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外史诗及其理论译介与中国史诗学的建构

论国外史诗及其理论译介与中国史诗学的建构
对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１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作“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翻译和介绍国外史诗及其相关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没有对国外史诗及其理论的介绍、引进和借鉴，就没有中国史诗学的发生和发展。

这一表述看上去似乎是一种简单的方程式的因果关系，却未必能够对中国史诗学做出全面而准确的阐释。

不过站在国际史诗学的立场上考量，这一表述无疑是正确的。

自１９世纪后期在华传教士把西方史诗引入中国，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东西方史诗的介绍，再到２０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现和学科的建立，后至２１世纪初史诗研究的发展以及观念和范式的转换，无不与西方史诗学术息息相关。

尤其是在开放性的历史语境中，国外史诗理论的大量引进和借鉴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原有理论的冲击和渗透，更是２１世纪初中国史诗研究生存和发展的生成动力和学术特点。

当然，中国史诗学的形成和发展由多种多样的因素构合起来完成，国外史诗理论的影响只是其中之一。

但是，没有国外史诗的介绍及其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就没有中国史诗学的发生和发展。

这一表述看上去似乎呈现出一种简单的方程式的因果关系，也未必能够对中国史诗学做出全面而准确的阐释，不过站在国际史诗学的立场上考量，这一表述无疑是正确的。

一
在华传教士是近百年来中国史诗学术形成和发展历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现有的材料而言，《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丁酉（１８３７）正月号刊登的《诗》是最早介绍荷马史诗的文章，它将李白的诗歌、荷马史诗、弥尔顿的《失乐园》并置，粗略地比较它们的艺术风格。

[１](Ｐ１９５－３２７)在华传教士较有规模地介绍史诗和西方古典学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在华传教士挟鸦片战争之余威获取了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华归主”的神圣使命，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推广和流播西方文化，试图通过对西方学问和学术的介绍保证传教事业在中国的顺利进行。

史诗与西方古典学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开始进入中国学界的视野，林乐知的《论欧洲古今女人之地位》，高葆真的《雅典法政之起原》，谢万楼的《万国通鉴》，蔡尔康和李思伦的《万国通史前编》和丁韪良的《西学考略》等都曾不同程度地介绍和评述过荷马与荷马史诗。

但在华传教士中系统引介和传播西方史诗的第一人当推艾约瑟。

[２](Ｐ３１－３２)他在伟烈亚力等创办的上海第一份近代性综合刊物《六合丛谈》上发表了《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希腊诗人略说》、《罗马诗人略说》、《和马传》等诸多与史诗内容相关联的文章，在《万国公报》、《中西闻见录》刊物上以及《西学略述》、《希腊志略》、《罗马志略》和《欧洲史略》等著作中以专文或专节的形式介绍荷马和荷马史诗。

但是，艾约瑟并非真正的史诗研究者，文章中许多与史诗相关的观点和见解都是转述自他人。

梁启超曾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说：“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是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

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的混合构成。

”[３](Ｐ７７８－７７９)可见，１９世纪后期的中国学者对史诗的最初认识主要得自于在华传教士对荷马史诗的翻译与介绍，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

不管在华传教士对史诗的介绍和传播对中国学人接受史诗的影响如何，也不管这对中国史诗学术的作用多大，但是，这一段历史存在是否定不了的。

如果说１９世纪后期中国学者接受西方史诗是“只好拿教会的几部译书当宝贝”的情况，那么２０世纪初周作人翻译的《红星佚史》的问世，则标志着介绍西方史诗的主体由在华传教士转换成中国学者，传播的内容和方式由原来在华传教士按照他们的设想输入，转换成由中国学者按照自己的需要有选择性地介绍和论述。

１９２１年３月，滕若渠在《东方杂志》第１８卷第５号上发表了《梵文学》一文，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做了介绍。

１９２２年，郑振铎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续介绍和评述荷马史诗、印度两大史诗以及其他欧洲英雄史诗。

１９２９年，高歌根据英文材料译述的《伊里亚特》由中华书局出版。

１９３０年，谢六逸译述的《伊利亚特的故事》由开明书店出版。

１９３４年，傅东华根据英译本使用韵文体翻译了《奥德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１９４３年，徐迟根据原著译介的《依利阿德选译》由重庆美学出版社出版。

与高、谢不同的是，徐迟根据原著使用五音步无韵新诗体汉译了《伊利亚特》第１、２、３、６、８、１６、１７、１８、２１、２２和２４卷的１８个诗歌片断，而高、谢二人是根据英文材料使用散体译述史诗故事。

罗念生评价徐氏译本“诗体谨严，也还忠实”[４]。

１９３０年，许地山在专著《印度文学》中使用若干篇幅对《罗摩衍那》做了简洁而深刻的论述,以现在看来，这些论述仍然不失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１９３４年，梁之盘在《红豆》周年纪念刊上撰写了《天竺之荣华——印度史诗双璧谭》一文，他用精炼的语言再次向中国广大读者介绍了《罗摩衍那》的基本情节。

除了屡见于学术论文和专著之外，印度两大史诗在这一时期开始作为一种普及知识出现在一些儿童书刊上。

１９３３年商务印书馆的《小学生文库第一集》收入王焕章编译的《印度神话》，该文介绍了印度两大史诗的主要内容。

随着荷马史诗与印度两大史诗引介入国内，中国学者对这些史诗作出初步的
讨论，不过多限于内容的层面。

值得关注的学术现象之一是对《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与《西游记》中孙悟空关系的探讨，代表人物是鲁迅与胡适。

之二是中国学者开始对中国文学有无史诗问题的探讨，以回答“如何接受西方史诗”、“如何对待传统中国文学”和“如何建构中国文学史”等问题为终极旨向，代表人物是王国维、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等。

[５]
二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中国学者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介绍和汉译远胜于前一时期。

１９５４年，金克木在《译文》上发表了《摩诃婆罗多》的插话《莎维德丽传》。

１９５９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印度学者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的《摩诃婆罗多的故事》，由唐季雍汉译和金克木校订。

１９６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出版了印度学者玛朱姆达改写的《罗摩衍那的故事》，由冯金辛和齐光秀汉译。

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孙用汉译的《腊玛延那·马哈帕腊达》，它所依据的本子是英文节译本，译者是印度的作家和学者罗莫什·杜德。

除了翻译介绍外，还有对两部史诗的详细评述，金克木为《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和《罗摩衍那的故事》写的两篇长序，就可称得上是具有相当分量的学术论文。

而可以代表这一时期研究水平的是金克木的专著《梵文文学史》，由人民出版社在１９６４年出版。

它专门开辟两章详细介绍和述评两部史诗的形成、发展、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成就、文学价值和地位等诸多方面。

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真正从梵文原文翻译过来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数量比以前增多，规模也更大了。

最突出的是季羡林汉译的七卷本《罗摩衍那》，从１９８０年开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到１９８４年出齐。

其间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１９８２年出版的由赵国华翻译的《那罗和达摩衍蒂》，这是《摩诃婆罗多》中一个著名的插话。

其后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在１９８７年出版的金克木等编译的《摩诃婆罗多插话选》。

这些译本都是直接由梵语原文翻译过来的。

１９８８年，金鼎汉汉译了印度学者杜勒西达斯著的《罗摩功行之湖》，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到２１世纪初，梵语原文的《摩诃婆罗多》全译本出版，第１卷《初篇》由赵国华译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１９９３年出版，其余１１卷由黄宝生、席必庄、郭良、葛维均和段晴等译，在２００５年合成６卷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一工程不仅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为中国学者研究《摩诃婆罗多》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精校本，给国内史诗理论研究增添一份重要的资料。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荷马史诗的译本也多起来了，翻译的质量也非常高。

１９５８年，傅东华根据里恩的英译本使用散文体把《伊利亚特》全部译出，由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文笔简练、朴素，但不够准确”[４](Ｐ３６)。

１９７９年，杨宪益主要根据英国洛埃伯丛书的希腊原文，并参考了一些其他现代通行注释本子译出了《奥德修纪》，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这个译本也是采用散文体形式把《奥德修纪》译成散文，杨宪益解释道：“这是因为原文的音乐性和节奏在译文中反正是无法表达出来的，用散文翻译也许还可以更好使人欣赏古代艺人讲故事的本领。

”[５](Ｐ３２)罗念生对这部译著曾评价道：“这个散文译本非常流畅，比较忠实于原文。

”[４]１９９４年，罗念生和王焕生把古希腊语原文本的《伊利亚特》全部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译著使用六音步新诗体代替原诗用的是六音步长短短格翻译全诗。

这个译本是国内最受欢迎的版本之一，从出版到２００４年，已经再版５次。

陈中梅评价道：“和几种旧译相比，新近问世的中译本《伊利亚特》，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新译的最大贡献或许在于大大提高了中译《伊利亚特》的精度。

”[６]
１９９４年，陈中梅汉译出了古希腊语原文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由广州花城出版社出版。

２０００年，陈中梅在原译的基础上重读并新译了荷马史诗，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这个新版本由原译的贴近于散文风格的自由诗体转换为规整而又多变的韵文体形式，而且增加了具有较高学术分量的序言和注释。

对于新译本中大容量、成系统和有深度的序言、注释和评论，郑士生有过高度的评价，他说道：“新译本的序言、注释和评论运用大量可靠的史料回答了世界‘荷马学’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

这些高水平的序言和注释使精彩的译文锦上添花，相得益彰。

陈中梅研究员匠心独具，把翻译与研究、文学与学术、史料与评论、继承与创新及中外两种文化的精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这两部新译本在世界‘荷马学’界处于领先地位。

”[７]事实也是如此，陈中梅的新译本得到了读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３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共有１３本，囊括了《吉尔伽美什》、印度两大史诗、荷马史诗、《埃涅阿斯纪》、《埃达》、《贝奥武甫》、《罗兰之歌》、《熙德之歌》、《伊戈尔远征记》、《马丁·菲耶罗》、《列王纪—勇士鲁斯塔姆》、《虎皮武士》、《尼伯龙人之歌》、《卡勒瓦拉》等。

这些译本不仅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人类的古代文化，领略世界史诗呈现出来的多样性，而且给中国学者的史诗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资料，是中国学者展开中国少数民族史诗与世界不同史诗的比较，以及世界史诗之间比较的基础，必然推动中国，乃至国际史诗理论研究的完善与提高。

三
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相比，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中国学者对外国史诗的研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原因之一在于这一段时期外国史诗的译介胜于以往，学者们有了较为适合研究的译本。

不过，当时的研究也没有摆脱以往的窠臼，视野限于内容层面。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史诗观和前苏联的理论方法下，中
国学者在国外史诗的特征、价值以及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

当然，２０世纪５０—７０年代，中国史诗研究的主力军还是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者。

５０年代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陆续被发掘出来，最初的搜集者成为第一批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者。

他们同样以马克思主义史诗观和前苏联的理论方法为依托展开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开创了中国史诗研究的新局面。

“文化大革命”后，各种与史诗有关的外国理论开始陆续被介绍到国内，几十年里被压制的学术观点也重新被提出来。

一时间，忽然满园花开，中国的史诗研究变得热闹非凡，中国少数民族史诗、荷马史诗、印度两大史诗和其他世界史诗都得到热烈的讨论，其中又以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尤为突出。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美学观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中逐渐由主流话语成为一家之言，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伊安篇》、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伏尔泰的《论史诗》和维柯的《新科学》先后译出，其中有关史诗的论述开始被频频引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基础，国外各种有关史诗的论述并存的多元结构。

为了更好地对《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进行全面研究、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编译了国外学者对两部史诗的看法和观点，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述，编成《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在１９８４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所选的学者来看，这份资料以印度学者的著作为主，并选了德国、前苏联、美国、法国、英国等国有代表性的学者的部分论述。

从所选的材料来看，这些学者中有的着重考证两部史诗产生的历史背景、成书年代、成书过程以及有关作者的问题；有的侧重对内容的分析研究；有的论述甚至还多少带有旧传统的神秘色彩。

可以说，这本汇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兑现了反映尽可能多的学者的观点的承诺。

这一汇编本对中国学者的印度史诗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观点在黄宝生、刘安武等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至当下，许多中国学者依然沿袭着汇编本中的史诗观念和研究方法对印度史诗展开研究，分析两大史诗的主题、思想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特色，但是在比较诗学、理论诗学和文本诗学方面，中国学者还是取得不错的成绩，其中以黄宝生尤为突出。

８０年代后，中国学者对荷马史诗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特别是２１世纪初期的学术论文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其数量是２０世纪学术论文的将近两倍，在情节结构、艺术特点、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反映的社会性质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上，涉及的内容有所增加：一是荷马史诗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对女性的看法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探讨；二是荷马史诗和史诗《格萨尔》的比较研究逐渐兴起；三是对荷马史诗的微观解读更加深入，一些新的话题纷纷被提出来，并得到了有的放矢和切中肯綮的讨论，以陈中梅在译介与研究上用力最勤。

对国外史诗理论较为重视，而且花费较多精力翻译和介绍国外史诗理论的应
该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者。

１９８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组织编译了《民族文学译丛》两册，第一册以《格萨尔》研究论文为主，第二册以《江格尔》研究论文为主，涅克留多夫、海西希、达木丁苏伦、石泰安等许多国际著名的史诗研究者的论文都编译到这两册书中，编选的这些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３年期间欧美学者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新成就。

还有一些重要的国际史诗研究著作被介绍到中国，例如涅克留多夫的《蒙古人民的英雄史诗》、石泰安的《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等。

在这些国外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引导下，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主题、类型、母题的结构特征和文化历史意蕴等的研究，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之外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的一种重要批评话语，类型和母题研究成为中国学者认识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理论利器和研究范式。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不论是域外史诗研究，还是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都是将史诗作为一个书面文本来研究，对史诗口承性关注不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朝戈金、尹虎彬和巴莫曲布嫫等一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者开始对把史诗作为一般文学作品来研究产生的偏颇进行理论反思，有心纠正中国史诗学界长期以来那种对史诗进行一般文学和社会历史阐述的学术路数，萌生了引进与史诗学研究密切相关的口头诗学理论来补正中国史诗学建设的念头。

他们陆续推出一系列与口头程式理论相关的译文以及评述这一理论的学术论文。

这些论文既介绍了口头程式理论的基本学科规范、理论精髓和研究方法，又就这一理论阐述了各自的学术观点，使得朝戈金、尹虎彬和巴莫曲布嫫三位学者成为谈口头程式理论，乃至口头诗学的翘楚。

特别是他们翻译的《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故事的歌手》和《荷马诸问题》，这三部书的译出预示着口头诗学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中国史诗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它们在民俗学、民间文学和史诗学由书面范式转向口头范式的过程中起到一定助推作用。

为了提高国内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科研水平，促进史诗学科的进步和发展，１９９９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它们相继在各自的学术阵地——《民族文学研究》（中文）和《口头传统》（英文）上以专辑的形式介绍双方的史诗学术论文。

２０００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组织翻译了北美口头传统研究专号（《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００年增刊）上的七篇论文，这些文章由美国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任约翰·迈尔斯·弗里遴选和推荐，涉及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述理论、口头性和书写性等国际学界的理论成果，而且弗里还就口头诗学的近期和将来的发展走向给予了精要的讲述。

对口头诗学的引介直接助推着中国史诗学界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即由书面转向口头。

书写范式是运用马克思文艺理论、母题理论、原型理论以及其他文艺理论把史诗作为一种书面文学作品来进行研究，代表性成果有仁钦道尔吉的《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郎樱的《＜玛纳斯＞论》（内蒙古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等。

口头范式是运用口头诗学理论
考察史诗的创编、]述与流布，代表性成果有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巴莫曲布嫫的博士论文《史诗传统的田野研究：以诺苏彝族史诗“勒俄”为个案》（北京师范大学，２００３年）等。

当然，二者也不是势不两立和不能共存的，它们还是相通的，甚至有些地方还是一脉相承的，尤为明显的是二者对史诗传统和艺人的关注以及踏实的田野作业。

另一方面，当两种范式处在交替和转换关头时，它们的碰撞和对立是必然的和正常的。

不过，随着口头范式建构的完成和深入人心，二者的对立也就逐渐缓和及至淡化，都强调把史诗研究放到史诗传统乃至整个大文化传统中去研究、考察、诠释以开拓史诗学的新局面。

不过，这种范式的转换主要出现在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领域。

域外史诗研究基本上还是秉承书面研究范式，不过由宏观转向微观，由季羡林到刘安武，由罗念生到陈中梅，无不如此。

这种研究趋势无疑导致研究走向精细有余，零打细敲过多，而解决系列性、全局性的问题较少。

无论学科的形成，还是理论的建构，乃至学派与学者的学术观点，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

当我们回过头来对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１世纪初以来中国史诗学术史作“史”的观照时，除了应有“史识”的[光之外，以正确的价值立场审视翻译和介绍国外史诗及其相关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的作用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对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１世纪初中国史诗学术发展的脉络和走向作世纪性的回顾和瞻望时做出科学的认知，才能更清晰地从外部环境上认识中国学界的史诗观念和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

而这不仅仅是在撰写中国史诗学术史时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在解决时下史诗学术自我定位和获得方向感时有必要反思的内容。

自史诗传入中国以来，中国史诗研究的理论就相当薄弱，不管是对西方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的研究，还是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借鉴和参考国外的史诗理论，当然不同时期的中国史诗研究借鉴的西方史诗理论也有所不同，而且也取得了相应的成绩，出现了不少见解独到、影响持久且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的著作。

[８]可以说，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１世纪初中国史诗学术如果没有了外来理论的引入，它的发展和学科建设就不会那样容易。

当然，这一表述是站在国际史诗的立场来言说的，具有一定的准确性，我们不能否认外国的史诗理论在中国史诗学术史上不同历史情境中所起的作用。

同时，我们应该适当地参考国际相关的史诗理论，将它们吸纳、转化以及本土化，使用当代意识和当代的话语对它们进行科学的诠释，运用中国史诗学固有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诗学体系。

我们有理由相信，依托中国蕴藏丰富的史诗资源建立能与西方史诗理论接轨和平等对话的中国史诗理论是有可能的，未来的中国史诗研究在向系统化、科学化和国际化迈进的同时，中国史诗研究者的主要任务将是以科学的方法为指导，从基本概念入手，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突破和学术创新，构建中国史诗研究特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