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同时下的一些解读相反，这本书大概并不是一本要“告别革命”的保守主义著作，在前言中，有这么一个铿锵有力的句子：“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p32）此外，对托克维尔而言，革命也不是你能告别就能告别的了的，因为大革命有其结构性原因。一言以蔽之：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
中观社会结构：
大革命所诞生于其中的“政治社会”结构是托克维尔特别关注的。他观察到了几个令人惊异的现象，比如说“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p64）他对比了德意志与法国，得出的结论是在德意志，农奴制的痕迹更重，桎梏更深。但发生革命的场所却是在法国而不是德意志。
当这么一个旧制度体现出了对统计数字、审批、行政公文、政府法规的特殊嗜好的时候，可是一点都不让人惊奇。
这里出现了又一个奇怪的现象：托克维尔承认旧制度下的法国政府还是“发展”导向的，不是单纯为了统治而统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将手伸向一切社会实践领域，企图控制一切。但思想领域却被奇怪的遗之在外，“政府允许极其自由的讨论有关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p103）托克维尔自己的解释是，“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它以为那种事与它无关”，但原因应该比这个“统治者愚蠢短视”的解释要更复杂。因为路易十四的王室审查官对查禁书籍特别有兴趣，路易十五、十六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也在努力运作。但确实这种查禁从来没有上升到“焚书坑儒”的程度也是真的。可能的解释之一是：统治者内部的分裂——高等法院为了挽回颓势，需要从公众中寻找政治支持，政府方面也有此企图。但正如威廉多伊尔所说，“法国没有代议制，因此无论是谁，政府还是社会中的个人，都无从了解公众，也无从获知公众的观念。于是公共舆论常常被当做合法性的尺度，也常常被看做是民意的客观表述。每一个人都想拉拢公共舆论。”这样就没法向舆论领袖们痛下狠手。
旧制度下还有好些矛盾呢。比如说，一方面，在旧制度下，由于缺乏制衡与法律，也就缺乏克制的精神，在人民和政府双方都缺乏对“政治”的信任，官民冲突非常容易以暴力开、收场。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p107），由于无可凭藉，社会改良者们就把眼光集中于政府，对政府的作用寄予了过高的期许，甚至农夫也把改良耕作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派出巡视员身上。这种对权力执行者和制度的严重不信任，与对权力本身的期望，就构成了另外一对矛盾。（我想，这个矛盾非常容易造成一种“总体解决思路”。但是“个别解决思路”在旧制度下也多半是行不通的。旧制度每天都在产生绝望【绝望于用社会合作解决问题】，因为在社会生活的任何角落都受到政府这条或者那条条规，这个或那个政府部门的许可与否的制约。这个困局的解决办法之一可能是齐头并进的“总体——个别解决思路”：社会自身首先要组织起来，在尚未被权力管制的领域【必然是那些不重要的领域】活动，培育组织、养成习惯，等待“将军”。而“将军”的目的不是为了改造社会，反而是为了放弃此梦想。）
自1705年以后，法国没有发生一次农民起义/暴动，老百姓倾向于将国王看成是保护者（他能控制日常生活物资的价格）。教会只要自己的特权得到尊重，也倾向于与国王合作。贵族已无实际控制地方的权力，其福利仰赖王室的恩惠。如果政府真要对贵族动刀，无人可以阻挠，路易十四要废除贵族的免税权也就废了。新贵和旧贵、富贵与穷贵、穿袍与佩剑、宫廷与乡村贵族之间的重重矛盾是贵族力量的致命伤。对政府威胁最大的是高等法院的法官（手握谏诤权、法律注册权、颁布行政法规之权），这些人的职位是政府卖官鬻爵而来。政府要罢免法官就要退还买官的花费，通常肉痛舍不得，也就造就了法官的独立性。但政府只要下决心整顿，比方说退还钱款、御临法庭、放逐法官（如果该法官太过批龙鳞），法院也不是不可以控制。
这个观察不但让托克维尔惊讶，也让其他人感到有必要解答。其中一个解答是“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欺软怕硬的”。当然，一场革命通常是以一场社会与政治运动的面目出现的，而对于一场成功的社会与政治运动来说，资源、舆论准备、组织、政治机会是必不可少。而只有在一个较宽松的社会条件下，才具备这些条件。从这个角度上讲，革命确实欺软怕硬。
“阶级分裂是旧王国的罪恶，并且后来成了它的托辞”（p144），我们怎么能不猜疑这是旧制度的有意所为！
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的另外一项重要观察是：被离弃的农村。旧制度把一切资源都集中在了巴黎，集中在了城市（托克维尔也提到了不公平的赋税制度的重要影响。富裕人士纷纷奔向城市企图购买一官半职从而摆脱公共负担）。无人领导，也无人负责，承受最重的赋税、徭役与歧视。对于这些被遗忘的人群，托克维尔给出警示：“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p169）长期被遗忘，成为爆炸点，是不会带来理性的思考与理性的行动的。在旧制度下，当贵族不再履行他的保护职能，当资产阶级变成分利集团，事到临头，谁也无法领导这支庞大的社会力量。
当然，托克维尔是想强调，大革命所发生的社会其实已经是一个中世纪制度衰微的社会（因此革命的发生同中世纪关联不大）。但是这种中世纪制度衰微是不是意味着封建制度不再起作用，不，不是的，封建制的保护功能萎缩，但束缚功能仍在。贵族的旧义务随旧权力而去，但仍保留了特权。
封建制的衰微自然是王权扩张的结果。十八世纪一位法国大臣纪尧姆曾说道：法王就是sovereign，对他而言，虽然不能为所欲为，但也不是不可能的。国王、御前会议、督察官(intendant)组成官僚机构联手统治着国家（顺便说一下，商务印书馆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将intendant这个职位翻译成总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一书则指出总督governor另有其人，通常是由大贵族凭出身担任的，而intendant则由律师或职业行政人员组成，他们也是贵族，不过通常是新贵。总督位高权轻，督察官位卑而权重）。
但是这么说忽略了另外一些东西，因为在稳定——革命光谱之外，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暴动”——当人们被逼到生存的死角，即使没有资源、没有组织、没有政治机会，同样会有行动，只不过这种行动通常以一种相当无序、无法预料又极含暴力色彩的方式出现。中原历代王朝的覆灭（除少数几个）难道是饥民“欺软怕硬”的结果吗。从这个角度讲，德意志为什么没有发生群众运动，不是因为它太硬，而是因为它还不够硬。
前些天有位端宏斌先生也写了一篇本书的读书笔记（为什么政府高层热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简单的把托克维尔这个观察理解成“公知误国”，让人怀疑他（她）到底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如果我们把这个理解继续延伸成“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政治经验，不适合治国，所以还是应该让现有的治国者继续治国，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我想，就更加是个错误。
托克维尔指出，旧制度下的法国社会是一个原子化的社会。原子化，在这里可以做两种理解。第一重指的是个人间的组织能力。除了官僚集团，别无其他有组织力的集团。而这个以等级制构建起来的集团，也有因为内争、世俗导向而导致的组织涣散问题。换句话说，只有原子，没有分子。第二重指的是思想、习惯、精神和风尚方面的相似性。“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p120）
在这一编里，托克维尔主要讲述的是势、术。
一、人们普遍缺乏政治经验
大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人领导大革命的浪潮、以理论治国。这是托克维尔重点批评的内容之一。日后苏珊?邓恩在《姊妹革命》一书中也指出，领导美国革命的人士既受过高等教育，也都是从政多年的政治家，他们把知识分子的眼光同政治家的实践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但在法国，是另外一回事。美国驻法国大使，也是国父之一，莫里斯，评判说法国革命领袖们想象力有余而知识、判断或者反思不足，法国“已经用天才取代理智作为他们的向导，以试验取代经验，因为他们喜欢闪电而不喜欢阳光，所以只能在黑暗中徘徊。”（p42）。另外一位大使，约翰亚当斯，也认为法国当时的思想家和革命领袖们对政府这门科学可以用“无知”两个字概括。
顺便说一句，对于法国桎梏较轻这个评论，其实托克维尔自己也有不同意见。《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十二章的题目就叫做《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仔细考察其内容，托克维尔是在讲，整个社会的进步是不均衡的，有些人，被远远抛到时代的后面，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待遇。革命，远远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么简单。
《旧制度与大革命》三编，大体按照对革命的抽象（宏观）判断、中观社会结构、微观诱因（政治、社会行动）来撰写，对大革命做一病理学的分析。
抽象层次：
对托克维尔而言，过去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反（教会）迷信、反暴政的说法，都只看到了这场革命的表象。从政治结构的角度讲，革命不是削弱了政府权力，而是极度加强了政府权力。“它在实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托克维尔特意强调，它是旧制度就是中央集权制。这既表现在地方中央关系上，也表现在横向的权力关系上。省三级会议和市政会对督察官俯首听命。农村里的教区虽然有自治形式，如同美国村社，但托克维尔辛辣的讽刺道：“二者彼此相似，就像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相似一样。”（p89）换句话说，教区治理虽然有选举的形式，但被选举官员已变成国家的工具，而非自治机构成员（逻辑同我国农村治理。托克维尔在这里写道：“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几乎所有那些曾经摧毁自由的君主最初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他们自认为这样便可将只有专制力量才能给予的种种便利于公众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p90、p86）。托克维尔特别提醒，国王通过设立行政法院的方式剥夺了高等法院干涉行政的权力，官员自称：“因为普通法庭的原则与政府的原则从来都是不相容的。”（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