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创伤性事件的简史

战争与创伤性事件的简史

纵观历史，大规模破坏的时代造成了混乱的气氛，并令个体被迫去面对意外的伤害、损失甚至死亡之恐惧。在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包括战争和恐怖行为发生的时候，心理伤害可能单独出现，也可能与身体伤害一起发生。这种心理创伤可能发生在接触他人的伤害和死亡的时候，也可出现于生存环境受破坏的时候，或者是在感受到与这些事件结合起来的恐怖和无助之后发生。

战争和灾难引起的情绪症状的原因在历史上曾经被归咎于包括神、射弹沙爆炸的震荡力，以及各种自然甚至超自然能力在内的能量源。对恐怖主义所造成的情感后果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拿破仑的外科医生也评论了战争对士兵健康的不良影响。南北战争期间的医学论文中，已经出现了类似于现代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战斗相关疾病的描述。早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医生就开始治疗诸如千码凝视，士兵心，炮弹休克，神经症，转换障碍和战斗疲劳等疾病。从这些早先的观察中可以看出，战争或灾难带来的不该出现的环境变化可以导致情绪创伤。表1.1显示了战争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的特质，复盘了战争中身体伤亡人数和死亡人数的下降率，但战争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率却一直很高。

无论来源如何，军事和灾难环境中的潜在压力因素都包括暴露于死亡之中，以及其他怪诞的、即时地和不知何时到来的生命威胁，还包括失去亲人，丧失个人财产以及相关的身体能力受到损害所带来的痛苦。慢性耗竭，自然资源枯竭以及对身边悲剧事件的接触形成并确定了对军事行动和灾难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可能演变的环境。

现代战争的压力源（变化的性质和战争特征）

力量的构成

目前的军队成员的选拔和培训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现代军队的总体环境期望和责任在过去几十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以前的战争中，军事服务被视为对平民生活的必要、困难但暂时的中断。自愿加入或被征召的士兵很快接受了战斗训练，而一旦敌对行动停止，他们也会重返平民生活。在这些冲突期间，直接暴露于激烈的战斗是造成压力相关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越战之后，冷战时代造就了更加稳定的军事结构。美国军队也过渡到由现役和后备部队组成的全志愿军。这种现代化的战斗力往往包括更多的女性、更多的已婚服役者，以及和更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比普通公民更保守。志愿服兵役可能会增强对创伤事件的抵御能力，因为士兵们更加专注于军事生活，并更加充分地支持军事任务。报告表明，如果个人认为他们的战斗经历有更高尚的目的，他们就会在创伤事件后获得更好的结果。

军事行动的持续速度

冷战时期的稳定为大多数服务人员提供了更可预测的军事生涯。他们可以预期和计划个人和家庭的责任，而不会因频繁或长期的军事行动而造成严重中断。然而，从1990年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开始，美国当前还深陷在不断的军事冲突之中，服役的性质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起来。外训时间长度的不确定，驻扎时间的有限以及驻军地点的不稳定性都被证明是与现代战争相关的压力源。

精神卫生咨询小组（MHAT）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报告一直表明，各种风险因素和行为健康指数都与长期军事行动有关。士兵在战场的时间越长，他或她就越有可能积累战斗经验。多次参战也是影响各种幸福指数的风险因素。第二次和第三次（或更多）部署的军士们已被证明，他们的心理问题和药物使用的频率会更高。多次参战还会导致离婚和分手的意向更大。具体而言，第二次参战的人报告离婚意图的可能性明显高于第一次参战时的离婚意图。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部署的心理影响可能是自我限制的，而且调查数据表明，参战一年后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家庭环境中大约2年后开始恢复到参战前水平，并在家中生活3年后基本稳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战争性质的变化导致部署频率增加，部署时间延长，驻扎和家中“休整时间”缩短。这种休整时间很重要，因为在此期间发生的事件可能有助于或阻碍服务成员为将来或重复部署做准备。

公共利益

国家支持军事任务和支持部队的程度也会对战斗中和战后返回的军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在越战期间，公众舆论对返回的士兵和退伍军人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最近的冲突使军队和军人本身得到了更多的公众支持，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

今天，社会人口只有一小部分在参与战争，大部分人口基本上没有受到波及，这可能导致现役士兵和退伍军人产生孤立感。虽然这可能比越战老兵所携带的负性因素要小，但它仍然可能代表某些群体，如预备役人员和国民警卫队，在没有战友支持的情况下返回家园、工作和社区的风险因素。

随着现代战争及伴生于其的压力源的演变，服役者所遭受的创伤事件以及他们对这些事件的感知方式也都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研究表明，生活事件可以直接影响个人的健康和福祉。了解这些暴露事件与个体反应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制定适当的训练和干预策略以减轻与战斗和战争相关的潜在负面影响非常重要。

部署前应激源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冷战所带来的压抑但相对稳定的条件使得维持军人的生命和入退役政策成为可能，这些政策为大多数美国军人培养了一种相当可预测的职业模式。在合理的限度内，可以在军事生涯中预测、计划并管理个人和家庭问题，这可能不需要延长服役期或参战期。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可能导致现代服役者压力的几个因素，包括“出任务时间”长度（部署期）的不可预测性，驻扎地区（营区）所花费的时间有限以及驻军位置的不稳定性。

战争应激源、痛苦、障碍及行为

压力反应分期

战斗和灾难后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难以置信，麻木，恐惧和困惑的感觉。这些通常是对特殊事件的正常情绪反应。第二阶段可能持续数周至数月，包括对适应新环境的尝试。在这个阶段，可能会出现以闪回或噩梦以及过度兴奋形式出现的侵入性记忆。躯体症状如失眠，疲劳，头晕，头痛和恶心也很常见。如果第二阶段不能恢复创伤前情绪和身体环境，第三阶段就会有失望和怨恨的感觉。由于幸存者试图重建他们的生活以及社会和职业身份，最后的重建阶段可能持续很多年。个体以不同

的速度进入这些阶段，并且可能在不同的时间针对同一事件出现症状。

痛苦

与痛苦有关的症状在灾难期间或在战斗中普遍存在。医务工作者必须小心，不要强调症状构成疾病的观点，因为它们代表了常见且通常是短暂的正常反应。在持续作战的背景下，一个人认为自己生病的看法本身就可能导致功能受损，甚至有造成长期残疾的风险。

障碍

在战斗期间暴露于创伤事件可能导致某些个体出现明确的精神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就是这样一种在战斗和灾难情况下受到极大关注的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将创伤后应激障碍定义为：对身体完整性的威胁暴露，导致无助，恐怖或恐惧的情绪反应。相关症状包括重新经历现象，如倒叙和噩梦;过度兴奋，包括失眠，过度警觉和惊吓;和情绪麻木或回避行为导致社会或职业功能障碍。如果这些症状是短暂的（少于1个月），则将其归类为急性应激障碍，1个月后可考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表1.2列出了可能由创伤事件引起的其他疾病。

表1.2 对战争和灾难的心理反应：相关的精神障碍和症状

源。这些事件导致各种躯体和情绪反应，不能完全符合其他精神疾病中所见的特定症状群。战斗疲劳和操作压力是两个常用于指代这些更模糊的症状的术语，包括疲劳，胃肠不适，颤抖，感知障碍，如人格解体和离体化，以及应对能力的降低。创伤性暴露，睡眠剥夺，丧失社会支持，伤害，饥饿，中暑或冻伤可能会加剧这些症状。在现役士兵和退伍军人中经常发现躯体症状。

虽然大多数现役士兵和退伍军人在服兵役时面临创伤和成长方面表现出显着的心理弹性，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经历战争时还是出现了重大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伊拉克和阿富汗正在进行的战争导致对包括创伤后压力，创伤后应激障碍，抑郁，自杀，共病脑震荡，脑外伤，药物滥用，焦虑以及其他与战斗有关的精神和行为在内的健康干预的需求的猛增。退伍军人的身体健康问题甚至早逝的风险也在增加。最近的研究表明，重复创伤事件暴露的心理影响是可以累积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目前的军事行动中，10-20％的退伍军人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

自杀行为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中，自杀一直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2005年以来，陆军的自杀率稳步攀升，现在大约是战前的两倍（20/100000）。几十年来，军人比百姓更频繁地自杀，且在2008年，美国陆军的自杀率达到了28年来的最高水平，超过了同龄的一般人群中的自杀率。自杀率上升的可能原因包括与长期战争相关的压力因素——多次上战场，与家庭支持的更长时间分离，战斗暴露增加，战斗中可用的致命手段更多，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障碍的发生率升高。PTSD阳性的退伍军人出现自杀意念的几率是阴性人群的四倍。即使与抑郁症比较，PTSD患者的自杀未遂的风险也更高，并且完成自杀的几率比未患者高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