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大学精神

再谈大学精神董云川刘永存刘永存：董老师，听说您的《找回大学精神》2011年10月又出第四版了。

对您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说明这本书有人读，所思所想也有他人共鸣。

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我不但高兴不起来，反而有些忧虑，．甚至内心有些恐慌。

如果将大学与其他组织进行对比，其特殊之处恰恰就在于大学任何时候都应该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风向标，是时代文化精神的象征，引领时代前进的灯塔，而今，我们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寻找大学精神。

在我看来，这不但是大学本身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连大学都将其精神弄丢了，我们还能指望他培育出“聚精”“会神”“有灵魂”的人来吗?董云川：事实上，我发自内心地希望这类话题的书有一天不再有人去关注，让置身于大学中的自我多一些尊严感。

因为，无法想象一个缺失了精神特质的高等教育组织会把学生带到哪里去。

当然，从一开始，找回大学精神的话语就不是孤独的呐喊，近年来遥相呼应的学者层出不穷。

远的不提，20 11年清华大学百年华诞，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在一封《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的信中表示：清华大学应该要致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要与实用主义保持距离。

他谨慎地提醒清华大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继承下去，而非只停留在口头上。

如果我们将这视为一位有良知的教育家对清华大学善意提醒的话，那么，清华大学在校学生蒋方舟在写给母校的公开信中就表达出相对的率真和犀利：“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所谓一流的大学形象尚且如此。

因此，尽管我们十分不愿意反反复复地来谈论“找回大学精神”这个让人心烦的话题，但确确实实有着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不能因为不愿意就回避之，因为问题依旧，而且有增无减。

刘永存：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大学也并非先天就缺乏精神。

《大学》开宗明义就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尽管《大学》中的大人之学与今天之大学并不在同一层面上，但至少可以为同类教育组织曾经具有的精神追求提供佐证!蔡元培治下的北京大学能够开时代风气之先河，引国人开眼辨世。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大学风范对于整个社会民众气质的形成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

现在想来那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毅力!然而，在大踏步进行改革和发展的今天，我们反而把一些原来就有的且事关大学精髓的东西都弄丢了。

董云川：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

大学走到今天，除了庞大的躯体，其在历史修炼中曾经拥有或者昙花一现出的高贵、自由、独立品质己被历次名目繁多的运动洗涤得七零八落。

经过摧枯拉朽式、急风暴雨般的革命从旧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似乎习惯了阶段性“推倒重来”的所谓“创新”。

其间有一种可怕的思维定势和惯习。

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一个专制的王朝、一些守旧的不符合时代的上层建筑和保守势力可以通过暴力革命从形式上加以消灭和裂解。

然而，其所挟持的理念、习惯却依然会以传统的形式长期保存下来，并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

要清理这些不合时宜的理念，尤其是摒弃各种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行为需要时间的洗礼，更需要主体谨慎的反思和扬弃。

然而，我们受旧时代的压制太久了，巴不得一下子就挣脱这束缚得太久的囚笼，让清新的风吹进来。

所以，新的社会一旦成立，老大学所有的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我们唯恐旧的躯体里会生出对新社会不利的东西来，像切割杂草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全部推翻重来。

然而，我们用无知切断了源远流长的“文脉”，因而阻断了大学生长的正常规律，致使今天的大学成为精神上普遍“贫血”的组织。

刘永存：尽管我没有经历和切身感受，但在许多历史书籍中都记载着若干次疾风暴雨式的运动对大学的损伤。

许多记录那个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书里都使用了“元气大伤”一词来表述，足见大学创伤之重。

董云川：大学精神听起来抽象，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亦即“有而不在”之实在，而且在大学组织无所不在，表现之一就在大学人的言语、眉目和举手投足之间。

如果说教育的外部力量第一次有系统地对大学非自主性的拆分、整合扰乱了院校生长的既有规律，阻断了大学正常发展进路的话，那么“文革”十年则彻底摧毁了大学这种高等教育组织的存在方式。

中国的学术理路发展到这儿戛然而止，这场运动从根本上抽走了大学组织残留的信仰，将大学精神的命脉扳倒在地，还踩上一千只脚!刘永存：无知者无畏，大学是无知的陪葬品。

无情地踩踏伤害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学术尊严，更严重的是这种无知和野蛮阻断了学术的精神进路，让思想成为违禁品。

破气容易，补气则难!抛开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环顾最近一段行程，我还是感到沮丧，拨乱反正之后，中国教育改革的春天又走过三十多年了，当今大学却依然毫无生气。

除了高大的楼房、华丽的建筑，校园内缺少文化感，也没有那些让“墙”外人感动的、直抵人心的学术故事。

陈寅恪在最为困顿的岁月里还能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现实中已成绝唱，成为现代学人难以企及的丰碑。

董云川：就像一个病人，本来还没有完全恢复元气，另一种更大的病毒就再次侵袭，连喘气之机都没有，从哪里去重拾精神?又从哪里去展示风华?只是这次的“运动”不再是无知者狂欢的盛宴。

恰恰相反，这是又一代人在极其理性的思维操纵下以“看不见的手”作为划桨，用“看得见的手”作为方向舵，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把大学推进了躯体繁盛与精神分裂并存的新境地。

刘永存：您是说市场化的诱惑和行政化的干预?董云川：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的。

当然，市场经济对于大学并不是致命的毒药，相反，市场经济还能够给大学带来生机和活力。

许多新学科在大学里得以设置，更多的大学人走出去观望外面的世界，感受西方大学的学术与风度。

真正的问题是，时下的市场经济是不成熟的，规则很不完善。

而对于已经受够了穷困的人而言，市场法则无异于传说中的“神”一一点石成金，无所不能。

很快，大学就加入了这场追逐财富的游戏。

公办院校通过行政运作获得纵向工程或项目的青睐并凭借传统的信任感取得社会各种横向资源，民办院校则依据量的扩张，英勇无畏地占有教育市场，许多专家学者绕过艰辛的原创学问求索之路，各显神通博取社会利益。

近年来，一些大学爆出的招生丑闻也不断刺激着民众的神经，民众对大学的信任度逐渐降低。

大学教育所秉承的真、善、美的原则在市场经济的中介物一一“货币”面前松懈了。

学问人的尊严被分解，世人所看到的学者形象无异于常人甚至更加世俗化!刘永存：但是国外的大学也是活在市场之中，他们的大学怎么就会有仰望星空的群体和远离世俗的掌声?异域的学府为何能坚持与真理为旨归呢?他们又怎么能够敢于对权贵和上级领导说“不”呢?著名的基辛格先生、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以及小布什总统无不在大学院墙里受到冷遇。

董云川：最近三十余年，客观上出现了大学精神重建的契机，但事实上却是以更遥远的放逐作为后果的。

在我看来，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初十年还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崇高感，中间十年是对市场引力的愈迎还拒，试图在学术和市场之间辗转抉择，努力维持学术尊严的院校和人群还在羞耻感的内外作用下苦苦挣扎，而最近这十多年，大学就彻底地陷落于世俗社会不能自拔了。

在市场效应强大的牵引作用下，盖在大学与学术身上最后一片遮羞布基本“hold”不住了。

刘永存：如果将大学视为一个存在体的话，在市场经济这个生态系统里，她要立足当然需要适应并满足相关需求，这似乎并不矛盾。

我在您的话语里听出大学生存与市场经济似乎存有矛盾，互不相容。

但事实上，大学总要找在市场社会中找到立足点，如果没有立足点，她自身的生存都遭遇困境，哪里还谈得上发展?董云川：不完全是这样。

市场经济的步伐无法阻挡，这是时代的潮流和大势。

大学作为社会生态中的一个链条，完全与市场相隔离显然并不是保持大学精神的最佳路径。

然而，大学有其特殊性。

市场最核心的杠杆是价格和需求。

一切要素都要接受价格的检验筛选。

所有的发展变量都需要明码计价，以标示其重要性。

但是，人类社会生活中还有许多事物是不可或缺而且绝对无法标价的，更无法用货币单位来显示其真正价值。

否则，人类自称为高级动物或者本质上有异于动物的话语就会不攻自破。

比如，灵魂、信仰、美德，计量之值半斤八两?还是成千上万呢?而大学组织恰恰是一个文明社会保留这些事物最根本的场所和去处。

刘永存：市场无情地摧毁了学术的尊严。

这很无奈，但又让人深思。

事实上，大学作为公共机构，作为一个并不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和实现价值增值的服务部门，在市场的面前，自然显得相对弱小。

应该有一个体系来保护大学，保护她的本质规定性，保护她的良知、保护她的追求不被货币祛魅。

保护她，事实上也就是在保护这个社会不被沦为经济和权力的附庸。

保护这个社会时刻有良知在、有信仰在、有灵魂在!董云川：是的。

大凡不可定价的事物必然需要依靠一个市场之外更为强大的机构或者力量才能维护。

大学是灵魂的护花使者。

然而，大学在功利社会中本身也是弱势的。

因此，还必须有一个更强大的体制来保护大学不被人类贪婪本性所俘虏。

这就是基于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学术中立(Academic Netrality)、学术问责(Accountability)的“4A原则”。

我们不得不借助在“4A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来保证大学生长不被市场或者其他外力挤压扭曲，努力在市场与大学之间形成合理的缓冲带和张力，继而实现“脱俗的高贵”与“还俗的入世”之间的平衡。

刘永存：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西方的大学能够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依然能够维护品行、坚守本色、特立独行的原因。

在您看来，令许多人念兹在兹的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何时才能够生根、开花、结果呢?董云川：这个问题十分复杂，难以言尽。

形式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可以通过文件的方式迅速实现；而本质上的现代大学制度离我们还有十万八千里。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有三种基本的方式。

一是基于习俗，也就是将人类生活中的习俗推演、提炼、上升到制度的高度。

那是因为这种习俗本身行之有效，同时符合人类行为的准则，也能够调节彼此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是基于威权，这种制度的设置往往来源于专制。

中国古代皇帝所制定的各种制度都是基于威权，往往源出于维护某一特定阶层的利益，而且假以传统的名义世世代代往下传递。

三是基于共识，亦即来自利益共同体的共识。

中国大学的建制更偏重于习俗和威权，尤其是威权。

威权组织的权力运行逻辑无疑是“下级服从上级”“官大一级压死人”。

于是，大学事实上成为庞大行政系统中的一个官僚基层单位。

这个“单位”的生存逻辑和评价机制无不以权力相关。

谁的权力大就听谁的，这就比市场中价格机制还要糟糕!市场价值至少还有选择的机会，而权力机制是以命令式的逻辑建构沟通秩序的，既无法选择，更无法拒绝和回避。

所以说中国的大学十分可怜，一点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