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尔与形而上学

浅谈笛卡尔与形而上学
勒奈·笛卡尔作为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创始人不仅奠定了近代唯理论哲学的主要原则，更是为17世纪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在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时至今日，笛卡尔在西方哲学中仍有着广泛的影响。

一些流派、观点都直接或间接与他产生关系，从他的思想和方法中汲取灵感。

而他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就是他对西方哲学发展的主要贡献之一。

一、笛卡尔之前的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这个词源于希腊文ta meta ta physica ，字面意思是“在物理学之后”。

它最初只是安德罗尼柯（Androicus)在整理和分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把讨论终极本原问题的著作排在其物理学之后而得名。

此书进入中国，由于其内容具有超感性、非经验对象的性质，与魏晋时期的玄学相似，曾被译为“玄学”。

后来严复据《易传系辞上》中“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之说，把“物理学之后”译为“形而上学”。

再后来，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被赋予与辩证法相对的，某种机械的，静止的和绝对僵化的思想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也是在这一含义上使用该概念的。

形而上学问题涉及到哲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尤有重要意义，它是哲学问题的核心和基点，甚至成为哲学的同义词。

1．形而上学意义的开端
从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关于“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开始，西方哲学就把探索“始基”，即宇宙自然永恒普遍之本质的形而上学问题提了出来。

后来巴门尼德提出更为一般的“存在”作为万物的“始基”，从而奠定了他在形而上学史上的“开端”地位。

巴门尼德认为有两条不同的研究途径：一条是主张“存在着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主张“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

”
保罗·爱德华兹(P.Edwards)在其主编的《哲学百科全书》的“形而上学”篇中这样认为：“最恰当地说，形而上学开始于巴门尼德，因为在他残留的作品中表现，至少是暗示了作为一门独特的哲学探索的形而上学的一些典型特征”。

[1]
在巴门尼德之后，苏格拉底（Socratee, 公元前468—前399）对形而上学成为一门学科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主要表现在：首先，他把神和心灵作为哲学的对象，对事物的目的进行研究。

其次，他提出“美德就是知识”命题。

这个命题的重要性就体现在它不仅可以推出善就是真，且具有“合理的利己主义”。

再次，他对一般伦理定义进行寻求，为形而上学的基本对象的确定提供了前提。

[1]保罗·爱德华兹《哲学百科全书》
2．形而上学意义的确立
继苏格拉底之后，在古希腊产生了另一个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这就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

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最终形成的，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明确了形而上学的学科地位，确立了形而上学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提出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其研究对象，并规定了他在各学科中的基础地位和指导作用，强调了它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尊贵性。

这在形而上学发展史上乃至人类学术的发展史上，都是具有跨时代的贡献。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对第一哲学（形而上学）的对象作了详细研究，提出了关于“实体”的“四因”学的认识论。

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四因构成的，分别为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

由此出发，他肯定了三个实体：质料、形式、个别事物。

总之，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不仅形而上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明确的确立，而且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也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再加上亚里士多德所叙述的形而上学的认识理论和认识方法，可以说，这使形而上学的完整意义得到最终确立。

3．形而上学对象研究的深入化
中世纪哲学在古希腊哲学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基础上，以其
特有的方式，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形而上学的对象，注入了更多的神学因素。

由于经院哲学不是面向自然和社会，而是在经院里论证宗教教义，所以它所论证的问题多是一些文字游戏（如：“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

但是，从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发展来看，在其所讨论的问题中，两个问题影响重大。

第一是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这个问题研究的著名学者可以是安瑟伦（Anselmus，1033—1100年）。

第二是关于个别和一般及其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著名研究者可以算上以安瑟伦为代表的实在论者与以洛色林（Roscelin，约1045—1112年）为代表的唯实论二派。

总之，中世纪经院哲学用本体论证明，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等理性神学的方式进一步论证了上帝的存在，并在究竟是一般先于个别还是个别先于一般的问题上形成了实在论和唯名论两个派别。

从整体上说，中世纪经院哲学虽然在形而上学的意义方面基本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它对形而上学的对象（上帝）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对形而上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笛卡尔的形而上学
笛卡尔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思想家之一，要全面的领会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我这样的水平，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根据前人的资料和自己的发挥，我决定分四个部分进行阐述。

1.上帝
自基督教兴起之后，上帝问题不仅是一个神学问题，也始终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虽然在许多人心中，笛卡尔以普遍怀疑为武器对经院哲学的神秘主义和形式主义进行过全面的批判和清算，且这种批判和清算使笛卡尔成为了与经院彻底决裂的勇敢的先驱者。

但不可否认的是，时代对一个人的影响仍然巨大且不可抹杀的。

笛卡尔生存的17世纪，经院哲学的影响仍然巨大（从布鲁诺的献身就可看出这点）。

笛卡尔亦多少受其影响。

著名哲学史家吉尔松（Etinne Gilson）就曾指出：“围绕笛卡尔开展的最新研究无法使我们怀疑一些神学运动对他的影响。

如果人们不考虑他在弗莱歇公学所受的教育，对圣·托马斯的阅读以及与奥拉托瓦(L’Oratoive) 修道院的新柏拉图主义者的频繁交往，那么，笛卡尔的神圣的自由观念关于恶，错误和判断的学说，关于人的自由的观念就无法得到全面的解释。

”[1]因此，上帝这个概念对于笛卡尔来说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上帝是笛卡尔整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不能论证上帝的存在，那么笛卡儿就不能摆脱唯我论的质疑，以及确立世界的客观性。

所以，笛卡尔对上帝的“依赖”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要注意到，尽管笛卡尔对上帝十分“依赖”，但笛卡尔哲学的体系与中世纪的体系还是有着区别的。

首先，在于他所说的“上帝”与经院哲学的“上帝”还是不完全一致的。

他对“上帝”做过这样的界定：“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
常久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

”[2]这些话表明，笛卡尔对于上帝的存在和特性的形而上学探讨是以纯粹哲学的方式而不是经院的启示的方式。

笛卡尔对于实体的定义是一种不依赖于其他任何东西，只靠自身就能存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实体研究的意义上）只有上帝才是实体，上帝这个实体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独特的，全知全能的，并且创造了存在的一切。

其次，他对上帝的论证是基于对自我的论证。

“我们在认识上帝的完满性之前能认识到自己的不完满性，这是因为我们在注意上帝之前已经注意自身。

”这句话包含这两层意思：一方面，对笛卡尔来说，上帝在创造自我的时候，已把“自我”的观念放在我的心中，如同工匠把标记刻在他的作品上。

另一方面，笛卡尔心灵中的首要概念是上帝的概念而不是自我的概念和物质的概念，因为上文论述的上帝是无限的实体，而自我与物质是有限的实体。

在确定了自我之后，笛卡尔提出了他自己著名的上帝论证方法，这就是他在《第一哲学沉思集》“第三沉思”中对于有限的自我不能推出无限实体观念的论证。

他说：“当我是无限时，我不可能拥有无限实体的观念，除非这个观念是从某个具体的无限实体中推导出来的”。

总之，笛卡尔在不能摆脱“上帝”的情况下，赋予了“上帝”新的存在方式，将“上帝”实体化哲学化，即将形而上学的对象实体化，给予了形而上学新的实体内容。

2.方法
每一位形而上学家都有其特有的方法，并通过其特有的方法对其思想进行表达和阐述。

笛卡尔作为17世纪形而上学家的代表，其对方法的重视更是尽人皆知，因为他认为“经院哲学家”“把他们并不具有的完善知识作为原理”是一种罪过，，他要用新的方法代替普遍的正统观念。

笛卡尔关于方法的哲学思想与其缜密的数学思想密切相关。

他认为数学方法是哲学学习的榜样，数学推理的清晰明确，普通和必然同样成为哲学追求的目标。

所谓数学方法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主要指的是一种逻辑的推演体系。

其推导的方式就像数学体系或几何学一样。

但这样一种知识并不单纯是分析的，他还能给我们提供实际的信息。

笛卡尔相信数学这种普遍的方法，它体现了理性的普遍性，通过数学式清晰，可靠的论证形式，从已知的因素出发可以达到对未知因素的确定，从简单的，理解了的理由出发，可以解答更复杂和更困难的问题。

在数学中，笛卡尔事实上已经发现了新哲学的关键因素：知识不是基于不确定。

笛卡尔方法的关键之处是“秩序”（order）概念。

他在“原则五”中写到：“整个方法只是在于，为那些我们的心灵目光所集中广泛的事物安排秩序，我们首先把混乱暧昧的命题还原为更为简单的命题，然后从对所有最简单的命题的直观出发，尝试以同样的步骤升至关于其他一切事物的知识”。

笛卡儿在这里使用的显然是是数学中的解题模式。

他解释道：“算术和几何对难题的解决，
正是采用这样一个步骤，即把问题还原为最简单的成分，然后从简单自明的起点出发，一步步的推向更为复杂的结论。

算术和几何学关心的是简单抽象的事物，这些事物并没有假设经验可以是不确定的，而且它们仅仅是由论证得出的结论。

”笛卡尔的方法就在于把问题分解开来，并把他还原到最基本的成分，最终使我们得到足以作为可信赖“原则”或出发点的简单自明的命题，由此我们可以推出对那些困惑我们的各种问题的答案。

这种最后结果只能出现在长长的演绎推理过程之后，但笛卡尔认为，我们的结论是与起点目标同样自明的，我们一步步小心翼翼地从起点推进，最后确信整个推理过程的每一步都是清晰自明的。

他说：“这些长长的链条是由非常简单容易的推理构成的，几何学家通常用它们达到极为困难的证明。

这些链条使我想到，人类知识范围中的一切知识，都是以同样的方式相互联系的。

而且我认为，一旦我们不能把非真的东西看作是真的，一旦我们总能遵循从某物演绎他物所必须的规则，就没有什么得不到或者无法发现的东西”。

[3]这段话最明显地表明，笛卡尔的确提出把数学方法推广到“人类知识范围中的一切东西。

”
此外，笛卡尔还强调分析的方法和综合的方法，通过前者可以把模糊的命题还原为简单的明确的命题，分析方法是发现的逻辑，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就是用这种方法推出“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的；而综合的方法就是从单纯命题出发，逐级上来认识其他一切命题。

[1]吉尔松《中世纪哲学精神》
[2]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
[3] C·亚当《笛卡尔的沉思》
3. 物质与精神
作为17世纪形而上学开创者的笛卡尔，在其哲学中坚持两种实体的论证，即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这尽管在当时就遭到了反对，却开创了近代二元化的哲学特色。

笛卡尔一方面彻底区分两个实体，精神与物质，认为它们相互独立存在；另一方面，笛卡尔又认识到两者相互影响，必须构成一个整体，由此形成了笛卡尔身心观的困境：非物质的精神与具有外延的物质之间究竟如何发生因果作用，下面就让我们具体看一下。

首先，笛卡尔从普遍怀疑开始他对实体的研究。

他认为除“我在怀疑”这一当下的事实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可以怀疑，而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前提，因而我是存在的。

由此，他得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

这是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

进一步追问，“我”是什么？笛卡尔说：“我是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

于是，笛卡尔首先得到了心灵这一精神实体的存在。

其次，在确定了精神实体之后，笛卡尔进一步思考自己心中是否
还有未感觉到的其他东西。

他找到了上帝的观念，在他看来，上帝不仅是他心中观念的原因，更是他存在的原因。

笛卡尔继续论证说，既然上帝存在，那么它赋予我的有关物质实体的观念必然为真即必然真实存在。

这样笛卡尔又在上帝的保证下肯定了物质实体的存在。

到此，笛卡尔以普遍怀疑的手段，从“我思”出发，经过抽象建立他的体系，包括上帝精神实体（心灵）和物质实体（自然）。

然而，这并不是结束，因为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即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是取代形而上学的特征，笛卡尔要推翻这点，达到二者的分离。

在笛卡尔的实体中，除了上帝之外就是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

他说：“每一个实体都有一种基本属性，心灵的属性是思维，物质的属性是广延。

”[1]这样他就为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关系定下了基本的基调。

在他看来，精神实体是不依赖于身体的心灵，物质实体则是与心灵相对应的肉体以及其他一切物体。

精神实体的本质是思维，物质实体的本性是广延，这两类实体的本质不同，所以它们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和作用，也无任何统一性，这就是笛卡尔的二元论结论。

4. 认识论
近代哲学被认为实现了“认识论的转向”，17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实现这种转向时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17世纪的形而上学甚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认识论的形而上学。

这样作为17世纪哲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代表的笛卡尔的认识论就有一定的研究
价值了。

认识论亦称知识论。

在笛卡尔看来，第一原则无非就是原本存在于我们心灵中的真理，通过仔细反思自然种在我们心中的观念就能发现真理。

这些真理是先天具有的。

在这个意义上，经验只是提供了心理接受真理的机会而已，这些真理决不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是独立于经验的，也无须经验证实。

所有清晰明确的观念不是天赋的就是通过实践而来的。

所以笛卡尔认为我们靠直觉和演绎来认识事物。

而直觉是一种纯粹的理智活动，这种理智活动是十分清晰明确，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而演绎则是对于确定性事实的必然性推论。

直觉和演绎正是我们通向确定知识的道路。

[1]《西方哲学原著选集》
三、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影响
笛卡尔对哲学的影响深广。

他提出的心物二元论和天赋观念论激起了近代哲学最持久、最激烈的学术争论，即使在今天，我们仍
然能感受到这种争论带来的影响；他提出的“知识之树”的观念确立了形而上学的优先地位；他对传统实体概念的改造为近代形而上学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他对人的理解能力的刻意推崇和极力张扬不仅引发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之争，而且开辟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先河；他对“我思”以及其意向性的阐释对现象学有过直接启迪。

首先，笛卡尔哲学的系统性，大概没有人能够否认。

因为笛卡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极为崇尚将几何学的模式用于知识系统的表述，对知识进行自明性和严密性的追求，试图把所有知识组成一个环环相扣的演绎推理体系。

而在这一点上影响了几乎17到18世纪的大部分哲学家，他们都有一套理论系统，至少提出这样的构想，而对体系的严整性要求在19世纪黑格尔哲学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现在，我们能把17世纪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如实体、属性、上帝、实在、真理、观念等等放在具体的理论系统中加以理解和阐释，都必须感谢笛卡尔。

其次，笛卡尔弘扬和扩大了欧洲的理性论辩和批判性的传统，追古溯今，哲学总是在极端的怀疑论与独断论中摇摆，它的主旨不在于求同，而在于立异，正是立异使思想显示出自身的朝气，也正是立异使求同成为必要。

自苏格拉底时代开始，哲学中就存在着活跃的论辩的传统，这种传统充分表明了思想的张力，但正是这种优良传统却被黑暗的中世纪打破了，经院哲学的独断性和专制性成为哲学前进发展的绊脚石，而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弘扬了欧洲的理性论辩与学术批判的传统，彰显了其为摆脱经院哲学对权威的盲从所做的努力，从而为启蒙运动准备了条件。

笛卡尔对思想自由的崇尚引导了一个时代，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笛卡尔学派为西欧的学术思想传播和交流提供了范例，以至于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初的理性主义哲学或多或少都打上了笛卡尔主义的烙印。

笛卡尔对论辩和批判的先锋作用表现在他完成《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手稿后，立刻把它分给霍布斯（Hobbes）、卡特鲁斯(Caterns)、伽桑迪(Cassendi)、麦塞内(Mersenne)等人，请他们提出意见，然后对他们的批评进行一一反驳。

这种批评与反批评的风气迅速在学术界扩散开来，虽然只是在学者圈子内进行，但是它首先在学术圈内打破了“不许争辩”的禁忌，其意义远远
超出了学术本身，其不仅是思想自由的见证，且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种论辩隐含着平等意识和开放的态度，它像一湾清泉，涌动在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里，对民众的思想观念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最后，笛卡尔开始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知识论）转折，恢复并激活了亚里斯多德的“第一哲学”观念，正式用“形而上学”一词去描述自己的哲学系统，扩大了“形而上学”一词的适用范围。

他明确提出了知识的起源、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真理性、确实性和普遍有效性的认识论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奉献了自己毕生的心力。

当他为寻找确实性的根据从普遍怀疑开始把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心灵（“形而上学”终于发现了“人”）并最终系统地阐述了自我学说时，他既给欧洲哲学界留下了不盲从权威的学术风范，又使哲学从对自然的外在探索转向注重心灵的自我反思，从而使哲学回归到人间并开创了西方本体主义传统的新时代！其坚信理性的力量，坚信理性可以消除“形而上学”的武断性，把握实体，建立关于世界本质的绝对思想体系，所以他把“形而上学”的大厦在理性（唯理论）的基石上建立了起来。

这就向后来的形而上学家揭示出理性与形而上学特别是本体论的密切关系，使他们从这种密切关系出来来思考形而上学的出路问题，
进行完成了认识论的转向。

结语
每一位哲学家都是夜空中的一颗恒星，普通的民众则是围绕着这恒星的群星。

哲学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的发挥出耀眼的光和温暖的热，影响带动着周围的星体。

笛卡尔作为十七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哲学家，当然也在这片星空中占有一席之地，且散发出的光辉影响着周围的群星乃至群星的未来。

其缜密、严谨的思维为后来的哲学家们做出了表率！最后，我要说，尽管笛卡尔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造成了其思想的不成熟性，但他仍然代表了十七世纪的时代精华，无愧于十七世纪形而上学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