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的自我更新与价值重构——以刘庆邦新作《黑白男女》为例

收稿日期：2016－05－13作者简介：赵耀（1989－），山东泰安人，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学理依据探究”（2016120）。

第5卷第3期郑州师范教育2016年5月Vol．5No．3Journal of Zhengzhou Normal Education May 2016“底层文学”的自我更新与价值重构———以刘庆邦新作《黑白男女》为例赵耀（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摘要：刘庆邦的新作《黑白男女》通过对从灾难之中的一时惨烈的描摹转向对灾难之后的永久撕裂的透视，实现了表现领域的扩大和批判力度的加重；对笔下人物的情感倾向由单纯的同情怜悯转向敬畏钦佩，不仅有效实现了人性深度的开掘，而且实现了对左翼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作家重新设置主体姿态，在新的维度上实现了割裂已久的精英意识与平民意识的有机整合，有效规避了上述问题，将“底层写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底层文学”；自我更新；刘庆邦；《黑白男女》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488（2016）03－0074－05近期，曾红极一时的“底层文学”创作趋于沉寂，对“底层文学”的研究的热度也随之下降。

这一方面固然是“底层文学”作为一种潮流被社会广泛接受认同后纳入整个文学体系的客观规律使然，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底层文学”创作与研究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与瓶颈。

在创作方面，“底层文学”在内容上对底层苦难的单一强调、表现领域的过于狭隘，不仅使其思想深度遭到严重削弱，而且难以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不断挑战着读者所能接受的底线之后，收获的只能是审美疲劳。

内容的模式化与雷同化暴露其自我更新能力的匮乏，由此引发对现实批判力度的严重下行，丧失左翼传统的动力资源。

在研究方面，对“底层文学”边界模糊、范畴含混的诟病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清理，这不仅引发“底层文学”这一称谓本身的合法性危机，而且也造成学界无法有效借鉴一种相对确定的理论对其充分阐释，只能以一种探索猜测的方式进行尝试性的解读。

虽然“历史已经表明，学院式的研究或批评首先要经过历史化的过程。

急于将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纳入学院制度或范畴，结果就是远离了现实对象去纠缠概念、源流等‘学理’层面的问题。

因此，有些看似很学术的批评，恰恰将讨论引向歧途”［1］，但是，不经理论的沉淀和文学批评的检验，“底层文学”无法名正言顺地进入文学史，未经冷静的反思和对话性的质疑，“底层文学”也无法实现对时代脉搏真实捕捉的写作初衷。

因此，当前的“底层文学”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和发展瓶颈集中于这样的二律背反之中：一方面，在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和学界研究的持续关注下，“底层文学”已经成为无法忽视的文学现象，有着相对固定的问题域和研究模式；另一方面，“底层文学”创作缺乏新生长点的不断重复，研究陷入相对停滞必然引发其以一种自我消费的方式畸形发展，如不及时纠正，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必然是既得价值的消散和被迫庸俗化。

令人可喜的是，2015年刘庆邦推出新作《黑白男女》，不仅将“底层写作”推向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为此类写作探索出诸多有价值的可借鉴资源，有着重要的文学史价值。

一、视点的后置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底层文学”将关注的焦点放置在对苦难来临之时，《黑白男女》则有意将视·47·点向苦难之后转移，从对苦难之中的惨烈描摹转向对苦难之后疗伤与恢复的透视；从一时的悲惨强调转向永久的灵魂撕裂，从对群体性灾难的客观报道转向对个体生命悲惨命运的深度灵魂触摸。

具体来说，刘庆邦在《黑白男女》中开启的是“后苦难叙事”模式，将叙述的焦点投掷到死者长逝、生者悲痛的生存现状和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危机之上。

矿难的发生使诸多家庭失去了“顶梁柱”，然而生活得继续，孤儿寡母、老弱病残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仍要艰难地生存。

刘庆邦正是将笔触伸向被先前“底层文学”忽略的灾难之后，最大限度地呈现苦难程度完全不亚于灾难本身的“后苦难时代”。

失去“顶梁柱”的家庭不仅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且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家庭伦理危机。

本该颐养天年的老人在饱尝丧子之痛后又不得不重新恢复早已不属于他的“顶梁柱”身份，再次肩负起卸下已久的责任。

周天杰、郑海生是此类老人的典型代表，他们被迫改变业已习惯的生活方式，再度辛勤劳作，以微薄的收入维系家庭的最低生活开销。

更为严峻的是，随着家里男主人的突然离世，原本稳固的家庭关系也出现了松动，面临着随时崩塌的可能和诸多不确定性的存在。

男主人的离世使婆媳关系丧失“润滑剂”，双方压抑已久的矛盾在生活重压之下变得一触即发。

在婆婆一方，出于对儿媳改嫁的担忧，进一步加剧了她们对儿媳非理性操控的渴望。

在儿媳一方，丈夫的离世已经让她们悲痛万分，生活的重压更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婆婆对其自由的限制只会引发更多的反感与厌恶，她们本能地采取逆反的方式进行对抗，以宣泄自己的不满，婆媳关系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跌至冰点。

先前的“底层文学”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异军突起并引发广泛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底层文学”向读者展现了另类的真实，“述底层的故事，发出底层人的声音”［2］。

读者在惊异于底层的苦难与惨烈后本能地怜悯同情，这不仅引发社会对底层的广泛关注，激发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强烈呼唤，而且使左翼传统的批判精神和现实功用重新恢复与凝聚。

随着“底层文学”的深入发展，多数创作依旧停留于对苦难本身的揭示与强调，对苦难的反思与批判力量却骤减。

“左翼文学的创造后来被命名为‘人民性’，并在政治思想层面做了过度的阐释，从此苦难成为了人民的身份证，苦难在文学叙述中的功能也就发生了变异，它变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也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特权。

知识分子为了获得这种过度阐释的‘人民性’，就必须向苦难表示亲热和献媚，这样反而抹杀了左翼文学对苦难追问的精神价值。

”［3］“底层文学”在找不到新的生长点之后只能被迫进行自我重复，在狭小的表现领域的束缚之下，作品内容被压缩为城市对农民的拒绝与排斥、农民进城后的蜕变与沉沦等固定模式之中，进而出现作品创作初衷的偏离和作品价值的扭曲与异化：“紧紧地拥抱着那些公众传媒中不断报道的故事，在经验和常识中‘关怀’着底层，将底层生活弄得没有道德羞耻，不见亲情伦理，甚至是为所欲为。

”［4］而《黑白男女》则不然，刘庆邦通过创作视点的后置，使作品的表现领域极度扩张，不仅有效摆脱了先前“底层文学”表现群体苦难时对伤痛本身的肢解，而且通过灾难后众多生活个体的人生际遇和精神图景的描摹，恢复苦难本身对读者心灵的穿透力，使读者从单纯生物性的怜悯同情升级为将自我考虑其中的灵魂对话。

在一个鲜活生命中，我们不仅触摸到一个真实的底层，更感受到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发自心底对底层的关注同情。

二、情感的升级与其他文学创作类型不同，“底层文学”的情感基调几乎完全一致，悲悯、同情的灰色调贯穿“底层文学”的创作始终。

这自然源于“底层文学”涉及的内容本身是消极悲观的，也源于作家主体的情感介入，其以悲天悯人的心态审视底层，彰显着作家的良知与责任感。

然而，需要追问的是，底层是否只能引发对弱者的同情，或者说将底层身份设定为弱者本身是否一种无意识的观念先行？作家以俯视的姿态审视底层，是否会带来隔膜？是否会遮蔽某些重要的文化因子？这些问题一直以来“底层文学”都难以解决，是制约其良性发展的死穴，“底层”这一定义本身某种程度上即是一种人为的设定，一种比较式的模糊界定。

刘庆邦主动以坚实的写作应对这一挑战，他凭借情感升级的写作策略，对传统“底层文·57·学”进行改造，实现了从单纯依靠苦难的叠加完成廉价眼泪的赚取转向了对人物多维度透视的人性深度探秘。

在《黑白男女》中，卫君梅是一个重要人物。

丈夫遭遇矿难突然离世使她原本幸福的生活发生不可逆转的毁灭。

灾难后的生活重压进一步加剧心灵的疲惫，更具悲剧意味的是，她还要承载来自家人、朋友的无意挤压。

“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

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5］在儿子去世后，婆婆的非理性占有与操控变得变本加厉，公公相对策略性的监视与掌控使其更难于应对，孩子的凄楚可怜，好友的相同命运，蒋志方的真挚追求，蒋妈妈的阻碍，个人情感的无从宣泄，内心秘密的无从述说，外在伦理道德的束缚，他者选择的诱惑，所有这一切交织成一张大网，将卫君梅紧紧包围，使她时刻承受着难以摆脱的精神危机。

在作家的引领下，读者触碰到卫君梅的精神深处。

值得注意的是，读者的情感不是同情怜悯，更多的是敬畏、钦佩。

卫君梅以她柔弱的双肩支撑着支离破碎的家庭，艰难地维系着家庭的继续。

她以自尊、自重应对蒋志方的追求，并无意中进一步加深蒋对她的爱。

在故事的结尾，父亲与公公的双双病倒进一步将家境推至风雨飘摇之中，而卫君梅依旧坚忍面对，这使读者的敬畏之情达到顶点。

这种情感从同情向敬畏的转变，映射着“底层文学”表现领域的深化。

如果说左翼传统的精髓在于以文学的书写实现对现实的反抗，把文学作为改变现实的武器的话，《黑白男女》当之无愧地继承了这一传统。

所不同的是，《黑白男女》没有停留于此，而是在继承和扬弃左翼精髓的基础上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谋求左翼传统与纯文学之间的微妙平衡。

纯文学始终致力于文学自足独立性的建构，对文学现实功利性有着极为敏感的警觉，即使看似无可非议的“为老百姓写作”也被莫言视为作家的主体缺失：“长篇小说不能为了迎合这个煽情的时代而牺牲自己应有的尊严。

长篇小说不能为了适应某些读者而缩短自己的长度、减小自己的密度、降低自己的难度。

我就是要这么长，就是要这么密，就是要这么难，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不看。

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6］这也是为何莫言、余华等纯文学作家的创作即使关注底层，也很难被归入“底层文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毋庸置疑，纯文学是历史上文学长期受政治挤压而在新时期极端反叛的结果，有着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审美乌托邦遐想，即便如此，纯文学也有着内隐的功利性因素，远离政治的自足独立性建构本身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功利性诉求。

“所有的审美事物，都首先是于人有利的，都要以功利性为前提条件。

这种功利性有时也以‘无害’的方式表现出来。

”［7］《黑白男女》的见功力之处在于能够在左翼传统和纯文学诉求之间求得平衡，这种平衡不是既收获效益又无任何代价的庸俗辩证法幻想，而是以纯文学的笔法全方位透视被单一固定话语体系遮蔽下的底层真实，同时不局限于单纯对人性这一文学母题的切入，而是以饱含深情的方式完成作家情感的投射，与现实保持持续的紧张关系，在不断的现实批判中彰显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再将目光投向《黑白男女》中对女性命运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