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有奇才张居正

五有奇才张居正
引言概论说到张居正，众多人都认为他是明朝的宰相或丞相，然而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

因为，朱元璋立国后，担心丞相功高震主或难以驾驭，索性撤销了丞相一职，由皇帝直接领导六部九卿，各部门职权陆续在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的监督下实施的。

论身份确实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论头衔，整个大明只有集三公于一身的开国元勋李善长与他有一比；论行使职权，他把政治融入生活，以皇权的形式号召天下体现其意志。

以上身份、头衔、职权确实等同于或已经超越了历朝历代的宰（丞）了。

因为万历皇帝登基时不到十岁，两房太后也仅仅是二十多岁。

此时的张居正只是礼部尚书，大概相当于中组部长。

在孤儿寡母柄权国政的特殊环境下张居正的出现正逢其时。

也正因为张居正常怀报国之心、甘居辅臣之位才使得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得以暂时稳定，甚至最后的南明苟且十六年也是张居正给他们打下的底子。

具体说来，要论他的英明，鄙人认为就在于这位张首辅在朱明吏治混乱、经济瘫痪、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大厦即将坍塌之时，他从寒微中奋起，以首辅独柄国政，‚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整顿吏治、清丈土地、为国聚财---大力推行考成法、一条鞭法等系列改革的丰功
伟绩。

通过他坚持的十年改革，弥补了国家财政的大亏空，并集聚了当时国家可用十年的财富，迎来了大明后期短暂的中兴，也使大明江山得以延续六十多年。

因此被世人称做‚救时宰相‛。

梁启超在其主编的《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中，曾将张居正与管仲、商鞅、诸葛亮、王安石、李德裕同列为中国的六大政治家，并断言‚明代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足见其在中国历史上非凡的地位。

通过听百家讲坛《风雨张居正》，浏览近代教育家、作家朱东润先生所著的《张居正大传》，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我认为张居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是一位‚聪慧之神、处世之妙、睿智之魂、刚毅之性、报国之志‛等五有旷世奇才。

儿时的张居曾被传为‚神童‛张居正少时，爷爷在当时的辽王府做护卫（保镖），虽然门第低微，家里也雇佣着奴仆，生活还算殷实富足。

自唐朝武则天以来，当官或生活富裕的家庭，都把孩子读书当做正路。

特别明朝洪武三年开科举以来，相比唐宋（全国一科只收几十人）来说科举实行了扩招生员政策，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也成为了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

张家也不例外，对子孙后代也要求读书读书再读书。

《明史》中描写张居正的容貌时曾用过三句话：‚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这充分向大家明示他小时候就是个既可爱又聪明的孩子，用当今时髦话说，成年后也该是大帅哥或大帅叔了。

因为帅与天资聪颖是分不开的。

据传：一天，他的叔父正在读《孟子》，看到仆人带着张居正（小名白圭）玩耍，忽然想到大家平常都喜欢谈论张居正多么多么聪明，于是就跑到张居正面前弯腰手指‚王曰‛二字开了个玩笑：‚孩子啊，人家都说你聪明，你要认识‘王曰’二字才算真聪明！‛可没过几天，叔父又在读那本《孟子》，恰巧张居正的乳母带他又来玩耍。

当叔父把张居正抱在膝上，指着‘王曰’二字还没开口，他竟奶声奶气的说‚王曰‛，年仅两岁的小白圭竟把叔叔惊讶得半晌合不上嘴。

于是‚神童‛这个万家羡慕的称号便在镇上乃至江陵传开了（与唐伯虎、徐文长被称着明朝三神童）。

至于张居正是不是神童我们暂且不论，就看他一路求学路径便会为之称叹了。

张居正五岁入学；十二岁被录为知府补员，并因成绩特优得到荆州知府李士翱的赏识，随提笔为他改‚白圭‛为‚居正‛；十三岁投考举人时虽然‚名落孙山‛，又以一篇论时政的文章得到了乡试主考官、湖广巡抚顾璘的大加赏识；十六岁中举；二十二岁考中进士，并由庶吉士（见习生）至翰林院编修。

如果不是顾璘怕他过于顺利得意忘形而终无为、有意磨砺他而强制其落榜的话，十三岁那年就会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举了。

为此，小小的张居正不但没灰心，反倒对顾抱以没齿不忘之恩，非常感激，继续努力，二人竟因此建立了忘年之交，以至于顾常在友人面前骄傲的称其为‚小友‛，盛
赞其为‚国器‛并解犀带相赠。

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读书走科举之路，比现在的求学路不知道要难多少倍。

在当时对生员要求几近苛刻的朝代，张居正能一次次闯关命中，这还不是他聪明的见证吗？不信的话，那就让我再累述一下科举过程吧：
封建社会科举分为院试、乡试和殿试。

院试由州县组织实施，一年一次，参考的生员不管十几还是七老八十统统称为童生，符合录科标准的称为秀才，而且，秀才没有官职身份，只是拥有免去一人徭役、捐税、见县官不跪等特殊的点点待遇或名分而已。

乡试由省府组织实施，三年一次，考生身份是秀才，得中者为举人，全省也只能录取300人左右（明朝）。

但是，举人有‚干部‛的身份而无官位和俸禄，就象今天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一样不包分配。

不过，举人可以等位补缺，比如哪个相应位臵的人退休、病故、开除或判刑了等，就可以根据情况补缺，顶上去了就做官了。

当时流传至今的一个笑话：要是当地哪个当官的死了，吊唁的人群中就会出现几个人头攒动、探头探脑或面带喜色的，这些人不是与死者有仇怨就是等候补缺的举人。

因为中举后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官的，有的等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也当不上官，所以就别说范进因四十五岁中举而发疯了，如果发疯后再给他一个小官干干，不知道他还能疯几次、疯多久呢，如果他因得到官位再发疯的话，恐怕不是胡屠夫一耳光能给揍醒的了；殿试是
国家统一组织实施的，也是三年一次。

不过，会试录为进士后才能进入殿试这个高难关卡，由皇帝直接命题、钦点被录取的生员。

这道关录取后分三甲：一甲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二甲约干人被称为赐进士出身；三甲约干人被称为同进士出身。

我们从考试年限来说，一个人如果落榜两次要继续考第三次就得九年时间；从录取的生员来说，州府面对州县区域录取秀才，全州一所学校能有多少学生？全省录取举人一次也至多300人左右，全国录取进士又有多少啊！一个人一生走科举之路如果三级都能拿到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那是多少人的望尘莫及啊。

即使中了状元，也不是都被召为驸马有高官厚禄等你，大部分是从九品、八品县丞干起，与七品县令还差很远。

而张居正从州府补员到举人，又到二十二岁中进士，再到最后的翰林编修，从一个学生一下子成了七品官已经不得了。

张居正的处世之道主要体现在他的交际之妙张居正入翰林至死，先后与明朝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共事。

如大奸臣严嵩，重臣徐阶、高拱、以及司礼掌印太监冯宝（内丞相级别）等人，那都是位高权重之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秉性及为人处世方略，特别他能与严嵩共识而没被迫害，那简直是‚与狼共舞‛。

但是，他能在翰林院混到大学士、内阁首辅大臣、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可见他的交际之妙及处世之道了。

与严嵩相处，他坚持尊师、友好而不与之为伍的原则。

说到严嵩史书有记载：严嵩此人，疏眉朗目，身材修长有玉树临风之态，且声音洪亮，仪表堪为文臣一流。

靠‚一意媚上‛甘愿做后来的‚和珅‛，以一手清词（呈报上天的阴语）和（与宋朝的大奸臣蔡京、秦桧媲美的）一手好书法赢得嘉靖皇帝钦赏，而步步升为首辅。

由于他心术不正，以至于权倾朝野后，大量培养爪牙和党羽，打击异己、甚至残害忠良。

刚到翰林院的张编修只能算中央最高学府的最低官员，而严嵩却是该院院长和内阁首辅，论关系的话只能算师生。

就这样的大奸巨佞，为什么张居正要走进他呢！而且随着徐阶地位的提高，严嵩看到嘉靖越来越倚重徐阶（次辅），就想着法子打压和迫害。

当时，不仅对徐阶，凡属于他政治集团的人，他都会予以打压与迫害。

又因为严嵩权势熏天，所以当时官场上很多人都不敢跟徐阶走得太近乎，唯张居正却是一个特例。

他既跟徐阶走得很近，与严嵩的关系处得也很好，以至于严嵩虽然看到他跟徐阶的关系很近乎却没放在心上，这就是他与人交往之大妙。

因为年纪轻轻的他，此时，面对时政已经悟出了‚人在官场混，特别要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和报国理想，仅仅以孤芳自赏而孤立无援，是没有任何作为的。

因为官场是最讲究团队合作的。

‘官场官场’，没有共振和呼应，哪来的‘场’效应‛的道理了。

他认为走近严嵩并不一定与他为伍，为了实现报国的理想，在还不明白时任首
辅夏言因修复河套不明不白遭到杀身之祸、随即被夏言步步推荐提携的严嵩扳倒恩师而替代是怎么回事时，只见严上任后忽然追随者遍及朝野的情景，张编修只能很低调的向严嵩、严世藩父子投去橄榄枝：努力工作之余，他见到严嵩彬彬有礼，时不时向‚严丞相‛生日贺诗、过节贺文，并主动代严写贺表等，当然也有委曲求全的心理。

慢慢的赢得了严的好感，虽然没有得到器重，也没受到打击，而印象落了个‚不错‛。

周旋于徐阶、高拱之间，始终坚持不得罪强者力帮弱者的原则，以学生晚辈的姿态，甚至报以感恩的态度，给前辈、领导留足了面子。

隆庆皇帝即位后，组成了以徐阶、高拱、李春芳、张居正等七人的内阁班子。

不过，张居正觉得这几个人与严嵩不同，不管因为刚愎自用，或者皇上欣赏、袒护，或者心存自私，或者有点跋扈，但大都以国家为重，矛盾的节点主要在于性格不合、处事的方式方法不同罢了。

就是因为性格等问题几个内阁大臣整天也闹得不可开交。

在这种环境中，当徐阶因主张某事与高拱意见不合对骂甚至动手时，张居正毫不犹豫的护住高拱没有让徐阶的拳头落在身上，使高拱保住了面子，同时也用语言巧妙的维护了徐阶首辅的威信。

在高拱接首辅后，想趁徐阶儿子不检点犯国法为由对徐家大开杀戒实施打击时，张居正向高拱求情，拼命为徐阶开拓。

至万历登基之前，在高拱跋扈朝纲的高压态势下，内阁
的其他五人陆续离开，唯独留下了张居正成了次辅。

后来，高拱又与掌印太监冯宝水火不容，张居正两边疏导，意在内外和谐共同匡复大明，可在两厢互不相让之下，冯宝扳倒了高拱，张次辅终于攀上了他人生的巅峰———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首辅大臣、上柱国、太师之位。

特别以首辅的身份上任以后，当冯宝想借王九思一案对高拱赶尽杀绝时，他又以三堂会审主审官的名义挽救了高拱一家老少，在冯宝再次借助打击以魏廷山为首的高拱的追随者们时，他没以魏廷山是高拱门生下毒手，而念起魏忠君忧民是个难得人才委以山东巡抚要职，同时也保全了一些朝政的中流砥柱们。

也正因为这样，张居正才得以立于不败之地，为后来‚十年万历新政‛大展宏图铺了路搭了桥。

张居正的多谋而善借力及临危不乱，体现了他的睿智在整治吏治、清丈土地、税制改革等变法中，把朱家祖制与自己主张变革的内容巧妙结合起来，首先赢得大多数循规蹈矩者们的支持，使迫于祖制而不敢违背的大地主及宗亲有意见不敢提，特别在两房太后、皇帝及保皇派的支持下，迅速吹响了万历新政的前奏。

因为，他的改革无论整肃吏治还是清丈土地、增收赋税，整治的对象基本都是宗亲、大官员、大地主和大富豪，而朱元璋的增赋、扩土的意向绝对不是剥夺朱家藩王、宗亲利益的。

这就是他巧妙的以增收赋税、充国库为由借势的改革。

如果离开了祖制一说，改革的理由就
不服众，如果离开两房太后及保皇派的支持，改革就寸步难行。

由于张居正从小就有立志报国的远大理想，特别在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一向注意观察和思考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问题，悉心探究历代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

因此，他在仕途刚一崭露头角，就在隆庆二年（1568）向明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试图革除嘉靖以来的各种弊端。

重点主张‚省议论‛：禁绝空言，讲究实际；‚振纲纪‛：整肃风纪，严明法律；‚重诏令‛：令行禁止，提高效率；‚核名实‛：严明考课，选拔人才；‚固邦本：薄赋，安抚民众；‚饬武备‛：训练军队，严守边防等。

这些思想，在他仅仅是内阁末位辅臣的情况下，绝对没有力量实现，但是他的抱负已经初露水面。

万历继位后，小皇帝和两宫太后的依赖、首辅大臣的职位便给这位政治家增添了双翼。

首先他以皇权的名义，把内阁作为实现变革的中枢机关，至上而下层层制定计划，甚至把监察等工作都列为他考成计划之中，有力的限制了言官权利（以往，就是宰相也管不着小小的言官），实现了中央集权，完善了政令畅通。

而后分阶段、半年、年终按计划考察。

为了整顿吏治，以达到为官清廉，治政清平，让人民生活安定，确保封建政权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他推行了考成法。

具体的说，‚考成法‛主要加强了内阁的行政和监察责任，
提高强化了六科职能。

所谓六科是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百司相应而设的监察机构，张居正以六科督促六部，以六部督促诸司以及地方抚（政府）、按（军队），最后再由内阁直接控制六科，掌握对各级官吏的监察大权。

同时，还对六部、都察院等具体行政衙门实施随时考核、事事责成稽查。

通过考察各级政绩，造就了一批能干之才。

比如通过整肃吏治，张居正力驳众议推荐的年轻干将钱学僧，从八品直接到六品又到四品大员，充分显示了他的用人手腕和魄力，而钱学僧不辜负张居正的提拔栽培，甚至在张居正老家做事时连他的老爸张文明的受贿行为也没放过，确实干出了轰轰烈烈的成绩。

相反，在考成法实施过程中，也因很多官员慵、懒、散完不成计划，或鱼肉乡里、欺压百姓、抢占民女等行为，降职、罢免、充军、发配、刑杀7000多个以皇亲国戚、地主豪绅为代表的庸官、贪官、酷吏等，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整肃吏治的基础上，顶着以驸马都尉和国仗为代表的皇亲国戚，以及很多贪官污吏为代表的反改革派的压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普查人口、清丈土地计划，并根据人口、土地多寡以一条鞭法征收赋税。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施，虽然国库金银越来越多，甚至堆积如山，但随之而来的弹劾张居正、弹劾为一条鞭法效命卖力的人的奏折，以及联名、匿名信件也雪片似的落到了万历皇帝的办公案上。

可皇帝看到能
干的张居正居然给他弄来的如山的金银，他毫不动摇的支持、器重、依赖张居正，任他的改革继续深入。

就在一条鞭法较为顺利的深入、拓宽推行之时，张老太爷的去世给出了个大难题。

那就是张父去世后要么回家守制，要么皇帝出面下诏夺情。

回老家守制为父亲尽孝就得抛弃首辅之位、终止改革；要夺情就得顶上不孝罪名。

这下可炸了锅：受封建礼教至深的学者派，甚至包括他的门生和他的追随者们，为能让他守制尽孝，不惜大片跪倒朝堂、大殿门外请求皇上收回夺情圣命，有的甚至把头都磕破了，有的因为反对夺情被打的皮开肉绽。

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人甚至动摇了对张居正的认识，有的竟认为张居正贪婪职权而不顾孝道；视张居正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反改革派，他们恨不得以守制为由把张居正立即逐出朝野，趁机恢复、捞回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巨大压力下，他临危不乱，宁可顶着不孝的骂名居然选择了皇帝的夺情诏命，继续新政改革。

他的这一举动，竟让满朝文武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张居正虽性格刚毅，但其内在寓于着多变性，给人不可捉摸的感觉张居正的为人处世留下许多是是非非，这与他倨傲、专断的一面不无关系，因此，不论对他是赞许的、反对的、持平的，无一例外都对他怀有不可捉摸的印象，而这又与他的远见和魄力难分难解，更说明他是一个性格刚毅、处世不凡的政治家。

大家都知道，尤其在社会转折的关头，一切富有创造性的决策，往往发端于个人的智慧和作为，坚强的个性是成就伟业的潜在素质，从这方面来说，个人的性格往往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自己的理想、意志融进政治生活，催生了晚明的社会变革；低贱的出身，官场的纷争，强手对峙中的角逐，种种不利因素，都能成为他积蓄力量、提高权力和威望的台阶，这是他性格中的主旋律。

但是，他难以捉摸而多变的性格也是他成就大事的必要条件。

比如他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无情而重义、拒贿而好谄、伟大与渺小、坚强与卑微等特点，确实体现了他几近多侧面性格和复杂的个性，恰如湖北人传说中的九头鸟，似鸭非鸭，遍身赤红，‚九头皆鸣‛，形成了多声部而又和谐的旋律，体现了他性格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再说到《明史》评论他那样，体貌挺拔，长须飘飘，敢作敢为，思想深邃，城府极深，不高兴时会眯起那双长而宽的美目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帅而傲，使人可望而不可及，这就是历史中让人看不透也说不尽的张居正。

体现他的多变最鲜明的例子就是：他一生崇尚节俭，但通过是否守制或夺情这件事，看到反改革派想以守制为由赶他出朝野，妄想把一系列的变法扼杀掉，他无比恼火、痛恨。

为了发私愤在他回籍葬父的来回路上排场浩大，气势显赫，极度奢侈。

不仅有锦衣卫等护送，就是乘坐的轿子也早不是我们所说的八抬大轿了，而是由真
定知府提供、特制的‚三十二台‛内设豪华、被人称为同斋阁的步辇。

因为此轿硕大无比，前半部是起居室，后半部是寝室，两旁有走廊。

如此庞然大物，须由三十二名士卒扛抬，戚继光还派保镖护送，实乃罕见、闻所未闻。

行经各地，不仅地方官一律远迎，就连当地的藩王也打破传统出府迎送，与之行宾主之礼。

显然，张居正要求其他官员厉行节俭，此时的他却不能以身作则，为此给他本很正直、节俭的面容蒙上了一块不洁净的面纱。

虽然这一举动是他向反对者们发的私愤，但是，也确实让那位少年天子好一个‚望尘莫及‛，为他去世后被清算抄家埋下了伏笔。

钢铁般的意志是张居正性格中的精粹，他就是以这样的铁腕手段行事、执法，镇压和打击反对派的。

他崇尚军事家孙武用兵法治理国政，推行以杀止杀、以刑止刑、以毒攻毒及‚盗者必获，获而必诛‛的主张，给敌对势力以无情的打击。

并以打击的强度考核官员，遇有镇压不得力的，一概杀无赦。

所谓‚约束不明，申令不熟，是将领之过；约束已明，申令已熟，而士兵不尽力，是士兵之过，杀之无赦。

‛这一杀气腾腾的指令，以立法的形式驱使官吏肆无忌惮地镇压一切不服从朝廷的政见和法典。

他还放手任用酷吏治理边远地区。

如殷正茂就是个心狠手辣的枭雄，为人贪酷，名声不好，任用他遭到多人反对，可张居正认为只有他才能解决问题，力排众议，任命他为两广总督。

殷一上任即大张旗鼓地镇压
蓝一清、赖元爵起事，杀了上万人，平息了这一风波。

张居正在给他的信中，不无得意地说：‚平复南方乱事，立下大功，官员士大夫都佩服公之雄才，也相信我的知人之明。

‛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刚上台，就面临广东潮州一带的反明势力的叛乱，他在给殷正茂的信中嘱告：南方盗贼犹如野草，铲除又复再生，自古以来南方将领做不到一举荡平。

今当申严法令，调动兵力，斩草除根，‚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倘有违反者，一律按军法处臵，斩首示众，让怀有异见之人胆战心惊，不敢不听命。

要不惜一朝之费，确保永世的安全。

‚见贼即杀，勿复问其向背‛，这是非常残酷的暴力理论，用战争时期形成的孙子兵法来治理和平时期的内政，必然崇奉暴力。

综观张居正的内外政策，除了对蒙古俺答实施优抚外，对境内治安，不论是起义还是偷盗，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均力行诛杀，从不手软。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徽州织丝机工抗税，张居正认为：此事虽然由于殷正茂处理欠当，引起骚乱，但既然圣旨已出，就不准申诉。

他明知这是由官府处理不当而引起的纠纷，本可以协调解决，却坚持不让申诉，只是因为旨令业已颁布，为了不使天下效尤并保住朝廷的脸面，照样施以打击。

闹事的机工因此冤沉海底。

他不是不明白事理之人，有的见解也符合民意，例如，他认为地方暴乱之原因，往往是不良官吏的惹是生非。

但他
考察官吏以功实为准的实质，实际上重视的仍是镇压是否得力，公然鼓励施暴。

毫无疑问，有些小股起义乃是弱势群体对压迫的反抗，在他看来，不论起因如何，只要冒犯朝廷，一概杀之无赦。

以暴力彻底摧毁任何有可能发生的反抗，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才是他最终的目的。

历史上著名的‚星火燎原‛的命题，就是发端于张居正的镇压理论，他说：微火刚起时，一指就能熄灭，及其燎原，‚虽江河之水，弗能救矣‛。

鹏鸟在未起飞的时候，可以俯视，一旦冲上云霄，虽有善射的猎人，也无可奈何。

‚禁于未发，制于未萌‛，才是预防之道。

这篇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冠以《人主保身以保民论》的命题，说穿了就是向君主进言：要保持权位的稳定，就要密切注意刚露头的星火，一举扑灭。

这就是他‚禁于未发，制于未萌‛的真谛。

对于暴乱，张居正可以做到不惜工本，务求一鼓荡平，斩草除根。

广东岭西的山民从嘉靖时期就有反抗朝廷的活动，延续数十年不断，当地督府请求再次镇压，朝臣多认为山高路远，地处荒僻，难以平定。

张居正亲自调兵遣将，出动三十万兵力一举讨平，并宣告：‚此后倘有根芽再萌，旋生旋除，决不手软。

‛
叛乱的平定，给张居正带来莫大的兴奋，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四川巡抚镇压九丝山都掌蛮获得成功，他在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