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租倒包”农地流转中农户博弈行为特征分析

＊　“反租倒包”农地流转中农户博弈行为特征分析◆王颜齐　郭翔宇 内容提要:本文从“反租倒包”农地流转模式的形成机理出发,建立了“反租倒包”参与主体关系模型,利用博弈论对参与主体的关联关系和博弈行为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在“反租”环节,如果农户对掌权者的掠权行为采取容忍态度,结果必然导致农户土地权益受损,如果农户反抗,则存在三种可能的博弈结果:和解并取得和解金、上诉并可能取得赔偿金和继续容忍,博弈最终结果取决于农户采取行动的坚决性和谈判能力的高低。

在“倒包”环节,设计了一个带有激励约束性质的合同形式,博弈结果表明:固定工资条件下,由于农户劳动的部分属性由自己控制,农业企业难以度量和监督,部分劳动属性会落入共有领域而被农户以较低的成本或无成本获取,表现为偷懒和不作为,而绩效工资则能有效调动农户的积极性,降低均衡偷懒概率。

在保障农户预期收益稳定和农业企业对工资波动性需求之间寻求一个有效的平衡,从而得到一个博弈结果下的契约形式。

最后以两个典型的调查案例实证了本文的分析结果。

关键词:反租倒包;农户行为;博弈;农地流转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农地使用权流转是继家庭承包经营之后的又一次诱致性农地制度变迁。

“反租倒包”是一种创新的农地流转模式,是承包土地使用权商品化的重要方式。

该模式下由于有行政力量的介入,农业经营大户或农业企业能够较容易地租赁到集中连片的农地,并且可以得到比较稳定的使用权,从而有利于农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

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反租倒包”涉及的主体包括农户、农业企业、地方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等。

从博弈的角度而言,一例“反租倒包”行为成功与否以及合约的具体安排形式是参与主体博弈的结果。

由于农户是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主体,推动农地流转,解决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不规范性问题,关键在于认识和把握农户的农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基本特点和规律。

本文基于这一思考出发,以农户为研究视角,以博弈论为研究方法,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考察在现有产权制度下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业企业谈判时的行为特性,探讨农地流转利益博弈格局的形成机制,寻求提高农户博弈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目前学者围绕中国农地流转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研究主要关注农地使用权流转的界定(黄贤金,2002;刘甲朋,2003等)、农地流转的动因(张红宇,2002等)、流转的制约因素及流转条件(修海玉等,1994;邓大才,2003;贺振华,2003;肖文韬,2004等),农地流转的效应及效率(ＷａｎｇＪｉｒｏｎｇ＆Ｇａｉｌｌ,1996;ＣａｒｔｅｒａｎｄＹａｏ,1999;ＴｅｒｒｙＶａｎＤｉｊｋ,2003;罗必良,2008等),流转模式(丁关良,2002;杨德才,2003;贾生华,2005;洪增林,2007等)和流转机制(黄宗智,2000;黄祖辉, 2001;张文秀,2002;张照新,2004;孟俊杰,2008等),以及农地流转市场(Ｌｉｎ,1995;Ｌｏｈｍａｒｅｔａｌ.,2001;＊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09ＢＳＨ026)。

郭翔宇为通讯作者—34—Ｋｕｎｇ,2002;田传浩,2003;贾生华,2003;黄祖辉,2008等)等。

本文的相关研究文献总结如下:(1)关于“反租倒包”农地流转的研究。

目前,对于农地流转模式的划分,学者普遍认可的是农户供给型流转(包括转包、转让、互换等)和集体供给型流转(包括反租倒包、农地信托、农地入股等)两类,但鲜见针对“反租倒包”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

田传浩等(2003)通过对浙江省绍兴市的实地调研,考察了“反租倒包”在农村土地市场上的实际运作方式,分析了该种土地流转模式产生的原因。

彭美玉(2007)建立了一个契约关联的新兴古典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和解释“反租倒包”模式作为商品契约与要素契约关联结果的组织制度创新现象。

吴德胜(2008)采用关系型契约理论分析了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农产品交易,解释了农产品契约不稳定的原因以及农产品契约的演进。

并将“反租倒包”视为企业内部的关系型契约,“反租倒包”之所以取代分包制是因为前者降低了农户的违约动机。

另外,也有学者鉴于“反租倒包”剥夺农户权利而提出反对和禁止此种土地流转方式的意见(段应碧,2002)。

(2)关于农地流转框架下农户行为的研究。

Ｋｌａｕｓ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2003)建立了农户进入土地租赁市场的决策模型,认为土地租赁市场比国家宏观调整土地更有效率,更能增加土地的产出率。

Ｊａｍｅｓ(2002)通过农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发现,非农就业增加了农户转出土地的可能性,但对农户土地转入的需求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钟涨宝等(2003)研究认为由于农地资源兼具生产要素等经济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即使在规范的农地市场条件下,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也不可能做到理性化。

钱忠好(2003)、管清友(2003)等研究了村干部在农地流转中的经营行为,探讨了农地流转过程乡村特权群体对普通农户权利的侵犯与剥夺。

钱文荣(2002)、田传浩(2003)、刘克春(2005)、叶剑平(2006)等集中利用经验数据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以上研究多侧重于从制度环境和农户属性等角度讨论农户农地流转的意愿,而缺乏对农村土地流转内部利益关系对流转主体行为选择影响的研究。

二、“反租倒包”农地流转参与主体关系模型“反租倒包”实现了土地产权的商品化,并使产权交易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质就是把土地的产权(即对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变成商品,使其可以在农户、村集体组织和农业企业之间进行土地的使用权交易。

为便于对参与主体动态博弈关系的剖析,笔者根据农地流转的产生机理和结构特点,构建了“反租倒包”农地流转参与主体关系模型(见图1)。

图1　“反租倒包”农地流转参与主体关系模型“反租倒包”农地流转包含两个重要部分,即“反租”环节和“倒包”环节。

“反租”环节实际是两次土地流转过程的组合:第一次是农户作为出让方与农村集体组织签订土地流转合同,让渡土地使用权,实现土地的第一次流转;第二次是农村集体组织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作为出让方,与农业企业(即受让方)谈判,签订土地流转合同,从而完成“反租”环节,土地使用权由农户向农业企业的转移。

鉴于本文研究意图,主要考察前一次的流转。

从组织治理的角度看,农户和农村集体组织是被治理者与治理者的关系,同时,两者又存在利益关联。

农户和农村集体组织的利益关系由流转合同约定,出让方和受让方的利益关系取决于农户与集体之间的制度安排。

农户的目标是争取获得高于或者至少不低于目前务农的各项收入,而且会考虑到失去土地的风险和未来的生活保障等。

地方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借由农地大规—35—模流转,实现地方财政收入显著增长和任期内政绩最大化。

但与此同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具有天然的自利性趋向。

在农地流转企业博弈价格(地方政府与农业企业的最终协商价格,即租金Ｉ)一定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总是试图压低农户博弈价格(地方政府与农户的最终谈判价格,即租金ＩＩ)以获取差额利益①。

“倒包”环节的参与方主要是农户与农业企业。

在完成“反租”后,农业企业掌握了土地使用权,作为土地出让方,将其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并规定土地的种植品种,然后划块再倒包给农户经营,并直接配置劳动力要素,使其在统一的指挥和监督下从事农业生产和加工活动。

在这一环节中,农业企业拥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农民获得的收入体现为劳动工资。

另外,企业承担向农户提供种子、技术与管理服务和保证按内部保护价格收购农产品的义务,农户则按企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和管理,承担把全部产品卖给企业的义务。

若农户承担生产产品的直接生产费用,例如农药、肥料及劳动力成本等,将依据卖给企业的产品数量和契约规定的价格获得收益。

“反租倒包”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契约,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要素契约(向国成,2002),而是一种“具有关系契约性质的关联契约”(彭美玉等,2007)。

此时,农户与农业企业的关系是复合的契约关系,这些契约关系包括:土地租赁契约、农民就业安排契约和产品购销契约。

在该环节中,农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企业承包农地获得稳定的生产收入,并最大限度地追求外溢性收益＊。

而企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

如此来看,双方具有良好的利益一致性,但同时也不能忽略,在这种复合关系契约下,农户尚未成为企业的职工,两者之间不存在“命令—服务”式的科层组织关系,而是一种具有利益一致性的团队合作组织形式。

在团队的合作生产过程中,由于对每个成员努力程度的监督和报酬的计量十分困难,因而团队成员就有了“偷懒或搭便车”的动机。

这在接下来的博弈分析中会有明确的体现。

三、“反租倒包”农地流转中农户的博弈行为分析(一)“反租”环节基本假设:假设1,基层政府与村集体利益目标一致,在农地流转过程中作为共同的一方参与博弈,并表述为村集体;假设2,农户与村集体博弈时,农户了解村集体的寻租行动空间,同时村集体亦知晓农民可能会因为利益分配不均而进行法律诉讼。

情形一:村集体存在掠权可能,农户不反抗。

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户在不同环境下面临村集体的寻租行为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从而推动博弈的解从一个转移到另一个。

如果“村集体存在掠权可能,农户不反抗”,即村集体的行动集为(守法,掠权),而农户的行动集为(流转,持有)。

假定农户土地流转规模为Ｎ;农地流转的边际成本为ＧＨ,且为常数;流转前农地年均收益为ＶＨ0;农户面临的农地流转价格为ＰＨ,实际上,该价格是村集体付出寻租成本后与农户谈判得来的价格,即地租Ⅱ;农户失地后面临的风险损失为ＣｎＨ,风险系数为ρＨ。

假定村集体为促成农地流转,实施事件的组织安排和调度而花费的成本为ＣＭ2,该部分成本主要投在与农业企业谈判和协商的过程中;村集体的寻租成本为ＣＭ2,指为完成寻租目的,村集体利用各种手段压低地租Ⅱ而耗费的成本;农业企业给与村集体的农地流转价格ＰＭ。

利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来考察农户与村集体的博弈关系。

根据图2的扩展式博弈描述,能得到参与双方的收益函数:ＦＭ(ｘ1)=-ＣＭ1ＦＨ(ｘ1)=(ＰＭ-ＣＨ0)Ｎ-ＶＨ0-ρＨＣｎＨＦＭ(ｘ2)=0—36—①＊陈锡文(2001)研究表明,无论以哪种形式反租倒包,集体收到的租金一般都高于农户反租时的租金所谓外溢性利益指因土地流转的外部性而给农民带来的利益,例如,优先和便利的工作条件、积累工作经验、增长专业技能和知识等图2　农户与村集体扩展式博弈ＦＨ(ｘ2)=0ＦＭ(ｘ3)=(ＰＭ-ＰＨ)Ｎ-ＣＭ1-ＣＭ2ＦＨ(ｘ3)=(Ｐｈ-ＰＨ0)Ｎ-ＶＨ0-ρＨＣｎＨＦＭ(ｘ4)=-ＣＭ1-ＣＭ2ＦＨ(ｘ4)=0讨论:(1)若(ＰＨ-ＣＨ0)Ｎ<ＶＨ0+ρＨＣｎＨ,此时ＦＨ(ｘ3)<0,即,如果村集体寻租,农户流转后的土地净收益不足以弥补流转前的土地产出和因失去土地后而产生的风险损失,所以此时理性的农户在ａ3结点处会选择持有土地;由于ＦＨ(ｘ1)>ＦＨ(ｘ2),在ａ2结点处农户选择流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