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
一、中国古代小说的分期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１、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２、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

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

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３、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

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４、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

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

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

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

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

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５、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

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

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

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６、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

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小说有着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造成中国小说迥异于西方小说的主要原因是：１、以儒家为主，儒道佛互相融合与碰撞的政治伦理思想；２、注重纂修历史和史传文学的影响；３、说唱文学的影响；４、中国富有民族特色的其他文艺形式的融合、渗透。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与作用使中国古代小说在下列几个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１、创作思想
儒家哲学思想把本体论、认识论始终融合在道德论中，强调道德修养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它的文艺思想强调“诗言志”
“文以载道”,倡导文学的教化作用。

因此，小说作家在作品中总是按照善与恶、忠与奸，正与邪的道德观念来塑造人物达到文艺的教育作用。

２、作品题材
中国古代小说在题材方面的特点是历史题材多、重大题材多、因袭继承现象多。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大体可以归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讽刺谴责、灵怪神魔这六类。

如果再概括一些,可以归纳为讲史（包括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世情（包括人情和讽刺），神魔（包括志怪和神魔）三种,也是写历史、写现实、写神怪。

中国古代小说重大题材多，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

儒家思想是以伦理化、政治化为特征的，注重封建社会的秩序化，追求人格道德的完善化，关心人伦关系的规范化，因而选择重大题材是作家的神圣使命。

作家相当自觉地把他们的视线集中在关系国家命运、世风道德等重大问题上。

因而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公案侠义、人情世态、谴责讽刺小说就应运而生了。

即使灵怪神魔小说与佛教道教的流行有关，但仍以儒为主，儒佛道三教合一，通过灵怪神魔故事，达到教化的目的。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的特点，使古代优秀小说总是引导读者关心国家前途、民生疾苦、社会正义,而不要沉溺于个人情感的狭小天地里；总是在作品中高扬着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的主旋律，鼓舞人民为美好前途而斗争，而不要消极颓废、意志消沉。

西方小说强调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和神学统治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是，他们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可以置国家人民的命运而不顾,不是战斗在战场，而是决斗于情场，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在中国老百姓的审美观念、道德观念中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中国古代小说中也有些作品成为宣扬封建道德的教科书。

中国古代小说题材相对集中,因袭现象比较严重。

３、人物塑造
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塑造经历了从实录到虚构、从类型化人物到类型化典型、从类型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的发展过程。

唐以前的小说还属于记述怪异和实录人物言行的阶段，没有自觉地创造人物形象。

到了唐传奇开始进行艺术虚构，在故事情节开展中注意刻画人物。

但是，人物刻画还服从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个性不够鲜明，小说人物还处于类型化阶段。

到了宋元话本出现，注意把故事情节的曲折开展与人物个性的刻画统一起来,在类型中有了个性。

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游传》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类型化典型形象。

这些类型化的典型人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

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以古拙雄浑为美的审美趣味，要求和谐与整一的古典美学原则。

这些典型人物没有西方小说中人物“灵与肉”的搏斗，没有忏悔与赎罪意识，没有人格的分裂。

我们不能以西方小说为标准来贬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这种类型化的典型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体现着政治化的道德观念比较适合表现重大题材而不太适合表现日常生活;比较适合表现英雄人物而不太适合表现细民百姓；比较适合表现雄浑粗豪的风格不太适合表现细腻温柔的情感；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不利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

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经验的积累，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古代小说逐步达到个性化典型的成熟阶段。

４、结构与语言
西方是先有长篇小说后有短篇小说，而中国则相反先有短篇后有长篇。

因而，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也不同于西方小说。

①文言小说深受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

大部分文言小说都是传记体。

白话短篇小说基本上也是人物传记的体例。

总之无论文言或白话短篇小说都是纵向地顺序地讲述人物的一生中几件重大事件，有头有尾，而少有西方短篇小说那样横切人物片段生活甚至只描写一个瞬间的心理活动。

②长篇小说一部分由“讲史”发展而来。

说话艺人依据的重要材料是史书。

受《史记》分为传记合为通史体例的影响，“说话”艺人要把长篇故事分若干次讲完，一次讲述一个故事，这就造成“讲史”话本基本上是把短篇故事联缀在一起的体例。

长篇小说另一部分由“小说”演变而成，这类长篇小说更是短篇连缀体。

到了《金瓶梅》出现,长篇小说才摆脱了线性结构，发展为网状结构。

③史传文学是历史家为历史人物作传，说话是说书人讲述人物故事。

因此，中国长短篇小说多是第三者叙述而没有第一人称的写法；大多是顺序叙述人物和事件，极少运用倒叙、插叙手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民族特色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小说在语言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存在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大系统。

文言小说语言的精练准确，白话小说语言的生动活泼，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其次，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互结合，相互学习，既有民间语言的丰富矿藏又有文人创作的锤炼加工，使小说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三中国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诗、文、词、曲以及历史著作、哲学著作在语言方面都有着辉煌成就，为小说语言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水浒传》和《红楼梦》达到古代小说语言成就的高峰。

５、融合与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的独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它的繁荣发展除了上述诸因素外，还应考察其内部发展演变的情况。

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几种类型，它们以共同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为基本特征有着比较严格的规范，但又是不断融合演变的。

它演变的方式是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和不同类型小说的横向融合两种方式。

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又可分为演变与扩大两种情况。

首先说演变：如长篇人情小说从《金瓶梅》发轫，然后直接发展为家庭小说；演变为才子佳人小说等等。

其次我们说扩大:一种办法是直接的续书。

续书多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有现象，几乎所有古代有影响的作品都有续书；另一种办法是由一人扩大为家族，由一个家族扩大为另一个家族。

如隋唐系统小说中的罗成扩大为罗家将；薛仁贵扩大为薛家将。

北宋初年边境战争小说由杨业扩大为杨家将，又扩大为杨家女将；由杨家将又扩大为狄家将、呼家将等等。

以上两种情况基本上都属于同类小说之间的延伸、演变、发展；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同类小说的横向融合,产生新的品种或新的风格。

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结合为公案侠义小说就是产生了新的品种。

而更多的是在保持一类小说基本模式的同时吸收融合另一类小说的写法，产生新的风格。

历史演义融入英雄传奇、神魔小说的写法产生了《禅真逸史》这类小说。

在人情小说崛起之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中多融入人情小说的成分，使它们在保持其原有特性基础上,更贴近现实生活。

基本上属于神魔类的《绿野仙踪》在神魔小说的框架中更多地反映人情世态，而其主要价值恰恰在于描写人情的部分。

《水浒后传》直接继承《水浒传》，基本上是英雄传奇小说，但其中纳入才子佳人的故事。

古代小说数量之多令人吃惊但精品之少却令人遗憾。

这说明单凭题材的因袭、延伸作品难以成功；只靠题
材、写法的融合、借用也不易创造出杰作，只有生活与作家的感情发生火一样关系的时候文艺作品的生命才会燃烧起来。

三、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回顾
在西方社会，小说受到社会重视，小说家也有崇高的地位。

而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学是诗歌和散文，小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闲书”，小说家也默默无闻，很多小说家没有留下姓名，很多小说只靠抄本流传，无力发行；小说理论也不发达。

小说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是到了晚清才开始的。

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史的研究进入了比较自觉和系统的阶段。

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拓者，他的《古小说钩沉》辑录了隋以前的古小说，《唐宋传奇集》汇编了唐宋传奇,《小说旧闻钞》又编辑了元明清时期关于小说的评论资料。

这三本书极具史料价值，在此基础上鲁迅撰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勾勒出了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建立了比较科学的体系。

全国解放之后，矛盾、何其芳、吴组缃、吴小如、李希凡等一大批学者对古代小说,特别是《水浒传》、《红楼梦》等名著进行了深入研究。

资料工作也更有系统。

文革期间，古代小说研究处于停滞状态。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古代小说研究进入全面繁荣的新时期。

表现在：其一、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

其二、古代小说研究范围的扩大。

其三、小说文献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其四、成立了各种学会，研究工作更有组织。

在此，向大家推荐几本参考书目,以备平时参阅。

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齐裕焜、欧阳健主编的《中国小说通史系列丛书》（分为神怪、历史、社会、人情、英雄侠义五卷）等。

第一章志怪传奇小说研究
第一节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概述
我国宋代以前的小说，基本上都是文言短篇小说。

宋以后，白话小说异军突起，很快取代了文言小说成为古代小说的主要形式，但作为文言小说并未绝响。

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把中国古代文言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

其中，最主要的两种文言小说类型为志人志怪小说和传奇体文言小说。

以下，我们着重就这两种文言小说作一概述。

一、先秦两汉的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至先秦，大量在口头流传或载入史书的神话传说、迷信故事、地理博物传说和寓言故事为后代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中，女娲抟土造人、盘古开天辟地是歌颂创造天地的神灵，从而寄托古先民创造世界的宏伟志向；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歌颂那些不怕牺牲、百折不挠、一心为人类谋幸福的神和英雄；钻木取火、仓颉造字等则反映出原始人的伟大创造力。

中国的神话虽然与史实相融合，零星分散，但是其中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新奇奔放的幻想和理想化的夸张，以及由此所开辟的神怪题材，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先秦史籍中的传说故事虽然不同程度的含有志怪小说的因素，但是没有脱离史书，还不能算是小说。

真正的志怪小说是在两汉时期形成的。

所以，先秦两汉是志怪小说的萌芽和形成期。

先秦两汉志怪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地理博物体的志怪小说，它们都是仿学《山海经》的作品。

《山海经》一书，多记载山川道里物产、异禽怪兽、海外奇闻,以奇思异想展现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洞冥记》、《十洲记》、《括地图》等即是此种类型的作品，不过多记载遐方异物,缺乏人物和情节。

第二类是野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

代表作有《汉武故事》、《列仙传》、《蜀王本纪》等。

先秦两汉的志怪小说中，流传最广的是西王母、汉武帝、东方朔等人的故事。

西王母的形象有一个神话化的演变过程。

《山海西荒经》云：“西海之中，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有人戴胜，虎齿，有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此处西王母大概是指远国“戴胜、虎齿、有尾、穴处”之族的名称，到《穆天子传》中曰:“天子宾于西王母,乃纪其迹于弇山,名曰西王母之山。

”还以纪史的笔法描写周穆王与西王母的会见和对话。

于是，《山海经》中怪人、怪神的西王母形象便演变成西方的一位王母的形象。

其丑陋凶恶的面貌到了《汉武帝内传》中，也变成了“年可卅许，修短得中，天资掩霭，广耀庭宇”的美貌女仙。

汉武帝与西王母的故事散见于《洞冥记》、《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等小说中。

小说多描写爱好方术的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和成仙得道的故事，西王母曾数次降临与汉武帝相会饮宴，是一派居高临下的仙家姿态。

至于东方朔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汉武故事》中,东方朔为“谪仙人”：“王母种桃，三千年一作子，此儿不良，已三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谪来此。

”在汉武帝求仙的过程中扮演着比较重要的角色。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是在当时社会土壤中发展起来的，多从现实取材，具有深厚的时代感和现实感。

另外,由于六朝文人普遍接受佛道思想,宗教信仰大大地支配着他们的写作,很多作家创作志怪小说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现在保存下来三十余种，其中，完整的有干宝的《搜神记》、张华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

这一时期的志怪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黑暗、统治者的凶残暴虐荒淫和人们遭受的苦难及其反
抗。

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韩凭夫妇》等。

《干将莫邪》讲述善铸宝剑的巧匠干将被楚王杀害后，他的儿子赤不惜牺牲自己，在山中侠客的帮助下，替父报了大仇。

《韩凭夫妇》是写战国宋康王强占韩凭的妻子何氏，结果韩凭夫妇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

在小说里，贪官污吏被幻化成老虎等凶残的吃人野兽,而人民为了反抗昏官酷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如《搜神记》中的《东海孝妇》写孝妇周青被昏庸的太守屈打成招，判为死罪。

周青临死发下大誓，立十丈竹竿，若是冤枉，血当顺竿而上。

临刑后果然应验，而且当地大旱三年。

关汉卿的《窦娥冤》所提到的“东海孝妇冤”便由此而出。

此外，人民的反抗还表现在与鬼妖的斗争上。

比如《搜神记》中的《宋定伯捉鬼》、《李寄斩蛇》等故事。

宋定伯夜行逢鬼，毫无惧意，当鬼问他是谁，他竟对鬼说：“我亦鬼也。

”稳住鬼心，宋定伯与鬼同行，巧妙设问：“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

”这样就掌握了捉鬼的方法,最后定伯卖鬼得钱，取得胜利。

热情歌颂纯真美好的爱情，表达被压迫人民对婚姻自由的热烈追求
，也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一个突出的主题。

如《搜神记》中的《董永》。

董永是一个勤劳的贫苦农民，对父亲很孝顺，父亲死后，只好“自卖为奴”。

织女奉天帝之命来到人间，自愿做董永妻子，为他还债。

《董永》的故事在后世源远流长，后来的黄梅戏《天仙配》将其进一步演化。

与此相类似的是“白水素女”，是田螺姑娘的故事,见《搜神后记》。

白水素女藏身螺中，从天上来到人间，为谢端看屋做饭，勤劳质朴，心地善良。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仍的苦难时代,于是，对于和平幸福生活的渴求与憧憬也是小说中的重要内容。

陶渊明《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与《桃花源记》一样，通过渔人所遇,构拟了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没有战争的创伤,没有天灾劳役,人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民风古朴，耕种自乐。

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与同期的志人小说相比，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具有丰富的想象和幻想，比较鲜明的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与神话中有形而不能变化的鬼神相比，志怪小说中的鬼怪常常没有一定的形状，善于变化，人鬼相杂，人神难辨；鬼既害人，又可爱人，既可偷吃东西，与人吵架，又可互相聊天，甚至谈情说爱。

小说注意通过白描、对话、夸张、比喻等手法刻画人物，为后代小说积累了一定的艺术经验，给后代小说以深刻的启示和影响。

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是《世说新语》。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记录汉末魏晋以来三百年间名人文士的言行及其琐闻轶事。

书中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僧徒，经历各异，异彩纷呈。

《世说新语》的主要内容是：肯定文人名士的疏放，豁达大度，崇尚隐逸自然。

鄙薄功名富贵。

对于统治者的奢侈贪婪也有所揭露。

同时也反映出夸耀门阀制度，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

这部小说是魏晋名士生活的形象画卷。

鲁迅评价其艺术特点为“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

”后世出现了大量的仿作。

第二节唐代传奇到宋元明传奇小说概述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唐人传奇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已经开始在文学领域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

鲁迅曾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繁荣昌盛，文学各种体裁的普遍发达，对于唐传奇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唐传奇在艺术上，无论构思布局、人物描写、语言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

一、唐代传奇
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称之为“传奇”，最早见于晚唐裴鉶的《传奇》一书,宋以后根据这种小说记叙奇行异事的特点而以传奇概称之。

有的正统派文人也以此有别于高雅的古文。

唐人传奇根据它的历史情况，可分为三个时期：
１、初唐到盛唐，是由志怪到传奇的过渡时期。

这个时期作品数量较少，承六朝余风，多描写志怪为主。

流传至今的只有王度的《古镜记》、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张鷟的《游仙窟》三篇。

现存最早的唐传奇是王度的《古镜记》，小说主要写一面有灵性的神奇古镜到处降妖伏怪、治病驱邪的故事。

大概是用若干个有关镜子的志怪故事串联而成的，在主题上表现出一些矛盾的现象。

比如，古镜一方面治病救人，一方面又认为：“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一方面古镜置害人的妖精于死地，同时又不饶恕那些不害人还希望“变形事人”的精怪。

作者在小说中叙述了自己的家世、仕途及人事变迁，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故事曲折，文字优美，较六朝志怪有较大的进步。

无名氏作的《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携妻子南征，途中妻子被白猿精劫走,救回时已经怀有身孕,后生一子名询。

“聪悟绝人”,形貌却像猿猴，长大后以文学、书法知名于时。

宋以后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唐人为嘲讽貌似猿猴的欧阳询所作。

小说围绕白猿盗妇展开矛盾冲突。

着重描述欧阳纥历尽艰辛、寻妻杀猿的行动。

杀死白猿后，又用倒叙的手法交代白猿的恶行。

叙事写景比较生动形象。

张鷟的《游仙窟》在唐开元年间便传到日本，颇受欢迎，在国内则久已失传，近世始有人从日本抄录带回中国。

小说中，作者自叙一次偶入仙窟的艳遇,宣扬“欢乐尽情，死无所恨”的及时行乐的思想。

男主角张文成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形象出现，仙窟中的十娘和五嫂的形象也反映出当时企图冲破礼教束缚的女性生活的苦闷。

小说采用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