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康熙皇帝的不足

评康熙皇帝的不足

摘要：在中国的封建帝王中，康熙皇帝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智擒权臣鳌拜，打击守旧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他削平三藩，统一台湾，抗拒沙俄，亲征朔漠；他重农治河，兴修水利，促进经济繁荣；他重文兴教，编纂典籍，发展民族文化；等等。为维护国家主权，巩固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社会的进步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同所有的伟大历史人物一样，他也没能避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也不能摆脱狭隘的民族偏见。尽管康熙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都颇有建树，却依然不能越出封建的雷池，始终没有能表现出某种使中国跳出落后状态的独特尝试[1]（P414）。

关键词：康熙；不足

康熙皇帝虽然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他所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后期，他所代表的阶级是没落、反动的地主阶级，他所出身的民族在当时又是带有较多落后习俗的满族，兼以其他个人原因，他的一些思想、政策和行动也对社会发展产生过一些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甚至反动作用[2]（P801）。对此略加归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双重压迫，镇压人民反抗

由于康熙皇帝出身满族，政治上集中代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而在处理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时，坚持双重压迫。为了统治的需要，康熙在全国各地驻扎重兵，在地方推行保甲法，责成地主、窑主、厂主对所属佃户、佣工严加管束，限制汉族人民和少数民族人民的互相往来，并制定了保护满族贵族特权，满足地主阶级穷奢极欲糜烂生活，适合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大清律[3]（P110）。使得劳动人民处于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楚之中，从而也削弱了自己的统治。

就民族关系而言，尽管他反复声称满汉一体，不分畛域，但整个康熙年间，满族始终居于统治地位。康熙虽然早已采取团结汉族官员和地主阶级的政策，但内心对汉人仍怀有戒心，说汉人不如满人、蒙古人齐心，“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4]（P433）。对于清朝入关后推行的一些民族压迫政策，如圈地、逃人法、投充等，他虽然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并未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至于最为汉族人民反对的剃发、易衣冠，则更是顽固坚持。至于汉族

以外的各族人民，遭受封建官僚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更为惨重。在西藏，农奴对农奴主和西藏地方政府负担着极端繁重的租赋和徭役，经常受到农奴主断足、割鼻、挖目、剥皮等酷刑的迫害。如果有人不慎涉及明清鼎革、易姓换代，他就不惜撕下宽仁的面纱而大开杀戒。

在处理阶级关系时，他的确曾以封建国家代表者的身份采取过一些措施缓和矛盾，但他的政治立场始终站在地主阶级一边，因而对于人民的武装反抗，如康熙六十年（1721年）爆发的台湾朱一贵起义，尽管他明明知道这是由于贪官污吏横征暴敛激变所致，但仍然出动军队武装镇压。这充分暴露了他暴戾凶残的真实面目和反动本性，也对社会发展和进步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了掩盖“盛世之瑕”，造成依然“歌舞升平”的假象，康熙论功行赏，赏赐镇压有功的军官，并特命满、汉御史各一员，每岁巡视台湾，察看民间疾苦，并定为制度。尽管如此，也无法掩饰在清朝封建专制的社会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得血淋淋的事实。

二、坚持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

为了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康熙大力推行奖励垦荒、减免赋税、兴修水利等措施，这一点值得肯定，但真正获得实惠的是地主阶级而不是劳动人民。在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的情况下，封建贵族、官僚、地主对人民的压迫也随之加强，他们的生活更加奢侈腐化，而广大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仍旧处于生活艰难困苦的境地。康熙也推行了一些有利于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政策，但是这种手工业和商业主要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康熙没有改变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重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轻视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对规模大的工矿业加以限制。比如为解决铜贵银贱问题，康熙曾向天下士子征询良策。当云南总督蔡毓荣提出开矿是“理财兼弭盗一法”后，立即批准实施。并采取了一系列“任民采取”，与民同利的矿业政策，调动了商民投资矿业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矿冶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对这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当十几万的矿徒聚在一处，“易聚难散”的说法不胫而走时，为了“不生事端”，加上鉴于明末矿徒造反的教训，康熙动摇了，向禁矿倒退。执行这一政策的后果，不仅在一定时期内影响了矿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和发展，而且一度造成矿业生产的衰落[4]（P427）。这方面与彼得大帝的区别特别明显。康熙的政策，

加速了封建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却没有像彼得大帝那样，跳出封建经济的圈子，去为发展近代工商业作出努力[5]。康熙经济政策加强的是封建经济，并不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条件。

康熙是封建皇帝，一切从封建利益出发，不能从根本上冲破封建藩篱的束缚，只能在封建秩序允许的范围内采取措施，进行改良。康熙不及同时期的彼得大帝，主要在对新兴资本主义的态度上。斯大林说：“彼得大帝接触了西方较发达的国家以后，就狂热地建立工厂来供应军队和加强国防，这也就是想跳出落后圈子的一种独特的尝试”。康熙一朝在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虽然有可观的成绩，却始终没有使中国越过封建国家雷池一步，始终没有表现出某种使中国跳出落后状态的独特尝试。并且从那以后，旧中国与旧俄国在近代工业和科学水平上，在将近两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相当距离。①

三、推崇孔孟之道，尊奉程朱理学，强化思想统治

西汉中期，汉武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接受大臣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逐渐被封建统治阶级确定为正统思想。由于当时处于封建社会上升阶段，兼以儒家经典的作者和传授者都是封建统治阶级在野派的思想家，因而其中阐发的思想，既对封建统治的合理性加以充分肯定，又对暴君污吏时有指责之辞。因此，这些经典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约束自己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对于封建社会前期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宋朝以后，由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封建社会进入了自己的后期阶段。这时，作为儒家学说的变种，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代之而兴。该学说因具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俯首帖耳，永远做封建统治者的顺民这一作用而颇受封建统治者的赏识，立即奉为正统思想，历经南宋、元、明，统治思想界达三四百年。由于学术的不断发展，兼之人民反抗斗争的冲击，明朝中叶以后，程朱理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遭到人们的普遍唾弃。尔后明清鼎革，程朱理学又失去政权支持，更加没落。而其他各家思想却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一时间思想界出现了颇为活跃的局面[2]（P803）。

康熙皇帝由于受汉族影响也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加之尊重这种传统观念有利于笼络汉人，维护清王朝统治。康熙皇帝从巩固统治的立场出发，对思想界活跃的局面不是予以支持，而是重新提倡并大力表彰程朱理学，从而使一度颇为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