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梁启超《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

“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今徒痛恨于我国腐败堕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艳羡他国之发达进步，而所以蹑而齐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国民今日最切要之问题也。”
梁启超对国民性中的弱点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等等都被无情的予以鞭挞。然而正是这种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叙述方式让人产生了深深的困惑。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梁启超说了什么，真正让这一切变得难解的是，为什么他会选择改造国民性这样一个主题，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代采取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他所依凭的更为根本的思想是什么？此一启蒙最终指向的目标是什么？
启蒙时代最伟大的贡献是提供了一种关于一般真理的学说，这就意味着，标准是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必须在一个标准之下进行衡量。符合标准的就意味着正确，而其他的则是需要被改正的。只有在这个背景之下，《国民十大元气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以及影响深远的《新民说》，这一系列的文章的真实意义才能被清晰地把握。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背景关照，在一个空洞的布景之下，仅仅谈论一个国家的所谓国民的个性和特点是没有意义的，把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格用简单的词语来总结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单纯的讨论国民性很有可能是个伪问题。
正是民族国家这个标准的确立，才使得所有新民和旧民区分成为可能。梁启超认为，私德固然重要，是人与人相处的重要纽带，是一个群体得以凝聚的重要力量，但传统的伦理在家庭和私人关系中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一旦牵扯到社会和国家，对于群体有利的道德时，传统的私德则是力不从心的。对于群体而言，处在当时世界环境中，为了保存和改善自我，一种新道德是必不可少的。而正是这种新道德的发明，才有所谓的新民。这种新道德的革新作用非常重大，张灏就认为，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里提出了一套新的人格理想和社会价值观，里面固然有一些儒家思想的成分，但“新民”的革新更为突出，以至于需要用“新的公民”来表达其含义。
20世纪初的新民运动，不仅仅是国民个体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新民是争取平等和尊严的一场严肃的政治事件，是适应世界发展潮流，融入到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顽强的政治努力。梁启超认为，中国人一向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是长久被动挨打的原因，中国人必须和西方人一样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这样才有和西方平起平坐的机会。民族主义这项人类非常晚近的发明，通过梁启超发起的新民运动，终于和特定主权领土的国家相联系。
中国现代启蒙的内在困境
----重温梁启超《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
王 英
本文载于《文化纵横》2010年第1期。感谢黄家亮、余盛峰、焦若水、童志锋、成伟杰等朋友的宝贵修改意见。
《新民说》中的线性史观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洋务派登上历史舞台，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第二阶段是制度上感觉不足，从技艺的学习转向制度的学习；第三阶段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中西之间的冲突聚集到了文化和心理的层面。梁先生的这种从器物?制度?文化的向西方学习的三阶段论，在20世纪得到了很多学者的继承和响应。殷海光就成功地转述了梁启超的阶段论思想，作为一个坚定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以三阶段论为武器，来证明向西方学习的合理性，并明确地把西方式的现代化当作中国进化的目标。
对于西方而言，“启蒙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组事件和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特殊时刻。因此，它包括社会转型的因素，政治体制的类型，知识的形式，实践和知识的合理化方案，技术的变化”。但是，对于中国，对于梁启超，启蒙意味着什么呢？梁启超的启蒙有一个学习的模板，当他被迫置身全世界林立的民族国家之中，他的启蒙话语带有明显的目的论，他必须通过新民达到一个目标，很显然，只有当这个目标成功到达时，新民的使命才最终完成。
答案已经很明显，道德讨论并不是梁启超关注的要点。新公民才是新民的目标之所在，公德改变的并不仅仅是道德的类型，公德改变的是人们忠诚的方向和目标，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思考的习惯，这恰好是新民的目的地。
梁启超的新民说实际上正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与其说，他最大的成功是唤醒了国民新道德，改变了旧道德中的缺陷和不足，还不如说，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塑造了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国人的思考方式中是陌生的，新的想象共同体需要新方式来接纳。他的新民说有效制造了一种新的忠诚方式，改变了人们思考时间和空间的思维习惯。被打碎的不仅仅是人们习以为常的道德表达，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于时间和空间之间组合的一种理解。
在《新民说》的时代，首要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新的认同，传统中普通百姓、尤其是普通农民的概念和意义世界里，基本上还是一个家国同构的系统。而在现代世界里，政治忠诚被提上日程，政治性的问题，或是人民对国家政治系统的认同问题，成了一个首要考虑。无怪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大声疾呼我们国民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而国民却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区分，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也就更可以理解，新民说的目的，乃是在培养对于新型民族国家的认同。这样的认同，是超越了固有地域和地方性的普遍性认同。
所以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它，叫它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它的好处。
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不断游移，不断的更改他的参照系和认同方向，梁启超显现出来的悖论和矛盾贯穿于他的一生。他对于国民性的定义：贪婪、怯懦、自私、缺少公德、懒惰、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每一个对于自我的描述中都有一个想象中的他者形象，只有在对比之中确定优劣好坏，才赋予改造以合法性，并同时确定了改造应该达到的目标。与其被动的等待别人的宰割，不如自己动手破坏。
启蒙的认同与想象
列文森曾经敏锐地意识到，近现代中国面临着一个从天下向国家的转化，天下大同的华夏帝国的乌托邦，在外来的冲击之下，需要逐步地转化成近代的民族国家。梁启超《新民说》写作的目的，正是要建立一个足以和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民族国家。他必须把昔日的一家一乡一族中的人的资格，一个天下人的资格，转化成国民资格。“夫国民之资格，虽未必有以远优于此数者，而以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苟缺此资者，则绝无以自立于天壤。”当梁启超担负起启蒙重任的时候，他必须建构一种新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必须符合新的民族国家的要求，任何旧式的生存方式，假若不适合于民族国家中公民的资格，都应该被改正。
梦想的破灭
1918年之后，梁启超已决心从他迷梦般的政治生涯中解脱出来，而恰好在这时，西方世界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迁，梁启超正是在这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前往欧洲考察。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人口死伤无数，满目疮痍，各种物品严重匮乏，甚至连电灯和取暖设备都没有。战争所留下的惨状更令人不忍，人类武器造成的破坏，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的风潮，陷于迷惘和困顿之中的欧洲人的精神状况，这一切如烙印一样，印在了梁启超富于情感的心灵上，“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之中，我之灵符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唯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一战之后的欧洲，几乎处处弥漫着世纪末的情绪，各种尖锐的矛盾之间的冲突似乎找不到解决的可能。发展的越快，带来的破坏似乎越大，种种矛盾堆积着无法解决，好像将近除夕，大小的帐务都要清算，然而头绪纷杂不知如何算起。甚至于，世纪末的预言传播在人们当中。好像一瞬间，曾经被视为完美的文明不可挽回的衰落了，甚至找不到复苏的可能途径。“他们的许多先觉之士着实怀抱无限忧虑，总觉得他们的那些物质文明，是制造社会险象的的种子，倒不如这世外桃源的中国，还有办法”。
《新民说》讲述了一个关于进化和线性发展的时间故事，在外来强大的压力之下，争取平等和尊严的感情转化成一种对线性历史发展的认同，这种线性发展的神话提供了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新民说》的真正边界，也是他发起新民运动的真正原因。
对于康德而言，启蒙意味着摆脱自己造成的自我不成熟的状态，因此西方启蒙叙事是从宗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学会运用人自己的理性去判断周围的世界；梁启超所面临的启蒙叙事却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关于被束缚民族的故事，他的人民必须转化成新民，在进化的链条之上，赶上那些来自西方的陌生种族。
对梁启超来说，戊戌维新的失败是他生活和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激昂一时的救国梦想在现实面前到了对国民性的启蒙之上。借助日本翻译的有关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深入地了解了启蒙思想，并深信只有在良好国民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新民说正是这种认识生发出的一个必然结果。
所以，梁启超的目标就是在一个不知有国家的人民当中迅速传播国家思想，而他所依赖的方法首当其冲则是建立新的信仰与文化网络。可以清楚看到，为了建构民族国家所应有的情感忠诚基础，梁启超在发起新民运动的同时，也在积极建构一整套民族英雄想象的图谱，在这个充满着符号的意义世界里，尤为重要的是对文化资源的争夺。那个不断被擦拭、重写的民族英雄想象图谱，不单单代表一种文化认同，也有效配合了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只有在一个文化认同基础上，才可以在相对界定的领土之上进行统治。现代民族国家接替了传统帝国，在中国土地之上，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儒家固有文化，而是新式公民，新式文化认同，只有在这种新建立起的信仰基础之上，新型国家才能够以“民族”最高代理机构的身份进行统治，并且将其势力伸展到境内最偏远角落的村民身上。也只有这样，梁启超所痛恨的利己主义才能真正铲除干净，他所希望扩展和巩固的国家主义才可以不流于表面，真正落实到政治实践中。
当梁启超依然以一个宪政主义者的面目出现时，他内在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已经被破坏了，他对启蒙的进步理想已经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一定的侵袭。他的向西方学习这一概念似乎变得含混不清。推动历史进步到某一个目的地，而这个目的地却是毁灭和死亡，如果前进的方向是一个可怕的噩梦的话，那么，乐观的进步想象是否还有合法性？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偶尔流露出来的恐慌感，终于无法抑制的转换成一次大规模的背叛：
科学是曾经追逐的美梦，当这个美梦破灭的时候，除了凄惶，还有什么？战争的创伤剧痛，恐怖的景象，人类所经受的无端的蹂躏。他沿着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的路线参观战场，这些参观和访问加深了那种美梦破灭的感受。当法国当局带他走过饱受蹂躏的地区时，目的在于唤起他对法国的同情，然而对于梁启超而言，这种旅途无异于一种心灵的磨难，他必须去面对普遍的毁灭，而10几年以前，他自己所追求的美好的现代主义的新型民族国家，却成为一个摆脱不了的梦魇。他在欧洲的的亲身经历，他在巴黎孤独庭院中所看到的落木萧萧，物质生活上的困顿，目之所及的种种幽暗的景象，他所会见的那些精英们身上所流露出的疑虑和绝望，他自己身心交瘁地连连失眠，所有的一切加起来，使他在1920年离开欧洲时，带回的印象无非是两点：“这是一个被破坏的世界，这是一个垮了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