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综述

从《劝学》与《论读书》两篇文章中对比分析形合与意合的差异

一、王力的对比分析

王力先生是较早进行意合形合对比分析的语言学家。在1936年撰写的《中国文法学初探》中，王力指出:“句子与句子的关系，在中国语里，往往让对话人意会，而不用连词。英文的and字，译为中文时,大多数可以省略……总之，我们研究中国文法，该从‘语像的结构’上着眼。说得更浅些，就是体会中国人的心理。”(王力，2加0:332)在1944一1945年撰写的《中国语法理论》中，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复合句往往是一种意合法，在西文称为parataxis”，并且用了《红楼梦》中的“你死了，我做和尚。”作为例子进一步说明“在西洋语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咱们不能说‘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为在平常的语言里不用连词的时候比用连词的时候更多。”后来又从关联词语的角度来研究:汉语复合句之间有时候“有一二个虚词表示它们的连带关系，有时候，它们之间的联系却是以意会的，叫做‘意合法”，。(王力，1957:144)在《汉语语法史》中，王力先生对意华东师范大学2006届博士学位论文—意合形合的汉英对比研究合形合问题继续讨论，指出，“我们可以看出，在《尚书》里，复句中的分句语分句之间的关系是用意合法表现的;而在《周易》、《论语》里，这种关系是用‘故’、‘况’、‘则’等语法成分(连词)表示出来的。”(王力，1989:340)

王力指出:“西洋的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这里所说的“法治”是指西方语言一整套的显性连接手段，是英语等西方语言的根本，“人治”追求的是辞约义丰，削尽冗繁，以意义的表达为根本，尽可能舍去不必要的形式，因而“古人主张不以辞害意，西人的行文却是希望不给读者以辞害意的机会”。(1951:197;283)，而汉语的“人治”则指汉语要靠人的了悟。他说汉语的意合性还表现在显隐自如:汉语逻辑关系的表现常常既可借助于关联词，也可隐去关联词。如“他不去我去”可以因上下文定为多种关系:(一)假设关系:“(因

为)他不去，我就去”;(二)让步关系:“(即使)他不去，我(也)去”;(三)转折关系:“他不去，(但是)我去”:(四)因果关系:“(如果)他不去，(所以)我去”。

王力先生的“人治”与“法治”看法是对这两种语言意合形合的通俗总结。

他主要从汉语复合句和英语复合句的差异来分析汉语的意合情况，始终强调汉语和英语句子在连接词语使用方面的区别。这是语言的本质性问题:连词(或虚词)的使用与否是区别汉语的意合与英语的形合的重要标志。

二、刘毖庆的对比研究

刘必庆先生是汉语和英语意合形合对比研究的倡导者。在《汉英对比与翻译))(修订本)(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著作中，刘必庆从三个不同的角度对比分析了汉语的意合和英语的形合。在“‘形合’与‘意合’初论”中，他对意合和形合进行了定义(参见第一章1.2.1)，并认为意合、形合问题属于表现法，不同的语一言有不同的特征。表现法离不开形式手段、形式结构，因而也是一个语法特征问题(参见刘必庆，1992:18一19)。在“再论‘形合’与‘意合”中他从三个方面展开讨论:(一)中国传统文化与汉语的意合现象紧密相连。他指出，中国古代文论就有汉语意合方面的观点，如王充的“意定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刘姗的“意授于思，言授于意”。汉语正是在这种重意、重神、重风骨、重凌虚的传统哲学、美学思想影响下历数千年之历史，形成了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与这种素质并行不悖的是汉语文字特征，也正是这样的文字才使得汉语是意合而不是形合。(二)句法结构讨论。汉语句子成分组织的明显特征是重意合，句子中成分与成分之间的关系的特点是内在化、隐含化、模糊化，即从词的形态上看不出相互之间的内在关系。(’三)意合现象体现在语段中。在一个特定的语段中，汉语句段之间的关系也常常是内在的、隐含的、模糊的。在任何语言中，意合和形合手段都是并行的，但只有在汉语中国，意合手段比形合更多;在英语中，形合手段比意合手段更重要、更规范了。意合是使汉语在形式上流散、疏放的重要原因。(参见同上:n6一118)在“三论‘形合’与‘意合”，中，刘亦庆重点解释了英语的形合问题。英语之所以重形合，是因为英语具有比较多样的形式组合手段，如词语关系形合手段、句法关系形合手段和句法形式形合手段。形合的优势是视觉分辨率高，语法关系属于显性表现式。(参见同上:251一254)

刘必庆先生对语言现象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思考大大地推动了意合和形合深入和系统的研究。

三、对比与翻译讨论

近年来，从句子层面对比分析汉英语意合与形合及其翻译还是热点，发表的论文相当可观，占所有论文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作者进行了粗略的统计，从1979年到2005年，关于形合意合句子层面对比分析及翻译讨论的论文有75篇(其中1997年以后的论文近60篇)，如:《意合与形合:英汉翻译中的逻辑关联映现》(但汉源，外国语，1996年第一期)、《英语形合与汉语意合的特点对翻译的启示》(范红升，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年第六期)等。

这方面的论文主要从英语出发考察英语和汉语句子结构、功能等方面的异同，对比分析英语形合与汉语意合表达方式的差异，寻找翻译策略或技巧(以英汉翻译为主)。根据英语的形合和汉语的意合，劳陇在《英汉翻译中的“意合”句法的运用—消除“翻译腔”的一个重要手段》(翻译通讯，1985年第七期)一文讨论了英汉翻译的对策:首先，必须将原文神理融会于心，然后汉语表达方式进行必要的改组;有时，需要按照逻辑程序或时间顺序将句序重新安排，方能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才能使译文流转自如，明白晓畅，消除翻译腔，达到纯粹汉语化的效果。程洪珍在《英汉语差异与英语长句的汉译》(中国科技翻译，2003年第四期)讨论了英语长句的翻译，认为英语重形合，属形态语台‘，惯用结构复杂而严密的句子，而汉语重意合，属语义型语言，句子结构简短而松散。英语与汉语句法的差异要求英语长句汉译基本的原则是破句重组，化繁为简，常用的方法是顺拆译法、逆拆译法和综合译法。

四、汉语意合现象的研究

传统上，汉语的研究就是以意合为核心。但是，由于受到西方形态语言的影响，汉语本体研究受到挑战和质疑，人们更热衷于汉语的“形态”研究，程式或“形态”成为研究热点，语义型特征受到冷落。随着汉语和英语对比研究的展开和加深，汉语本体研究的意识不断加强，语义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史有为在《语言中的人和意义》(语文研究，1999年第二期)指出汉语的研究必须“回到起点”，立足汉语，因为“语言研究最合适的起点是某种语言的自身，对于汉语，这起点也就是‘汉语’自己。”近百年汉语的研究受到外来影响太深了，使得汉语研究是在削足适履，如结构主义的词并不是汉语中最适用的单位。在谈到句群范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