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记》的艺术特色

《变形记》的艺术特色

《变形记》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第一次深刻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卡夫卡曾说过："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自己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也就是金钱、机器、生产方式操纵了"人"，把"人"变成"物"的奴隶，使人最终也变成了"物"，或者说"非人"。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现象，卡夫卡的《变形记》则把这种常见的现象典型化了。作者描写的格里高尔在生活重担的压迫下从"人"变成一只大甲虫，表面上看，似乎是荒诞无稽的，但是，通过变形这样的象征手法，揭示的正是上面提到的那个普遍真理，即人创造的物，作为异化的、统治人的力量同人相对立，它们操纵着人，把人变成奴隶。人成了不能支配自己的奴隶，也就是"非人"了。不能支配自己的"非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两样?这样说来，变成甲虫不也很自然了?把虚幻的离奇荒诞现象和现实的本质真实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真正的"卡夫卡式"的小说。此外，卡夫卡还通过受压抑的小职员变成甲虫后的思想活动和所遭受的冷遇，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灾难感和人的孤独感。人变成了"非人"，不能自已后，就再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无从猜测的灾难都随时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格里高尔的遭遇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广大受害者的缩影。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也被暴露无遗。以前，他是主要养家之人。这时，他的亲人为之着急的不是骨肉之情，而是因为他不再能为家里挣钱，甚至成了他们的"家丑"和"家庭负担"了。因此，到最后，谁也不同情他、怜悯他，要把他"弄出去"。他被遗弃在黑暗中，杂乱的家具堆中，没人清扫的房子里。他便在孤独中悄然死去。他的死亡，倒使家里人如释重负，得以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冷酷的金钱关系。

《变形记》在艺术上的特色是成功地把虚幻和现实结合起来了。"现实"和"虚幻"是构成"卡夫卡式"小说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者没有交待任何原因，格里高尔清早一起来就变成一只甲虫，很难想像还有比这更虚幻的怪事了。在现实生活中当然是不可能有的。而并没学什么法术的格里高尔，对自己的变形似乎早有准备，几乎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异和惶恐。就像他只是患了头痛脑热一样。整个过程中，他只说了一句："我出了什么事啦?"尔后，他又像正常人似的想他的差事，想着他五点钟要去赶火车。以后整个的作品几乎就是沿着他与差事这条线索展开的。卡夫卡写格里高尔变形，并不是在他如何变形，为什么变形上着笔，而是用大量的篇幅来描写周围环境。格里高尔变形了，而环境却毫无变化；还是那个"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的房间；衣料样品照旧摊放在桌子上；他最近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那幅画像仍然挂在墙上。此外，小说完全没有浪漫主义惯用的那种浮华的语句，语言十分平淡无奇，既没有富于感情色彩的修饰语，也回避了专门的艺术描写手段。作者只是用平稳的语调，像新闻报道一样冷静客观，不动声色地说明情况和记叙过程，不发表任何评价。

当家里人因叫不开门在外面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当他的声音里"有另一种可怕的叽叽喳喳的尖叫声同时发出来"的时候，他似乎没事儿似的，认为"仅仅是重感冒的征兆"，是"旅行推销员的职业病"。而整篇小说里，作者几乎一直是用这样的笔调，用这样的态度来叙述格里高尔变形后发生的一切，使小说中虚幻的梦境，难以置信的幻象跟日常生活场面，街头即景等具有了相同的意义，其间没有根本的对立，没有明显的过渡，甚至泯灭了界限，完全结合成一个整体了。在这里，虚幻中有现实，现实里可见到虚幻，幻象变成了"现实的""物质的"，看得见、摸得着，与现实难解难分了。人异化成甲虫，这应该是荒诞的了，但经过卡夫卡高超的处理后，好像是必然的，极普遍的，不足为奇的事情了。作品之所以能达到这样妙不可言的效果，除了上述语言上的技巧外，还抓住了社会现象，即从生理上看，人变成甲虫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但从社会现象来看，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一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手段、资本和机会，就无异于一只甲虫。何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异化成非人，早已司空见惯呢!因此，作者把普遍的社会现象升华为生活的哲理、数学的原理、语言的句型。而这"升华"也

是把"卡夫卡式"艺术大厦中的两块"砖"现实和虚幻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种黏合剂。

化奇异为平凡，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法解释的事件安置在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环境中、让荒谬悖理与合情入理、虚幻与现实这两类对立的因素结合成为一个整体，展现出一幅神秘的、魔幻的、梦魇般的非现实的、好像又是现实中处处可以见到的画图，这就是《变形记》的根本的艺术特色，也即是"卡夫卡式"特色的核心。

（摘自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第一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