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巴金：用心灵写作的作家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巴金也许是最受青年欢迎的作家。

著名批评家李健吾在30年代说：“巴金先生拥有众多的读者，二十岁上下的热情的男女青年。

”著名作家丁玲在50年代给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学员讲课时说：“我不喜欢巴金，为什么别人那么多人喜欢呢？我们就要研究，要懂得那些读者，扩大自己的眼界。

巴金的电影《家》演出时，下雨还满场，全是青年男女。

而且看了还哭。

这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巴金为什么能够吸引青年读者，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

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大地主家庭。

家中“有将近二十个的长辈，有三十个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个男女仆人。

”巴金自小同情下层人，家中仆人的病、老、死，都会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掀起痛苦的波澜。

巴金十多岁时，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

失去父母的庇护，巴金兄弟才开始体验到大家庭内部的冷漠、仇恨和倾轧。

体会到封建家庭的虚伪和丑恶。

由此，在对下等人的同情之外，巴金又产生了对上等人的憎恨。

当他逐渐长大，看到更多外界的苦恼和不平时，开始为一些更新兴的观念所吸引。

这些观念当时正在《新青年》以及其他进步的杂志之间传播着。

他对于爱的需要以及爱人类广泛
的同情心，决定了他阅读的方向。

在少年时代，巴金阅读了克鲁泡特金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告少年》，深受影响。

巴金说：“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

”巴金又看了波兰作家廖抗夫的表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剧作《夜未央》，深受震动。

多年以后，巴金谈到了这本书对于他的影响。

那本书给他打开了新的眼界。

使他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奋斗之大悲剧，在那本书里面这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第一次找到了他梦境中的英雄，他有找了他的终身事业。

1921年，巴金加入秘密青年团体均社，自称安那其主义者。

1923年离开四川，赴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求学。

1927年1月赴法国留学，探讨无政府主义原理。

后来他果然成为安那其主义的最重要倡导人，同时也成为中国作家中，有关西方革命以及安那其主义的最大权威。

巴金到巴黎后，萌发了创作的心灵冲动，他说：“在这人地生疏的巴黎，在这忧郁、寂寞的环境，过去的回忆折磨着我，我想念我的祖国，我想念我的两
个哥哥，我想念国内的朋友，我想到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斗争和希望，我的心就像被刀子割着一样，那股不能扑灭的火又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

在这种时候我好象常常听见从祖国传来的战斗的呐喊。

我越来越为自己感到惭愧，对于在祖国进行的革命斗争，我始终袖手旁观，我空有一腔热情，却只能在书本上消耗自己年轻的生命。

”巴金在1928年开始写《灭亡》，小说写完之后，巴金把它寄给了国内的朋友，朋友将稿子转交给当时《小说月报》的主编叶圣陶，1929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小说署名“巴金”。

《灭亡》是一个关于爱和恨的浪漫故事。

书中男主角杜大心一如作者本人，生性敏感，会为着被宰杀的鸡只流泪。

同时，也同样是在早年尝到丧母之痛。

在饥荒的年岁，他目睹着人们苦难最惨淡的一幕：城外野天掘了几个大坑，饿死的人一条条地抛在坑里，像无数的蛆一样。

杜大心长大以后，爱上了他的表妹。

但是，表妹屈服在父母的意志之下，嫁给了别人，多年以后，杜大心去了上海，参加了革命的行列，又和表妹重逢。

此时她已经成为一个可怜的年轻寡妇，并且企求他的原谅，重拾旧欢。

不过杜大新已经不再爱她。

他指着自己的心对她说：“不能，我不能够爱你了。

我已经没有了爱人的心了。

这颗心再不能够爱人，也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爱了。

”
当然，杜大心并非不能爱人，而是把他的爱，奉献给了群众。

他是个诗人，写宣传小册子的作家，工会领袖。

一家杂志社的主编。

他活在一种信念上，那便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人，一定会遭灭亡”。

有一天，在一次汽车失事事件中，他邂逅了李冷和他的妹妹李静淑。

这两人虽然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不久便受到杜大心革命精神的感召，并且李静淑爱上了杜大心。

杜大心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人是在工会里做事的。

有一次，他被警察逮捕了。

不久被砍头。

这事使得杜大心下定决心，要去行刺戒严司令。

李静淑一度想劝止他，她说的话，是全书中最动人的演说词之一：“大家都是现社会制度底牺牲者……谁都没有权利来杀人，谁都是父母生的血肉之躯。

谁没有像我们一样的父母，兄弟，姊妹？那些人又有什么罪呢？……大心，我们不要再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惨剧了。

难道这样的惨剧还演得不够多吗？”（博爱）虽然大心十分爱他，却屹然不为所动。

小说的结尾，是令人吃惊的粗犷的讽刺。

戒严司令并没有死，几天以后就恢复了健康。

他
勃然大怒，说商会会长媾通敌人暗害他，就把商会会长扣留起来。

结果商会会长报效了五十万元军饷，买回了自己的自由。

戒严司令并没有死。

他正在庆幸因了杜大心底一颗子弹，他得五十万现款，他底几个姨太太也添了不少的首饰。

然而杜大心底头却早已化成臭水，从电杆上的竹笼中滴下来，使得行人掩鼻了。

不过，静淑和她的哥哥却决心贯彻大心的未完成工作。

五年后，在《灭亡》的续篇《新生》中，他们成为五卅运动的主要份子。

《灭亡》开启了巴金创作中的母题，对黑暗的控诉与对光明的呼唤。

巴金自己说：“那么我在小说里主要地想说明什么呢？不用说，我集中全力攻击的目标就是一切不合理的旧制度，我所期待的说是：革命早日到来，贯穿全书的响亮的呼声就是这样的一句话：‘凡是曾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的人都应该灭亡。

’”
《灭亡》塑造了一个悲剧英雄。

作品感人至深的不是宣传了无政府主义，而是那种绝望而又抗争的献身精神。

其中某些甜软而又抒情的恋爱情节与悲愤、压抑、暴烈的场景相互穿插，形成了一种狂躁的气愤。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大都充溢着感伤情调，很少英雄至
上的气象，巴金的《灭亡》终于让读者有了自己的英雄，尽管是一个在暗夜中绝望嚎叫的英雄。

《灭亡》面世后大受欢迎，畅销20多版。

巴金后来再接再厉，创作了《灭亡》的续篇《新生》。

《新生》是以李冷的日记形式写成的作品。

李静淑在杜大心精神的感召下，成为工人运动的活动分子。

在她和李冷的女友张文珠的帮助下，李冷经过艰难的精神苦刑。

也转变为一个革命者。

并在南方某地组织工人罢工的风潮中被捕殉难。

小说揭示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
1928年12月，巴金回到上海，在此后的两年中，他依然热心于无政府主义宣传。

间或写些小说。

从1931年起，巴金进入了创作高峰期。

他把写作当作一种宣泄痛苦的方式。

《爱情三部曲》就是其中的主要产品，《爱情三部曲》由三个中篇《雾》《雨》《电》组成的。

和《灭亡》、《新生》一样，写了革命、恋爱。

写了当时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反抗、追求和苦闷。

《爱情三部曲》展现了一群知识青年的各种思想性格。

使当时的青年读者从中读出他们同一代人的种种心境，思考不同的生活道路。

巴金以偏激的情绪，热烈地拥抱人生和时代的重大问题，包括生与死，哀与乐，恋爱与事业。

行动与
信仰，以青年革命者血气方刚的肩膀，充满自信和夸张地承担沉重的人类悲哀。

巴金的这些作品充满了革命浪漫蒂克的狂热。

20年代末30年代初，革命文学刚刚勃兴，受这种时尚的影响，巴金的小说也多以革命和恋爱为题材。

相比而言，巴金不像一般作者满足于凭某种概念构思披着革命外衣的浪漫故事，而比较注重展示当时青年复杂变幻的思想情绪，充满了渴望变革的亢奋焦灼的激情，虽然其构思的故事不那么实在，但其如火的艺术情境很容易为当时的进步青年引为同调。

不过，这些创作在艺术上也有缺点。

他笼统地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

故事中的人物和地点虽然是中国名字，但在作品中却找不到一点具体的中国风习和风景。

（缺点）
巴金在写作《爱情三部曲》时，可能已经觉察到他笔下这些革命故事的缺点。

因此，巴金转向本身的自传经验，来更新他的创作灵感。

在1931年，他构思了一套新的三部曲，以他少年时期在成都的家庭生活为背景，断断续续用了十年时间写成。

巴金指出：“在这里我欲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自然这里只有生活底一小部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所组织成的生活
之激流是如何在动荡了。

”要了解中国大家族制度如何走向彻底的崩溃，不可不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呕心沥血之作。

其中最著名的是《家》，《家》写成于1931年，同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最初题名为《激流》，后来以单行本发行时改名为《家》。

《家》在出版单行本后大受欢迎。

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

关于《家》的创作意图，巴金这样说：“我要写一部《家》来作为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呼吁。

我要为那过去无数无名的牺牲者喊一声冤！我要从恶魔的爪牙下救出那些失掉了青春的少年。

”
《家》中写得最凄婉动人的是梅、瑞珏和鸣凤三女性之死。

梅是一个聪慧善感的近乎林黛玉型的女性，她与觉新有着终身不渝的爱情，但是由于长辈的不和睦和赌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生辰八字定适从的婚姻规矩，就把一个多才多情的年青女性送进了抱恨终身、咳血而亡的绝境，瑞珏是一个贤惠端庄、待人周到的近乎薛宝钗型的女性，在高老太爷初死之际，被一群愚昧的长辈以避血光之灾为理由，赶到城外生产，结果难产而死。

鸣凤是一个天真解事的婢女，她的人生价值更在梅和瑞珏之下，她自知恋慕觉慧是一种心高命薄的梦，她早就想到送给冯乐山作妾是一
条死路，但这条死路到底无法逃避，最好投湖自杀。

这三个女性(梅、瑞珏、鸣凤)的死，揭露了封建家庭制度的吃人本质。

《激流》三部曲所以称为“激流”，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写了觉慧、觉民、淑英这些青年叛逆者。

他们冲破这个封建家族的封闭系统，他们给围墙高筑的高公馆带来一股奔腾呼啸的活水。

巴金说：“我的眼光笼罩着全书。

”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叛逆者，尤其是由于有了作家把自己的某些经历、见解和热情折射于其身的高觉慧，这部小说把作家善于以思潮的眼光观世的艺术个性，和对中国旧家族制度的如实描绘在形象机制上统一起来了。

高觉慧是高公馆第三代中满腔青春热血的第一个叛逆者。

他从新青年等书刊中汲取五四思潮，在不坐轿子、把钱给乞丐和怜悯被花炮炸得遍体鳞伤的民间艺人中，表现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他因为参加学潮，遭到祖父的囚禁，但这并不能挫折他的锐气。

反而使他蔑视地方军警当局的压制，联络青年，创办报刊，宣传新文化思想。

他不顾封建门第，与婢女鸣凤相爱。

拂逆封建尊长的意志。

支持觉民抗拒不合理的婚姻。

他在这些举动中表现出强烈的个性解放的追求：“我要叫他（高老太爷）知道我们是‘人’，我们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

”他目睹鸣凤、梅和瑞珏
之死，诅咒这个家庭、这个社会是虐杀弱者的凶手，喊出了“我要做一个叛徒”的呼声，冲出家门，奔赴上海，并且在日后参加了革命党的工作。

《家》的意义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号召青年反抗封建专制，投入社会革命洪流。

《家》之所以在30、40年代产生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与它的批判性的激进的主题是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家》中，人物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

凡是青年人都是好的，代表着青春和正义，凡是老年人都是坏的，代表着腐朽和顽固。

巴金也写出了人物的复杂性。

《家》中人物最成功的无疑是大哥觉新。

他是封建世家的长房长孙，自小就是个孝顺听话的孩子。

这是一种合乎传统礼教的孝子贤孙的理想性格，却也是导致他悲剧命运的致命弱点。

他性格中与善良本性分不开的是懦弱，他曾经有过梦想，想做化学家，读书也很用功。

可中学临近毕业，就被祖父招回家中结婚。

父亲死后，长房的责任又落在他的肩上。

他的青春朝气和青年的梦想在沉闷的实际生活中渐渐消失，生活磨钝了他的感觉，在上有祖父，中有几房叔父、下有弟妹及无数堂兄弟姐妹的大家庭中，具有无上责任而没有丝毫权利的觉新，就成了调和上下左右矛盾并代
上下左右受过的人。

这个处境练就了觉新的善于妥协。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弟弟们从学校带回的信息和读物，使觉新仿佛已经死去的灵魂又开始复活。

当他与弟弟们一起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时，当他与曾经热恋的表妹钱梅芬重逢时，他曾经有过的梦幻又被唤醒。

他试图以牺牲自我来换取家庭的和谐，然而命运专门作弄觉新这样的人，梅表妹因为长期精神抑郁害肺病死去，他的妻子瑞珏在分娩之际又被讲迷信的长辈合力逐出家门，惨死在郊外冰冷的土屋。

他承受了失去爱人、死去妻子的巨大悲哀，他看到了把他心爱的两个女人摧残至死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他对凌辱自己的封建势力克尽忍耐、信奉“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在旧的传统中随遇而安，以长房长孙的身份成了高公馆这座岌岌可危的大厦的顶梁柱。

他替高家尽职尽责，囚禁过觉慧，与叔父一同策划把觉民办的报社撵出商场，但是他又厚道善良，经常为弟弟妹妹的叛逆行为承受责难，并在朦胧中觉得高家不妨出个叛徒的想法中，先后送走了觉慧和淑英。

旧传统和新思潮撞击的火花，使一个善良而懦弱的灵魂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左右失据，备受煎熬。

他以受难者的身份充当旧势力的帮凶，又在帮凶的过程中成为丧失青春和幸福的牺牲品。

他以伟大的
支付造成了自己渺小的人生。

作家是以自己的大哥作为这个人物的原型的，对这个人物既怨且怜，亦爱亦憎，鞭挞的鞭影中闪烁着同情的泪光。

《家》中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是高老太爷。

这个人物形象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高老太爷年青时搞过玩妓女花旦的荒唐把戏，如今还娶有一个风韵犹存的姨太太，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封建道德的化身。

他是高公馆这个黑暗王国的君主，但并不是他的凶残暴虐造就他的地位，而是他的地位造就他的凶残暴虐。

他把鸣凤送给冯乐山，并非存心造成青年人的爱情悲剧，而是以一件在他看来无足轻重的物品，去履行对朋友慷慨承诺的大义。

他答应冯家侄女与觉民的婚事，也并非存心摧残觉民与琴的爱情，而是按照一种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婚嫁通例，与门当户对的书香缙绅之家结为秦晋之好。

就是他囚禁参加社会运动的觉慧，和责教浪荡成性的克定，尽管性质不同，但其用心又何尝不是为了使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长盛不衰。

他临终之日，变得格外慈祥亲切，饶恕了觉民的抗婚行为，教诲子孙扬名显亲。

《家》的创作让巴金在人们的印象中减少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色彩。

1934年，茅盾就指出：“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
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现实主义）了。

”
《家》之后，巴金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春》和《秋》。

在《春》中，觉民继续和琴表妹谈恋爱。

并且成为一个果敢的革命者，时常参与编写宣传品和搞话剧等活动。

大哥觉新的命运更加悲惨了，因为他的稚子海臣，给一场传染病夺去了生命。

不久，他又爱上了另一个表妹蕙。

但她在父母的压力下，嫁给了一个她极不愿意嫁的人，最后，觉新又哀伤地在旁观着蕙表妹在婆家受折磨，染病，恹恹地死去。

然后，又轮到淑英嫁给一个坏蛋，不过，淑英却是个勇敢的女子。

因为得到觉民和琴的协助，淑英逃到上海。

淑英的勇敢行动，使得琴情不自禁地低语到：“春天是我们的。

”
经历了《家》《春》一连串哀伤的事件后，《秋》是一种强有力的震撼。

在这本书里，巴金一反过去的作风，不再沉溺于温情式的表兄妹恋爱，以及不成熟的革命行动。

转过头来，细细描写大家庭中的你争我夺。

《秋》的结尾时，高家这一家子，终于分裂。

四叔和五叔在外面替他们各自的姨太太建立了小公馆，又常常和声名狼藉的戏子们混在一起。

四婶和五婶不断地和祖父留下的陈姨太斗嘴怄气。

五婶不断责骂女儿，结果逼使她走上投井自尽的道路。

四婶的丫头倩儿患
了重病，因为乏人照料，最后在一间肮脏的下房中死去。

三叔死后，各房的人员争夺公产，最后决定，将房子出卖，大家平分。

《秋》是在1940年出版的，这一年，巴金已经写完了他所有的革命浪漫主义的小说，也渐渐演变成为一个较为世故和客观的小说家。

从年龄上讲，巴金这时也已经进入中年。

此后，巴金不再写革命浪漫主义的小说，开始专写“小人小事”（1944年出版的短篇集子，不过这一书名，用来描述他后来小说的内容也是合适的）。

巴金创作了《憩园》、《第四病室》、《寒夜》。

在这些小说里，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巴金观察力的突飞猛进，对于抗战期间发生在小人物身上种种不如意，哀伤和悲剧，描写得细致入微。

40年代初，巴金回到成都老家，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位由荒唐而潦倒的本家五叔的死。

巴金受到启发，创作了《憩园》。

自题材而言，《憩园》是《激流三部曲》的续篇。

杨梦痴是一个纨绔子弟，狂嫖乱赌，连妻子的陪嫁也骗去填补私蓄的妓女的欲壑。

他已经失去为夫为父的资格，被妻子和长子逐出家门。

次子寒儿上进好学，事父至孝。

知道流落街头的父亲留恋憩园的茶花。

便
不避憩园新主人的打骂，常去采摘。

在父亲生病时，寒儿又四方求援，准备把他送进医院。

杨梦痴的良心受到震撼，留字给寒儿：“忘记我，把我当成已死的人罢。

”从此不明下落。

憩园的新主人姚国栋对杨梦痴这类出名的败家子自然是鄙薄的，但他以不受劝导的溺爱同样地将自己的儿子推向了纨绔子弟的道路。

小说对杨、姚两家传才不传德的家风的针砭，自然可以对天下父母心有一种启蒙劝化的意义，但它更深沉的意义在于痛切地解剖了古老中国那种福荫后人，长宜子孙的大家庭模式。

如果说《家》抨击了封建家长专制，那么《憩园》又解释了封建大家庭的另一弊端，即它把祖宗财产变成套在子孙颈上的枷锁，使他们安闲自足，不思进取，最终难以避免地堕落成了败家子。

《第四病室》取材于1944年5、6月间巴金住进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房的所见所闻。

作者虚构了陆怀民（我）这个人物，让他躺在作家住过的五号病床上。

用作家的眼光去观察和感受病房中的人和事。

这个摆有二十四张病床，掺杂着一些内科传染病人的外科病房，是一个阴森、骚臭、痛苦和势利，充斥着生的呻吟和死的悲哀的世界。

医生、仆役多有奉富欺贫的心理，烧伤工人因为公司不肯负担医药费，医院只拿盐水针应付，导致“火毒攻心”，垂死挣扎时还被仆役以
床单牢牢地绑住手脚，在这里，金钱的权威高于生命，医院成了商场，一个器材库员断了左臂，伤未治好，又染了伤寒，他无钱购买特效药，最终丧生。

在这里，封建的伦理也在肆虐，一个小公务员的父亲患梅毒住院，使儿子负债累累，而他临死之前还要儿子借钱为他买一块好坟地。

而有些阔绰的病人，病好了还把医院当作旅馆，整天谈食经和女人经，嘲笑别人的呻吟，欣赏别人的死亡。

唯一给病房带来一点温暖和光明的是杨木华女大夫，她把病人当人，悉心照料，笑脸相迎。

但是，就连杨大夫面对病房的种种怪现状，也不能不叹息“我敌不过金钱了”。

小说的社会批判色彩显然是相当强烈的。

在《憩园》和《第四病室》两书里，巴金记录了小人物的悲剧，不过可惜的是作者太着眼于同情，阻碍了他对真实再进一步作全面性的探讨。

他只是满足于表现人的痛苦和死亡。

以及证明爱和仁慈终究会战胜一切。

他既无能力也无兴趣给我们在痛苦与爱心状态下的赤裸裸的人性作一个心理上的完整性交代。

《寒夜》1946年8月到1947年1月，在《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

《寒夜》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达到了巴金小说创作中的最高水准。

尤其是心理刻画的细腻真实，是巴金一恰的小说从未达到过的。

作品的人
都是好人，但又都是有缺陷的人，展示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这的确是一本呕心沥血之作。

巴金一直对自己善于“掘发人性”而感到自豪，在《寒夜》中，人性的秘密，终于被他掘发出来了。

小说的主人公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

他们曾经受过现代新思潮的熏陶和启迪，在个性解放的信念下结婚。

现在他们和母亲同住在战时重庆出租楼房的二楼上。

故事一开始，汪文宣走在深秋的重庆街头。

听到解除警报的信号后，独自步行回家。

一路上，他不断地想起妻子昨晚突然离家出走这件事。

他们夫妻两人曾经度过一段舒服的小家庭生活。

自从迁居重庆后，情况逐渐恶化。

树生在一家银行当秘书，薪水比他高，社交生活也比他活跃。

文宣的母亲对媳妇看不顺眼，极力反对树生的社交生活，同时，在做婆婆的眼中，文宣和他的妻子，因为没经过传统的结婚仪式，不能算是正式夫妻。

文宣的母亲，守寡多年，遂对儿子产生了一种保护性的、充满妒意的母爱。

对任何与她儿子有肌肤之亲的女人都采取敌视态度。

由于文宣的母亲不断地冷嘲热讽，曾树生觉得自己的家庭实在呆不住。

汪文宣是一个忠厚老实、有才华的中年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