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三篇
巴金精选散文三篇
巴金精选散文三篇深入文字，感受那字里行间产生的各色各样的世界。
在巴金的文字中遨游，体会一笔一划中的体会文字的精彩!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精选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精选散文一：“重进罗马”的精神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许多人怀着恐惧与不安离开了上海。
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给我，绝望地倾诉留在弧岛的青年的苦闷。
我想起了圣徒彼得的故事。
据说罗马的尼罗王屠杀基督教徒的时候，斗兽场里充满了女人的哀号，烈火烧焦了绑在木桩上的传教者的身体，耶稣的门徒老彼得听从了信徒们的劝告，秘密地离开了罗马城。
彼得在路上忽然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影子。
他跪下去呐呐地问道："主啊，你往哪里去?"他听见了耶稣的回答："你抛弃了我的百姓，所以我到罗马去，让他们把我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
"彼得感动地站起来。
他拄着拐杖往回头的路走去。
他重进了罗马城。
在那里他终于给人逮住，钉死在十字架上。
绰号"黄铜胡子"的尼罗王虽然用了火与剑，用了铁钉和猛兽，也不能摧毁这种"重进罗马"的精神。
像这样的故事正是孤岛上的中国人应当牢牢记住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在这里感到苦闷呢?固然在这里到处都听得见"到内地去"的呼声，而且也有不少年轻人冒危险、忍辛苦离开了孤岛。
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无法展翅远飞，不得不留在这里痛苦呻吟。
他们把孤岛看作人间地狱，担心在这里受到损害。
我了解他们的心情。
不用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没有理由干涉他们。
对那些有翅膀的，就让他们远走高飞，我也无法阻止。
但是对于羽毛残缺或者羽毛尚未丰满的，我应该劝他们不要在悲叹中消磨光阴，因为他们并非真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比别的人更不幸，而且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肩上还有与别人的同样重大的任务。
固然可以使人呼吸自由空气的内地是我们的地方，但是被视作黑暗地狱的孤岛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土地!一直到今天孤岛还不曾被魔手捏在掌心里，未必就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放弃?自由并不应当被视作天赐的东西。
巴金散文作品三篇
巴金散文作品三篇巴金，这么样一个跨世纪的伟大作家，恐怕是谁也不敢加以否认而敬虔的吧?但，惟其因为是伟大地，所以总是苦痛着的。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散文作品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散文作品一：做一个战士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
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
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
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
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
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
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
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
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
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
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
他不犹豫，不休息。
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
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
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
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疤而死去。
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
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
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
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
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
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
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导语：巴金的真实观则更为直白的体现于他的作品之中。
因为巴金不同于茅盾等作家完成作品时所具有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故而他的作品唯求“真”，以“真”动人，以“真”取胜。
这里本店铺为大家整理了三篇巴金著名散文摘抄，希望你们喜欢。
一、《长夜》我对着一盏植物油灯和一本摊开的书，在书桌前坐了若干时候。
我说若干时候，因为我手边没有一样可以计算时间的东西。
我只知道我坐下来时，夜色刚刚落到窗外马路上；我只知道我坐下来时，门前还有人力车的铃声，还有竹竿被人拖着在路上磨擦的声音，还有过路人的谈笑声。
我坐着，我一直坐着，我的心给书本吸引了去。
我跟着书本活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的心仿佛落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上受着颠簸。
于是我抬起头，我发见我仍然坐在书桌前面，这许久我就没有移动一下。
火在灯罩里寂寞地燃着，光似乎黯淡了些，我把头动了动，忽然发觉一堆一堆的黑影从四面八方向着我压下来，围过来。
但是灯火发出一圈光亮，把它们阻挡了。
我看见黑暗在周围移动，它们好像在准备第二次的进攻。
四周没有声息。
我不知道马路是在什么时候静下来的。
我注意地倾听，我很想听见人声，哪怕是一声咳嗽，一句笑语。
在平日甚至夜深也还有人讲话，或者笑着、哼着歌走过马路。
我听了片刻，仍旧没有声息。
我奇怪，难道这时候醒着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我四周会是死一般的静寂？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搅动，又仿佛有一股一股的水像浪涛似的在往上翻腾。
我用力镇定了我的心，我把头再埋到书本上去。
一条一条的蚯蚓在我的眼前蠕动。
我抓不到一个字义。
为什么?难道是黑暗伤害了我的眼睛，或者是静寂损坏了我的脑子？我把灯芯转亮，我再看看四周，黑暗似乎略为往后退了，它们全躲在屋角，做出难看的鬼脸，无可奈何地望着灯光。
我又埋下头，而且睁大眼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书本上。
这一次蚯蚓停住不动了，它们变成了一行一行的字……我进到了另一个时代里去经历另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站在一群叫嚣的人中间，高耸的断头机的轮廓贴在淡蓝色的天幕上，一个脸色惨白的年轻人带着悲痛立在台口，他用眼光激动地在人群中找寻什么东西，他的嘴颤抖地动了一下。
巴金写的散文三篇
巴金写的散文三篇巴金之于我们，有着特殊意义：我们需要那种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知识分子精神。
这种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年代的人们都是激励。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写的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写的散文一：“独立思考”读了玄珠同志的《谈独立思考》，我有点感想。
现在是不是我们就不知道怎样独立思考呢?现在是不是我们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呢?我想，绝不是。
我们并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问题在于：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
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
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
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
有些在套子里住惯了的编辑同志喜欢把别人的文章改来改去，一定要改得可以装进套子才甘心，但是写稿的人仍然要从套子里钻出来。
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我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
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他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里吱吱喳喳(这倒有助于教条主义者的虚张声势)。
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
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巴金写的散文二：和平主义者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
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巴金直面““””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
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
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访问广岛这次访问日本，我实现了二十年的心愿：我到了广岛。
一九六一年樱花开放的时节我在镰仓和光旅馆里会见了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女士，听她谈了一些广岛的故事，关于那个地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从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么时候到广岛去看看那多好。
六一年我没有能去，六二年我到东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以为这一次可以看到广岛了，可是出席大会的一部分人动身去广岛的时候，我要留在东京继续开会。
杨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么羡慕他，我请他带一样纪念品给我，他带回来一扎明信片，我把它们当做珍品收藏着。
六三年我又有访日的机会，我把广岛的明信片带在身边，我兴奋地想大概可以去广岛了，我和同行的人谈起，他们的反应并不强烈，主人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安排，结果我白白做了一场梦。
再过三年连那一扎明信片也给拿走了。
在“牛棚”里，除了“改造”二字外什么也不敢想。
日子久了，思想活动了些，在“干校”的不眠的寒夜里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欢聚的日子，我仿佛又在东京秋田家同中岛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顺二先生在箱根喝茅台，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终于沉沉地睡去了。
那个时候我正准备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绩回到上海作家协会传达室当一个看门人，我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
我也不敢再做广岛的梦，因为一提到广岛，我便想起杨朔同志的悲剧的死亡。
十七年似梦非梦地过去了，我早已从“牛”又变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访日的邀请。
主人问起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了去广岛的愿望，我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过两年我连出门也会有困难，更说不上去远方。
《随想录》中的名篇摘选
《随想录》中的名篇摘选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其中包含了许多名篇佳作。
以下是其中的一篇名篇摘选及其赏析：
名篇摘选：
《“重进罗马”的精神》
我们都不是圣人，谁也难免有过去的错误。
我们需要的是互相谅解，互相帮助。
我们应当记取过去的教训，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也曾有过光辉的过去。
我们应当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也曾有过光辉的过去。
我们应当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当前的斗争。
赏析：
这篇文章表达了巴金对于人生的思考和对于社会的关注。
文章中提到了“重进罗马”的精神，即无论经历了多少挫折和失败，都要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决心。
巴金认为，每个人都有过去的错误和过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而应该相互谅解、相互帮助，共同走向未来。
文章还强调了我们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光辉过去和当前的斗争。
这表明巴金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关注，以及对于人类进步的信心。
他认为，我们应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同时也要积极地面对当前的挑战和困难，不断地向前发展。
巴金的散文三篇
巴金的散文三篇巴金文艺美学思想是现代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艺美学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和艺术欣赏实践表现出来的，他的作品包含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
小编精心收集了巴金的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学习!巴金散文：废园外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
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
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
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
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
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倒塌了。
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
花还在盛开。
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
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
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
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
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
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
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
”我回头看，没有人。
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
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
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
人们还在那里挖掘。
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楞。
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吧。
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
巴金随想录散文推荐三篇
巴金随想录散文推荐三篇巴金先生坚持到今日,写了一部掷地作金石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推荐的巴金随想录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散文推荐一：观察人不久前有两位读者寄给我他们写的评论我的文章。
他们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是大专学校的老师，另一位在做文学评论的工作，总之，他们都读过我的书，我就简单地称他们为读者吧。
他们的文章长短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篇幅较多的好像是我的评传，另一篇则专论《激流三部曲》。
两位读者对我都有好感，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作者不应该对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过多的同情。
这个意见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
而且在他们之前就有人这样指出我的缺点。
现在让我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批判”是什么样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经受过几十次的那种批判?是不是那种很像在演戏的、一片“打倒”声的“批判”?说实话，这种“批判”跟我的小说毫不相干。
我想到的只是讲道理的批评，我批评的对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费笔墨。
对于冯乐山之流，我用不着批评，我只是攻击。
五十年来我在小说里写人，我总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
我从来不是照书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写人物。
倘使我写人写得不好，写得不像，那就是因为我缺乏观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
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开始写小说以来就不曾停止观察人;即使我有时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来往，但我总有观察人的机会。
我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
我不大注意人们的举动和服装，我注意的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
长时期来我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
哪怕就是在我给关进“牛棚”的时期，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造反派”就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仍旧保留着观察人的习惯。
对于从各个省市来向我进行“外调”的人，尽管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有时甚至张牙舞爪，发脾气骂人，或者说假话骗人，尽管他们降低身份拼命学习传统戏里坏人干的那些栽赃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戏，他们却没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观察他们。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精选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精选巴金.现、当代作家。
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
四川成都人。
1920年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
1923年从封建家庭出走，就读于上海和南京的中学。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精选的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精选：腹地西彦同志在介绍“牛棚”(和“劳动营”)生活经验的文章里提到关于“腹地”的批判。
这件事我早已忘记，翻看西彦的文章，“腹地”二字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又想起了十年前的事情。
这是一九六九年年尾或者一九七○年年初，在松江辰山发生的事。
我们起初在那里参加“三秋”劳动，干完了本来要回上海，但由于林彪的所谓“一号命令”就留了下来，等到第二年年初，我们文化系统在奉贤县修建的五·七干校建成后，直接搬到那里去。
当时我们借住在一所小学校里面，靠边的人多数住在一起，就睡在土地上，只是垫了些稻草。
除了劳动外，我们偶尔还参加班组学习，就是说同所谓“革命群众”，同“造反派”在一起学习。
也就是在这种“学习”的时间里，“造反派”提出我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短文里用过的一句话：“我们(应当)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民间……”他们解释说，腹地是指“心腹之患”的地方，在一九三一年这就是苏区，苏区是国民党政府的“心腹之患”。
因此他们揭发我“鼓动青年到苏区去搞破坏活动”。
他们要我写交代和检查。
多么可怕的罪名!幸而当时我已经不那么迷信神了，否则一块大青石会压得我粉身碎骨。
我的文章的题目是：《给一个中学青年》，收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短简》里面，后来又给编印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里。
“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个中学生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我回答说：第一，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年轻人还有读书的权利，倘使不得不离开学校，应该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人民中间。
文章里有这样一整句话：“我们的工作是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精选珍藏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精选珍藏巴金先生热情关注和支持旨在繁荣文学创作的各项活动，多次出国参加国际文学交流活动，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精选珍藏的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精选珍藏：长崎的梦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
今年四月访问日本，我曾要求去广岛。
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我当然满意。
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
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
对我这是必要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我必须消除它们。
不需要空话，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的强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问题：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谨慎，到了广岛和长崎，他特别担心，惟恐我们中间谁多讲一句话会得罪别人。
我尊重他的意见，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
对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关心过我;在“_”下台半年后，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出来替我讲话，说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见面。
后来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发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来上海，要见我，约好我到锦江饭店去找他。
因为我是“一般人”，服务处不让上楼进他的房间，他下来交涉也没有用，我们只好在底层谈了一会。
我告辞出来，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电车站。
他的友情使我感动，我们社会中这样严格的等级观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过九十。
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曾在他的阳光明媚的小园里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
这次一到东京我便要求登门拜访。
听说他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我没有想到我们一到长崎，刚刚在和平公园内献了花，到了国际文化会馆就接到东京的电话：土岐先生逝世了。
没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没有能在他的灵前献一束花，我感到遗憾，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责备我：“来迟了!”我这一生中“来迟了”的事情的确太多了。
巴金《随想录》选读.
二十年前巴金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
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
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
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
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
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
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夺去我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
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
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
”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
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
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
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
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
到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
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
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
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
巴金著名散文
巴金著名散文巴金老爷子那篇《随想录》，哎，说起来真是心里头一股子暖流，又带着点沉甸甸的劲儿。
他那笔杆子，就像是老茶馆里的说书人，不急不缓，一字一句地，就把咱心底里那些个事儿给勾了出来。
记得那会儿，翻开书页，就像是推开了一扇旧时的窗，外面飘着细雨，里头却是巴金老爷子那坦诚得跟明镜似的内心独白。
他说啊，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行，有时候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有时候呢，又是风雨交加，泥泞难行。
但不管咋样，咱都得一步步地往前挪，因为啊，路就在那儿，不走不行啊。
老爷子写起这些个事儿来，那叫一个真情实感，就像是跟咱们拉家常似的。
他说自己年轻时候犯过的错，做过的傻事，那眼神里头，既有对过往的悔恨，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他说：“人啊，总得有点良心，得对得起自己，也得对得起别人。
”这话，简单，却重如千斤，直戳人心窝子。
读着他的文字，我就像是跟着他一块儿走过了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
那时候，国家在动荡，人心在浮动，可巴金老爷子呢，他像是一盏不灭的灯塔，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良知。
他说：“真话是不好说的，但假话是绝对不能说的。
”这话，听起来硬邦邦的，可仔细一品，里头全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厚谊。
老爷子还特别喜欢用那些个生动的比喻，把复杂的事情说得明明白白。
比如说，他把写作比作是“掏出自己的心”，这话听起来挺吓人的，但仔细一想，可不就是这样嘛！写东西的时候，咱们不都是得把自己的想法、感情一股脑儿地倒出来吗？巴金老爷子就是这么做的，他把自己的心掏给了读者，让读者们感受到了他的喜怒哀乐，感受到了他对这个世界深深的思考和感悟。
最让我感动的是，老爷子在《随想录》里，不仅仅是在回忆过去，更是在反思自己。
他说自己曾经也有过迷茫和彷徨，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他说：“人不能总是活在回忆里，得往前看。
”这话啊，真是说到我心坎儿里去了。
咱们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段儿时间，觉得前路茫茫，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但只要咱们有勇气面对自己，有勇气去改变，就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巴金笔大如椽，一生写作数百万字。
其写的随想录，是一本说真话的散文集，非常的难得可贵。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精选的巴金随想录散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里昂现在继续谈友谊。
里昂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从那里带走的是另一种回忆。
我第一次来到里昂。
我在日记里这样写着：“七点半到达里昂(机场)。
来接的人不少，还献了花。
某夫人带着她两个女儿开车把我送到沙瓦旅馆。
”某夫人是当地友协的一位成员，她的两个“女儿”中一个叫克勒尔，另一个叫杜伟凤，是来了不久的中国留学生，寄宿在夫人的家里，夫人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叫她做“女儿”。
杜伟凤不过十八九岁，同夫人母女相处得很好。
某夫人送我们到旅馆，同我们照了相，又把我们接到一家中国菜馆万福楼去。
我原以为只是“共进晚餐”，没有想到饭店楼上三张长桌都坐满了人，大约四十位左右。
我们好像在这里过节日，谈笑、祝酒，毫无拘束，仿佛旧友重逢，也不知从哪里来的那么多的话!一直谈到午夜，大家才想到结束。
还有少数人来得较晚，但也在这里待了两个多小时。
还是那位夫人把我送回旅馆，我因为这个欢乐的聚会一再向她致谢。
她带着两个“女儿”走了。
第二天我没有再见到她们。
不到傍晚，我就坐上了飞巴黎的客机。
我多么想再见她们一面，小姑娘似的杜伟凤和她的法国“母亲”在一起不正是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好的象征吗?在里昂我们待了不到一天。
我们参观了中法大学的旧址，参观了十九世纪的大教堂，参观了古罗马剧场的废墟;我们看了丝织博物馆，看了过去丝织工人居住的地区，了解了过去丝织工人的斗争;我们游览了现代化的商业中心，参观了现代化的图书馆。
短短的大半天的时间里，我们从古罗马跑到本世纪后半叶五光十色的喷泉。
每时每刻我们都受到亲切、热情的接待。
现代化的建筑和设备，壮丽的景象和吸引人的活动使我眼花缭乱。
但是牵系住我的心的还是深厚的友情。
在里昂也有两份报刊的记者来采访，那是两位年轻姑娘，我没有机会读到她们的报道或者文章，但是我觉得我是在同两个谦虚的学生亲切交谈。
巴金的散文集散文精选3篇
巴金的散文集散文精选3篇巴金的散文集散文精选爱尔克的灯光傍晚，我靠着逐渐黯淡的最后的阳光的指引，走过十八年前的故居。
这条街、这个建筑物开始在我的眼前隐藏起来，像在躲避一个久别的旧友。
但是它们的改变了的面貌于我还是十分亲切。
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我自己。
还是那样宽的街，宽的房屋。
巍峨的门墙代替了太平缸和石狮子，那一对常常做我们坐骑的背脊光滑的雄狮也不知逃进了哪座荒山。
然而大门开着，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却是原样地嵌在那里，似乎连颜色也不曾被风雨剥蚀。
我望着那同样的照壁，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十九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十八年以前的遥远的旧梦。
守门的卫兵用怀疑的眼光看我。
他不了解我的心情。
他会认识十八年前的年轻人。
他却用眼光驱逐一个人的许多亲密的回忆。
黑暗来了。
我的眼睛失掉了一切。
于是大门内亮起了灯光。
灯光并不曾照亮什么，反而增加了我心上的黑暗。
我只得失望地走了。
我向着来时的路回去。
已经走了四五步，我忽然掉转头，再看那个建筑物。
依旧是阴暗中一线微光。
我好像看见一个盛满希望的水碗一下子就落在地上打碎了一般，我痛苦地在心里叫起来。
在这条被夜幕覆盖着的近代城市的静寂的街中，我仿佛看见了哈立希岛上的灯光。
那应该是姐姐爱尔克点的灯吧。
她用这灯光来给她的航海的兄弟照路。
每夜每夜灯光亮在她的窗前，她一直到死都在等待那个出远门的兄弟回来。
最后她带着失望进入坟墓。
街道仍然是清静的。
忽然一个熟习的声音在我耳边轻轻地唱起了这个欧洲的古传说。
在这里不会有人歌咏这样的故事。
应该是书本在我心上留下的影响。
但是这个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事情。
十八年前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离开这个城市、这条街的时候，我也曾有一个姐姐，也曾答应过有一天回来看她，跟她谈一些外面的事情。
我相信自己的诺言。
那时我的姐姐还是一个出阁才只一个多月的新嫁娘，都说她有一个性情温良的丈夫，因此也会有长久的幸福的岁月。
然而人的安排终于被“偶然”毁坏了。
回忆巴金的散文
回忆巴金的散文巴老的文学精神会永远留存下去，他的文学和我们的土地、国家和人民真正的血脉相连，曾经鼓励着一代中国青年追求真理。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回忆巴金的散文，供大家欣赏。
回忆巴金的散文(一)在1966年到1976年都知道那十年的特殊时代，有人要牢记，有人不以为然。
牢记它除了对照当今的幸福生活，更要警惕它的悲剧的重演。
那么到了1978年?十有八九会有人想到破乱反正，想到改革开放，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还会想到谁呢?还有一件事，就是1978年12月1日，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邀请巴金先生写点什么?没有专门题目，没有特定的话题，想说就说什么?从第一篇的《谈〈望乡〉》开始到最后一篇《怀念胡风》一共一百五十篇，历时八年，共四十二万字，对于年届八旬的巴金来说，除了一天一天影响了身体的健康，更是一次老人对自己心灵的无情拷问。
巴金活了一个世纪，观察了中国动荡在时间的跨步最长，如果他如老舍一样投湖自尽，那么现在的人反而会鸣不平，想到不是骨头问题，而是为什么不坚持下来多活几年;如果他不写《随想录》，他的名字将会淡去，痛苦的就是憋了一肚子话，但没有人去怀疑他的良心真与假问题。
骨头硬不硬，良心真不真，巴金先生并不在乎，在第一卷《随想录》的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但是“他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来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
⑴”，他的留下来是“作为一声无力的叫喊⑵”。
巴金先生自己说过，他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
他从少年时代就服膺“自由，平等，博爱”的信条!早在法国留学的时期，他就身体力行地参与了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和抗议行动。
他给陈独秀先生写过信同时也给当时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高德曼、格拉佛等人通信，其实无政府主义，就是迈进“门槛”，为建立一个自由平等、互助互爱的社会而不惜牺牲，它是弱者的道德，也是弱者的理想，还在78年后，后辈文人冯骥才的小说《铺花的歧路》，在北京引起争议，反面的意见很强烈，认为这篇小说否定了“”。
巴金的散文诗3篇
巴金的散文诗3篇巴金的散文诗日为着追求光和热，将身子扑向灯火，终于死在灯下，或者浸在油中，飞蛾是值得赞美的。
在最后的一瞬间它得到光，也得到热了。
我怀念上古的夸父，他追赶日影，渴死在旸谷。
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
生命是可爱的。
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没有了光和热，这人间不是会成为黑暗的寒冷世界吗?倘使有一双翅膀，我甘愿做人间的飞蛾。
我要飞向火热的日球，让我在眼前一阵光、身内一阵热的当儿，失去知觉，而化作一阵烟，一撮灰。
巴金的散文诗月每次对着长空的一轮皓月，我会想：在这时候某某人也在凭栏望月吗?圆月犹如一面明镜，高悬在蓝空。
我们的面影都该留在镜里吧，这镜里一定有某某人的影子。
寒夜对镜，只觉得冷光扑面。
面对凉月，我也有这感觉。
在海上，山间，园内，街上，有时在静夜里一个人立在都市的高高露台上，我望着明月，总感到寒光冷气侵入我的身子。
冬夜的深夜，立在小小庭院中望见落了霜的地上的月色，觉得自己衣服上也积了很厚的霜似的。
的确，月光冷得很。
我知道死了的星球是不会发出热力的。
月的光是死的光。
但是为什么还有嫦娥奔月的传说呢?难道那个服了不死之药的美女便可以使这已死的星球再生吗?或者她在那一面明镜中看见了什么人的面影吧。
巴金的散文诗醉“我没有醉，我没有醉!”你只管摇着头这样否认，但是你的脸、你的眼睛、你的话语、你的举动无一样不告诉我们：你是醉了。
有的人醉后伤心笑泣，有的人酒后胡言乱语。
我醉了时便捧着沉重的头，说不出一句话，你呢?!你永远是你那个老样子，你对我们披肝沥胆地讲个不停，的确，你在挖你的心，像一个友人所说的。
酒后你改变了许多，你平时被朋友们称作：“沉默寡言的人。
”我们都说你醉，你自己说没有醉。
其实你酒后不是比不醉时更能够表现你那优美的性格么?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
热烈的叙说和自白则使人们互相接近，热情是有吸引力的。
酒后点燃了你的热情。
你的热情又温暖了我们的心。
酒从没有乱过你的本性，也没有麻痹过你的神经。
巴金的散文名篇
巴金的散文名篇1.《繁星》1.原文：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
从前在家乡七八月的夜晚，在庭院里纳凉的时候，我最爱看天上密密麻麻的星星。
三年前，在南京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后门，每晚我打开后门，便看见一个静寂的夜。
下面是一片菜园，上面是星群密布的蓝天。
星光在我们的肉眼里虽然微小，然而它使我们觉得光明无处不在。
如今在海上，每晚和繁星相对，我把它们认得很熟了。
我躺在舱面上，仰望天空。
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
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
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
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眨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
这时我忘记了一切。
在星的怀抱中我微笑着，我沉睡着。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小孩子，现在睡在母亲的怀里了。
2.《鸟的天堂》1.原文：我们吃过晚饭，热气已经退了。
太阳落下了山坡，只留下一段灿烂的红霞在天边。
我们走过一段石子路，很快就到了河边。
在河边大树下，我们发现了几只小船。
我们陆续跳上一只船。
一个朋友解开了绳，拿起竹竿一拨，船缓缓地动了，向河中心移去。
河面很宽，白茫茫的水上没有一点波浪。
船平静地在水面移动。
三支桨有规律地在水里划，那声音就像一支乐曲。
在一个地方，河面变窄了。
一簇簇树叶伸到水面上。
树叶真绿得可爱。
那是许多株茂盛的榕树，看不出主干在什么地方。
当我说许多株榕树的时候，朋友们马上纠正我的错误。
一个朋友说那里只有一株榕树，另一个朋友说那里的榕树是“鸟的天堂”。
我见过不少榕树，这样大的还是第一次看见。
我们的船渐渐逼近榕树了。
我有机会看清它的真面目，真是一株大树，枝干的数目不可计数。
枝上又生根，有许多根直垂到地上，伸进泥土里。
一部分树枝垂到水面，从远处看，就像一株大树卧在水面上。
榕树正在茂盛的时期，好像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展示给我们看。
那么多的绿叶，一簇堆在另一簇上面，不留一点儿缝隙。
那翠绿的颜色，明亮地照耀着我们的眼睛，似乎每一片绿叶上都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颤动。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讲真话散文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讲真话散文巴金先生，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随想录探索集讲真话散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讲真话散文：《人到中年》几个月前我的一个侄女从遥远的边疆写信来说：“我们工作很忙，设计任务一个接着一个。
作为技术骨干，总想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四化中去，加班加点经常工作到深夜，回到家中，家务劳动又重，真有筋疲力尽之感。
最近《收获》中《人到中年》里的陆大夫就是我们这些中年科技人员的写照。
……一些基层干部总喜欢那些‘唯唯诺诺’、无所作为的人，而对我们这些‘大学生’总有些格格不入……”《人到中年》是谌容同志的中篇小说，陆大夫是小说中的主人公眼科医生陆文婷。
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
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
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
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做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
三十年来我对自己周围的一切绝非视若无睹。
但是读了《人到中年》后我一直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今天在各条战线上干工作、起作用，在艰苦条件下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人多数是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就是像陆文婷那样的“臭老九”。
(“臭老九”这个称号固然已经不用了，但是在某些人的心里它们还藏得好好的、深深的，准备到时候再拿出来使用。
)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
要搞“四化”，即使是搞中国式的“四化”吧，也离不开他们。
那么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让他们心情舒畅，多做工作、多做贡献，有什么不好?!即使办不到这个，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大家多关心他们，多爱护他们，又有什么不好?!读了小说的人没有不同情陆大夫的处境;但是我更敬佩她的“勇气和毅力”，敬佩她那平凡的不自私，她那没有尘埃的精神世界使我向往，使我感动。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三篇巴金先生曾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慢慢地体会到他们的好处，也就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
”。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精选的巴金随想录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一：绝不会忘记我还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成都买过一种“良心印花”，贴在自己用的书上。
这种印花比普通的邮票稍微大一点，当中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
据说外国人讥笑我们是“一盘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所以我们发售这种印花以激励自己。
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
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的祖国分不开。
然而有一点我应当承认：我当时贴了印花，我记住了国耻纪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条约“二十一条”，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表示接受。
因此当时有两个国耻纪念日)，但过了一个时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偶尔想起来自己也感到难过：难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吗?我每自责一次，这个记忆在我的脑子里就印得更深一些。
所谓国耻早已雪尽。
今天的青年并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没有忘记，而且我不愿意做健忘的人。
这一年我身体不好，工作较多，很少时间读书。
但偶尔也翻看了几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写了他们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有的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总之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个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的侧面。
有人讨厌这些作品，称它们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这些作品“难免使人伤悲”，使人“觉得命运之难测、前途之渺茫”。
也有人说：“斗争才是主流”，“写反抗的令人感愤”。
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别人在做梦?难道那十一年中间我自己的经历全是虚假?难道文艺界遭受到的那一场浩劫只是幻景?“_”垮台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兴别人控诉他们的罪恶和毒害。
这不是健忘又是什么!我们背后一大片垃圾还在散发恶臭、染污空气，就毫不在乎地丢开它、一味叫嚷“向前看”!好些人满身伤口，难道不让他们敷药裹伤?“忘记!忘记!”你们喊吧，这难忘的十一年是没有人能够忘记的。
让下一代人给它下结论、写历史也好。
一定有人做这个工作。
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他们留一点真实材料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个人的遭遇如实地写下来呢?难道为了向前进，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且我们是在向前看。
我们应当向前进，而且我们是在向前进。
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二：纪念雪峰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我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
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
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
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兄妹两个，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
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
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
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
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
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
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
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
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
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
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
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
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
我们谈得融洽。
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做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
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
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
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
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
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
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
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
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
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几年我也是这样看法。
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
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
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
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耿直而易动感情。
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
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
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
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
但我们还活着。
我真愿意忘记过去。
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
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大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
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
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
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的饭。
雪峰虽然做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
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
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
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
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
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
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
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做了联合发言。
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
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
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
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
”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
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
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
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
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
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
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
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_”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
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
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发给生活费”。
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
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
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
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
我决定采取自己忘记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
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
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
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
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
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
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
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