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研究_刘姿麟

2014年7 月 辽 宁 警 专 学 报 July 2014 第4期(总第86期) JOURNAL OF LIAONING POLICE ACADEMY No.4(Ser. No. 86)34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研究刘姿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研究生部， 北京 100038）摘 要：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分别从严密法网和严厉处罚两方面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刑事执法过程中，由于难以操作、缺乏协调等原因，大大降低了食品安全犯罪人被惩罚的概率。

针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应坚持贯彻“宽严相济，以严为主”的刑事政策，并适当地引入严格刑事责任理念。

关键词：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价值；缺陷；完善建议中图分类号： D6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378(2014)04 -0034-06收稿日期：2014-05-08作者简介：刘姿麟（1990-），女，辽宁省大连市人，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公安学理论，比较警察研究。

一、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概述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这句话是我们祖祖辈辈、一代代人，用生命和健康为代价而换来的警世之语。

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屡禁不止，据有关数据统计，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件367件，审结333件，生效判决人数410人。

2012年1至6月，受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案件330件，审结276件，生效判决人数425人。

[1]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采取趋重的刑事政策。

与此同时，对于严重的食品安全犯罪也加大了处罚力度，适用较重刑罚并通过大众传媒广泛报道以示警诫。

尽管如此，食品安全犯罪仍屡禁不止，可以说，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并没有得到有效地遏制。

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王牧教授认为：“狭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打击和防止犯罪而运用刑事法律武器与犯罪作斗争的各种手段、方法和对策。

它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刑事立法、司法和司法机关的刑事惩罚措施。

不包括社会对有关犯罪的各种其他对策，仅限于直接地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事惩罚对策。

广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打击和防止犯罪而与犯罪作斗争的各种手段、方法和对策。

它不仅包括以直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各种刑罚对策，还包括能够间接防止犯罪的各种社会对策。

”[2]本文仅从狭义刑事政策即刑事惩罚政策角度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进行研究。

二、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价值分析美国著名学者罗斯科·庞德曾经提出,“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

即使是最粗糙的、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迭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

”[3]于刑事政策，其基本任务之一即选取适用于目标刑事政策的价值。

（一）自由与秩序的选择——秩序第一，自由第二在处理自由与秩序的关系上，并非是一成不刘姿麟：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研究35变的，这需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思考。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情境下,对该问题的讨论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以曲新久教授为代表的主张自由第一，秩序第二；二是以文海林检察官为代表的观点，主张以社会秩序为基调，个人自由也兼顾。

文海林检察官认为，“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实则反映了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以秩序为基点，以自由为目标，才是现实与理想妥当的结合。

”[4]从食品安全犯罪的现状来看，后者的观点更符合实际需要。

正如享廷顿所提出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遇到的首要问题在于保持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权威。

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如果不能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就无法完成国家权威合理化的改革任务。

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

人当然可以有秩序有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5]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当今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食品安全问题亦如此。

对于食品安全犯罪，必须以法治原则为基础，建立起合理、善良、尊重人权的秩序，同时也要意识到秩序价值的有限性。

切不可一味强调秩序价值，应使社会秩序间接地推进社会发展并最终有利于个人自由这一长期目标的实现。

（二）公平与效益的选择——兼顾公平与效益社会的发展，总是公平与效益相互协调的结果。

公平与效益的协调问题就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互协调的问题，两者的失衡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

对于该问题，应尽力做到两者的和谐统一。

如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那么法律也就失去了它的基本。

如果单纯追求社会效益，又难以调动起广大群众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从当前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方面来看，更加强调其惩罚职能，偏重于重刑，这种做法即强调刑罚的经济效益。

而在刑法适用方面，由于难以操作，缺少衔接等因素导致犯罪人被惩罚的概率大大降低，没有做到公平公正，忽视了社会效益的价值。

食品安全刑事政策在对公平与效益这两个价值进行选择时，要朝着为刑罚设计最经济的运行模式而努力，争取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地遏制食品安全犯罪。

（三）优先保障生命权、健康权德国刑事政策学者曾提出：有利于刑事政策的刑法应将符合公众利益作为其最高目标。

德国刑事政策思想的核心是“突出强调刑事立法、司法和行刑均应更多地考虑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

”[6]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极大地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在这个世上的人，因其为人，而享有权利。

生命权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权，一个人的生命权如果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其他权利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健康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如果健康权不能得到保障，其他权利也就很难实现。

因此，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的两项极其重要的权利。

每个人日常都需要呼吸清新空气、饮用净水、吃饭穿衣、患病就医，这正是每个人最基本的需要，同时这些也与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紧密相连。

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不仅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重要的是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出于保障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优先保障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的角度，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必须将保障人的生命权、健康权作为基本的价值维度。

三、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的缺陷（一）立法缺陷：不严不厉我国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曾提出，“对待犯罪是严还是不严（即刑事责任严格还是不严格，刑事法网严密还是不严密），关于刑罚是厉（苛厉）还是不厉，两两搭配，在理论上有四种组合，即四种刑事责任模式：又严又厉；不严不厉；厉而不严；严而不厉。

”[7]就我国当前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而言，可以说是一种不严不厉的刑事政策。

1．定罪政策——“严”之解读我国著名刑法学家陈兴良教授曾对“严”与“厉”做出解释：“‘严’解释为严格、严厉和严肃，严格指法网严密，有罪必罚；严厉指刑罚苛厉，从严处罚；严肃是指司法活动循法而治，不辽宁警专学报 2014年第4期36 徇私情。

在三种含义中，尤其重要的是严格和严厉。

”[8]正如我们所知，我国当前涉及食品安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包括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

此次《刑法修正案（八）》的改动，虽对于以往而言是有其进步之处的，例如：将“卫生标准”改为“安全标准”、增加适用较重刑罚的条件、确立了食品监管渎职罪等，但食品安全犯罪法网依然比较疏漏。

其一，食品安全犯罪规定的主体、行为方式与行为对象不严密。

食品安全犯罪中的主体只有生产者、销售者和监管者；食品安全犯罪中的行为方式仅有食品领域的生产、销售、渎职行为；食品安全犯罪的行为对象只是食品。

其二，食品安全犯罪主要是故意犯和作为犯。

对于过失心态、不作为方式下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却尚未作出规定。

其三，可以说食品安全犯罪中刑法介入时间过于滞后，入罪门槛过高。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将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作为其成立的条件，而这样一来，危险程度主要取决于裁判者作出的判断。

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及时阻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2．制刑政策——“厉”之解读宽严相济中的“厉”是指刑罚苛厉，从重惩处。

当前食品安全犯罪的制刑政策采取了重刑刑事政策，起初就配置较高的法定刑，从表面上看是比较严厉的。

其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最高刑是无期徒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最高刑是死刑。

其二，在此次《刑法修正案（八）》中，包含两点删除之处：一是对“单处罚金”的删除，目的是防止“以钱买刑”问题的出现。

二是对于“拘役”的删除，则表明了从严惩处的决心。

我国刑法规定，拘役期限是一个月以上，六月个以下，当数罪并罚时不超过1年。

这次将“拘役”删除，使起刑点由一个月提高到六个月，这体现出立法者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姿态。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当前针对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的“厉”的程度依然不够。

一方面，虽然规定了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但在实际的司法操作中极少有人被判处死刑。

许多罪当判处死刑的并非真正处以死刑，没有做到从重处罚，如此一来，使得严厉惩罚的作用就大大降低。

另一方面，在食品安全领域犯罪的刑罚制裁方面，虽然生命刑、自由刑、罚金刑等几种刑罚都涵盖在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中，但唯独缺少对食品安全犯罪人终身禁止从业的剥夺其再犯能力方面的资格刑。

最重要的是我国针对食品安全犯罪并没有严格刑事政策，对很多该领域的犯罪在侦查过程中无法确定其主观责任，因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这几个角度来讲，我国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厉”，实质还不够严厉。

（二）司法与执法中的缺陷：惩罚概率低 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将注意力转移到刑事司法系统。

他们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刑事司法提出了看法。

加里·贝克尔第一个用经济学分析了社会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威慑理论。

贝克尔认为，“犯罪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只有当犯罪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人们才会从事犯罪。

人们会事先考虑其被惩罚的概率和被惩罚的严厉程度，比较由此带来的犯罪成本和犯罪收益的大小并进而决定是否犯罪。

因此，惩罚的确定性和惩罚的严厉性能够威慑犯罪，这构成了著名的威慑理论。

”[9]司法威慑的前提就在于有罪必罚。

在很早的时候，贝卡利亚就对该问题进行过论述，他认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10]从威慑理论来看，当前食品安全犯罪虽然配置了比较严厉的刑罚，但由于惩罚的概率比较低，无法真正威慑食品安全领域的犯罪。

而惩罚概率低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执法中。

1．行政处罚与刑事惩罚衔接不畅 2008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案件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件84件，生效判决人数101人；2009年共审结此类案件148件，生效判决人数208人；2010年共审结此类案件119件，生效判决人数162人；2011年1月至10月已审结此类案件173刘姿麟：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政策研究37件，生效判决人数255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