一些富裕的地主阶级和文化层次高的知识分子的资助下，主要由西域来传教的高僧承担当时的译经工作，佛经的传阅也仅限于少数群体之间。
佛经翻译刚开始时主要以口述为主，因此这时的译文“辞质多胡音”，语言质朴，音译较多，于平民百姓来说颇难理解。
宋赞宁曾在《高僧传三集》中说道:“初则梵客华僧，听言揣意。
方圆共凿，金石难和。
碗配世间，摆名三味。
咫尺千里，觌面难通。
”意思是说，刚开始的时候，西域传教之人口述，中原僧人据其所说揣测意思，因此两种语言之间格格不入，难以调和，意思更是相去甚远。
这一时期便形成了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为代表的“质”派。
到了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更大地传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此时的佛经，不仅在知识分子和皇家贵族之间传阅，民间的普罗大众对于佛经也有着很大的阅读需求，因此以前那种语言晦涩的译本，已经满足不了当时社会的需求了。
除此之外，佛经的广泛传播也使得从事佛经翻译的僧人多了起来，并且有了许多通晓两种语言的僧人。
因此这些人对以前的佛经译本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其中以支谦为代表，批评了以前译文的晦涩难懂并首次提出了“文”和“质”两种不同译文风格的争论。
三国时期，我国文章学正处于汉赋向骈文的过渡期，人们追求美妙的文辞和非凡的想象力，认为文章应该由质朴趋向藻饰。
这一崇尚文采的时俗对刚刚兴起的佛经翻译影响很大，直接催发了文派的产生。
由于当时的文章和诗歌多文雅、语言华美，便形成了一种尚“文”的社会风气。
因此以鸠摩罗什和支谦为代表的“文”派的佛经译本在当时得到了广泛传阅，并深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7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河北红色经典文学作品英译接受度调查研究”（项目编号：HB17YY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60 ·文化交流受喜爱。
从上述两个时期的分析和对比可以看出，引发文质之争的社会因素主要有佛经的传播范围，目标人群以及不同时代的“品味”偏好三方面。
（二）文化因素佛经是文化的载体，因此佛经翻译的过程中也免不了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在翻译初期，佛经作为传达佛祖思想的途径，僧人译者们对其顶礼膜拜，不敢有丝毫逾越，因此造成了质派译文结构颠倒，传意不清，晦涩难懂等缺点。
对于文派行文流畅优美，但原文意思有所缺失和大量删减的现象，质派深表不赞同。
这是文质之争的核心问题所在，直到玄奘的出现，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既完整传达了原意又行文流畅。
除此之外，一些译者对文质概念不到位的认识和不透彻的理解也是造成文质之争的重要原因。
文质具有概念性和相对性。
不同的佛经有着各自不同的风格，本着忠实于原文的翻译准则，将原文的写作风格如实呈现出来也是译者的任务之一。
一些译者只专注于译文的质朴或文丽，忽视了文质的概念性，忽略了原文的行文风格。
东晋高僧慧远曾提出“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
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
”因此，译文应该与原文文体一致，原文文丽则译文文丽，原文质朴则译文质朴。
僧祐也说“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
”他们都认为翻译应该做到文质结合，把握程度，译文既不应偏文也不应偏质。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评判标准。
因此文或质只是相对的概念，不能作为翻译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法。
若以此观点看来，文质之争并无胜者。
慈恩宗便提出文质的相对性，他在评价玄奘译文说“比较罗什那样修饰自由的文体来觉得太质，比较法护、义净所译那样朴拙的作品又觉得很文”。
因此文或质是在对比中产生的。
从上述对不同译作风格和时代的深入探究可以看出，引发文质之争的文化因素主要有文质概念的相对性和佛学严肃性两个方面。
（三）译者因素译文的华丽或质朴与译者的个人风格和能力密不可分，因此译者的个人因素在文质之争中也是重要原因。
译经初期的译者，如安世高（安息国王子）和支娄迦谶（西域月支人），大多是西域人，虽熟知梵文，但对汉语的掌握只是皮毛，多用音译，不加润饰，因此译出的译文艰涩不顺，不合汉语习惯。
支谦在《法句经序》中便曾提出“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
”语言能力的欠缺，会导致译文出现较多错误，并且会使对原文风格的判断出现偏颇。
而且佛经翻译的初期，无丝毫前人经验可以借鉴，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精通梵汉两种语言的高僧，如玄奘和支谦。
支谦本就是来自西域月支国，因此精通梵文，而他又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具有良好的汉语功底。
支谦在《合首楞严经记》中被赞扬“才学深徹，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
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
”唐朝时期的玄奘，作为本土之人，到印度取经十几年，深谙天竺语言和风土人情，再加上其极高的佛法造诣，借鉴前人的经验，吸收文派优点，注重文饰和语言的顺畅，也注重质派的翻译方法，进行音译。
玄奘文质结合的译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兼顾原文含义的保留和行文的优美，被称为“新译”。
从上述对不同译者的译文和身份的分析可以看出，引发文质之争的个人因素主要有译者个人能力和前人经验的借鉴两方面。
四、对中国当代翻译方法论研究的启示就文质之争产生的原因来看，中国当代翻译方法论研究亦需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译者必须精通原语和译入语的各种语言现象，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下，用最恰当的方式翻译出来，这就要求译者要具有扎实的双语基础。
除此之外，译者还应心胸开阔，积极学习和借鉴他人经验，不要固步自封，固执己见，一切以完美的译文为目标不断前进。
其次，如今翻译理论和方法日益增多，但当代翻译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翻译理论和方法，不应过分关注和依赖于这些理论，但也不应对这些完全避而不闻，而应在关注和了解各个理论的同时，能根据不同翻译任务对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有所取舍。
最后，在具备充分的语言能力和翻译技巧后，还要考虑译作在社会中的接受程度和译作的目标人群，以此为导向调节自己的译文风格，同时尽量忠于原文。
翻译是一个天平，原文和译文则是两边的砝码，译者就是操作天平的那只手。
如何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调和，如何在不同翻译理论之间进行取舍，如何在原文和社会要求之间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如何把握好两方程度，这也正是翻译的困难所在。
参考文献［1］汪东萍，傅勇林.从头说起:佛经翻译“文质”概念的出处、演变和厘定［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04):69~73.［2］僧祐.出三藏记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5.［3］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5.［4］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5］梁启超.翻译文学与佛典［A］.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出版社，1984.［6］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作者简介：王立欣，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对比语言学；邱露露，本科在读，研究方向：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