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
人口流动对农村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谭 深提要：本文通过家庭、社区两个层面，以及妇女、儿童、老人等群体，分析了流动是如何对农村的不同层面、不同群体发生作用的，它对于贫困和不平等有什么样的影响。
分析认为，农民工流动的积极作用集中在与经济和发展相关的那些方面，如绝对贫困大幅度减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等；而其消极作用多反映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如社区凝聚力的减弱，功利价值观的泛滥，等。
同时，对于不同的地区、同一社区内的家庭、家庭中不同的成员，这些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如家庭中权力关系的改变对于年轻人来说是积极的，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就是消极的。
从时间上看，流动在早期对于冲破城乡壁垒和消除原体制下的身份不平等是有作用的，但是在持续的流动中，不平等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扩大了。
相对于非贫困户和年轻人，贫困户、老年人更边缘化了。
Abstract：This essay studies various groups including migrant workers, woman, children, and elders, both at the family level and the community level, to analysis the different impacts of migration, and its affects on poverty and inequality. The conclusion includes: migration has the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such as the decrease in absolute poverty, and the improvement in life quality; the negative impacts are on the social-cultural aspects, such as weaken of the cohes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spread of utilitarian.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acts on different regions, different families in one region, different members in one family are various from each other. The shift of power balance in a family benefit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but is negative to the elders. Also, at the early stage, migration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change of the institutional inequity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barriers between city and rural area. However, in constant migration, the inequity is not eliminated but even enlarged. Compared to non-poor and the youth, poor families and elders are further marginalized.一、问题的提出中国农村的人口流动从一开始，就与贫困的问题联系起来。
30年乡土中国的家庭变迁
３０年乡土中国的家庭变迁作者：杨善华来源：《决策与信息》2009年第03期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后，中国农村开始了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迁。
这样的变迁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接踵而来的则是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对于尚未工业化的中西部地区农村来说，则是开启了其非农化的大门。
这也导致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分化。
如果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制度）变迁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来看，那么农村家庭变迁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加以考察。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1年，此阶段对中国农村家庭变迁的讨论是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家庭功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影响而展开。
雷洁琼教授则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对农村家庭的影响是从恢复家庭的生产功能开始的，它使家庭成为生产的组织单位，从而影响到家庭其他功能、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变化。
这也构成了她主持的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课题“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的基本理论假设。
另一方面，我们的调查也表明，伴随着发达地区农村非农化进程的则是家庭（农业）生产功能的日益萎缩。
最直接的原因是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日益减少和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产业转移。
因此它预示着发达地区农村的家庭制度将逐渐向城市现有家庭制度的转变：从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转向夫妻平权的家庭制度。
这样的转变由家庭生产功能的变化引起，并导致家庭其他功能、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化。
第二阶段则从1992年开始，以邓小平同志南巡为起点，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
因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转型时并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且因为财政体制改革（分税制）而导致了其财政资源的枯竭，所以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社会分化的加剧。
当然，因为在全国范围内的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中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大量的工程在兴建，大量的公路（高速路）在修筑，所以那里的经济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家庭变迁的基本走向和主要原因
有力地推动了广大农村夫妻关系的革命性 儿子 对公 婆 （ 父母 ）的依 赖 性 ， 为她 （ 他） 们 独 立 生 活 创 造 了有 妻关系的行为准则，
利条件。 又如， 伴 随社 会 转 型 ， 代 沟 现 象 目益 突 出 。 再如 ， 与老 变 革 。
一
代人相比， 年轻一代更加重视家庭生活中的夫妻感情， 这种
不管是开展何种生产经营， 还是购 买大型家俱和耐用消费 致。 由于大量农村青 年离乡并在城 市建立了小家庭， 这就在很 权 ， 往往都是夫妻共 同讨论的结果， 而 不再完全由丈夫做主。 大程度上消除了建立农村联合家庭 或主干家庭的可能性 ， 使留 品，
在农 村 的父母 不 得 不成 为 核 心家 庭 乃至 空 巢 家 庭 。
的普遍化 。“ 分家 ” 往往会使一个大家庭分解为两个或者更多 的伴侣， 在 家庭 中地位平 等； 夫妻双方都有各用 自己姓名的权 都有互相扶 养的义务 ， 都有参加 生产、 工作、 学习和社会 的 核 心家 庭 ， 从 而 导 致 了核心 家 庭 的 增 多 ， 同时 也导 致 了联 合 利， 夫妻 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 归夫妻 共 家庭 的瓦解。 但若进 一步探究分家 的深 层次原因则是多方面 活动的自由；
与夫妻关 系的变革趋 向相一致 ， 我 国农 村的亲子关系亦 即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变迁也具有平等 化的发展走 向。 众所周
感情的表达也促使年轻夫妻更加倾 向于独立生活。
在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 ， 父家长对子女有绝对权威 ， 而子女 此外， 农 村 青 年大 规 模 外 出务 工 经商 ， 也在 一定 程 度 上使 知，
பைடு நூலகம்
变 迁具有平 等化的发展走向。 当然 ， 也应该看到 ， 由于几千年
农民工父子代际关系的研究一个文献综述
农民工父子代际关系的研究：一个文献综述*◎冯 婧 张 勇 和咪咪 摘 要：代际关系是通过父子之间收入、职业等的流动性、传递性和影响力，来衡量社会的不平等程度。
而农民工来到打工城市，代际关系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相较于父辈来说，在城市当中的生活改善状况。
本文集中评述了农民工代际关系的现状及其传导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流动确实较好地改善了农民工的代际流动性，但是在城市定居之后农民工却很难突破代际传递，而这主要是由于宏观环境和微观动力的不足引起的。
关键词：农民工；代际关系；代际流动；代际传递；代际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状况也有所加剧。
在经济学研究当中，基尼系数、泰尔系数等指标为社会的不平等程度提供了一种静态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时间的延续和路径的依赖。
因此，能够从动态的、历史的过程中，衡量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对于更好地解决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从父子代际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
农民工是流动人口当中的城乡流动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弱势群体，父子代与代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否能够改变弱势地位，更好地在城市定居、发展，所以，对于农民工代际关系的研究就显得格外的有意义。
但是，目前对于农民工父子代际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些研究分别从父子代际流动性的内涵、现状、影响机制的角度对农民工的父子代际关系进行了一些考察。
一、农民工代际关系的概念与内涵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的流动性和不平等状况，一般使用代际流动、代际传递和代际影响三个概念刻画现实的代际关系状况。
首先，代际流动是社会流动性当中除了代内流动性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指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可改变的程度。
而经济学关注的代际社会流动性，即收入和贫富差距会在多大程度上由父母一代向后代传递，它可以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机会的平等程度，而对其传导机制和决定因素的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发展（秦雪征，2014）。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家庭变迁的基本走向和主要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家庭变迁的基本走向和主要原因作者：唐忠新来源：《人民论坛》2013年第24期农村家庭功能的强弱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
若从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来看，随着经济社会分工的高度发达，现阶段家庭的某些职能会向其他群体和组织转移，它作为社会细胞的地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推动下，我国农村家庭发生了多方面变化，其基本走向呈现出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关系平等化和家庭功能多元化趋势。
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及其原因所谓家庭规模，一般是指家庭成员数量的多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伴随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我国农村的家庭规模发生了很大变化。
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旧中国农村户均5口多人。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农村户均人口，1953年为4.26人，1974年为4.73人，1982年为4.57人， 2000年为4.20人，2006年为4.05人。
②如果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全国户均3.10人的数据判断，目前我国农村户均人口应该为3口多人。
与这种趋势相一致，由多代人组成的大家庭越来越少，两代户大量增加并已占据主体地位。
上述情况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户均人口逐渐减少，总体走向为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户均人口规模下降幅度很大，其主要原因不是农村人口总量的减少，而是土地改革所导致的家庭户数的激增。
土地改革以后，农村的主要劳动力都有了借以谋生的土地，于是，不少原先几代同堂的户、兄弟婚后仍未分家的户，以及其他人口较多的户都分解成了许多小家庭，从而导致了户均人口骤降。
但是，此后40余年，我国农村家庭规模却经历了一个起伏的过程，从1953年的4.26人上升到了1974年的4.73人，然后又下降到了目前的不足4人。
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前期人口增长较快，而7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实行，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控制，致使农村户均人口规模不断下降。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变迁及其特点
１ ９ ５ ３ 年政务院做 出 《 关于劝止农 民盲 目流人城市 的指示 》，其后 １ ９ ５ ７ 年和 １ ９ ５ ８ 年 中央和国务 院 又相继做出 《 关于制止农村人 口盲 目外流的指示 》 及 出台 《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户 口登记条例 》 。建
收稿 日期 ：２ ０ １ ４ — ０ １ — １ ６ 基金项 目 ： 该 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迁移型农 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 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 ： 鹿立 （ １ ９ ５ ４ 一） ，女 ，山东莱芜人 ，研究 员。
鹿 立等： 中国流动人 口家庭变迁及其 特
２ ０ １ ４ 年第３ 期
国后的第一个十年 ，国家出台了将农村人 口和城
镇 人 口划 分 为 “ 农 业户 口” 和 “ 非 农 业 户 口” 的
内较 早 出现 的一种 流 动 人 口家庭 变 迁模 式 。１ ９ ９ ０ 年全 国人 口普 查数 据 显示 ，当时 流 动人 口在城 市
离土不离乡”的浩浩 １ 亿 左右的家庭 由于其 家庭成员 的 “ 流动”，其 河”，所以有了过渡时期的 “ 家庭生存方式发生较大的嬗变。流动人 口家庭在 荡荡的流动大军 ，有了 “ 暂住证”，有了极为特殊
我 国城 乡 家 庭 中 的 比重 日益 增 大 。研 究 中 国 的家 庭 变迁 ，不 能不 关 注 和研 究 中国流 动 人 口家 庭 生 的流动 人 口家庭 “ 两 地分 居”和 “ 城 乡分 居”现象 。
我 国流 动人 口家庭 变 迁 与 国外 有 很 大不 同 ，
缘由其时代背景和制度约束大相径庭 。上世纪 ８ ０ 年代 以来 ，中国社会 经济体制发生 巨大变化 ，户 籍制度 的松动与改革 ，城镇化及产业结构调整对
农 村 劳动 力 的 “ 推— — 拉 ”，以及 中 国特 色 的 “ 离 土不 离 乡 ” “ 离 土 又 离 乡 ”及 劳 动 力 配 置 的市 场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
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一、本文概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也经历了显著的变动。
这种变动不仅影响了家庭内部的和谐与稳定，也对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旨在探讨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情况，分析这种变动背后的原因，以及它对社会、经济、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
文章首先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传统模式进行了回顾，指出传统模式下尊老爱幼、家族观念等核心价值观在维系家庭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然后，结合当前社会变迁的背景，分析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发生的主要变动，如年轻一代外出务工、老年人口留守农村、家庭结构核心化等。
接下来，文章将从多个维度深入探讨这种变动的影响。
在社会层面，代际关系的变动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经济层面，代际关系的变动对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文化层面，代际关系的变动导致了农村家庭文化传承的断裂；在心理层面，代际关系的变动给农村家庭成员带来了心理压力和冲突。
文章将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期在促进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和谐、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为理解和应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二、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历史演变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历经了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演变，这一演变过程深受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传统农业社会、近代转型期以及现代化进程三个阶段。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村家庭代际关系主要表现为严格的尊卑有序和家族中心主义。
老年人在家庭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和尊重，他们不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也是家族文化传承的核心。
年轻人必须服从老年人的决策，承担起孝敬和赡养老人的责任。
这种代际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家族的稳定和延续了传统价值观。
然而，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一方面，年轻一代接受教育的机会增多，他们的思想观念逐渐现代化，开始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
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结构变迁
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结构变迁家庭是社会基本单位，承载着人们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期待。
然而，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革。
本文将探讨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结构的变迁，并从社会经济、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社会经济变革的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变革是家庭结构变迁的一大推动力。
传统上，家庭的生活方式多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农村家庭通常以三代同堂为主。
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逐渐向城市流动，人们的生活模式也发生了转变。
一方面，城市化带来了工业化的浪潮，家庭成员需要外出工作，导致家庭成员分散。
父母为了生计而背井离乡，将家庭中的子女留在老家或由祖父母照顾。
这种现象被称为留守儿童问题。
留守儿童成长环境的变迁会对他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家庭结构也开始多元化。
城市工作压力大，人们追求更自由的生活方式，因此单身和延迟婚姻成为趋势。
相较于农村，城市中的家庭更注重个人之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更加强调自我实现和个人价值的追求。
第二，价值观念的转变价值观念在家庭结构变迁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逐渐开放，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革。
以夫妻关系为例，传统观念中，婚姻是一种狭义的义务或责任关系，强调的是家庭责任和尊重家族传统。
而现代社会中，婚姻更强调个人的幸福感和彼此的情感需求。
自由恋爱和离婚的合法化，让人们更加注重婚姻质量和个体幸福感，使得家庭关系更加平等和自主。
此外，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和女性劳动力参与度的增加，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
传统上，男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经济养家的责任，而女性则更多地从事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
但现代社会中，男女在家庭中的分工已经趋于平衡，更多的女性投身职业领域，男性承担起了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
第三，文化传统的演变在家庭结构变迁中，文化传统是家庭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同文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变化。
以中国传统家庭结构为例，依托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国家庭一直以父权制为主导，强调家长的权威和长幼有序。
农业家庭劳作发展历程
农业家庭劳作发展历程农业家庭劳作是农村地区常见的劳动方式，也是许多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逐渐转移，农业家庭劳作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
回顾历史，农业家庭劳作在我国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
那时，农民们一家人共同劳作，耕种土地，养殖牲畜，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
但由于技术不发达、劳动力有限，农民们只能依靠人力和简单的工具进行劳作，劳动效率低下。
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农业家庭劳作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社会主义改造的背景下，农民们开始建立农业合作社，实行集体化劳动。
这种形式使得劳动力的组织更加高效，可以共同购买农用机械和施肥等农业用品，提高了劳动效率。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家庭劳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农场企业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民们开始以家庭为单位经营农田，实行家庭经济。
这一变化使得农民们对经营农田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种植和养殖，利润也更加可观。
进入21世纪以后，科技的进步和农业机械的普及，农业家庭劳作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农民们逐渐开始运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如精确农业、无人机等，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
此外，农业家庭劳作也开始开拓农产品加工、农村旅游等新兴产业，丰富了农民的收入来源。
农业家庭劳作发展的历程充满曲折，但总体来说是积极向上的。
从传统的人力劳动到现代的机械化农业，农民们对农田的管理更加科学、高效，农业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农业家庭劳作的发展也带动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然而，农业家庭劳作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农民们的技术水平普遍较低，对新技术的接受和应用不足。
此外，由于农村地区投入的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资源相对有限，农民们的专业知识和素养仍有待提高。
总的来说，农业家庭劳作发展历程充满了希望和挑战。
只有加强农民的技术培训和普及，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户的收入水平，才能使农业家庭劳作在未来的发展中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制度分析——以H村为例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制度分析＊———以Ｈ村为例聂 飞内容提要：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城镇化为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城镇化面临新的挑战和困难。
大约有２亿多农民工及随迁家属难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吸纳的是农村的劳动力资源，而不是劳动力本人及其家庭，多数农民工家庭因此处于离散状态。
文章试图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利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对农民工家庭化迁移问题进行解读，找寻促进农民工家庭化迁移的治理之道。
关键词：农村 家庭 农民工 制度 迁移中图分类号：Ｃ９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５３３０（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３４－１０作者简介：聂飞，管理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法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河南洛阳 ４７１９３４）。
一、家庭化迁移时代来临《２０１７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２８ ６５２万人，比上年增加４８１万人，增长１．７％，增速比上年提高０．２个百分点。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２０１７》指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是我国人口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现象，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家庭户平均规模保持在２．５人以上，２人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家庭户占８１．８％以上，在流入地生育、就医、养老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相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需求持续增长。
在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过程中，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土地走向工厂，他们大部分已完成就业城镇化，但却很难实现家庭城镇化，想在城市落户困难重重，有“业”难“居”。
农民工家庭化迁移在“居”与“业”的分离中难以实现，大量农民工家庭处于离散状态，农民工迁移呈现半城市化状态。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评估报告》数据表明，目前中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家庭规模超过２．５人；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有长期在流入地生活居住的打算，融入意愿强烈；但是该报告指出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仍然存在，流动人口在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等方面均受到诸多限制。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农民消费生活方式变迁
社会流动视野下的农民消费生活方式变迁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三农”问题却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
所谓“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
研究农民问题,最生动和最直接的办法是呈现农民的生活方式方面的具体数据,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依据。
为此,本文从社会流动的视角出发,以豫南W村流入L镇的农民为例,对流动农民的消费生活方式进行了研究。
本文采用了文献法、问卷调查和实地访问研究方法,运用描述性统计和逻辑推理分析,提出了引导农民消费生活方式进行现代化变迁的对策,希望有助于推进社会流动与农民消费生活方式变迁的和谐互动。
标签：社会流动流动农民生活方式在2010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中国有九亿多农民,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一部分社会学学者把眼光转向农村。
真正使农民生活有尊严,笔者认为一个重要的一点在于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使农民的生活方式走向现代化,而转变生活方式中的消费生活方式显得的尤为重要。
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部分农民的消费生活方式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发生了显著变化。
以豫南W村为例,昔日炊烟袅袅的乡村,现在只剩十几户村民。
村落人口户数急剧减少,一方面缘于部分村民外出进城务工和创业,另一方面缘于部分村民就近迁移到了L镇中心。
对于迁入L镇中心的村民来说,流动一方面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比如购物便捷、交通便利、子女就近上学等;另一方面,流动也给他们带来一定的不便,比如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增多,同时给农民原居住地农业生产带来的不便。
笔者试图通过对从豫南W村流入到L镇中心的农民消费生活方式变迁的探讨,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挖掘出影响农民消费生活方式变迁的相关因素,进而对农民消费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迁进行相关的对策思考。
一、样本情况(一)流出地W村流动前后概况W村位于L镇西北部,距离镇中心2500多米。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与家庭结构变迁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与家庭结构变迁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发展迅速，城市人口不断增加。
这一进程对社会流动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和家庭结构变迁。
城市化进程在中国带来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许多年轻人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机会。
这种流动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结构。
一方面，农村中的老年人和儿童成为留守人口，家庭结构受到影响。
父母在城市工作，孩子留在农村，家庭成员不能团聚，影响了亲密关系的建立和家庭功能的发挥。
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的新居民，他们在城市中建立了新的家庭。
因此，城市化引起了农村和城市的家庭结构变迁。
城市化也带来了社会流动。
城市中的职位和机会增加，吸引了大批从农村到城市的人群。
这种人口流动导致家庭内部的社会流动。
以前农村的农民现在可以通过努力来改变他们和家庭的经济状况。
他们变得更加富裕，儿女也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而在农村，他们可能只是一辈子都无法改变贫困的境遇。
因此，城市化提供了许多机会，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状况。
然而，城市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由于城市中的竞争激烈，许多人发现他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
他们可能陷入低收入和社会边缘化的困境。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家庭关系紧张和不稳定。
父母的经济困境可能会对子女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影响了家庭的稳定性和功能。
城市化还改变了家庭结构的差异化。
在农村，大多数家庭是传统的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子女组成。
然而，在城市中，家庭结构更加多样化。
一方面，由于压力和机会的因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晚婚或不婚。
他们更注重自我发展，而不是传统的家庭观念。
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紧张和快节奏也加大了夫妻关系的压力，导致越来越多的离婚和家庭破裂。
因此，城市化使家庭结构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和家庭结构变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它们既带来了机会和福祉，也带来了挑战和问题。
农民工流动性对家庭与社会的影响
农民工流动性对家庭与社会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和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劳动力来源。
他们的流动性对于家庭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聚焦于探讨农民工流动性对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并分别从经济、社会和心理健康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在经济层面上，农民工的流动性对家庭经济状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通过外出打工，他们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从而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
这些收入不仅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还能进一步投资于教育、医疗等方面。
此外，农民工的外出打工也为农村地区带来了财政收入，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然而，农民工流动性也造成了农村地区的劳动力短缺，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首先，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受到了限制，农田荒芜，农产品供应不稳定。
其次，农村地区的老人和儿童缺少正确的照顾和教育，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传统价值观的流失。
此外，农村地区的社会文化生活也受到了农民工流动性的冲击，传统文化逐渐被替代，农村社区凝聚力下降。
农民工流动性还可能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由于长时间的分离家庭和亲人，农民工常常感到孤独、失落和无助。
他们需要适应异地生活的压力，同时往往面临着来自城市居民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
这些心理压力可能导致他们的焦虑、抑郁和自卑感增加，甚至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
因此，关注和支持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农民工流动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农业支持力度，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同时，应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工提供医疗、教育等基本福利保障，减轻他们的后顾之忧。
此外，应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支持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建立心理咨询服务体系，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和心理支持。
综上所述，农民工流动性对家庭和社会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在经济层面上，他们的流动性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改善了生活水平。
浅谈农村社会流动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
浅谈农村社会流动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社会流动是社会分层结构的一种自我调节机制。
农村社会社会流动不论是结构性流动还是自由流动，其背后都隐藏着社会诸多因素。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流动的影响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基本不变。
农村的社会流动较为缓慢并具有较强刚性的社会流动状态，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白音花镇也不例外。
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来打破这种状态，推动农村的社会结构改进升级。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生产优化现阶段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白音花镇这两年连续干旱，农民因外出打工原由离开土地后，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将土地有偿或无偿归还或暂时归还农村个人，进行个人经营。
租用农田土地时只要双方达成协议，写个租用收据摁手印就会起效。
毕竟租主长期在外面工作很少回来，写条子摁手印对双方都有好处。
这桩你情我愿的“生意” ，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农村土地制度现状讲，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也可以暂时由他人代管，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土地收入。
无论何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
当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外出后，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之，这有利于土地的单位劳动报酬率提高。
不仅提高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报酬率。
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
此外，能够留在农村，从事土地的规模承包经营的农民，必是富有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经营模式。
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力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治理结构的影响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式是在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
然而，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却是乡镇政府任命的。
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思想水平的提高，农民开始对乡村政治抱有一定的热情。
随着农民政治参与率的提高，他们开始要求农村治理的话语权，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
农村社会学课件第九章农村社会流动
1
传统文化
农村文化的传承对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会流动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3
信息技术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农村文化的传承和流动，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
农村社会学课件第九章农 村社会流动
本章将深入探讨农村社会流动的各个方面，包括农村人口的流入和流出、农 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家庭的人口流动和迁移、农村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转移、 农村土地和产权的流转、农村文化的传承和流动等。
农村社会流动的概念和意义
农村社会流动是指农村地区人口、劳动力、家庭、社会阶层、土地、产权、 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流动和变动。农村社会流动对于了解农村社会的发展、变 迁和转型具有重要的意义。
劳务输出
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跨国 家提供劳务，推动经济发 展。
农村家庭的人口流动和家庭迁 移
农村家庭的人口流动和家庭迁移受到农村社会流动的影响，决定着农村家庭 的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变化。
农村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转移
阶层流动
扶贫政策
收入差距
农村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转移体 现了社会的流动性和社会变迁。
政府的扶贫政策对农村社会阶 层的流动和转移起到积极作用。
农村社会阶层的流动和转移与 收入差距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农村土地的流转和承包
农村土地的流转和承包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的生计具有重要的影响，涉及到农村产权的变化和流 转。
农村产权的变化和流转
农村产权的变化和流转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农村经济结 构的调整和农村市场的发展。
农村文化的传承和流动
农村人口的流出和流入情况
农村人口流出涉及农民工群体和城市化，农村人口流入涉及农村女性的人口流动和就业问题，农村青年 的流动和成长问题，以及农村老年人的照顾和流动问题。
社会流动对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影响
社会流动对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影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社会流动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
社会流动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中地位、职业、收入等方面发生变动的现象。
它对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社会流动对家庭结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过去，社会流动相对较少，社会阶层固化，家庭结构也相对稳定。
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流动逐渐普遍起来。
这导致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的典型家庭模式是父亲负责工作赚钱养家，母亲负责家务和照顾子女。
然而，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家庭迫使双职工家庭的出现。
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成员的角色分工发生了变化。
父母双方需要相互合作才能维持家庭运转。
这不仅对家庭成员的个人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家庭结构和亲子关系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社会流动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中各种组织和机构的总体安排和分布。
社会流动的存在使得社会结构产生了动态变化。
社会流动能够推动社会结构的变革与调整，打破了原有的阶层壁垒和社会固化。
有着更多社会流动性的社会结构更灵活、更富有创造性。
反之，则意味着阶层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社会结构变得僵化和不公平。
因此，良好的社会流动机制是保持社会结构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
此外，社会流动对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念上。
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剧，个人的追求和家庭的理念发生了改变。
过去，传统的家庭观念主要强调血缘、家族传承和稳定。
而现代社会流动的到来使得人们更加注重个体的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力，促进了家庭结构的多样化和社会结构的开放性。
总之，社会流动对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它改变了家庭内部成员的角色分工，也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革与调整。
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与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我们应当关注和理解社会流动对家庭与社会的影响，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关系的影响在当代社会中，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
无论是为了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还是为了逃离贫困和困境，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自己的家乡，寻找更好的就业与生活条件。
然而，这种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劳动力流动经常导致家庭成员分隔太远。
经济的原因促使人们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求工作，这意味着他们需要和家人分隔开来。
父母可能会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打工，而子女则留在原居住地，这样一家人就要面临长时间的分离。
这种分离对于家庭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还会导致夫妻关系的紧张。
当一个家庭成员离开家乡，与配偶分隔两地时，夫妻关系往往面临太多的挑战。
长时间的分离可能会导致夫妻之间的沟通不畅，情感上的疏离和亲密度的减少。
另外，长时间的分离也为夫妻之间的诱惑和背叛埋下了伏笔，这对家庭关系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破坏。
然而，劳动力流动也有积极的一面。
首先，它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通过去别处工作，家庭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条件。
这意味着孩子们有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更好的生活环境，从而为他们的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这种好处并不能弥补由于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分离和疏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它确实为家庭提供了更好的物质基础。
劳动力流动还可以拓宽家庭成员的视野。
当一个人去别的地方工作时，他们会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这对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种开阔的视野可以促使家庭成员更加包容和理解，从而加强家庭关系。
最后，劳动力流动也有助于家庭的成长和发展。
当一个家庭成员去别的城市工作时，他们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会，通过这种挑战和机会，他们可以学习更多的技能和知识，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益。
这种成长和发展不仅增加了家庭的实力，也为家庭成员提供了更多的个人成长机会。
总结起来，劳动力流动对家庭关系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尽管它可能会导致家庭成员的分隔和夫妻关系的紧张，但它也带来了经济的好处、视野的拓宽以及家庭的成长和发展。
流动的父权_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_金一虹
流动的父权: 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系父权的家庭制度, 建立夫妻平权、代际平等和双系并重的新的家庭制度。¹ 综上所述, 以往的相关研究都强调了流动将对父系父权家庭制度基础造成致命的侵蚀, º 提
供的仍是单一的传统被解构的现代化图景。然而, 说流动对父权制家庭的作用仅仅是解传统化 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叙事。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下的农民流动, 充满离乡与返乡、离土 与守土的多向流变以及现代性和传统的反复冲折, 农民家庭的变迁将远较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 言的复杂得多, 需要更为复杂多样的视角加以解读。本人多年田野调查的结果显示, 父权制家 庭在流动中的变迁既有解构, 同时也有重建过程在发生。在解构和重建的交错过程中, 父权制 家庭在变动中得以延续。笔者将根据研究资料讲述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在与现代化相遭遇时, 父 权制家庭如何在解构中得以重建和延续的 / 不一样的故事0, 并回答家庭父权制度为什么得以延 续和如何延续的问题。»
与碎片化了的亲属关系不同, 空间上的离散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解体, 家庭成员在地域分隔 的情况下还会勉力维系婚姻关系和家庭的基本功能, 于无奈中构造一个跨越城乡两域的弹性家 庭生产 ) 生活模式。¾ 因此, 我们仍应将流动家庭视为一个整体, 包括它的生产体系 ( 打工经济 加生计农业、副业和家务劳动) 和生活世界, 从结构和家庭制度层面加以研究分析。
Pr ess, 1983, p. 193; Ka y Ann Johnso n: W omen , the Family and P easant Rev olutio n in China, Chicag o: T he U niversit y of Chicag o Pr ess, 1983; W olf M arg ery, Revolution Postp oned : W omen in Contemp or ar y China, Stanfo rd: Stanfor d U niv ersity Pr ess, 1985. 杨善华、沈崇麟: 5 城乡家 庭 ) ) ) 市场经 济与非 农化 背景下的变迁6,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第 106 ) 151 页。 ¿ 如韦伯将父权制建构为具有父亲对儿子的支配、男性对女性支配的支配类型。参见 韦伯: 5社会学 的基 本概念6, 顾忠华译,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3 年, 第 75 ) 76 页。 À 参见马尔科姆 # 沃特 斯 ( M alcolm W aters) : 5 现代 社会 学理 论6 , 杨善 华等 译, 北 京: 华 夏出 版社, 2000 年, 第 269 页。 Á Kay A nn Johnso n, W omen , the Family and P 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Chicag o: T he U niv ersity o f Chicag o P ress, 1983.
农村社会流动
和协调。
二是流动的彻底性也不如A类国家。 三是流动未能像A类国家那样普遍带来小农经济的消失和新型农民的广泛诞生。
C类或中上水平类
这一类别是指那些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虽 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尚未完成实现由农业社会 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其主要 代表国家有拉丁美洲的多大数国家、亚洲的印 度尼西亚、菲律宾等。
二、现代社会的农村社会流动
第一，农村社会流动经历了从大规模快速流动向常态化稳定流动的发展历程。
所谓“常态化”是指，在工业化、城市化晚期， 农村社会流动的规模虽然有所下降，但随着社 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和身份壁垒的消失，农村社 会成员职业变更或地域流动日益成为一种常态。
所谓“稳定流动”是指农民由农业经营者向非 农阶层的流出一般比较稳定，从农业中流出又 回流的比率大大下降。
A类代表完成或最高阶段。
世界各国农村社会流动的整体趋势是：
一方面，处于较低阶段的国家或地区将不断向更高 阶段发展，世界各国的农村社会流动将继续不断地 向前进行。 另一方面，不同类型国家或地区的农村社会流动走 向将会有所区别，A类国家或地区的流动规模将稳定 在较低水平、流动速度将日渐趋缓；A类以外其他类 型国家或地区，其农村社会流动基本上呈上升趋势， 其中C类和D类表现最为强烈，B类E类表现则弱一些。
第二，有助于促进农村发展。
1.通过从农村向城市、农业向非农职业的流动，农村居 民的收入得以增加，农村产业结构得以优化，从而夯实 经济基础； 2.通过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农民得以接触城市先进的 科学技术、经营理念与社会文化，从而有助于培养有文 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农村发展储备丰富
的人力资源；
代际流动是指下一代人相对于上一代人的社会地位变动，其参照点是上一代人的社会阶层地位。
社会经济发展对传统家庭经济生产模式的消解
【经管新视野】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 20２１年９月（第９期，总第2９３期）Ｓｅｐ．,20２１（No.９,Ｇeneral No.２９３）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６－２１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关于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１９ＢＫＳ１１０）作者简介：常臣尤（１９９３－），回族，河南信阳人，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观；王凤祥（１９７７－），河南信阳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价值哲学。
社会经济发展对传统家庭经济生产模式的消解常臣尤１，王凤祥２（１．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６５００００；２．贵州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５５００２５）摘要：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资源造就了以家庭为经济生产单位，以农耕为主业的生产模式，并通过伦理与政治加以巩固。
在这个唯一一个文化未曾中断的国度中，家庭经济生产模式发挥了重大作用，不管在封建社会中各个朝代如何更迭变迁，家庭经济生产模式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它始终承载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塑造着国民性格。
现代社会通过分工、经济全球化、人员流动消解了传统家庭经济生产模式，使家庭小型化、家庭成员经济活动分散化、父母经济角色发生转变。
因此在消解的同时，家庭的社会功能亦需要站在时代角度重新理解与定位。
关键词：经济；分工；私有制；家庭中图分类号：Ｆ０１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２１）０９－００７２－0７古希腊作为海洋国家，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由于文化场域的交融，他们不畏新颖与创新，这也成为他们日常价值观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其商品的畅销，他们必须保持创新，保持变化。
“他们必须鼓励制造货物的工艺创新。
在西方，工业革命最初发生在英国，它也是一个靠商业维持繁荣的海洋国家，这不是偶然。
”[１]但在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下，家庭是经济生产的最小单位，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家庭生产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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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金一虹2012-7-28 14:49: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0年4期第151～165页【作者简介】金一虹，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持续规模化的流动已成为中国农民家庭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
流动带来的去地域化，侵蚀和破坏着血缘、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但其所致的家庭制度变迁不仅具有解传统作用，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重构的过程。
父权制家庭在解构中延续和重建，是体制约束、市场主导和父系父权自身延续的需要三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
这一流变的家庭形态不仅为“身在城市，根在农村”的流动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生存发展的基础，也以其特有的弹性适应能力，成为应对农村社会因变迁而生的矛盾冲突的缓冲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消解社会紧张的作用。
【关键词】父权制家庭/解传统/传统重构/去地域化一、问题的提出9亿中国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一亿多农民在民工潮中离开了乡土。
①他们中的一部分流动进城务工，最终将成为城市居民，而生养他们的农村也将部分走向衰亡。
这一史无前例的大流动不仅打破了农民日常生活的地理边界，也打破了原有地缘组织和基于其上的关系，流动已成为影响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
农民身份的转换和“村落的终结”，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在这一过程中，家庭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组织，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迁。
家庭的变迁不仅直接改变微观的社会组织结构，而且将在宏观层面影响社会的生产／再生产系统，影响这一社会再生产系统被整合进中国现代化工程中的方式。
因此，研究流动对农民家庭结构产生的影响，其意义将超出家庭范围。
探讨农村家庭的现代变迁，不能不涉及家庭现代化理论。
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将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理论假设。
在这一理论中，传统是作为现代化的障碍而存在的，如帕森斯所指，“传统主义”妨碍个人的主动性、阻碍职业成就和职业流动，③因此现代化必然经历一个解传统化的过程。
而传统被解构亦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是“现代性的永恒特征”。
④家庭现代化理论是将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框架、核心范畴和理论预设运用于家庭的部分，其所着力描述的，也是传统家庭在现代化过程中被解构的不可避免的命运。
如古德（William J. Goode）在其经典之作《世界革命和家庭模式》中，即将社会变迁对家庭的解传统化概括为：传统家庭（通常指扩大或联合家庭）趋向于夫妇式家庭、夫妇式家庭因高度流动而倾向于新居制和双系制、个人价值高于世系和家庭的延续、性别平等主义倾向以及对传统和习俗的贬抑。
⑤家庭现代化理论视夫妇式家庭为最适合现代工业化体制的家庭形态，并认为解传统带来的家庭孤立化可以使家庭成员免受传统扩大家庭强制性的亲属关系的束缚，因此能满足工业社会对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的需要。
⑥尽管家庭现代化理论因其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和忽视变迁的差异而受到批评，⑦但在当下家庭变迁的研究中，现代化将使传统家庭制度解构的认识仍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农村的家庭数千年来一直维持着父系父权制，尽管20世纪以来，在历次革命运动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父权制受到削弱，但并没有消亡，迄今为止父权制家庭仍作为中国农村普遍的家庭形态而存在。
⑧本文是在一种基于年龄、辈分与性别之上的等级制家庭制度的意义上使用父权制概念。
⑨父权制家庭的权力关系具有父主子从、男主女从的特点，具有与之相应的一系列有关家庭成员角色分工、权利义务和财产继承等规则体系。
父系、父权和从夫居制是它的三大基石。
父权制家庭无疑具有传统指向，如韦伯（Max Weber）所言，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传统。
⑩因此通常认为，作为具有解传统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对父权制家庭起到削弱乃至破坏的作用。
如约翰逊（Kay Ann Johnson）就认为，农村社会仍保留父权制，城市社会则大大压缩了父权制的空间。
随着中国人口流动性的增强，青年夫妇更多采取独立居住模式，父权家庭就会因此被削弱。
(11) 在约翰逊这里城市代表现代性，乡村代表传统性；杨善华等人的研究也得出相类似的结论，他们认为农村家庭变迁的总趋势是因袭城市家庭变迁走过的道路，最终旨在摧毁父系父权的家庭制度，建立夫妻平权、代际平等和双系并重的新的家庭制度。
(12)综上所述，以往的相关研究都强调了流动将对父系父权家庭制度基础造成致命的侵蚀，(13) 提供的仍是单一的传统被解构的现代化图景。
然而，说流动对父权制家庭的作用仅仅是解传统化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叙事。
在中国特有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下的农民流动，充满离乡与返乡、离土与守土的多向流变以及现代性和传统的反复冲折，农民家庭的变迁将远较家庭现代化理论所预言的复杂得多，需要更为复杂多样的视角加以解读。
本人多年田野调查的结果显示，父权制家庭在流动中的变迁既有解构，同时也有重建过程在发生。
在解构和重建的交错过程中，父权制家庭在变动中得以延续。
笔者将根据研究资料讲述一个中国农民家庭在与现代化相遭遇时，父权制家庭如何在解构中得以重建和延续的“不一样的故事”，并回答家庭父权制度为什么得以延续和如何延续的问题。
(14)二、流动农民家庭的现状与解传统化（一）离散化、碎片化和再生产拆分：流动农民家庭现状农民大规模持续的流动，在个体层面带来的重要变化是人的原子化、个体化，而从社会组织和关系层面看则是家庭的离散化、亲属网络的碎片化和人的拆分式再生产。
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性障碍，中国农村劳动者大多不是举家外出务工经商，城市过于高昂的生活成本，也限制了进城务工者在城市定居。
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提供的数据，2007年举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仅占全部务工者的20％，(15) 这意味着大多数流动劳动力是以家庭成员分离的形式外出的。
这一流动特点带来农村家庭离散化趋势。
(16) 与农民家庭离散化现象同时存在的是农民亲属网络的碎片化。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建立在聚族而居的基础之上，亲属制度与地域紧密相关，亲属网络一旦失去了聚居的基础，就难以发挥网络作用。
与碎片化了的亲属关系不同，空间上的离散并不意味着家庭的解体，家庭成员在地域分隔的情况下还会勉力维系婚姻关系和家庭的基本功能，于无奈中构造一个跨越城乡两域的弹性家庭生产—生活模式。
(17) 因此，我们仍应将流动家庭视为一个整体，包括它的生产体系（打工经济加生计农业、副业和家务劳动）和生活世界，从结构和家庭制度层面加以研究分析。
尽管农民还拥有维持其生计的土地，但由于土地产出收益的低下以及为应对教育、医疗、建房和嫁娶费用的不断攀升，分散外出打工是农民当前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在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流动进城的农民，土地仍是其失业和年老病残时的最后保障，因此，“守土”于他们是和“离乡”同等重要的任务。
必须看到，造成农民家庭离散化的并非只有体制一种因素。
市场、家庭制度以及它们和体制因素的交互作用，是农民不得不选择分散流动的根本原因。
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采取出口加工导向的现代化战略，意味着流动农民已深深卷入这一全球化生产过程，被动地参与了一场“向下竞争”的战争，使其劳动报酬长期被压低，因此流动农民不得不采取在城市务工、在家乡养老养小的生产和人口再生产拆分进行的模式。
(18) 拆分式生产和再生产模式是当下农民应对生存困境的重要策略。
（二）脱域、脱序与个体化：流动家庭的解传统化流动给父权制家庭带来巨大冲击，无可置疑地具有解传统化作用。
有三个与流动有关的因素将导致解传统化：脱域、脱序和个体化。
跨地域流动是一个“脱域”的过程。
脱域既意味着对原有地理边界的穿越，也意味着对旧有关系的突破。
农民日常生活是高度地域化的，社会关系也是高度地域化的。
正如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 Radcliffe-Brown）所述，亲属关系只有在具有地理上的相近性时，才可能对社会生活产生持续的影响。
(19) 稳定有序的亲属关系是基于宗族聚集而居基础之上的，而传统习俗，包括家庭制度中体现的辈分、年龄、性别的等级秩序以及与此相关的规范性知识，也是以世代扎根于特定地方的固着性为基础的。
持续规模化迁移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地域意义的衰退和地域具有的固着性的丧失，亦即穿越地理边界的“脱域”会带来对地域附属性和地方感消解的“去地域化”。
流动在否定这种固着性的同时，也使固着于地方之上的社会习俗衰退，使习俗对人的约束力减弱。
所以，“脱域”又将导致“脱序”，哪怕只是暂时对原有秩序的局部偏离，对个体摆脱男性家长的控制和传统习俗的强制性规范也会产生显著作用。
实际上男性家长权力的衰微一直贯穿于现代化过程，即使没有发生大规模人口流动，建立于辈分之上的父权也在不断衰微之中，(20) 流动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而已。
流动的“脱域”过程显然极大削弱了父辈对个体、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控制能力。
如今儿女在外，父母因此“做不了年轻人的主”，是我们从父辈嘴里听到的最普遍的感叹。
一方面打工经济收入与务农所得的巨大差距，加速了家庭经济权力从老辈向小辈的转移，另一方面则因青年打工者群体的形成和他们个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加剧了老一代家庭权力的衰落。
流动，既是农民中年青一代从家庭中被剥离出来的过程，也是一个独立个体身份生成的“原子化”过程。
年青一代农民工不仅在经济方面表现出优势，亦如伯格（Peter L. Berger）等人在《无家意识》中所说的：现代性带来了新的知识体系，而年轻人成为这个新的知识体系的主要拥有者和阐释者，他们因掌握了新的知识而导致了权力的增加。
(21) 一个观察者就明显看到了妹妹外出打工后家中话语权的转移：我妹她春节一回来，就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对爸说：我出钱，把家里重新装修过！我爸他也没话说了，平时他在家说一不二，但他承认现在我妹见过世面比他懂得多。
（安徽黄山海英）新居制，成为年青一代摆脱父辈控制的又一个重要前提。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夫妻共同外出打工的比例在上升。
(22) 夫妇式流动家庭大多采取独立居住的新居制。
无论是受流入地居住条件所限，还是出于自愿，新居形式都动摇了基于“从夫居”之上的父权制家庭的根基，从居住模式方面为个体主义勃发提供了基础。
流动使家庭制度在性别关系轴向上也受到广泛的冲击。
其直接指向家庭中基于性别的角色分工、性别规范，这种解构性力量主要来自农村女性在流动过程中主体性的获得，也包含脱域带来的脱序效应。
就业性流动给农村女性带来最具意义的变化，是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新兴女性打工群体的形成，正如潘毅将“打工妹”群体的诞生称为“‘全面现代化’工程中的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
(23) 尽管“打工妹”是一个高度流动变化的群体，但外出打工对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虽然她们和年轻打工男性同属一个社会新兴群体，但就其对父权家庭制度的冲击而言，“打工妹”群体的问世对父权家庭制度更具解传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