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忆、更忆元宵夜

春节忆、更忆元宵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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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会的焰火，宛如火树银花，上海世博会的激光，更加光怪陆离，无不展示出现代物质生活的丰富多彩和科技成果的巨大进步。但是，我最怀恋的还是童年时代故乡龙腾狮舞的元宵夜。它叙述着童年的故事，展示着淳朴的“原生态”农耕文明，显示了鲜活的民族民俗文化。

那时候，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的前三天并没有什么好玩的，冷冷清清。倒是除夕之夜，是我们的欢乐今宵。无论贫富，一家人必须团聚在一起守岁，送旧迎新。

从初一开始，是人们相互拜年的时间。家家关门闭户，准备接待拜年的亲友。堂屋里，大条桌上，红蜡高照，香烟缭绕；八仙桌上铺上红色的绣花台布，放着几盘京果、酥糖、瓜子、花生。有人来拜年时，先敲打三下大门铜环，喊几声“拜年”，主人鸣放一挂小鞭炮，随即打开大门迎客，互致“恭喜发财”。

只有孩子们，还在门口鸣放鞭炮。我们舍不得把一挂鞭炮一次放完，总是坼成一个个燃放。家庭富裕的小孩都有只锡手枪，击打火炮纸发响。我们就用铁丝、子弹头自制手枪，击打火柴头发响，照样威风凛凛，乐此不疲。

倒是类似西方狂欢节的元宵灯节，最能吸引好热闹的少年们。按照黄州习俗，整个正月十三到十八是元宵节。十三龙下山，十五是高潮，十八龙归山。

我最喜欢正月十三龙下山的那种隆重而神秘的气氛、那种快乐的等待——等待热热闹闹、浩浩荡荡的龙灯队进城来。

日落以后，又大又圆的月亮升起了，没有路灯照明的黄州城沐浴在一片银辉中。家家户户挂着大红灯笼，大街小巷浮动着、闪烁着无数各种各样的花灯灯光。

龙灯进城还颇有一些仪式和过程。首先，从四个城门外传来一阵阵“咚！咚！咚！”的低沉、缓慢大鼓声，预告着四乡的龙灯要进城了！紧接着，“哐！哐！哐！”的激越铜锣声也传过来了。这是龙灯进城的元宵灯节“序曲”。一会儿，锣鼓队进城了。锣和鼓都非常大，大鼓是四个人抬着，铜锣是两个人抬着，一个人敲打。

锣鼓队过去后，接着是维护秩序“打场子”的人来了。前边一个人，手持一根长铁链，铁链两头系着装满火红板碳、钉满圆孔的罐头盒。边走边舞，在夜空中仿佛奔腾滚动的两条火龙。两旁围观的人群纷纷避开。接着，两排青年手持竹尺，竹尺中间破开，甩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也提醒路人让开，宣示“龙王爷驾到了！”。继而，高举着灯牌的队伍过来了，化妆成各种戏剧人物的高跷队过来了，这预示龙灯即将出现。不一会儿，在又一阵紧锣密鼓声中，在舞

动的一颗“龙珠”引导下，“巨龙”摇摆着巨大的龙头，龙须左右甩动，摇晃着长长的身躯，仿佛真正的龙一样，威风凛凛地降临了。顿时，街两边家家户户鞭炮轰鸣，礼花升起，人们热烈而虔诚地迎接龙的到来。我们所住的王三巷是背街，龙灯队只是从这里经过，到正街才进行表演。人群又潮水般随龙灯向正街涌去。最积极的当然是我们这些好动的儿童少年们。

黄州龙灯不仅扎得精致，而且不同乡里的龙各有固定的特色，还有不同的传说。黄州的龙头特别大，两只龙眼内安两颗大电珠（干电池的）夜晚射出光柱，特别炯炯有神。龙须有不同颜色，每个乡的龙须和龙衣的颜色是固定的，但只有红黄白黑几种庄重的颜色，没有其他艳丽的颜色。每节龙身之间用许多圆形竹圈连接，外罩“龙衣”。龙衣上勾绘出龙鳞，龙鳞上缀着反光的水银玻璃片——是从打破了的暖瓶上取出来的。整条龙熠熠闪光，从头至尾浑圆一体，更显得威猛真实。这种龙舞动起来非常费力，中途经常换人，观众可以自由上下。

后来，我看过许多地方的龙灯，一般都没有黄州的精致。比如鄂州的龙灯，每节之间没有竹子扎的“内胆”，只有一层布龙衣，龙身与龙尾之间，只用一根绳子连接，便于舞动，整条龙显得软拉巴机，没有浑圆一体的威猛感觉。

黄州镇街上的少年们也有自己的小龙灯。精致的小龙灯与大龙灯的形状制作工艺和材料都一样，只是小几号。但那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子玩的。在我的带领下，我们王三巷的平民少年们也曾经制作过一条草龙。除了小龙头是大伙凑钱请人扎的外，整个龙身是用稻草扎成。大家从家里拿来破旧绸缎被面（其实有的不破不旧——是偷出来的），撕成条条，再捆扎在草龙上。“狗肉不能上正席”，这种草龙也不能上正街，我们就穿行在背街小巷中。小观众们同样放鞭炮、焰火迎接，兴趣挺高。在玩的方面，我发现平民孩子门往往更富有独立性和创造性。那时，我玩得最好的几个小朋友是龙楚胜、王世林、胡少阶等。

正街上，家家户户大红灯笼高高挂，通红一溜，在没有电灯的夜市上显得更加艳丽夺目，喜气洋洋。商铺门口还悬挂着“走马灯”，其外形类似宫灯，制作非常精美，分内外两层，中间转动着剪纸雕刻的戏剧人物，无非是张飞、关公、赵子龙等英雄的形象。店铺内，临时悬挂着“汽灯”发着非常明亮刺眼的白炽光。门口，摆着敬龙灯的香案，铜烛台上，粗大的红烛吐着火舌；铜香炉里，香烟缭绕。香案上还摆放着许多礼品和红包，是用来奖励玩龙灯、舞狮子的。店主还要亲自给龙头扎上大红绸子——就像藏民献上雪白的哈达一样，都是表示敬意。

玩花灯是元宵节最主要的自我娱乐。小孩子们玩的提灯也根据家庭经济情况分了档次：最高档次是“男马女凤”。有钱人家的男孩，带着瓜皮帽，穿着小马褂，都是骑马灯。马灯分两截，前半截是马头后半截是马屁股、马尾。前后两截各点一枝蜡烛，系在腰上，仿佛骑在马上一样。女孩如同小公主，同样骑在前是风头后是凤尾的凤灯上。还有一种陀螺灯也挺好玩。灯是倒锥形的陀螺，下面安装有小轮子，灯很大，推动以后，灯就转动起来了，如同真正的陀螺一样。当然，玩陀螺灯的，也是富裕家庭的孩子。他们多半由大人带出来玩。一般家庭孩子玩的多半是飞机灯、蜻蜓灯。多数平民孩子玩的就是简简单单的几

何形状的提灯。有些穷孩干脆不玩灯，拿着鞭炮，专门偷袭骑马灯、凤灯的富家孩子。他们把点燃的鞭炮甩向凤灯、马灯，鞭炮响了、灯炸灭了、小孩吓得大叫、大人气得大骂。可是恶作剧的小孩早就跑了。虽然是童年的恶作剧，也多少表现了阶级、阶层沟壑的萌芽。

一九四九年的元宵节更令人难忘，除传统的黄冈民族风俗之外，“南下大军”带来了新的时代特点和地域文化元素。尤其是来自老解放区东北的大秧歌和陕北的腰鼓，已经没有原始的图腾崇拜色彩，而充满北方农民的粗犷和质朴，显示了翻身解放了的北方人民的力量和审美追求。这些文艺形式都由黄冈独立连和驻军部队演出。他们踩的高跷比黄冈的高多了。我看见他们的高跷队休息时，都是坐在路边的院墙上、平房的屋檐边。

当地的学校、行会、农村的节目也非常丰富。当年仅七、八岁的我，居然也在一九四九年的元宵节上，“秀了一把”，扮演了教会小学晓明小学划“采莲船”中的艄婆——一个摇着破扇子、涂着白鼻子的女丑角，在黄州城招摇过市。我竟然成了一名街头“明星”。当时，晓明小学出了一台江南流行的“采莲船”节目。“主角”是坐在旱船中的漂亮“小姐”，划着木浆的“艄公”，摇着破扇的“艄婆”。好像是一家三口划着船儿去采摘莲藕。“艄公”和“艄婆”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三个扮演者都是七、八岁的小学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老师竟然挑选一贯木讷内秀的我去扮演女丑角“艄婆”，我也居然勇敢的答应了。“艄公”是领唱的，他每唱一句，敲锣打鼓的就齐唱一句，有些观众也跟着唱和。四句一段，唱完一段，在紧锣密鼓的过门中，艄公划着船桨、转着圈，“小姐”紧随着，提着旱船转圈，“艄婆”就摇着破扇扭捏着屁股紧随其后。唱词大意是欢唱解放。演出完毕，商店老板照例都要送上用红纸包好的“港饼”、“喜饼”。回到学校，卸了装就分发礼品。我们“主要演员”分得多一些。我欢欢喜喜地跑回家交给母亲。

从大年三十除夕守岁开始，到正月十八，整个春节、元宵节的狂欢活动才正式结束。郊区各乡的龙灯都“归山”了。按照习俗，要举行“归山式”：敬神、烧香，烧掉“龙衣”，象征龙的“蜕皮”（人们认为龙蛇具有共同的“蜕皮”特性），来年再生新皮，制作新龙衣。龙头、龙身就敬放在寺庙或家族的祠堂里。

元宵过后，就是“雨水”，紧接着“三九四九，沿河看柳”，杨柳冒出了嫩芽；不久，城外田野里传来布谷鸟“快快播谷！快快播谷！”的歌声，召唤人们开始一年的春耕生产。用老辈人的话说“年过月尽了，该做么事就做么事情！”。

我们也该上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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