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时代转换之发端

第一节 五四运动的思想源流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运动。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阵营的成员，中国在决定战争遗留问题处理和战后世界和平问题的巴黎和会上受到列强的不公平待遇，不仅没有享受到战胜国应有的荣耀，反而备受屈辱，由此而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反应，以北京学生运动为开端，最后发展为社会各阶级、阶层共同参加的抗争运动。因此，五四运动究其实质是一场政治运动和爱国运动。但是，作为其思想源流，五四运动与此前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以思想启蒙为旗帜、以民主和科学为主旨、以百家争鸣为表现形式的新文化运动，为国人开启了全新的视界，激荡着长期浸淫于传统思想与文化熏陶中的国人心灵。提倡蔑视传统、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充分的精神条件。
在一片复旧的沉闷空气中，有识者仍在思考国家的前途命运以及其应走的发展道路。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国人的认识水准较前毕竟有了变化，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概念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慢慢滋养着人们的心灵，而经过清末民初的革命激荡与舆论开放，传统的、封建的、专制的种种事物概念，也正在引起人们的反感与抵制，这种变化在城市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们中表现更为明显。相较于晚清时期，民国成立后的出版、传媒业数量更多，出版与报道面更广，虽然与民初的开放环境相比，袁世凯确立其统治后，政府对出版、传媒业的控制有所加强，但毕竟已无法恢复旧观，他们在政府控制的缝隙中仍然博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1915年，因为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刺激了国人的爱国意识，对新思想的传播也是有利的因素。所有这些，都为传播与弘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15年9月《青年》杂志的创刊，一般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青年》主编陈独秀早年受到维新派思想的影响，后赴日留学，又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1903年回国后积极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创办上海《国民日报》、芜湖《安徽俗话报》，参与组建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民国成立后，他一度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协助都督柏文蔚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1915年6月回国，9月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在《青年》创刊号上，陈独秀以《敬告青年》为名发表的发刊词，标示了他办刊的目的和方针在于弘扬“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大主张，归结为“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从而打出了作为新文化运动象征的民主（时称“德先生”，即Democracy之音译）与科学（时称“赛先生”，即Science之音译）的大旗。
第四章 பைடு நூலகம்
五四运动与时代转换之发端
五四运动发端于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交涉的失败，但其思想源流则来自于先前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弘扬民主与科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中国人思想观念的更新。随之而起的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事件，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外而言，五四运动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下滑、国家利权不断丧失的趋势，开始了中国国际地位缓慢回升、国家利权逐渐收复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其间仍有各种波折，但历史大趋势自此已不可改变。对内而言，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的历程，经由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组织，产生了工人阶级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政治面貌、社会结构和思想倾向从此开始有了非常的改观，革命的性质亦由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因此，五四运动成为近代中国由不断丧失国家独立与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向下沉沦趋向而向着实现完全的国家独立、民族自由、人民民主、民生富强的上升趋向的转折点。
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对封建旧礼教的犀利批判，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与其提倡文体革命，也就是白话文运动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汉语文体长久为文言文所垄断，虽然民间话语使用口语，文学创作也有相应的反映，但居于官方垄断地位的仍是文言文写作，口语以及相应的白话文只是不入流的表达方式。这种状况束缚了人们表达方式的自由，不利于许多文化水准不高的人学习并接受文化知识，有碍于文化的传播，更不必说诸多文盲学习文言文之难了。因此，新文化运动将改革文体视为革命之举，加以大力提倡，亦为顺理成章。
胡适是文体改革最早的提倡者，1917年1月，他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其文体改革主张为：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颇为欣赏，随后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发表《文学革命论》，揭示“文学革命”的主张，并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目标：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将胡适着眼于文字表现形式的文体改革推向着重于改变写作内容的文学革命，表示出他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不妥协的战斗精神。鲁迅则是文体改革和文学革命的积极实践者，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的《狂人日记》，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以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使用为开端，白话文渐渐成为中国语文的主导表达方式，一场以文体改革为发端的白话文运动，看似文字表达方式的变化，远不及狂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那般为人瞩目，但却在中国文化史与文明史上留下了受惠于后人的久远影响，对在普通大众中传播与普及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民国成立后，共和制度的诞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民初的思想界一度颇为活跃，对民主的追求、对制度的设计，均有热烈的讨论，国人的思想也随着共和制的诞生而获得了新的活力。但是，袁世凯当政后，其施政理念趋向于复旧，注重于褒扬以礼义廉耻、四维八德、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界一时处在较为沉闷的状态中。1914年9月，袁世凯发布“祭孔令”，以“道德”为中国的“立国根本”，提倡以尊孔读经而讲求传统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是以国有治乱，运有隆污，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1914年9月26日《政府公报》。1914年12月23日，袁世凯在天坛行祭天礼，其官位设置、上下称呼、处事之道等均有复旧之趋势，直至其谋划称帝，将复旧推向了高峰。一时间，民国的社会面貌颇有回复旧观之征象。
新文化运动产生的广泛影响也与运动参加者服膺的百家争鸣理念及其实践分不开的。百家争鸣虽为古人所倡，但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长期独尊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学，缺乏真正百家争鸣的环境，遏制、压抑了其他思想流派的发生与发展，也不利于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新文化运动大大改变了这种状况，参加者可以自由发言、自由讨论，从而刺激了新思想、新观念的生长，而新思想、新观念的生长又推动了百家争鸣局面的继续与扩大。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最终谱写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新篇章。在这个过程中，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一系列改革为实践百家争鸣的理念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弘扬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诉求，也是其时中国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因为民国建立后，民主遇到了军阀专制的挑战，而实行民主的重要基础则是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所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实为切合解决时弊之要求。《新青年》作者群体或多或少都写过弘扬民主与科学的文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言论是陈独秀所发：“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因此，“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载《新青年》第6卷第1号。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中国第一所大学，也是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的校长。蔡是前清翰林，曾在欧洲就学游历，富有学术修养和民主精神，他还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在任上推动过教育制度的改革。他出任北大校长后，根据北大现状和中国实际，对北大进行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将北大打造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校。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诸项改革中，最有远见卓识、最富于长久影响力的，是他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和百家争鸣的思想取向。他提出：“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对于革新北大的教员队伍，蔡元培并无成见，而是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故对其“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思想自由）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论，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载《新潮》第1卷第4号。根据这样的方针，他在北大既聘请了大力宣扬新思想、新观念的民主派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也聘请了着力维护旧思想旧观念、拖着长辫的保守派辜鸿铭、筹安会的发起人刘师培等人，还聘请了并无明显的政治主张，但学有专长的诸多学者。以国民社、新潮社为代表的学生团体在北大也非常活跃。蔡元培在北大采取的一系列改革，身体力行地实践了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改变了北大的面貌，形成了北大自由、民主的办学传统与求新、活跃的学术空气，而且其影响及于社会，对新文化运动和其后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非常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新青年》作者、编者群体之不少人出自北大，五四运动以北大学生游行为先导，并非偶然。
陈独秀笃信进化论，认为“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故其在1916年9月将《青年》改名为《新青年》，以凸显其“新”而与“旧”抗衡。此后，因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陈则以《新青年》为中心，团结北大的文科的一批同仁在其周围，如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高一涵等，担任《新青年》的作者和编者，《新青年》的影响因此而越来越大，发行量不断增长，读者争相传阅，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新青年》和北京大学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但台湾学者比较注重其与国民党人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亦有日本学者认为其与欧事研究会和旧国民党人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显然过于深文周纳了，而作为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的溯源上，也未触摸到核心。所以，如果用既存政治组织和势力去给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作定位，显然是徒劳无功的。”见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5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有关讨论，请参阅相关研究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