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二十年》

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现状综述（1977—1996）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

二十年》

（三）第一五年计划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工业化是我国人民的夙愿。一百年来数代人为之不懈奋斗，特别是近五十年来全国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进入了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从产值结构判断。从就业结构及城乡人口结构看仍表现出工业化初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并且自八十年代以来与世界现化化的差距逐渐缩小。因此，工业化问题也是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长期的热点。工业化道路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范畴。它涉及到经济体制、产业结构、阶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五十年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曾经扼要地提出：“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然而1957年提出这个问题以后，由于在经济体制方面，市场对于资源配制作用甚小，加之在政治运动中，又将工业化道路问题与社会制度问题简单等同起来，“以至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长期得不到解决。重工业自我循环的资源配置状况影响了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对于在建国以后的30年间，我国在经济落后和国际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提出了不同看法。近年来，工业化问题的研究进一步作为我国

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其中如刘国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历史探索较早的著作。其着重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对工业化道路问题作了历史分析。该书认为：1953年8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奠定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这是符合当时我国实际情况的，执行的结果也是好的。”（88页）“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以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多发展一些农业和轻工业。”“这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著作中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在实践上却没有这样做。‘一五’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年间，基本上走的是以重、轻、农为序的工业化的道路。实际上‘一五’后期，农轻重之间已出现了不协调的苗头……‘二五’以后，除了个别时期外，农、轻、重的关系长期陷于严重的结构性失调”（143页）。林毅夫的《中国的奇迹一一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出了否定的看法：“这一经济战略是在建国以后50年代初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所选。作为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基本途径。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的特征，从而继扭曲的宏观政策之后，在逻辑上便导致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与当时中国资本稀缺的资源禀赋状况形成矛盾，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而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因此就需要由政府出面，人为压低制率、汇率、能源和材料价

格、工资和生活必需品价格，以便降低重工业发展成本。在这样的扭曲要素和产品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下，资源就要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渠道进行配置制度。而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和在农村进行统购统销的需要，又分别实行了工业中的国有化和农业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政策环境和资源配置制度相配套的微观经营机制。可见，一经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便相继形成，这种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是内生的，是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适应的这种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造成产业结构扭曲和劳动激励不足，表现出抑制经济发展和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效果。不仅改革前的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确凿地证实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能成功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目标，从其他实行类发展战略的国家的经验，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3－4页）。因此，该书提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战略转轨”，“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8－9页）。因此，要将“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利益战略”。由于该书的侧重点在于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对策，对历史上方针政策的选择与分析缺乏实证，有简单结论的倾向。比较起来，金碚所著《中国工业化经济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中国工业化的历史分析更加全面与具有实证的特点。该书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经济起飞的时刻是新中国建立并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1952年。该书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近现代

中国的社会发展史证明，类似西方国家的那种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中，突出特点是国家工业化政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由此形成了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的一些特征。如：积累率高；分配均等化；城市就业率高；重工业过重以及投资膨胀等等。这些特征使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解决了一般发展中国家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矫枉过正”的偏差（29－32页）。该书认为，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积极进取性的最突出表现之一”；同时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50－70年代重工业超常增长的同时，中国仍然重视了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总值与国际平均的结构水平偏离不大。受到忽视的主要是基础设施和服务业”；然而，“重工业的优先增长虽然有助于增强国家自力更生的基础，但过度倾斜的增长率和部门分布，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失衡，使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因上，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已十分突出”（92－93页）。这是一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分阶段分析的看法。林蕴辉：《风雨兼程——新中国发展战略的演变》（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提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施是一种“超越”‘卡夫丁峡谷’的探索，该书侧重从经济成分与阶级关系谈工业化与改造并举的战略的选择；董志凯在《从“机船矿路”到“瓶颈产业”——中国百年投资结构之联想》（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放到中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