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生器_的概念与实践_巫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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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良渚玉器神像到商周青铜器饕餮纹

从良渚玉器神像到商周青铜器饕餮纹

从良渚玉器神像到商周青铜器饕餮纹*黄厚明ʌ内容摘要ɔ 良渚玉器神像演变为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不仅具有连续有序㊁清晰可辨的文化传播路线,接受和传播良渚玉器神像的不同文化共同体亦具有良渚部族大致相同的宗教传统和社会结构形态㊂这是良渚神像模式被其后它域文化继承下来的前提和保证,也是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之所以不改其宗且能大倡其道的民族文化基因㊂ʌ关键词ɔ 良渚文化 玉器神像 商周青铜器 饕餮纹在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领域,饕餮纹是一个倍受关注的文化母题㊂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可以比照的图像资料,学界对其形式渊源及文化原型问题一直存在分歧㊂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良渚文化玉器神像材料的陆续出土,人们得以开始关注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与良渚玉器神像之间的渊源关系㊂1991年,李学勤著文从8个方面论析了良渚玉器神像和饕餮纹之间的型式传承关系, 1这为学界探讨饕餮纹的渊源问题指明了方向㊂继其之后,把饕餮纹的形式渊源上溯到良渚文化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㊂但不无遗憾的是,学界对两者形式关系的探讨,都没有涉及到良渚玉器神像自身的渊源问题,致使其研究不免或多或少地浸染了一些主观想象㊂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以饕餮纹所谓 兽面 来比附良渚玉器神像,以至于将良渚玉器神像也统称为 兽面纹 或 神人兽面纹 ㊂由于良渚玉器神像发现的时间远晚于青铜器饕餮纹图像,人们用饕餮纹的 兽面 来比附良渚神像,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用后世图像命名前代图像,在研究程序上是不正确的,这种 反背 现象有可能使我们丧失解读饕餮纹原型的契机㊂合理的做法应是,在尊重两种图像共性的前提下,以良渚玉器神像反观饕餮纹图像而不是相反㊂有鉴于此,近几年来,笔者对良渚玉器神像的原型进行了 长时段 考察,将其指认为* 1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项目编号07C F 65)阶段性成果㊂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㊂375Study of art鸟 ㊁ 日 ㊁ 人 三位一体的鸟祖形象㊂ 1在此基础上,笔者又对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文化原型和象征含义进行了系统的专题研究,提出了 饕餮纹象征商族祖神像 的理论假说,并从权力转化的角度考察了饕餮纹最终在西周消亡的原因㊂ 2 这两个相对独立的专题研究,既彼此生发,又相互印证,为学界正确理解饕餮纹的功能和内涵提供了深入讨论的平台㊂不过,由于良渚文化和商周文化之间还存在一段不短的时间距离,想要明确两者的同源关系,还得明确两者之间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结构中的文化传播路线㊂虽然学界对这一问题已经做了一些开步工作,但在很多问题上尚未达成共识,有必要进一步加以阐述㊂学界对此问题的探讨,要追溯到良渚玉器神像发现之前㊂早在1972年,刘敦愿公布了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时代的玉圭(图1),其上独特的纹饰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㊂1979年,巫鸿对国内外与之风格相似㊁原散布于世界各地而不知其出处和年代的玉石雕刻进行了初步的收罗和整理,并根据其形态花纹和雕刻技法等方面的特点,将一些原认定为周汉时期的玉器初步判定为龙山文化 早商时期的遗物㊂ 3同年,日本学者林巳奈夫亦对同类玉器进行了专题讨论,其结论与巫鸿大致相同,即认定这批玉器多属于龙山文化,年代约为夏代至早商时期㊂ 4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良渚玉器及神像的问世,学界对这类玉器的关注增强㊂周南泉 5 ㊁巫鸿 6 ㊁林123 4 5 6黄厚明:‘良渚文化 鸟人纹像 的内涵与功能“(上㊁下),‘民族艺术“2005第1㊁2期;黄厚明:‘良渚文化鸟形玉器的宗教文化功能“,‘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4期;黄厚明:‘河姆渡文化鸟纹图像辨正“,‘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黄厚明:‘图像与观念:河姆渡文化鸟形器的内涵和功能“,‘中国美术研究“2009年第2期㊂黄厚明:‘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文化原型“,‘美术与设计“2009年第1期;黄厚明:‘商族祖神像:饕餮纹象征功能论的一种假说“,‘艺术与科学“2007年第5期;黄厚明:‘图像与思想的互动:饕餮纹内涵的转衍和射日神话的产生“,‘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黄厚明:‘探索与证伪:关于饕餮纹含义的几种学说“,‘美术与设计“2008年第1期;黄厚明:‘商周青铜器制作的目的和意义 兼论 九鼎 传说的历史观念“,‘中国美术研究“2007年第1期;黄厚明:‘中国早期艺术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以饕餮纹图像研究为例“,‘民族艺术“2006年第4期㊂巫鸿:‘一组早期的玉石雕刻“,‘美术研究“1979年第1期㊂林巳奈夫:‘先殷式の玉器文化“,M u s e u m ,n o .334,‘东京国立博物馆美术志“,1979年1月号㊂周南泉:‘故宫博物院藏的几件新石器时代纹饰玉器“,‘文物“1984年第10期㊂W uH u n g . B i r d M o t i f i nE a s t e r nY iA r t .O r i e n t a t i o n ,O c t o b e r ,1985.;W u H u n g .A G r e a tB e g i n n i n g o f A n c i e n tC h i n e s eJ a d e sa n dt h eO r i g i no f Ri t u a lA r t ,C h i n e s eJ a d e s f r o mt h e M u -fe i c o l l e c t i o n .H o n g K o n g :B l u e t t S o n s ,1990.巳奈夫 1 ㊁邓淑苹 2 ㊁李学勤 3 ㊁王青 4 ㊁王志奇㊁车广锦 5 ㊁潘守永㊁雷红霁6 等一大批学者纷纷著文发表新解,形成了研究上古玉器及纹样的一股热潮㊂图1山东日照两城镇出土的龙山时代的玉圭纹样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家讨论的材料多为传世品,因而不可避免地混入了一些晚商甚至周代的材料㊂近几年来,随着江苏溧阳遗址 7 ㊁石家河文化遗址 8 ㊁陶寺文化遗址 9 等相关新材料的发现及公布,为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提供了可能㊂今检前人之论,并结合新材料,制成如下两张图(图2㊁3)㊂图21图22图23123456789林巳奈夫:‘所谓饕餮纹表现的是什么“(日文),‘东方学报“(京都)第56册,1984年;‘中国古玉の研究“,吉川弘文馆出版,1991年㊂邓淑蘋:‘古代玉器上奇异纹饰的研究“,‘故宫学术季刊“1986年4卷1期;邓淑蘋:‘雕有祖神面纹与相关纹饰的有刃玉器“,‘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㊂李学勤:‘古玉上的鹰和人首“,‘文物天地“1987年第5期㊂王青:‘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玉神徽饰纹的复原研究“,‘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㊂王志奇㊁车广锦:‘玉器三题“,‘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㊂潘守永㊁雷红霁:‘ 玉鬼神面 的文化意蕴“,‘民族艺术“1999年第2期㊂汪青青:‘溧阳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珍品 神人兽面鸟纹圭“,‘东方文明之光 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㊂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㊁下),文物出版社,1999年㊂‘古代文明通讯“2003年第2期㊂艺术门类专题研究377Study ofart图24图25图26图27图28图29图210图211图212图213图214图215图216图217图218图219图220图221图222图223图2龙山时代玉器纹样图2共收录了龙山时代玉器纹样23幅,分别施刻于15件玉器上㊂其中,有两件玉器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分别是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玉圭和江苏溧阳宋庄村玉圭㊂其余13件玉器,散见于世界各地博物馆㊂上述纹样的基本构成,皆为鸟㊁人形象的结合,其中鸟㊁人形象又有抽象和具象之分㊂抽象的鸟㊁人形象,多为左右对称的正视形象,皆为主体花纹㊂其主要构图元素为:圆形或椭圆形双眼, 介 字形冠顶,两侧多有平展的 折半 的 介字形 羽翅㊂具象的鸟人形象,可分三种组合,包括具象鸟纹与抽象人面纹的组合㊁具象人面纹与抽象鸟纹的组合㊁具象鸟纹和具象的人面纹的组合㊂从图像的形式特征看,鸟人形象尽管形式复杂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构图方式皆以鸟㊁人的一些特征性元素加以体现,并遵循 对称 ㊁ 折半 ㊁ 借代 ㊁ 变形 ㊁ 抽象 ㊁ 简化 ㊁ 主次 ㊁ 正侧视 等若干原则㊂除此以外,纹样的雕刻技法相同,且皆施刻于玉圭或玉刀等贵重礼器之上㊂所有这些共性,应为同一时代相同文化观念之表征㊂图3共收录了16件玉饰件㊂图31出土于山东临朐县西朱封龙山文化M202大墓,该玉饰系用近千枚细小的绿松石片镶嵌镂刻而成,出土时,绿松石片已经散落㊂图33㊁图34同为考古遗物,具有有明确的出土地点㊂耐人寻味的是,它们皆不是山东龙山文化遗物㊂这意味着,如果承认玉饰件和龙山玉器纹样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那么,它们只能是山东龙山文化观念被其他文化吸收并继承的产物㊂更为复杂的是,这两件玉饰件本身分别出艺术门类专题研究379Study of art自图31图32图33图34图35图36图37图38图39图310图311图312图313图314图315图3 龙山时代玉饰件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㊂图33是近年来才发现的,出土于山西南部陶寺文化遗址, 1 图34出土于湖北钟祥六合石家河文化遗址㊂ 2 考古资料表明,陶寺文化类型及其遗址的年代,其时间跨度大约在公元前2600 2000年,其下限可能已接近夏代早期㊂ 3 该件玉饰出土于陶寺遗址晚期,年代约为公元前2400 2000年㊂石家河文化乃是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统称,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 2000年㊂该文化分早晚两个阶段:早期,多继承了本地屈家岭文化因素;晚期,在文化面貌上除了一小部分延续本地传统外,绝大部分多可以在北方(主要指河南和山西)龙山文化中找到相同的因素(有时也称之为 后石家河文化 ,以区别于早期石接河遗存),而且,越往北,其受北方文化的影响越大㊂ 4 六合的玉饰即出土于晚期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 2000年左右,应是石家河文化接受北方龙山文化观念而形成的产物㊂此外,在湖北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晚期还发现不少玉器神像,图37即为其中一例㊂ 5 该玉饰件的面部特征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玉圭上的鸟人神像(图215)十分相似,有椭圆形双目㊁蒜形鼻㊁圆形钻孔耳饰㊁阔嘴和外露的 獠牙 ;其上简化的 半介字形 羽翅,除了方向不一外,其基本造型与陶寺㊁六合的玉饰件两侧的 半介字形 羽翅相若㊂同样的图式亦见于图38,该件玉饰系陕西丰西西周墓盗掘坑发现的遗物㊂ 6 由于受到后世扰乱,关于此器的属性,学界尚有分歧㊂张长寿判断其为墓之陪葬品,林巳奈夫则认为墓的陪葬品未必是同时代之物,他的意见是,此物系龙山时代遗物㊂ 7 肖家屋脊龙山时代玉器神像的发现,证实了林氏的判断㊂其余8件皆为传世品,分别见藏于美国斯密森学会㊁美国沙可乐艺术博物馆㊁大英艺术博物馆等单位㊂其图式结构与肖家屋脊神像十分相似,而且部分玉饰1234567 高炜:‘陶寺遗址的主要收获“,‘古代文明通讯“2003年第3期㊂荆州地区博物馆㊁钟祥县博物馆:‘钟祥六合遗址“,‘江汉考古“1987年第2期㊂王克林:‘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 论华夏文明的形成(上)“,‘文物世界“2001年第5期㊂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4300B.C. 2000B.C.)“,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45 52页㊂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上㊁下),文物出版社,1999年㊂张长寿:‘记丰西新发现的兽面玉饰“,‘考古“1987年第5期㊂林巳奈夫:‘中国古代遗物上所表示的 气 之图像之表现“,‘中国古玉研究“,杨美莉译,台湾艺术图书公司,1997年,第203页㊂381Study of art的冠顶及 半介字形 双翅与陶寺㊁六合出土物也非常逼近,显示了彼此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㊂从历时性角度理解,良渚玉器神像演变为商周青铜器饕餮纹,其逻辑的演绎序列应为:良渚文化龙山时代夏代商代若此,探讨良渚神像和商代饕餮纹的形式演变关系,还需对夏代的情况作一剖析㊂据‘史记㊃夏本纪“和‘竹书纪年“记载,夏代自禹至桀,历14世17王,共400余年㊂以此推算,夏代在历史上的存在时间可能在公元前2100 1700年左右㊂有关夏文化的考古学遗存,学界尚有分歧,比较一致的看法,河南郾师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文化㊂该遗址经碳十四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900 1600年, 1其年代相当于夏代中晚期㊂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新密市发掘的新砦遗址,兼有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2算是弥补了两者之间的一些缺环(图4)㊂值得一提的是,新砦遗址的一件残陶片上(T 1H 24),曾发现与龙山玉饰相似的纹样(图41)㊂此纹样虽然已残损,但其面部主体尚存,顾万发 3 和王青 4 对其进行了复原,分别得到图42和图43㊂比较而言,王青的复原比较大胆,其上有高耸羽状冠顶,两侧有翅状的飞翼㊂值得注意的是,在年代靠后的二里头遗址中,也曾发现一件陶片纹样(图44)㊂ 5以往的研究者多将其视为双身龙纹,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这件所谓的 龙纹 和新砦纹样颇多类似,都有 臣形目 ,并且,其下有近圆形的 双目 (图45㊁46)㊂之所以将后者也视为双目,其主要参照对象是图47㊁图48,它们的外形基本一致㊂这种上下双目的组合形式,不12 3 4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 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73 74页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密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㊂顾万发:‘试论新砦陶器盖上的饕餮纹“,‘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㊂王青:‘浅议新砦残器盖纹样的复原“,‘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郾师二里头“,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㊂图41图42图43图44图45图46图47图48图4新砦㊁二里头遗址陶器纹样与龙山玉饰比较仅在良渚文化 山东龙山文化中习见,而且同样见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三件镶嵌铜牌饰上(图5)㊂ 1 其中一铜牌饰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面部有两对双目,其下的一对为 重圆形目 ,其上的一对为 臣形目 , 臣形目 上有高耸的羽形冠顶(图51)㊂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遗址中还发现两件类似的铜牌饰(图52㊁53),皆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㊂ 2 图52的下组双睛仍然为圆形,但眼框呈梭形,上组双目仅作示意表现,显示了一定的随意性,其上冠顶分上下两层,羽状特征非常明显㊂图53的图案甚为简略,但仍有明显的圆形双目㊂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郾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1期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4年秋河南郾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7年秋河南郾师二里头遗址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4期㊂艺术门类专题研究383Study ofart图51图52图53图5 二里头遗址出土镶嵌铜牌饰除二里头遗址外,这类铜牌饰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现㊂其中包括:美国沙可乐艺术博物馆3件 1 ㊁美国保罗㊃辛格私藏2件 2 ㊁英国伦敦1件 3 ㊁美国纽约1件 4 ㊁甘肃天水1件 5 ㊁美国火奴鲁鲁艺术研究院1件 6 ㊁日本滋贺艺术博物馆1件 7 ㊁四川广汉三星堆真武2件㊂ 8所有12件铜牌饰,唯真武两件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其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㊂如果将青铜器饕餮纹的形成演变过程作一总体性的归纳,大致可分为四大阶段㊂第一阶段:河姆渡文化㊁马家浜文化 崧泽文化时期㊂这是鸟㊁日母题结合的自然神阶段㊂起初以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为重心,后来逐渐向北推进,重心转移到太湖流域的崧泽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 3200年㊂在文化交流方面,这主要表现为对薛家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图61)㊂第二阶段:良渚文化早中期㊂这是鸟㊁日㊁人结合的祖神阶段㊂以太湖1 23 4 5 6 7 8O s v a l dS i r e n .K i n a sK o n s tU n d e rT r eA r t u s e n d e n ,v o l u m e 1,S t o c k h o l m1942.M a xL o e h r .R e l i c s o f A n c i e n tC h i n a :F r o mt h eC o l l e c t i o no f D r .P a u lS i n ge r .A r n o P r e s s ,1976;转引自王青:‘镶嵌铜牌饰的初步研究“,‘文物“2004年第5期㊂李学勤㊁艾兰编:‘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1995年㊂E s k e n a z i .A n c i e n t C h i n e s eB r o n z e s a n dC e r a m i c s .L o n d o n ,1999;转引自王青:‘镶嵌铜牌饰所见中国早期文明进程问题“,‘东方考古“第1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㊂张天恩:‘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㊂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㊂李学勤:‘从一件新材料看广汉铜牌饰“,‘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30日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等:‘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㊂流域良渚文化为重心,年代约为公元前3200 2500年㊂良渚文化继续保持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影响(图62)㊂图61河姆渡文化㊁马家浜文化 崧泽文化时期图62良渚文化早中期第三阶段:龙山时代㊂随着良渚文化的传播和衰微,山东龙山文化㊁山西陶寺文化㊁湖北石家河文化继之而起,成为鸟㊁人神像得以延续㊁发展的文化载体㊂其范围已经遍及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 2000年(图63)㊂第四阶段:夏代及早商初段㊂二里头文化成为鸟人神像创作的艺术重心,并南下至四川盆地,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 1650年左右(图64)㊂图63龙山时代图64夏代及早商初段值得一提的是,二里头文化铜牌饰作为龙山时代玉器和早商青铜器饕餮纹的一种过渡形式,不仅在时间及纹样母题上起到了连接两者的中介作用,而且其质材兼有玉器和铜器的双重属性,虽然在此之前海岱地区已经绿松石镶嵌技术和传统,但还没有使用到铜器上,只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玉㊁铜385 Study of art结合才逐渐固定为一种习见的艺术载体㊂这一趋势亦与良渚玉器神像的演变轨迹相一致㊂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上述诸阶段的划分,主要着眼于饕餮纹在形成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式相似性的考察㊂罗森曾提醒我们:青铜器饕餮纹由良渚玉器神像演变而来,这种传承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借用,即良渚玉器上的饕餮纹的宗教寓意并没有传递到商代青铜器饕餮纹上㊂ 1 诚然,形式的相似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功能的同一性,但饕餮纹作为一种观念的物化表征,如果没有文化之间的深层互动,几千年来能够延之有序,简直是不可想象的㊂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上述各阶段不同文化共同体有何交流和接触?而相似的文化现象背后是否存在相同的社会结构形态?关于第一阶段诸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学界已经早有定论, 2 自然无需多谈㊂这里试就良渚文化㊁山东龙山文化㊁陶寺文化㊁石家河文化及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略陈一二㊂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和山东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早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比较频繁㊂从绝对年代看,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良渚文化早中期相当,两者在物质文化遗存上有许多共性㊂陶器上,良渚文化特征性很强的贯耳壶,在大汶口文化中常有发现,而大汶口文化的背水壶,在福泉山㊁青墩等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不少㊂前述的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刻符,也可追溯到良渚文化㊂在用玉上,大汶口文化受良渚文化影响尤其突出,明显的一例,就是大汶口文化的花厅遗址㊂ 3 该遗址位于苏北地区的沂㊁沭河之间,与山东省的南部地区同属淮河流域,处于南北两个地区的交汇地带㊂在其墓葬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琮㊁璧㊁锥形饰等玉器,具有强烈的良渚文化色彩,特别是其上施刻的鸟人神像,完全属于良渚文化的翻版㊂良渚玉器和祭坛共存的现象,在花厅遗址也有发现㊂也许是鉴于花厅遗址具有强烈的良渚文化因素,林巳奈夫将其视野为两族通婚的结果, 4 而严文明甚至认为其1 2 3 4 罗森:‘推翻假说重看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文化“,‘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孙心菲等译,范毓周等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㊂吴汝祚:‘试论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的关系“,‘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宋建:‘关于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过渡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11期㊂南京博物院:‘花厅 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㊂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记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3㊁4期㊂中一部分墓葬属于南方的良渚人墓地㊂ 1 但正如王根富所言: 如若花厅墓地中出良渚文化因素的墓是良渚文化人的墓,则此类墓的基本风格应是良渚文化的,而不应是大汶口文化的,这与花厅墓地的大汶口文化风格是相互矛盾的㊂ 2 从遗址出土的材料综合考察,花厅居民的族属是大汶口文化,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㊂一些墓葬特别是偏晚时期的墓葬中出现了大量来自南方良渚文化的文化因素,应是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联系的加强㊁交流的增多而形成的㊂至于形成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应是大汶口文化土著民接受良渚文化礼制的结果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分化已经非常明显,也使得良渚玉器神像所代表的宗教等级制度有了合适的生存土壤㊂以此可知,良渚玉器纹样在大汶口文化的传播,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也是功能和观念上的㊂殆及龙山时代时期,良渚文化宗教礼制观念逐渐被大汶口文化之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内化为一种自觉的社会行为,并且通过文化的扩张,将其传播到中原地区,其后,又通过中原传播到江汉流域㊂山东龙山文化所具有的良渚文化因素,有两种源头:一种秉承于大汶口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子;一种则继续与良渚文化保持频繁的文化接触,特别是随着良渚文化的式微,良渚居民直接北上和山东龙山居民发生联系㊂董楚平根据山东大竹岛川南海底打捞上来的良渚文化陶器,推测良渚居民的北上可能是通过海道㊂ 3 李映福甚至认为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 少昊族 ,乃是代表 羲和 的良渚文化集团渡海北上与山东龙山文化发生联系,共同缔造的新氏族部落㊂ 4 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联系,在考古资料上也多有反映㊂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㊁临汾盆地的中心位置,从碳十四测年结果看,该遗址和墓地的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800 2000年左右㊂在已发掘的一千多座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玉石器等各类遗物,其中玉器的种类有琮㊁管㊁瑗㊁钺㊁圭㊁璧㊁璜㊁铲㊁殳㊁双孔刀㊁梳㊁笄,组合头饰㊁项饰㊁臂环㊁指环㊁镶嵌腕饰以及其他零散饰件等㊂此外,还见到已散落的绿松石锒嵌饰片九百余枚㊂这些遗物及造型基本不见于在此之前的本地文化遗址中,相反,却带有明显的山东龙山1234 严文明:‘碰撞与征服 花厅墓地埋葬制度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㊂王根富:‘花厅墓地初探“,‘东南文化“1987年第1期㊂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㊂李映福:‘良渚文化玉琮的对外传播“,成都:‘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㊂。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主棺室玉器丧葬功能研究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主棺室玉器丧葬功能研究

艺术设计研究2023 04期摘要: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玉器形式多样,功能多元。

该墓主棺室内的丝缕玉衣以及附着在玉衣内的玉璧与墓主尸体联系最为密切,它们共同构成了墓葬中的“柩”,又因玉器的独特质料使其转化成为了保存死者遗体的“玉柩”。

玉衣上的组玉佩界定了墓主社会身份并作为死者形象替代物随葬于玉衣之上、内棺之中。

主棺室中的铜承盘高足玉杯和玉衣周围那些独立的玉璧和玉珮呈现出墓主借此引魂升仙的个人企盼。

至于如何以大型景观的形式来表达墓主脑海中的仙界图景?位于南越国宫殿遗址东北侧的蕃池建筑可能是墓主生前对仙界憧憬并进而营建的视觉幻像。

关键词: 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玉器;丧葬功能 中图分类号:J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518 (2023) 04-0028-07A Study on Funeral Functions of Jadeware in the Main Coffin Room of Nanyue King´s Tomb during theWestern Han Dynasty in GuangzhouLiu XiaodaAbstract : The jadeware excavated in main coffin room of Nanyue King´s tomb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Guangzhou have varied form and multi-plex functions.The silk jade clothes and jade bi which adhered to the jade clothes are the most closely linked to the dead body in The main coffin room of Nanyue King´s Tomb. They not only composed the coffin of the tomb in common, but also are transformed into the jade-coffin which protected dead body because of the jadeware´s unique material. The group jade pendant which covered on Jade burial suit definded the dead´s social identity.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image of the dead, it also was buried with the dead in coffin. Furthermore, the copper bearing plate high foot jade-cup jade bi and jade pendant which surrounded the jade clothes presented the personal expectation of leading souls to immortality for Nanyue King. As for how to express the fairyland picture of dead´s thought by using the form of large-scale landscape? Fan pool which was built in the northeast side of palace ruins of Nanyue Kingdom was probably the visual fantasy of fairyland of Nanyue King before death.Key words : Nanyue King´s tomb; The Main Coffin Room Of Nanyue King´s Tomb; unearthed jadeware; funeral functions刘晓达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主棺室玉器丧葬功能研究一、研究史回顾与问题提出1983年6月出土的南越王第二代国王赵眜墓以其丰富的文物遗存为世人瞩目,该墓出土玉器更曾引起学人普遍关注。

卡里斯马式学者的镜子——评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

卡里斯马式学者的镜子——评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
卡里斯马式学者的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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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巫鸿 《 黄 泉 下 的美 术 —— 宏 观 中 国古 代 墓 葬 》
口 王 菁
黄泉 下 的美术—— 宏观 中 国古代 墓 葬 ,巫鸿著 ,三联 书店 ,2 0 1 0
在 1 9 8 0年 就 读 于 哈佛 大 学 之 前 , 之 序” 的恍 惚 之 感 。 的确 , 《 黄 泉下 的
行 论证 ,而是 颇为 自信地 将这 个任 务转 葬 品 为何 以 及 如 何 选 用 了 “ 特 定 的 材
嫁 出去 ,让读 者在 阅读 中去 寻找 。这种 质 、媒介 、尺 寸和色 彩” ,“ 时 间性 ” 则 “ 不言 自明 性 ” 当然 颇 可 怀 疑 ,如 果 本 讨论 “ 空 间 、器 物和 图像” 如何 构成 不
令 人想 起 酷 儿 ( Qu e e r T h e o r y )哲 学 家 式 ” 的学 科—— 在 整个 美术 史研 究 中代
J u d i t h B u t l e r 的第一本著 作 G e n d e r T r o u — 表着 “ 自下 而上 ” 的诉 求 的话 ( 倪克 鲁
书在 讨 论 完 “ 空 间 性 、物 质 性 和 时 间 同的时 间并创造 运动 的生机 。
性 ”后 戛然 而止 ,大概看 起来 就会类 似 为给 本 书 未 来 的读 者 留有 阅 读 空
于一本康 德式 的哲 学书籍 。通 常可 能会 间 ,本文 仅 以 “ 从椁 墓到室 墓” 一节 为
巫鸿 已经 在 中 国接 受 了 1 7年 的学 术 训 美 术 》正是 巫鸿试 图建立墓 葬美 术 亚学
练 ,即 便 如 此 ,那 些 针 对 其 “ 文 献 功 科 的野 心之 作 。尽 管 《 读 书 》杂志 上这 底” 的 指责并 不全 然公 平 。这位 幸 运 的 篇 文章 的题 目被谦 逊 地注 以 “ 可能 ” 二 海外 美术 史家 的每 一本 新 书都 以最 快 的 字 ,在 巫鸿 心 中 ,墓 葬美术 已经具备 了

作为“方法”的空间——巫鸿《“空间”美术史》的阅读与思考

作为“方法”的空间——巫鸿《“空间”美术史》的阅读与思考

CHINESEPAINTING&CALLIGRAPHY 品书随笔大陆首次介绍巫鸿的著作源于尹吉男先生在2005年编著的一套享有盛名的艺术史丛书—“开放的艺术史”。

策划者以全球艺术史的视域介绍了国外近几十年来研究中国艺术史的杰出成果,不仅拓展、开阔了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更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给予大陆艺术史学者以“解放和重构”维度意义的启迪。

这套从书包含了巫鸿先生五本著作,即《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2006)、《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译,2005)、《美术史十议》(2008)、《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2009)、《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

特别是他以博士论文为蓝本于1989年出版的《武梁祠》一书,不仅奠定了巫鸿先生在学界的地位,在笔者看来,此书同巫鸿先生已经出版的所有著作比较而言,更具有一种“纪念碑性”的意义和价值,成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典范(该书获1989年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李文森奖)。

2016年6月20日至22日,应OCAT研究中心的邀请,巫鸿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举行了三场题为“‘空间’的美术史”讲座,而后根据讲座内容及讲座后与学者和听众的互动整理成书,是为《空间的美术史》。

作者一开始就在“自序”中阐明“它并非一本专著”,而是作者对自己长时间以来的美术史个案写作的“方法论”角度的反思,即“空间”这个概念在美术史研究和解释中的应用。

在“引言”部分,作者以宏观的视野首先从历时与共时的维度阐释了“空间”这一概念,并从学科的角度梳理、检讨了美术史研究的范式,认为“空间”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和词汇,在传统美术史研究中虽然“出镜率”极高,但是传统美术史并没有建立起一个以“空间”为核心的描述和解释框架,近二三十年来伴随着哲学话语的强势介入和视觉文化研究的深入,传统美术史中“空间”这一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者将这个变化称为美术史研究中的“空间转向”。

贝格利:评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贝格利:评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中国学术》2000年第2期一、介绍一:巫鸿的“纪念性”和他的个案研究按《牛津英语字典》的解释,“纪念物”(monument)是指“任何保留下来,用以纪念某一人物、行动、时段或事件的事物”。

纪念物可以像坟墓一样实在,也可以像诗句一样虚幻,“当暴君的头盔和荒冢历尽沧桑/你才会找到你的纪念”(“And thou in this shalt find thy monument / When tyrants' crests and tombs of brass are spent")。

这个词的核心是“纪念”(commemoration),但它也寄托着凭吊者的思虑万千和纪念物的意味隽永。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巫鸿才用“纪念性”(monumentality)的概念组织他的全书,即其论新石器时代到六朝时期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新作。

不过,正如导言所解释,巫鸿并不愿意被“纪念物”和“纪念性”的字典定义所束缚。

在他看来,这两个词都是带有偏见的词,其文化结构并不适合处理非西方的纪念物。

在中国,不仅纪念物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且“纪念性”本身也是中国特有。

它是某种因时而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理解的东西。

因此,与其接受某种封闭的定义,即可与西方字典的西方定义相比较的定义,巫鸿宁愿用一系列个案研究为我们演示其“纪念性”的不断变形。

作为先睹为快的样品,他在导言中讨论了夏商周三代相传的九鼎。

为了避免“含有文化偏见的理论俗套”,其全书的五个章节都是由这些个案研究所组成。

由于巫鸿大话连篇,一个定义也不下,读者只好自己费心琢磨他的个案研究。

因为他的书越是打断叙述,停下来解释,就越是让人糊涂,读者必须不靠作者帮助,自己想法弄清是什么联结着这些个案。

这种联结物就是巫鸿不想明说,但却包藏于其概念变形和叙述转换之中,闪烁其辞而又昭然若揭的“中国”内核。

我们要想理解这本书,就得循序渐进,在他的个案研究和有关论点之间变换视角,先粗观大略,再逼近细看。

全国统一2024年高考语文试卷新课标Ⅱ卷

全国统一2024年高考语文试卷新课标Ⅱ卷

2024年全国统一高考语文试卷(新课标Ⅱ卷)第I卷(选择题)请点击修改第I卷的文字说明一、选择题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1899年发觉的殷墟甲骨文,是近代中国史料“四大发觉”之一。

殷墟甲骨文内容丰富,甲骨刻辞大多是占卜的记录,但占卜的范围很广,涉及祭祀、征伐、农业,田猎、气象、疾病等等,能够在确定程度上反映商代的社会生活。

从目前的发掘状况看,甲骨文不止出现在殷墟,在北京、山西、陕西、山东、湖北,______________宁夏都发觉了刻有卜辞的甲骨。

殷墟甲骨文年头最早,数量最多。

但它不是当时唯一的文字。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有“典”“册” “聿(笔)”这样的文字,说明殷人祖先常规的书写材料是简册,书写工具是毛笔。

只是用竹木做成的简册___________腐烂,似乎无法在北方的地下长期保存,所以至今___________没有发觉商代的竹简。

从出土材料看,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商王武丁以后才出现的,而商代早期、中期的青铜器上已有少量铭文。

(),甲骨文字体简化较多。

对于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熟的文字。

文字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___________受书写材质和体裁所限,甲骨文不能全面记录当时的语言现象,但是已经能够反映汉语的基本语法、词汇系统,1.依次填入文中横线上的词语,全都恰当的一项是()A.以及简单尚且然而B.乃至简单仍旧虽然C.以及易于仍旧然而D.乃至易于尚且虽然2.下列填入文中括号内的语句,连接最恰当的一项是()A.由于相较于铸造的青铜器铭文,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比较困难B.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比较困难,这是相较于铸造青铜器铭文而言的C.由于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比较困难,所以相较于铸造的青铜器铭文D.用刀在龟甲和兽骨上刻字,相较于铸造青铜器铭文而言,比较困难3.文中画横线的句子有语病,下列修改最恰当的一项是()A.就文字本身来说,汉代学者总结的“六书”的方法在甲骨文基本都已出现,已经说明它是成熟的文字。

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关于巫鸿先生《美术史十议》解读

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关于巫鸿先生《美术史十议》解读

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关于巫鸿先⽣《美术史⼗议》解读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关于巫鸿先⽣《美术史⼗议》解读摘要:巫鸿先⽣在《美术史⼗议》的探讨中,针对当下许多美术史学家所主要到的针对美术史学科出现的负⾯结果,提出“对实物的回归”和美术品“历史物质性”概念,对其挑战作出相应的提案,本⽂旨在探讨两个概念的具体含义和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提案对其挑战产⽣的影响进⾏预测和评析。

关键词:实物;历史物质性;巫鸿;《美术史⼗议》引⾔:《美术史⼗议》收录的主要是巫鸿先⽣在2006—2007两年中为《读书》杂志“美术纵横”专栏所撰写的⼗篇⽂章。

此专栏的⽬的在于希望能够成为⼀个“纵横驰骋,惟意所之”的领域。

通过每篇短⽂的主题或古或今,或近或远,或宏观或微观,从多种视⾓引出对美术史的反思和想象。

⼀、对实物的回归新动向的提出巫鸿先⽣在美术史第三议中通过论述美术史与美术馆⼆者异同以及⼀种既密切联系⼜相互有别的复杂关系中,提出“美术史研究中的另⼀个新的动向可称为‘对实物的回归’。

”其新动向的产⽣与艺术品“原境”的重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何谓“原境”的具体意义,实际上其意义是很⼴泛,“可以是艺术品的⽂化、政治、社会和宗教的环境和氛围,也可以是其建筑、陈设或使⽤的具体环境。

”巫鸿先⽣认为正是这种具体环境,才使得学者在考虑和重构这种具体环境时,他们才能将注意⼒集中到巫鸿先⽣所称作的艺术品的“历史物质性”这个问题上来,才能更好解读其“艺术品原来的⾯貌和构成及其体质和视觉的属性。

”巫鸿先⽣在美术史第四议具体谈到美术史和美术馆之间分分合合、既分⼜合的历史,提出⽬前的⼀个新动向可称为“对实物的回归”。

那巫鸿先⽣为何提出此新动向?正是由于许多美术史家注意到由于学科理论化、概念化,⽽导致美术史教学越来越局限于课堂讲授、阅读和写作,其相关鉴定和断代等基本技能从课程和考核中消失这些负⾯结果,使得艺术品本⾝的研究渐趋薄弱。

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

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

精彩摘录
“在欣赏美术作品时,我们不仅要作品本身的形式美,更要深入挖掘其背后 的文化内涵。”巫鸿教授提倡一种全面而深入的艺术欣赏方式。他通过对画作、 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的解读,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美术的博大精深,同时也引 导我们思考艺术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精彩摘录
“中国美术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传承与创新的过程。”巫鸿教授在书中详细 梳理了中国美术史的脉络,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展现了中国美术的多 元发展。他强调,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并非对立的存在,而是可以相互融合、 共同发展的。这种跨文化的视角为我们理解中国美术史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
精彩摘录
“艺术家是时代的见证者和记录者,他们的作品往往承载着深刻的历史印 记。”巫鸿教授通过对历代艺术家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如何在不同的历史 背景下创作出具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 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忆。
精彩摘录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巫鸿教授在书中倡导一种 综合性的研究路径。他结合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 中国美术史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仅丰富了我们的 认识和理解,也为未来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阅读感受
巫鸿教授在书中对“时空”观念的深入探索,让我对中国美术有了全新的认 识。他提出,“时空”观念是中国美术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对于理解中国艺术的 独特性具有关键意义。这一观点打破了我对中国美术史的常规理解,让我看到了 中国美术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独特表达。
阅读感受
他通过对比不同的艺术媒材和图像,展示了“时空”观念在不同艺术形式中 的表现和释读。这让我看到了中国美术的丰富多样性和深度,也让我更加深入地 理解了艺术的内涵。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
二 “大观式”大幅 山水和手卷小景
三山水画中的人物 问答部分
作者介绍
巫鸿,男,著名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1978任职于故 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 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受聘支持芝加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0年建立东 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
读书笔记
巫鸿先生分别从礼器,墓葬,手绢,山水画四个专题深入浅出地谈到了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艺术如何展开 研究。
黑格尔说过,中国在世界历史之外,当然,这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说法。 从礼器、墓葬、手卷和山水画这四种艺术形式,在对比中寻找和诠释中国传统艺术风格个性。 作者视角独特,从人类学与艺术史学角度,对中国的礼器、手卷、墓葬、山水人文画,作深入浅出的讲述。 因為成書來源於講座,所以對古代藝術的講解也只能說個大概。 过去即异域。 非常好,看完很受启发,特别是问答环节,既有深度,又有发散,激发思维。 作者截取几个中国古代艺术的精华部分进行剖析可见作者的功力之深为传统的发扬和文化的传承起到积极推 进的作用~从书中了解到卷轴竟然是移动的画面原来古人竟是从动态的角度欣赏画作怪不得作者说挂在博物馆里 的画卷因为静止而失去灵魂这应该是我从本书中收获最大的地方了~。
。实际上,在对劳力的消耗和作为权力象征物的意义上,这些器物的内在逻辑与古埃及的金字塔可以说是相 同的,但是二者的外在表现截然不同,一个显示为庞大的纪念碑建筑,另一个则显示为小型的可携带的礼器,我 称之为“微型纪念碑”。

巫鸿美术史文集第二辑(1999 2019)(套装共3册)

巫鸿美术史文集第二辑(1999 2019)(套装共3册)
0 3
80 “黑画” 小史:中国 绘画中的一 个反传统 (2018)
0
841 墓 葬 中 的通道:对 “不可视性” 的阅读 (2019)
0 6
83死亡之 为纽带:佛 教礼拜与祖 先尊崇 (2019)
0
852 实 践 与 话语:中山 王墓中器物 的安置与象 征意义 (2019)
84六朝时代的艺术与 视觉文化(2019)
5 62镜与枕:主
体与客体之间 (2007)
63东亚墓葬艺术反 思——一个有关方法
论的提案(2009)
64墓中的“活者”: 中国古代墓葬艺术对
主体的表现(2009)
65 “生器”的概念 与实践(2010)
66中国艺术和视觉文 化中的“复古”模式 (2010)
0 1
67石涛和 中国古代的 “废墟”观 念(2010)
85画屏的世界 (2019)
86全球视野中的美术 史研究:变动的格局 与未来的展望(2019)
本卷所收论文出处
作者介绍
巫鸿,男,著名艺术史家,芝加哥大学教授。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1972—1978任职于故 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 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受聘支持芝加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0年建立东 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
0 3
74宝山辽 墓的释读和 启示(2013)
0
745 超 细 读 : 马王堆1号 汉墓中的龙 璧图像

汉代铜灯中的设计与时代性——青铜神秘色彩的剥离

汉代铜灯中的设计与时代性——青铜神秘色彩的剥离

Fashion Color人文钟家祺Zhong Jiaqi青岛大学美术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School of Fine Arts,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71Design and Times in Bronze Lamps of Han Dynasty——Peeling of the Mysterious Color of Bronze汉代铜灯中的设计与时代性——青铜神秘色彩的剥离摘 要: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其所留存的纷繁文化遗产中,青铜制品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秦汉时期青铜器逐渐转向日用品,而汉代铜灯就是最具代表性的铜制日常生活用品之一。

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汉代造物思想背后的历史背景,结合铜灯的色彩、造型、纹样、工作原理等语义要素,来阐述汉代铜灯中所蕴含的设计与时代性的关系。

关键词:汉代铜灯;设计;时代性Abstract: China is one of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Among its numerous cultural heritages, bronzeproducts can be said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bronzes gradually turned todaily necessities, and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opper daily necessities is the Han Dynasty copper lamp.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hind the creation thought of the Han Dynasty, combined with the semantic elements such as the shape, pattern and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bronze lamp, to elabor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ign and the times contained in the bronze lamp of the Han Dynasty.Keywords :Han Dynasty copper lamp;design;epochal火的发现与利用将人类从最初漫长的黑夜中“拯救”出来。

语文学科素养视域下现代文阅读命题特征及备考策略——以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Ⅱ卷现代文阅读题为例

语文学科素养视域下现代文阅读命题特征及备考策略——以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Ⅱ卷现代文阅读题为例

2020.8黑龙江教育·教育与教学考试测评研究/探索◀Y A N J I UT A N SU O关于高考命题的建议,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中有这样的表述:“以情境任务作为试题的主要载体……以呈现学生语文素养的多样化表现。

”这个要求在2020年全国高考语文学科试卷的考查中有不同程度的渗透和体现,仅以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Ⅱ卷的现代文阅读为例,也可以看到其在试题命制上的充分体现,这为我们的语文教学和语文学习提供了启示。

一、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Ⅱ卷现代文阅读命题认识综述黑龙江省目前使用的高考语文全国Ⅱ卷,从2019年开始,现代文阅读部分的试题呈现顺序做了调整,由论述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的顺序,调整为论述类文本阅读、实用类文本阅读、文学类文本阅读。

这个顺序的变化,已经被普遍认为更符合学生阅读的认知特点,由浅入深,由易到难。

2020年保持2019年的试题变化后的呈现顺序,平稳为主。

此外,选材重视落实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几个层面的素养要求,更是现代文阅读命题的一大特色。

立足语言根基,关注信息处理,聚焦思维深度,提升审美鉴赏,2020年全国Ⅱ卷现代文阅读的考题,精选语料,紧扣时代,融时代性和文化性于一体,兼具综合性。

学术性、现实性、文学性特点各异、精彩纷呈,又互相渗透、有所关联。

这些语料母题,在“立德树人”的宏大背景下,与时代同呼吸,唱响最强音,有艺术领域的精深思考,有精准扶贫的民生关切,有工匠精神的坚守传承,无一不在引导考生密切关注生活,紧跟时代步伐。

另外,试题中外显或者隐含的情景化特征,使试题的呈现更真实可感、具体生动。

材料不陌生,更显公平性。

二、2020年高考语文全国Ⅱ卷现代文阅读试题分析1.论述类文本阅读试题分析论述类文本阅读的总体风格与以往几年保持一致。

测试材料取材于人文科学领域,着眼历史,关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测试材料文体特征明显,观点鲜明,结构清晰,论证严密。

评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评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

评巫鸿《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2000年第2期贝格利,普林斯顿大学,一、介绍一,巫鸿的‚纪念性?和他的个案研究按《牛津英语字典》的解释,‚纪念物?,monument,是指‚任何保留下来,用以纪念某一人物、行动、时段或事件的事物?。

纪念物可以像坟墓一样实在,也可以像诗句一样虚幻,‚当暴君的头盔和荒冢历尽沧桑/你才会找到你的纪念?,‚And thou in this shalt find thy monument / When tyrants' crests and tombs of brass are spent",。

这个词的核心是‚纪念?,commemoration,,但它也寄托着凭吊者的思虑万千和纪念物的意味隽永。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巫鸿才用‚纪念性?,monumentality,的概念组织他的全书,即其论新石器时代到六朝时期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新作。

不过,正如导言所解释,巫鸿并不愿意被‚纪念物?和‚纪念性?的字典定义所束缚。

在他看来,这两个词都是带有偏见的词,其文化结构并不适合处理非西方的纪念物。

在中国,不仅纪念物的表现形式不同,而且‚纪念性?本身也是中国特有。

它是某种因时而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理解的东西。

因此,与其接受某种封闭的定义,即可与西方字典的西方定义相比较的定义,巫鸿宁愿用一系列个案研究为我们演示其‚纪念性?的不断变形。

作为先睹为快的样品,他在导言中讨论了夏商周三代相传的九鼎。

为了避免‚含有文化偏见的理论俗套?,其全书的五个章节都是由这些个案研究所组成。

由于巫鸿大话连篇,一个定义也不下,读者只好自己费心琢磨他的个案研究。

因为他的书越是打断叙述,停下来解释,就越是让人糊涂,读者必须不靠作者帮助,自己想法弄清是什么联结着这些个案。

这种联结物就是巫鸿不想明说,但却包藏于其概1念变形和叙述转换之中,闪烁其辞而又昭然若揭的‚中国?内核。

我们要想理解这本书,就得循序渐进,在他的个案研究和有关论点之间变换视角,先粗观大略,再逼近细看。

巫鸿作品集: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

巫鸿作品集: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
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同年兼任该校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




其图画再现相互对称,二者同等重要;而中国绘画中占支配地位的模式则是非对称的,画家强调的是绘画形象和
真实世界之间以及绘画形象彼此之间的隐喻性关联。
因此屏风其实是一个隔断物,其基本功能是对空间进行划分。不论是在实用性上还是象征性上,屏风都紧密
地与空间概念联系在一起。
目录
字配合插图的叙事方式~。
值得多读几遍反复回味的经典!读完一遍去博物馆看看,回来再读再去看,方能理解和领悟其中精妙。
总体上看,以小见大,从绘画中的屏风这种物体以及题材,展示了中国历代绘画主题的演变及趋势!。
有一年在苏州一个园子里,坐在厅堂,扭头一看,四扇门户全开,满圆景色扑面而来。
奇文共赏。比如马远的这幅《雕台望云图》(见绪论 ),我们只能觉察出意境很美,除此之外,别无它物。
故宫博物院书画组、金石组。1978年重返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攻读硕士学位。1980—1987年就读于哈佛大学,
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重博士学位。随即在哈佛大学美术史系任教,于1994年获终身教授职位。受聘支持芝加哥大
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亚洲艺术的教学、研究项目,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2000年建立
绘画空间,转

诗意的空间,
隐喻
手卷
突破文本之圈
窥探的目光
仕女屏风
重屏
幻觉与幻术
内在世界与外在世

山水屏风
大众化与标准化
个性与陈规
狂士的屏风
女性空间
雍正的“十二美人”
屏风
皇帝的乔装
作者介绍
同名作者介绍

《黄泉下美术》巫鸿《空间性—三重宇宙》读书笔记

《黄泉下美术》巫鸿《空间性—三重宇宙》读书笔记

《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巫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空间性—三重宇宙》读书笔记1.概述在文章开端,以甘肃酒泉丁家闸五号墓为例,引入了室墓中穹顶壁画内容的分析,从而带出古代墓葬中装饰画(画像石/砖、壁画、漆画等形式)所包含的三重世界——天界(宇宙)、仙界(宗教中的成仙,主要是佛教、道教)以及死后的“幸福家园”——一个看似和谐统一的图像程序。

但实际上它们也隐含了中国墓葬艺术中的两个根本矛盾:(1)绘画题材多种多样,但丰富的主题之间却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其结果是一个“多元中心”的构成(可参考马王堆1号墓三层外棺、一层内棺的分析);(2)看似包含了画家对于宇宙的全部认知,但是却缺少“黄泉”本身。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人们对于地狱的认知是报应、赎罪、虐刑等恐吓性质的,但是墓葬本身是为死者提供舒适安全的幸福家园的,是人们幻想中的世界,必定不可能存在危险和伤害。

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墓葬艺术的发展依赖于个人的意愿,但是没有个性化的表达。

简单解释就是,墓葬艺术并没有标准的图像志,是因为墓葬属于个人并体现了个人的意愿,但同时,其装饰又受制于传统并使用了流行的母题(比如说佛教或者道教图像盛行,融入墓室壁画中),所以也未能发展成像文人画和书法那种个人性的表达。

2.“幸福家园”墓葬艺术中“幸福家园”的营造是为死者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生存空间。

“幸福家园”的营造是通过两种载体,一种是通过大量的随葬品来确保确保已故亲属不受黄泉世界的苦难,另一种是通过墓室壁画、画像石/砖等图像来表现。

马王堆1号轪侯夫人墓是标准的长方体竖穴墓,但是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具有不规则的平面,内含4个相邻的椁箱,但是椁箱也没有通过图像或其他开凿的形式出现门窗,而是椁箱下部有特设的小洞,代表灵魂的通道。

曾侯乙墓中有大量的随葬品,出土的有大型的编钟、各种乐器、兵马器、生活用品,还有大量随葬的人员,这就是竖穴墓通过随葬品来确保已故亲属不受黄泉世界的苦难。

墓葬可能的美术史亚学科(巫鸿)

墓葬可能的美术史亚学科(巫鸿)

・美术纵横・“墓葬”:可能的美术史亚学科巫鸿在这个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二○○六年第十期)我讨论了近年来西方学界“重构美术史”的努力及原因,并着重介绍了一些学者试图在概念层次上更新、重组这个学科的尝试。

在文章结尾处我提到这种尝试的一个基本局限:虽然这些学者希望摆脱传统美术史的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因为他们所引进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绝大部分是从当代西方哲学、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中派生出来的,而不是从对不同文化和艺术传统的实际分析中抽象出来的,所建立的理论构架虽然可以和传统美术史的面貌判然有别,但仍不免带有很大的文化片面性。

这种局限促使我们返回到历史的层面去考虑“美术史的重构”问题。

这种历史研究虽然针对个案,但立论则不限于对象本身,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希望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来反思美术史的分析概念和方法。

与从一般性概念入手重构美术史的努力不同,这种基于历史研究的反思首先假设不同美术传统和现象可能具有不同的视觉逻辑和文化结构,进而一层层地去发掘这种内在的逻辑和结构,在这个发掘过程中不断扩张美术史跨文化、跨学科的广度和深度。

其意旨不在于登高一呼,马上提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新理论以取代传统美术史的理论方法论。

但是在我看来,其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可能对长远的学科更新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正因此,本文准备从一个具体问题入手讨论重构美术史的问题。

我对“墓葬”这个题目的选择有三个基本出发点。

一是墓葬文化在古代东亚、特别是在古代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持续发展的历史,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对中国本身来说,墓葬也是我们所知的最源远流长的一种综合性建筑和艺术传统,比其他类型的宗教和礼制艺术(如佛教、道教艺术)有着长久得多的历史。

二是在它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墓葬传统不但锻造出了一套独特的视觉语汇和形象思维方式,同时也发展出了一套与本土宗教、伦理,特别是和中国人生死观和孝道思想息息相关的概念系统。

研究、了解这些语汇和概念对理解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制作和美学价值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巫鸿)

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巫鸿)

上篇文章中谈到美术史与美术馆之间分分合合、既分又合的历史,提出目前的一个新动向可称为“对实物的回归”:许多美术史家注意到学科理论化、概念化的一个负面结果,即对艺术品本身的研究渐趋薄弱。

美术史教学越来越局限于课堂讲授、阅读和写作;鉴定和断代等基本技术从课程和考核中消失。

这种认识使他们开始重新强调艺术品原物,以及处理艺术品的各种专业技术的重要性。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包括笔者在内)希望回到古典美术史的起点,把著名艺术家和艺术品重新当做历史叙事的主体,把研究方法再次简化为风格分析和图像辨识。

他们因此面临一个挑战,其症结在于如何把“实物”和“理论”从互相对立的状态转变为相互支持的关系——如何既能够回到美术馆里去检验、分析实际艺术品,又能够继续使用和发展过去二三十年中积累起来的对美术和视觉文化的解释性理论和方法。

本文所提出的“历史物质性”(historicalmateriality)的这个概念,可说是针对这种挑战做出的一个提案。

这个提案的基本前提是:一件艺术品的历史形态并不自动地显现于该艺术品的现存状态,而是需要通过深入的历史研究来加以重构。

这种重构必须基于对现存实巫鸿实物的回归 美术的 历史物质性」」物的仔细观察,但也必须检索大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并参照现代理论进行分析和解释。

研究者因此把作品同时作为历史解说的主体和框架,其结果是对当前美术史研究中流行的种种二元性解释结构——包括作品与理论、文本(text)与上下文(context)、实物与复制品——的打破。

当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提出这个观念时,一位敏锐的听众(也是一位素享盛名的西方美术史家)在提问中认为我所建议的首先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于作为美术史研究对象的“实物”(actual objects)的不同理解。

这个按语可以说是一针见血,也帮助我进一步思考艺术品“历史物质性”的含义。

简言之,虽然“艺术品”这一概念一直是美术史学科定位的基础,但是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倾向是把现存的艺术品实物等同于历史上的原物。

论述类文本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阅读练习及答案

论述类文本巫鸿《实物的回归:美术的“历史物质性”》阅读练习及答案

(一)论述类文本阅读(本题共3小题,9分)阅读下而的文字,完成下而小题。

把实物当作原物的倾向,在美术史领域根深蒂固。

事实上,实物并不等于原物,我们需要对美术史中“原物”的概念进行反思,对美术馆藏品的直觉上的完整性提出质疑。

这种反思和质疑并不是要否定这些藏品。

恰恰相反,它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藏品作为历史材料的潜在意义。

一旦美术史家取消“实物”和“原物”之间的等号,他们就必须认真考虑和重构二者间的历史关系。

这会引导他们发现很多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其核心就是美术的“历史物质性” O有研究者追溯郭熙《早春图》的渊源,提出这幅卷轴画原来是北宋宫殿一套建筑画中的一幅。

那椿《画继》记载,他祖上被踢予一个宅子,他父亲被任命为提举官时,朝廷派遣一个中官监修这所宅第。

一天,邓椿的父亲看到裱工用“旧绢山水”擦拭桌子,他拿过来一看,发现竟是郭熙的作品。

那位中官说:“昔神宗好熙笔.一殿专背(即'裱')熙作,上(徽宗)继位后•易以古画,退入库中者不止此尔。

”邓父请求徽宗赏赐这些“退画” O徽宗答应了,并派人把废弃的郭熙壁障整车拉到邓宅。

这个记载透踞了宋神宗时期皇宫中“一殿专背熙作”的状态,这应该是郭熙创作《早春图》这类大幅山水时的状态。

因此,任何讨论这幅画的构图、功能以及观看方式的文幸椰必须首先重构这种原始状态。

这也就是说,目前人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的《早春图》只是这幅画的“实物”而非“原物” O也许有人会说:如果研究者的关注点是郭熙的笔墨技法的话,这种研究則似不需要。

但是笔墨离不开观看,而观看必然和绘画的形式和空间有关。

邓椿的记载还引导我们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即郭熙绘画的“历史物质性”甚至在徽宗时期就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形式上说,这些画作从建筑绘画转变为卷轴画:从空间上说,它们从皇宫内的殿堂进入了私人宅第。

从功能说,它们从宣扬皇权的政治性作品转化为私家收藏中的纯粹山水画:从观赏方式上说,它们从要求“远观”的宏大构图转变为鼓励“近视"的独幅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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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 些以 及其 他例 子 的考 查进 而 引导 我 们注意到四个 问题 。一是 不同地区 和时期流 行 的特定“ 生 器” 种类 、组合 及随 葬方 式 ;二是 某 种流行种类和 组合中可能 存在的男 女 、长幼 间 的细微分别 ;三是对陪葬 生器作出 决定的人 及 其目的 ;四是 生器在墓中 的安置地 点和可能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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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 生器” 的概念与实践
有的象征意义 。 关 于生器的流 行种类 , 战国楚墓 中屡屡 发
现 的梳 、镜 、席 、枕和弓箭 之类可能代 表了当 时 的 一种 约定 俗成 的组 合 。上文 提到 的以 新 、旧 两 件衣物一同 下葬的记录 , 也反映出 战国到 汉 代 随葬生器的 一种方式 。墓 葬中生器 的内容 自 然 会随历史发 展和习俗改 变而不断发 生变化 。 例 如到了明代 , 在江南地区 高级墓葬 中最常 见 的 这类器物可 能是死者手 中拿着的折 扇 。虽 然 纸 和竹木制做 的折扇不易 在地下保存 , 但仍 然 在 王公大臣及 士大夫的墓 中多有发现 , 有时 一 个墓中随葬 7 、8 柄甚至 20 余柄 , 其装潢均为 当 时 的 流行 样 式 , 有 的 还 系 有“ 熟 坑”所 出 的 玉 坠 。出土 23 把折扇的上海宝山朱守城夫妇合 葬 墓 同时随葬了 笔筒 、插屏 、砚台 、镇纸 、印盒 、香 熏等 10 多件文房用品 , 体现出死者“文人雅 士” 的 形象 [22] 。1973 年发现的位于江 苏省吴县的 许 裕 甫墓中发现 了 3 柄 折扇 [ 23] 。其中一 柄两面 题 诗 , 落款说明 是万历朝宰相 申时行在 许裕甫 还 活 着的时候书 写并赠给他 的 。另一柄 乌木扇 上 有 文征明所画 的山水和题 诗 。由于文 征明去 世 时许裕甫不过 14 岁 , 这把扇子不太可能是画 家 的 增物 , 而更 可能是许裕甫 心爱的艺 术藏品 或 生 前用 品 [ 24] 。值 得注 意的 是 , 和这 两把 扇子 放 在 一起的还有 一把不能使 用的明器扇 子 , 使 我 们 联想 到战 国 、汉墓 中以 新 、旧衣 物同 时下 葬 的情况 。
大 约 500 年后 , 西汉 中山王 刘胜和 他的 妻 子窦绾在公元前 2 世纪晚期分别葬于满城一号 和 二号墓中 。两墓中确实可 证属于他 们的私 人 所 有物中 , 有 一件鎏金青铜 灯被公认 为汉代 雕 塑 艺术 的杰 作 , 一般 被称 为“ 长信 宫灯” , 上 面 所 刻的 九条 铭文 揭示 出它 在汉 王室 不同 成 员 手 中流 传的历 史 [20] 。根据 这些 铭文 , 这 个铜 灯 最 初是由阳信 夷侯刘揭或 其子中意所 造 , 中 意 于 公元前 151 年“有 罪国除” 后被没收 充公 , 进 入 了窦 太后 的长 信宫 , 归 尚浴 府使 用 。窦太 后 是 汉景 帝的 母亲 , 是 一位 强势 的政 治人 物 。这 位 太后不仅是 刘胜的祖母 , 也可能是 刘胜之 妻
我们可以假设 在大部分 情况下 , 是主持 葬 礼的专职礼仪 人员承担了 选择 、安 置生器和 明 器的责 任 。但是 在一 些特 殊情 况下 , 历 史文 献 透露出 家庭 成员 甚至 死者 本人 也可 能 为了 特 殊的目的对生 器作出选择 。这类文 献中的一 种 是人之将死时 所写的遗书 , 其中表 示了将其 亲 密之物一起殉 葬的心愿 。一件相当 感人的材 料 发现于敦煌藏经洞 , 是 10 世纪前后某位康氏妇 女以诗文形式留给她丈夫的遗言 :
有 些 保护 良好 而且 有 详细 发掘 记 录的 墓 葬 ——— 如 湖 南 长 沙 的 马 王 堆 一 号 墓 和 三 号 墓 ——— 允许 我们 对流 行生 器种 类中 的细 微 区 别 进行观察 。这两座保存完 好的西汉 墓分别 属 于 侯夫人和 她的儿子 , 在 两墓北椁 室的西 端 都 出土了一组 极其精美的 多层漆奁 , 里面装 着 死 者的贴身用 品 [25] 。一号墓的两 个漆奁以昂 贵 的 丝织 物精 心包 裹 , 奁中 盛放 着各 种化 妆品 , 假 发 , 铜镜和 镜擦 、手套 、絮 巾 、组带 、针 线盒 、 两 把梳 子 、 发笄 以及 篦 、 镊等 化妆 工具 。 一 个 小盒 里放 着一 枚印 章 , 上刻 侯 夫人 的 私 名 辛 追 , 证 明 这 些 器物 都 是 她生 前 所 用 之 物
日落西山昏 , 孤男流(留)一群 。 剪刀并柳尺 , 贱妾随身 。 盒令残妆粉 , 流(留)且与后人 。 有情怜男女 , 无情亦任君 。 黄钱无用时 , 徒劳作微尘 。 君 但努 力 , 康 大娘 遗书 一道 。吾闻 时 光 运转 , 春秋 有生煞之斯(期);人命无 常 , 夭老鬼死亡之路 。[27] 看来写 此遗 书的 康氏 是个 初通 文墨 的 普通 妇 女 。在 她所 有的 私人 物品 中 , 与自 己最 亲近 的 不过是女红所 用的剪刀和 量衣尺 。通过挑选 这 两件物品“随 身” 带入坟 墓 , 她以此 强调了自 己 作为一个劳动女性的身份 。 与此有别 , 考 古发掘也 提供了 家庭成员 为 死者选择生器 的情况 。一 个例子是 不久以前 陕 西蓝田吕氏家 族墓地出土 的一方砚 台 , 底部 以 工整楷体刻写的 铭文中有“ 政和元年(1111 年) 十一月 壬申 , 承 议郎 吕君 子功 葬 , 以尝 所用 歙
王先谦在这里使用的是 清儒解经的典 型 方式 , 即 在 古 代 文献 ——— 特 别是 儒 家 经 典 中 ———找 到相关的词 语以进行互证 。这种 解释 方式有其合 理的一面 , 但也有忽略 上下文 和跨 越年代关系 的危险 。以“ 生器”和“ 用器”这 两个 概念 来说 , 它 们确 实都指 陪葬 品中 的死 者“ 生 时所 用之 器” , 因此把 它们 联系 起 来是 不无 道 理的 。但是 这种断章取 义的联系同 时也就 忽略 了二词和原 文的关系及 其特殊的历 史性 。熟悉 《仪礼》的 人都知道 , 这 本书中的《丧服》 、《士丧 礼》 、《既夕 礼》和《士虞 礼》四 篇共 同记 述了 士 级贵族丧 礼的 全过 程 , 其中《士丧 礼》和《既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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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长沙桂花园晋墓出土 潘氏衣物券
石 研纳诸圹 , 从弟锡山谨铭” 语 。属于 该家族 的 吕 大忠 、吕 大防 、吕 大钧 和吕 大临 均为 北宋 名 臣 , 吕 大临 更是 著名 的金 石学 家 。虽然 我们 对 这 方砚台的所 有者吕子功 不太了解 , 但是从 收 集 回来的墓葬 出土物来看 , 包括了汉 唐文物 甚 至 西周铜器 , 表明墓主是一 位喜爱收 藏古物 的 文 人 。以生前 所用的砚台陪 葬正是突 出了这 一 身份 。
窦绾的亲属(这从她们的 同姓可以 见到)。可 能 她将这 个铜 灯赠 给了 本家 中也 嫁入 王 室的 窦 绾 。而窦绾去世时把它带入墓中 。
由于绘画和书 法的脆弱 性 , 这 类物品在 地 下墓室中保存 下来的概率 微乎其微 。一个例 外 是 1970 年发现的 山东省 邹县的 明鲁 荒王朱 檀 墓 [ 21] 。朱 檀是明 太祖 的第 十子 。其 墓中 的地 宫 由前 、后两墓 室构成 。前 室后部中央 设红御案 , 案上放置“ 鲁王之 宝”印 , 案前为 432 个彩绘 木 雕俑 组 成 的庞 大 俑 群 。后 室 中 部砌 有 砖 质 棺 台 , 上 置朱 漆金 丝楠 木棺 椁 。棺两 边放 置死 者 的私人 物件 :东 侧的 两个 戗金 漆箱 内装 有冠 、 冕 、袍 、靴 和玉 圭 、玉 带等 , 西 边桌 上放 着文 房 四宝 和 琴 棋书 画 。发掘 者 因 此 认为 是 体 现 了 “ 事死如事生” 的思想 。出 土的绘画 和珍稀书 籍 包括一件宋高 宗题诗的南 宋宫廷扇 面 , 元代 著 名画家钱选的 精美的白荷 图(图四), 一把极 其 珍贵的“天风 海涛”唐琴 , 一批元版 图书和一 套 围棋 。如学 者所 释 , 所有 这些 器物 应该 都属 于 鲁王内府的收藏 。
家 庭 成员 为死 者选 择 生器 的情 况还 见 于 一件晋代的衣物券 , 于 1954 年出自长沙桂花 园 的 一个晋墓中 [28] 。墓 主潘氏是当 地一名武官 周 芳 名 的妻 子 。衣物 券 以滑 石制 成 , 长 23 、宽 12 厘米 , 上面所题的 51 项随葬物均以“故”字开 头 (图七)。其中不 但包括了大 量衣服 , 还 有“故 铜 镜 一枚 , 衣 具一” , “故 剪刀 尺一 具”等 , 使我 们 想 起马王堆汉 墓和敦煌康 大娘的先例 。清单 后 面 又有 一段 刻辞 , 记 载了 潘氏 的岁 数和 卒日 , 并 特别说明 :“ 其随身衣物 皆潘生时所 服饰 。他 人不得妄认诋债”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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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器” 的概念与实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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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器” 的概念与实践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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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漆奁
图六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漆冠
建 而成的 , 其 随葬品中包含 了黄君为 她制作 的 22 件同铭 铜器(黄君棺中发现的 他所“ 自作” 的 同 类铜器 却只有 10 件)。两 人棺中都 随葬有 大 量 玉器 , 其不 同凡响的数量 和精美品 质表明 了 这 对夫妇对这 种艺术形式 的热衷 [ 19] 。但是妻 子 的 所有再次超 过了丈夫 :她 的棺中出 土了多 达 131 件精美玉器 , 几 乎是丈夫棺中 所出的两倍 。 一 些玉 器发 现于 她的 头部 附近 或是 在胸 前 和 腰 际 , 应是 其私 人配 饰 。其中 之一 是来 自史 前 时期的一件带珥人头形古玉(图三 ∶1)。有意思 的 是 , 一对属 于黄君的玉珥 以东周风 格“ 复制” 了这个古代玉雕(图三 ∶2)。这两组玉器分别葬 于 丈夫 和妻 子棺 中 , 似乎 有意 识地 彼此 呼应 , 被 赋予 了感 情的 价值 。但 即使 没有 这层 意义 , 黄 君夫人佩戴 的古玉也毫 无疑问是一 件生器 , 在她死后继续装饰她的身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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