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日已远_青史字不泯_论夏允彝与_幸存录_

古人日已远_青史字不泯_论夏允彝与_幸存录_.txt6宽容润滑了彼此的关系，消除了彼此的隔阂，扫清了彼此的顾忌，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临沂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古人日已远，青史字不泯
—论夏允彝与《幸存录》刘秉铮
清顺治二年(1645)九月十七日，是明末江南抗清志士夏允彝的殉难日。夏允彝在明末士林中，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生平著作虽丰，留下的却并不多。较为完整的《幸存录》，是他在国破家亡，舍身赴义前，写下的一部总结明末政局的史论。这部史论对明末政坛的观察、分析、议论有很多独到的见解，而且持论异常的公正，为其他同时代的著作所少见。他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是和他一生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要理解《幸存录》的观点，首先必须认识夏允彝和他的时代。
(一)
夏允彝字彝仲，号缓公，明松江府华亭县人。万历四十六年举孝廉，崇祯十年中进士，授福建长乐知县。在任五年，政绩卓著，曾被举为天下廉卓第一，在明末腐败政权的官吏中，确实是少见的贤能之士。夏允彝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处于急骤变动的时期。明神宗万历帝，幼年即位，首辅大臣是张居正。张不但政治上有主张，行政治理手段也相当出色。因此，万历初，财政和吏治，都井井然。可是，万历本人却是一个非常庸愚的皇帝，只知儿女私情，根本不问国家大计，一切依靠张居正治理政务。而居正晚年，则因位高望尊，傲慢专横的毛病几乎到了顶点，动辄以廷杖、削职等高压手段，压制言官对他专横行为的议论。表面上看来政治一统，实际上却自此植下朋党互攻的祸根，埋伏了明末政治灾难的导火线。张居正死后，继任的几任宰辅，不论是威望或手段都不如他，但权势欲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内阁和言官的明争暗斗就愈演愈烈。“妖后”、“楚太子狱”事件，是党势形成的明显标志。紧接着发生的“挺击”、“红丸”、“移宫”三大案，更成了朋党纷争的主要内容。万历死后光宗即位，泰昌朝仅存一月有余，熹宗就接替短命的父亲，做了皇帝。在这种旋风般的皇位变动中，东林一派在熹宗天启朝初期的两党纷争中，占了优势。随即不久，宦官魏忠贤就乘隙专权，不得志的一派为了报复东林，加入了魏党，把万历、泰昌两朝的纠葛，一古脑儿加罪于东林党身上。天启中后期，东林党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残酷的打击迫害。夏允彝中举后，历经十八年才中进士，这整个中青年阶段，正是他思想日趋成熟的时期，也恰恰处在明王朝日渐衰微时期。而他在这段时期，由于处身政界之外，对政治纷争中的是非问题，就必然有较为客观

的认识。这对他以后写作《幸存录》时观点的形成，是有很大作用的。这段时期他虽然没有从政，却因文章知名全国，而交游众多海内名士，且好奖励后进而深得人望。象后来与允彝结成生死之交的陈子龙，在其未成名之际，就是被允彝发现了他的文学天才，受到允彝的赞赏和推崇，更增加了他的自信。所以在夏允彝殉难后，陈
子龙在《报夏考功书》中，深情地说允彝:“文章通博，吐言成论.而且童稚一言之合，贵于球璧;名高顾俊，一世龙f沙，而得末士一行之善，馨若椒兰。”表彰他对后进的提掣。允彝的一生，不但博学工文，而且处世谦逊，志节高洁，坚贞不移。这样一位人才，生在皇帝昏庸无能，宦阉弄权柄政的时代，必然不可能大展才智的。而他对这样的政治局面，也很自然地格格不入。当张溥、张采等人组织复社时，他与徐孚远、陈子龙等人也创办了几社，与复社彼此呼应，抨击时政流弊。夏允彝这一时期的活动，正如他的姻侄侯玄涵所说:当“东林诸贤，或拙或申，而公等伏处郡邑，与夭下同忧乐，抵激污流，指诃失政，视穷达蔑如也。历朝二十余年，游历遍中国，二都十三洲之士，争希其风，修节振拔，士气一变，而公所援引导率之功尤多’，①。这段话，不但表彰夏允彝在乌烟瘴气的政治环境中，不同流合污，而且道出他用
心良苦地培育后进，与恶势力作斗争的情况。崇祯即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阉党。但是，不久由于崇祯刚俊自用、猜忌无常的性格，使得一些锐意进取的骨鳗之臣又纷纷被贬斥退。一些无耻之徒，因能迎合崇祯，装扮成谨愿自守，庸懦无能的样子，得到了重用。结果崇祯朝在皇帝的默许下，继续操演着万历以来的党争。
崇祯十年，夏允彝中进士，授福建长乐知县。赴任后，表现了他清廉干练的本色。居官期间县治极佳，很为百姓干了几件好事，在吏治极坏的明末官场，的确是难能可贵。这也恰恰证明，在明末污浊的政局中，夏允彝是以自己的行动来实行其廉明政治的主张。崇祯十五年吏部尚书荐廉能知县七人，允彝为其首，恰在这时，允彝母亲逝世，他丁忧回原籍。即使如此，仍时时顾念国家的危亡，只是这时的政局已大坏，且一败而不可收拾了。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丁未，李自成攻进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消息传出后，全国震动。留都南京的各种政治力量，经过复杂的斗争后，互相妥协拥立福王朱由裕监国，不久登极，在南京组建了第一个南明政权。第二年改元，年号弘光。但这个刚建立的政权，很快就又陷入党争中去。不久就完全成了污浊腐朽的北京旧政权的继续。这期间

掌权的马士英等人为了装点门而，一再召允彝入京供职。但他为了表示与马士英等有着径渭分明的不同立场，虽满制后也未应召。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十六日，清军进入南京。当清军过江后，江南出现了“士大夫相率奉手板入渴，无敢柞”②的可悲局面。而夏允彝面对这种形势，不但表现了坚贞不屈的态度，并且积极筹画组织抗清活动。当清统治者再次重申严厉执行改装剃发令时，本来已被清军烧杀淫掠罪行激怒的人民，这时更加忍无可忍，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不断出现。当时，各地义师中涌现了许多有声望、有号召力的领导人，夏允彝也是其中之一。在南京陷落后，陈子龙等人曾在松江盟誓抗拒清兵。是时，江南总兵吴志葵屯兵海中，陈子龙他们计划让他移兵太湖。因吴原为允彝门生，故请允彝偕子完淳去吴军中参谋军事。允彝至吴军中，为他起草檄文，联络江浙士大夫起兵响应，准备大规模抗击清军。允彝等估量敌我形势后，计划以吴的水军为主，登陆进攻苏州。各地义军听苏州军捷报后，同时行动。嘉兴徐石麒、嘉善钱赚、钱梅各率义军攻打杭州;嘉定侯蛔曾会合荆本彻等扫荡沿海驻防清军;等各方面得手后，再以宜兴、句容、漂阳、漂水各县义军围攻南京。此外，让徐孚远、章简、沈犹龙、李待问等坚守松江据点，陈子龙则以监军名义招募水师，结营柳湖，与松江成椅角之势。如果这一周密计划得以实现，江南的抗清局面大有可能改观。可惜苏州一战，虽然有鲁之均率先锋队奋战杀敌，打乱守城清军的布署计划，迫使他们仓皇应战。可是却因主师吴志葵庸懦无能，徘徊观望而坐失战机。致使前队人马覆灭，鲁之均率部壮烈牺牲，继后大军也为清

①侯玄涵:《夏允彝传》。
②侯玄涵:《夏允彝传》。

军大败，最后被消灭，吴志葵等将领被俘遭害。紧接着其他各路义军也一一被分别击破，起义领导人，有的牺牲，有的暂时隐蔽，有的远走福建。夏氏父子也避居华亭曹溪.有人劝允彝入海去福建，但允彝决心殉国，拒绝了这一建议。他抓紧时间著述《幸存录》一书。正在这时，他的好友侯桐曾在嘉定起义失败后，与子玄演、玄洁三人同时赴义。凶信传来，允彝急赴嘉定为好友料理丧事，回来后准备完成《幸存录》未竟部分。谁知汉奸李成栋在镇压
了嘉定起义后，踌躇满志，派人来逼降允彝。允彝严词拒绝了敌人的逼降，决定以死殉国。就在九月十七日，留下了绝命词，自沉于屋后松塘。后来陈贞慧在《乙酉四君子赞》中，写到这一事件说，当时允彝在家中，大设宴席，遍请诸亲好友:“一时射雕侠客，绣虎名流，西园歌舞之宾，

少长咸集。歌笑淋漓，献筹交错，客方轰酒，乃起避席更衣，则已赴沉湘矣。”①死前一再告诫家人，不许相救，自尽时，因池浅仅没胸，故俯伏水面，气闷而绝。夏允彝的殉难，毫无悲哀恋世的作态。死前的欢宴，是对汉奸李成栋之流逼降手段的蔑视。夏允彝虽然没有战死沙场，但他和那些英勇奋战、马革裹尸的民族英雄们一样，以其高大的形象永垂史册!

(二)

夏允彝在《幸存录》一书前的小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予也应死之人也，生平未暇多读书，时有著述，随手沦散;今待死耳，又复何云?然于国家之兴衰，贤奸之进退，虏寇之始末，兵食之源流，惧后世传者之失实也，就予所忆，质之言乎。言之或幸而存，后世得以考焉。失之略者有之，失之诬者予其免夫。”②明确表达了写作的动机和态度。细读《幸存录》全文，夏允彝确实是信守诺言的。全文围绕着“国家之兴衰”、“贤奸之进退”、“虏寇之始末”、“兵
食之源流”这样四个内容，分《国运盛衰之始》、《辽事杂志》、《门户大略》、《门户杂志》、《流寇大略》、《东彝大略》六部分来阐述，本着不失之诬的精神，对明末的政治大变动，作了很有见地的评述。作者持论的公允，应该说是其他同时代人的同类著作，无法企及的，《幸存录》特别在亡国的责任问题，以及朋党纷争的评价问题上，有其很独特的见解。这两个侧题
恰恰是明末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封建时代的史家们，长期以来在这两个问题上，发表着一些散发封建统治者意识和顽固的宗派偏见的议论，使得这段史实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当然，对待这两个问题，今天的历史学家，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已不难正确地给予评价。但是，翻开三百四十多年前，这位学者的著作，就可以看到，他要对这些问题，用公允的观点进行评述，是多么不容易。既要背叛封建时代为臣之纲的做人原则，又要跳出宗派主义的门户
之见，才能坚守“不失之诬”的原则。没有极大的勇气是很难做到的。而这种勇气，有时甚至要比为国殉难还要来得困难。理解这点，我们再看夏允彝的观点，就更能为他的一些论述所感动了。
对待明王朝的覆灭，责任在谁?《幸存录》发表了不同于众的见解。几千年来的封建统治者，在追究亡国乱政的责任时，不外是女人祸国，人民不臣这两点。特别后者，总是把起义造反的人民骂之为贼，斥之为寇。认为统治者的一切不是，都不能与此相比。夏允彝虽也同样的称呼起义军为贼为寇，对起义军的胜利造成的崇祯自尽之事，大加责难义军。但对把亡国之咎归罪于农民军，却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当他叙

述清军在昊三桂导引下，击败

①陈贞慧:《山阳录》.
②本节所引夏允彝文皆出自《幸存录》，不另一一作注.

北方的农民军进军江南后，说:“一时迎降恐后者，以为先帝之仇，东夷能为我灭寇，非我仇也。磋乎!寇之发难从何事起?天下嗽傲，皆以加赋之故，然赋加于何年?皆以东夷发难也。且河北为寇所攘，犹日取之寇，江南何罪而奄有之耶?”这一看法，不但批驳了汉奸们自我粉饰的谬论，而且明显地流露出对起义军的同情，指出农民起义是在残酷剥削下爆发的。这里既修正了自己过去对农民军的敌视态度，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军的侵略实质，而给国家所带来的悲剧性的灾难，也就在于此。这确实是忠于他不失之诬的论史主张。
那末，造成亡国的原因究竟何在?夏允彝说:“我谋不减，将不择，兵不练，廷臣置边事于度外，边臣以寻端卸患为得计。至南都之政，贿赂滋章，如狂如醉，使高皇之开辟，烈皇帝之忧勤，一朝宗社丘墟，大可痛也。”这种恶果出现的原因，在这段话中，虽然由于有为君父讳的缘故，没有直接点明。但任何人细读《幸存录》全文后，都可发现允彝认为亡国的总祸根，是皇帝的无能和专横。他曾一再说:“神庙仁圣非常，虽御朝日希而柄不旁落，止以鄙夷
群臣之故，置庶务不理;士大夫益纵横天下，故国事大坏。”“客氏者熹庙之乳母，而与忠贤私为夫妇者也。上于庶务皆委不问，宫中唯忠贤、客氏为政。”“烈皇帝太阿独操，非臣下所得窃用，而每当大举措，则内挡每发其端，似阴中而不觉也。若满朝之用舍荣枯，则一视首摆之趋向，亦似阴移而不觉者。”“烈皇帝之英明勤敏，自当中兴，而卒致沦丧者，以辅佐非人也。庶几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贤，方岳贡之清勤优国，不失贤相，惜用之少迟卫”用这样的语
言，来评价明代后期三个关键性的皇帝，不是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神宗、熹宗、思宗昏昧不明而又平庸无能独断专横的处事方法，的确是误国的总根子?至于对于象弘光这样荒淫无耻、昏庸无道的皇帝，则更是直言不讳的斥之:“南都之政，咄咄怪事，殆不胜书。性活在封建时代、受封建伦理教育的士大夫，在总结当代亡国历史教训时，能触及神圣的皇权，指出君父为误国祸根，应该说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有可能迈出这一步的。虽然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这问题上，有更较强烈的言论，但毕竟已是入清之后的事，为时要晚得多，不论在心理压力和舆论趋向方面，都比之夏允彝要容易得多了。夏允彝这时所说的，都是他对自处时代中的所有重大事件，长期观察分析后，而得出的使自己感到异常痛苦的

结论。但为了忠于历史，这一结论又不能作丝毫掩饰，所以他希望:“后之览者，或亦重悲予志也。”只是他的这一美好愿望却落空了。在他死后，他的观点长期不能被人理解，特别是他关于朋党之祸的评述，甚至包括一些至友，也对他的这些观点产生非议。所以，今天重提三百年前的这段公案，分清其是非，还是很有必要的。
夏允彝认为朋党之争，是明代亡国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指出:“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终始，迄于败亡者。”因为，这是党人把“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从误不暇顾也。‘，同时由于“此党衰，彼党兴，后出者愈不如前”，故而“祸延宗社”。他认为朋党之争，实际上都是在皇帝的纵容下发生的。神宗对“两党相攻，亦未尝一剖曲直，听其自为胜负而已。”其实就是有意识地利用他们的互斗，来达到便于自己驾驭的一种统治权术。崇祯当政之初，也“不许内挡与廷臣交一私语”，看来象是防止魏忠贤干政胜类祸害再度发生，初时
廷臣也似乎“遂忽档辈不之顾”。但是，明代宦官涉政，渊源于成祖永乐时，以后愈演愈烈，而崇祯的所谓禁示，也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文章。因为深居内宫的皇帝，他最信任的毕竟还是随侍自己左右的太监，他要让他们代表自己去督察文武大臣，即使象崇祯这样深知太监干政之害的皇帝，也毫不例外地要利用太监作自己的耳目。这点是那些老于世故的廷臣所深知的。所以，当“廷臣通内者渐亦不以为丑”的事多起来后，崇祯并未再加追究。就从这点看，朋党之争，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操纵在皇帝手中的一副牌戏而已。起初挑起言官和内阁的互斗，只是为了削弱内阁的权柄。当让太监们加入后，就明显地表达要巩固自己的控制权。谁知却由于操纵失灵，结果反而给自己的王国带来了厄运。夏允彝在他的著作中，窥视到这场政治牌戏的一角。但要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此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却是不可能的。不过由于他对“朋党祸国”的认识很明确，使得他在论述这些是非时，就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他说:“两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而平心论之，东林之
始而为领袖者……皆文章气节足动一时;而攻东林者……皆公论所不与也。”不过“东林中亦多败类，攻东林亦间有清操独立之人，然其领袖之人，殆天渊也。”这种说法是合乎辩证法的，任何人群都不能纯净，更何况封建社会的士大夫?他们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利己主义者，即使是那些“文章气节足动一时”的人物，也免不了如此。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复社成员的后人杜登春，在《社事本末》一书

中，曾说复社领袖张溥，为了支持周延儒(溥之座师)恢复相位，与多人策划，派干仆带了七封信去北京，向专管官员考核的文选司郎中昊昌时说情。当然，随信还带去一份重重的厚礼，结果事情有了圆满结果。为了自己一派利益，不惜用贿赂打关节，最后把一个操守不好，贪财重货的人推上相位，无论作何解释，也是无法洗刷这一行为的污点。所以，夏允彝认为:“清流之祸，国柞几危，虽小人崔呈秀辈阴导，诸贤不可谓无咎也。议论高而事功疏，名位轧而猜忌起，异己者虽清必驱除，附己者虽秽多容纳，虽领袖之贤，愕愕可重，而蠢之者众矣。”任何一个团体，其宗旨虽然高尚，但如不能虚怀若谷知过则改，见善则迁，那就必然会被按人所利用。所谓专己者孤，拒谏者塞，就是这个道理。明末党争的事实也说明这点。在天启年间的内阁中，象黄克攒、毕自严等人，本不是坏人，因为关于三案的讨论，所持的调子与东林不合，东林党人就反对他们。而赵南英等一些东林领袖却押昵汪文言这类人物，认为东林党人能得到熹宗重用，完全是汪文言向宦官王安进言的结果，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剧?难怪夏允彝为此而叹息:“磋呼!诸贤之出，
而谓一文言力，安得不为所累?”对于两党的政绩，夏允彝认为:“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虏制寇，卒为实著。攻东林者自谓孤立任怨，然未尝为朝廷振一法纪，徒以伎胜，可谓之聚怨而不可谓之任怨也。其无济国事，则两者同之耳。”当然两党之间还是有较大区别的。这就是:东林之中，虽混杂诸多不肖之徒、贪婪之人、狡猾之辈，但主其事者，还能坚持操守，那些个别的贪赃行贿之人，还耻于为人知。而攻东林的人，则不但诸多党众受贿纳赂唯恐不足，而且明目张胆，以搜刮钱财为正事，其主其事者，更是一些凶恶庸陋之徒。什么五虎、五彪、十狗之类，对贪鄙的行为，丝毫也不感觉羞耻为何物。不过即使他们有如此本质的区别，却也都有共同的弱点—讳言本派的不是。夏允彝说他们:“若两党之最可恨者，专喜逢迎附会，若有进和平之说者，即疑其异己，必操戈随之……激而愈甚，后忿深前，身家两败，而国运随之。谓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
夏允彝深知自己在《幸存录》中，对朋党之祸、忠奸功过的观点，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因为:“后世之论，必一贤一邪有难浑者”，但为了忠于历史，总结历史教训，为后人留下借鉴，宁愿蒙受责难，也要直抒己见。他相信不实事求是的观点，最终还是会被纠正的。为了不失之诬，他说:“余亦以前辈所爱重，欲推而入清流祸中，然余不以此稍怀偏忿，持平言其实，庶鬼

神之可质也。”可是那些门户偏见强烈之人，却无法理解他的苦心。他们陷于宗派主义的泥坑，看不清本派行事的功过，反而认为《幸存录》中的正确议论，是对本派的攻许。夏允彝的同窗巢盛鸣就认为《幸存录》:“此非夏子之言，其为小人附会之言也。”说它的目的是小人:“见夏子死难之后，无子无孙，无兄无弟，而其人品足以表著古今，其论足以取信于当世，于是托而诬焉。以为可以因是而淆是非之实矣.而不知在夏子而贤，决无此录;夏子而实有此录，亦未得即为贤者之定论也。故使夏子而实有此录，亦未得损正人之毫末，而况未必然耶?”①这段话虽极力开脱作者为夏允彝，似乎这是一本十恶不赦的坏书，但又知自己无论如何开脱，作者是夏允彝看来是无可非议的了。又只好说，即使是夏允彝之作，他的议论也并非就对，他的评述也不能损害东林的形象。图穷见匕首，这才是这段话的真谛—要维护朋党之争的正确一方的形象。反过来说，也可见夏允彝在《幸存录》中的议论，的确是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故而才发出如此的言论来。巢盛鸣，字端明。明亡后绝迹城市，不仕新朝，其事迹不详。他自称允彝的同窗，又为黄宗羲的《汰存录纪辨》作序，想必与
允彝生前确有交往是不虚的。可是在经过亡国的惨痛教训后，他居然还不能看到允彝由于痛感朋党之祸，给国家命运带来的危害，从而产生抨击这段历史是非的良苦用心。应该说他即使与允彝同窗，也并非是什么知交。不过这也难怪，因为即使象黄宗羲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朋党之争的问题上，也无法跳出门户偏见的束缚，来理解夏允彝的观点。那末象巢盛鸣有这样的议论，也就不足奇了。黄宗羲虽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但毕竟未能挣
脱出封建的篱属。他父亲是东林骨干，本人又是复社重要人物，因此很难跳出门户的偏见。并且偏偏把自’己这种狭隘认识强加别人身上.说由于夏允彝之师是反东林人士，因此才会写出如此观点的著作来。而害怕“晚进不知本末，迷于向背”，所以要“稍摘其一二”进行批驳。事实却是这些批驳，又偏偏强烈地暴露他的门户偏见，这不能不使人为之叹息的。历史自有公论，三百年前的这段公案的是非，今夭的人们已经比较容易看清了。夏允彝不幸而言中的顾虑，也就可消失了。

(三)

《幸存录》中涉及弘光朝的史实，比较简略，原因是夏允彝打算另章详记。谁知由于李成栋的逼降，造成了他早已决心殉国赴义之事提前了。这样，对这段历史的评述就成了他未竟之事了。不过，他在死前对此也己有所安排。他遗言其子完淳:“余欲述南

都之兴废，义师之盛衰焉!今余从义师诸公九京游矣，靡有悔矣。汝虽幼，南都之大政，于庭训犹及闻之;义师之役，汝实朝夕余。余死矣，汝其续余书以成。”②这样，《幸存录》中，没有完成的弘光朝史实的评述，就由其子夏完淳赓续下来了。今天我们见到的夏完淳《续幸存录》一书，是他在父亲周年忌时，怀着悲痛的心情完成的。从他自己的序文中可以得知全书有:《南都大略》一卷，《杂志》二卷，《义师大略》一卷，《杂志》二卷，《先忠惠行状》一卷，《死节考》一卷，共八卷。但今天所得见的则只是《南都大略》、《南都杂志》各一卷，失去全书之大半内容。而其原因，却是有人认为:“以书生谈朝事，其讹者十之三四，故予删其讹，而存其是，非全录也。”这一不知名的跋，其口吻似是原弘光朝之大老。这就反映出，定是这本《续幸存录》中，很多的评述，都是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击中了某些依然存在人间者的痛处，故而

①巢盛鸣:《汰存录纪辨序》.
②夏完淳:《续幸存录序》.

引起了这位大老的“好心”，从而下了阉割是书的毒手。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夏完淳的自序和现存的文字中看到，这部书对南明政权总的评价，的确继承了他父亲的观点。但这部书又毕竟不是在他父亲的遗稿上的加工，而是他自己的独立著作。因此，书中的观点和文字还是可以代表完淳的思想和文风的。他对史事、时事的评述，也如父亲一样，忠于他自己许下的诺言:“余生也晚，所见闻未广，后之人谓余多遗阉也，敢不受责?若失之诬，失之枉，我知免矣。夏允彝、完淳父子二人的气节，在明末的士大夫中，是杰出的。当时就有人诗云:‘一家真父子，两代有悲欢。”(周兆龙《读夏文忠公绝命词及胡君中秘遗嘱口占》)他们二人对明末政治事件的评述，也都极有见地。可惜由于一些历史的局限，造成了他们对某些人认识的失误。例如由于他们父子二人都没有见到马士英的最后叛徒面目，因此虽然对他作了一定的批判，但未免过于存有宽恕之心了。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时代的任何人，认识都
会有一定的局限。那么，过分指责古人，又怎能算是历史唯物主义?其实，历史本身是铁面无私的，不管任何人如何对它进行梳妆打扮，最终还是要被恢复它原有的面目，只不过是时间的早迟而己!
①夏完淳:《续幸存录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