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二十年应对研究之剖析_侯晓晖

我国近二十年应对研究之剖析侯晓晖　岑国桢(上海师范大学应用心理系,上海,200234)摘　要　应对及有关的应激问题,因其与心理适应及健康关系密切,已成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前沿研究热点之一。

本文就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心理学、心理卫生学界对该问题关注后开展的大量研究及丰硕成果进行了计量考察和分析回顾,进而就研究取向、研究方法、评价标准诸重要问题做了探讨并提出了看法。

关键词　应对　应激 人们的应激状况及应对问题已日益受到诸多学科的关注。

本文将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心理学、心理卫生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并就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探讨。

1　依据:资料分析的来源 应对领域的研究涉及应激源,应激反应和应对方式三大方面。

以“应激”、“应对/应付”为关键词,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源自某普通综合性高校的镜像分站http ://59.78.130.12/kns50/Navig ator .aspx ?ID =1)为数据源,检索1994年至2007年间有关心理学、心理卫生学的核心期刊:《发展心理与教育》、《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心理学报》、《心理学探新》、《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中国心理卫生》等,同时手工查阅了上溯至1987年以上期刊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总计有399篇。

若把该时段按五年为单位(2007年单列),这些文献刊于学术刊物上的计量统计结果为:1987-1991、18篇;1992-1996、47篇;1997-2001、68篇;2002-2006、189篇;2007、77篇,每年文献数量及其变化情况见图1。

图1表明,应对研究的文献数量在世纪之交有明显变化,此前较少、之后急剧增多。

图1　1987—2007我国应对研究文献数量变化趋势示意图 进一步分表明:该时段中,在心理学、心理卫生学两类期刊上发表应对研究的文献分别为205篇占51.38%、194篇占48.62%,而该时段中前十年即1987-1996年间这两个领域的文献数分别为27篇占41.54%、38篇占58.46%,表明心理卫生领域对应对研究的起步相对较早;同时,文献中小部分是介绍或综述国外关于应激和应对的理论和研究、计64篇约占16.04%,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应激和应对方面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计335篇约占83.96%。

占大部分的实证性研究很有价值,成果主要集中在应对之有关因素、应对之生理及心理、应对之测量及干预诸方面,在“2,回顾:已取得的成果”中将予介绍;同时,在对“一般性应对V s .情境性应对”、“应对现状Vs .应对干预”、“问卷法研究V s .其他方法研究”三方面研究做量的分析比较中发现,每一个方面中前者的研究数量均远高于后者。

对此我们将在“3,前瞻:应关注的问题”中予以讨论。

2　回顾:已取得的成果2.1　应对之因素方面2.1.1　关于年龄　两项以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均表明年龄与应对有关。

一项发现,应对时大一学生寻求帮助、幻想明显多于大三和大四,大二学生使用自责明显多于大四,大四学生的理由化则显著高于其他年级[1]。

另一项发现,应对时通讯作者:岑国桢。

E -mail :cengzh @shnu .edu .cn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课题B08031、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S3040。

心理科学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32(1):151-153151大一学生以外部求助、压抑、幻想和调整情绪为主,大二、大三以自我防御和总结经验为主,大四则较多以心理调节的方式[2]。

这表明应对与面对不同应激源有关,也与年龄增长心理发展成熟有关。

2.1.2　关于性别　研究表明:应对时初中男生的幻想性显著高于女生[3];高中男生比女生明显更为消极[4]。

男、女大学生的应对研究结果不尽一致、但与应激情况有关。

有的发现,面临压力男大学生更多用否认、推诿等消极应对方式,女大学生则寻求情感支持的应对方式[3];有的发现,在一般性应激、人际关系应激、考试应激时男、女大学生有不同应对反应[5]。

这些发现与性别刻板印象的论述大体一致,即应激时男性常要么勇敢面对、要么否认应激存在,女性则有更多的情绪反应、并向亲友倾诉和咨询。

2.1.3　关于人格　这方面的考察会随测量工具的不同而各异。

用EPQ量表的研究发现,N维度与积极应对为显著负相关、而与消极应对为显著正相关,E维度仅与积极应对为显著正相关[4]。

用“大五”人格量表的研究发现,责任心、宜人性高者与主动型应对相关,外向性、开放性高者与回避性应对相关,情绪性高者的应对倾向于回避、否认、幻想等[6]。

用A型人格量表的研究发现,A型人格的中学生更会用发泄、求助、幻想、退避等情绪性应对方式[7]。

这些表明无论是人格的特质还是类型均与应对有关,当然两者关系之性质及程度尚待探究。

2.1.4　关于其他因素　这方面研究了社会支持[8][9]主要是情感关注、物质支持、提供信息等与应对的关系,也研究了涉及自我概念的自尊水平、自我效能感等与应对的关系[10,11]。

2.2　应对之生理和心理方面　该方面着力以实验法予以探究。

一类以动物为研究对象,如对大白鼠的系列研究表明,应激能导致动物生理、心理和行为的异常,皮质酮、肾上腺素及去甲状腺素含量水平升高,抗OV A抗体水平、脾脏指数和NG(神经颗粒素)降低,表现出攻击行为和焦虑行为[12]。

应激会导致机体之生理变化,但不能据此对人做简单的推断。

另一类以人为对象,如研究发现:面对考试应激时,唾液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IgA)值会明显下降、唾液皮质醇值则有明显上升[13],人格量表EP Q的N维度与SI gA下降率、与皮质醇上升率呈显著性相关[14]。

还有研究发现,应激后的G SR (皮肤电反应)的一些指标及其与有关量表测度之关系会有相应的变化[15],人格差异对同样的应激源(不管自然的还是实验室的)在产生不同认知评价、主观体验时生理指标会有不同的变化[16][17]。

2.3　应对之测量与干预方面　测量也是应对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激源的测量方面有:编制“中学生生活应激评定量表”并制订常模[18];编制“中学生应激源量表”并得出7方面应激源[19];编制“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并制定全国常模[20];编制“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并得出5方面应激源[21]。

应对方式的测量方面,2001年之前的情况已有分析报告[22],这里仅列出遗漏的及其后的编制研究情况,主要有:“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23],“大学生应对量表”[24],“应付方式量表”[25];“应对风格问卷”[26],“儿童人际冲突应对策略量表”[27],还有作为《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质调查表》组成部分的“应对风格量表”[28],还有对Jose(1997)编制的量表予以修订的中文版“青少年应对方式量表”[29]。

在对应激的干预方面,研究发现:各种放松技术,如腹式呼吸、聆听音乐[30]等会明显降低个体焦虑水平,与生物反馈放松训练相比认知重构的效果更为持久且对应对技能有较大的改善[31]。

总之,不同干预技术对降低应激水平、提高应对效果各有功效并有互补作用。

2.4　其他方面　应激源　应激源影响着人们的应激状态和后继的应对方式,值得重视。

研究表明,大学生感受到的压力源依次为学习、人际关系、日常困扰和求职[1,8],高中生的应激源主要为学习和升学压力、家庭亲友、人际关系、重要生活事件[32,33]。

可见,两者的应激源既有共同点、也有一定差异。

与心理健康关系　研究表明: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应对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自责、幻想、退避及理由化等消极应对与心理健康呈负相关[34];结构方程、分析回归模型等方法发现,应激事件对心理健康既有直接影响,也会因个性、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自尊而发生间接影响[8,10,11]。

可见,应对影响心理健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特定群体和特定情境　已有应对研究涉及的特定群体有生理缺陷者[35]、婚姻离异者[36],还有股票个体投资者、警察、女犯人、吸毒者、病理性互联网使用学生、现役军人、癌症病人和易羞耻者等等,研究揭示了这些群体在应对上异同之处,这与他们面对不同应激源密切有关。

已有研究涉及的特定情境有考试[5]、道德问题[37]、还有孤独、求职面试、人际冲突、青少年与父母冲突、羞耻、学业失败等等,研究揭示了人们在各特定情境下的应对与一般情境是不同的,这与应对会随情境不同而变化的应对过程理论观是一致的。

3　前瞻:应关注的问题3.1　研究取向　这事关导引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的思考和选择。

回顾已有成果,如前所述,涉及具体情境仅15篇约占3. 76%,其余均为一般性应对。

研究一般性应对有助于揭示应对的总体倾向和特点。

但应对既有跨情境一致性,也受特定环境及具体应激的影响[38]。

生活中,人们面对丰富多样的具体情境,身处各种心理状态,而已有的涉及具体情境的7项应对研究仅涉及求职、学业、亲子关系、道德等问题和孤独、羞耻等消极心理状态,故情境性应对的研究是有广阔空间的。

研究取向的另一个问题是干预性研究不足。

应对问题总是与人们的现实生活问题紧密相连的。

已有成果中干预性研究仅为8篇约占2.01%,凸现滞后,需要关注和重视。

再从基础性与应用性的视角看,已有的成果大多属于基础性范畴,为我们了解应对的性质、特点、类型等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并能为后继应用性研究服务。

在此基础上,今后理应把干预性研究提上议事日程。

3.2　研究方法　这反映了研究的深度,也能反映研究成果具有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近20年,国内应对领域研究的方法绝大多数采用问卷即自我报告性质的方法,个案、访谈等法使用极少仅有10篇约占2.51%。

国外早期的应对研究常以生理、心理和行为为指标予以观察、记录和考察,其中许多是在实验室或控制了实验条件下进行的,之后大量研究在方法上转而采取现场和152　心　理　科　学 问卷的方式,基本上为自我报告式的研究。

故国外近期的大量自我报告性质的问卷研究是有着以非自我报告性质研究为基础的,两者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

反观我国,应对研究起步后近20年仅以问卷法为主导,就显得极为单一。

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不只使用便捷的问卷法,还要重视使用观察、访谈、个案等其它方法。

还需指出,当前我们研究用问卷法时基本上是横断性质的,缺少纵向即追踪的研究。

但根据横断研究获得资料做出推断之价值是有前提条件的,即研究对象之背景包括社会经济文化需具有相对稳定性。

而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文化趋于多元,这些均会降低依据横断研究做出推断的功效。

由于应激源通与社会经济文化之急剧嬗变密切有关,故应对领域更应该重视和开展纵向的追踪研究。

3.3　评价标准　这关乎对某种或某类应对及其相应之干预的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