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思考2

与赞成辩诉交易的声音相比，反对的声音似乎显得更为响亮，如从《法制日报》收到的来稿看，反对在我国现阶段实行“辩诉交易”的读者占了多数。反对的理由主要在于：认为这一舶来制度不仅缺乏法律根据，而且直接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规定；在当前我国司法公正尚受到怀疑的现实条件下，实行辩诉交易极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暗箱操作”、“权钱交易”，进而助长司法腐败。[9]有学者对将反对引入辩诉交易的理由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辩诉交易是一项倍受争议的制度，多数国家都对它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中国法不应当、也没有必要采用。其二是，辩诉交易是特定条件之下才能正常运行的制度，不符合中国的法律精神和司法实际。美国之所以大量地使用辩诉交易处理刑事案件，涉及到非常复杂的制度背景，如“纠纷解决型”的诉讼目标模式、尊重个人主体地位的当事人处分原则、普遍、有效的律师帮助制度和以诚信为本的商业运作机制。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存在着许多无法逾越的障碍，包括：我国刑事诉讼采取了典型的“政策执行型”的目标模式；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客体地位使得他不可能具有与公诉机关平等地讨价还价的条件、无法保证交易的公正性；辩诉交易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和“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相冲突。其三是，辩诉交易会强烈冲击侦查、起诉和审判制度，破坏正在逐步完善的程序法制，加剧司法腐败。其四是，辩诉交易不利于鼓励有罪被告人认罪、悔罪，也不是解决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的适当手段。辩诉交易不仅不能使“坦白从宽”的政策制度化，不利于促使犯罪人悔罪，相反，它鼓励有罪的被告人在认罪时与政府讲条件，被告人不会认为自己最后被判处的刑罚是对他的公正处罚，而会把它视为自己或者辩护律师讨价还价的技巧不高或者是检察官、法官强硬立场的结果。大陆法系多数国家没有采用辩诉交易，在少数接受辩诉交易的国家，绝大多数案件也不适用辩诉交易，但它们并不存在我国这样普遍的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相反，在我国，如果要确认辩诉交易，首先必须解决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以为被告人创造与控诉方平等交易的条件。因此，从实现刑事程序的法治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着眼，我们应当珍视正当程序，拒绝辩诉交易。[10]
该案发生后，引起了新闻媒体、司法实际部门以及学界的广泛关注。《法制日报》在2002年4月19日对该案作了报道，并于2002年4月24日、4月27日、4月28日、5月15日对不同的观点作了介绍；2002年5月21日《北京青年报》法律圆桌栏目以“辩诉交易能否带来公平与效率”为题组织嘉宾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学者；《人民检察》2002年第7期刊登了3篇关于辩诉交易的笔谈文章；2002年8月13日，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诉讼专业委员会在贵阳召开了“控辩双方权利模式研究”研讨会，与会代表就辩诉交易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2002年12月，《政法论坛》（2002年第6期）组织一部分专家学者对辩诉交易问题各抒己见。据《法制日报》称，自4月19日报道国内首次采用辩诉交易审理了王玉杰受伤害案以后，近一个月该报编辑部陆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参与探讨的来函、传真和电子邮件数百件，足见社会各界的关注程度。[2]
我们认为，“辩诉交易”出现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并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背景因素：其一是，通过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逐步从大陆法系的审问式转向英美法系的对抗式，这种转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导致各方面的制度配套朝着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方向转化。加强对抗式的结果使得正式审判程序变得相对繁琐、正式审判所耗费的时间相对变长，因此，产生了对一部分案件简化程序的需求，辩诉交易作为一种比简易程序更为简易的速决程序，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其二是，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以及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我国的刑事司法观念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以往学界对“辩诉交易”猛烈抨击，认为这种做法是对司法严肃性的严重亵渎，对司法公正性的毁灭性破坏；而现在不少人士则对美国的“辩诉交易”为其刑事诉讼带来的好处羡慕不已，进而主张我国应予仿效并在实践中加以尝试。这种从排斥到接受的转变，其原因之一在于刑事司法观念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市场”加速扩大。讨价还价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扩展到政府的管理领域，市场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刑事司法领域，交易、和解、妥协等观念不再为刑事司法所完全排拒。其三是，在近年来的法院改革中，举起了“公正”与“效率”两面旗帜。一方面，法院的部分改革措施旨在进一步完善程序，加强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另一方面，一些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成本的方式和手段也受到相应的重视。如从1999年下半年，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法院开始进行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探索，对本应按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一审刑事案件采用简易化审理的方式。从2002年8月1日起，北京市开始普遍试行普通程序简易审。采用简易审的案件必须同时符合四个条件：（1）被告人自愿认罪；（2）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3）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4）被告方同意适用的。普通程序简易审类似于英美的有罪答辩，它为进一步采用“辩诉交易”制度奠定了基础。其四是，在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讨论中，检察权的性质和检察机关的定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检察机关自身也在不断探索检察权的理论与实践、寻找“检察职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在美国，大量的案件以辩诉交易的方式解决。尽管法院对辩诉交易拥有司法控制权，但在实践中，许多法院乐意接受控辩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很少对协议进行严格的审查。[11]这导致相当程度上的“检察官司法”，辩诉交易本身也以检察官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为前提。因此，基层检察院对“辩诉交易”的尝试，也可视为检察制度改革的一种探索。其五是，随着刑事司法人权保护意识的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被视为刑事诉讼的客体，加强对其诉讼权利的保护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因此，被告方与控诉方之间就定罪、量刑问题进行讨价还价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超期羁押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使被告人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诉讼权利、采取“速决”的方式结案。
还有学者认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主要有：确立刑事诉讼中诉讼双方之间的协商机制；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以及被告人主体性的价值理念；确立了基本证据存在的情况下就可定罪的制度；解决案件双赢的现实主义态度；提高了诉讼的社会效益。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的现实必要性主要体现在：首先，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尽快结案，减少积案，解决案件拖延甚至久拖不决的问题，并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其次，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是对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有助于培育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观念，并使其获得实际的好处；再次，有助于将我国长期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法定化并真正贯彻执行，真正体现鼓励被告人认罪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刑讯逼供与超期羁押问题；最后，有利于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对于刑事司法资源相对短缺的我国来说，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具有客观需要。此外，引入辩诉交易，通过发挥控辩双方的协商机制在解决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对于防止司法权的过度集中化也具有重要意义。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需要在借鉴的过程中作出严格的限制，最大限度地避免其负面影响，包括：（1）限制辩诉交易的范围，即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刑事案件；以后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及各方面制度的成熟，可以适度扩大适用范围；（2）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的适用条件，适用辩诉交易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案件有一定证据但不够充分，二是公诉人、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参与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3）合理设计交易的程序，对被告人的减刑幅度不得超过应处刑罚的三分之一；（4）建立相关的保障性制度与程序，如赋予被告人沉默权，保障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建立被害人参与交易的程序，赋予检察官求刑权等；（5）设立严格的司法审查机制。[8]
从新闻媒体、学术会议以及法学杂志的相关报道来看，人们对辩诉交易制度存在着极大的争议，大体可分为“赞成说”、“有限制的借鉴说”和“反对说”三种不同意见。
来自于司法实际部门的赞成者认为，首先，司法改革没有现存的模式，可以在基层试一试各方面对辩诉交易的反映；其次，司法实践需要辩诉交易，“第一案”25分钟即告审结，大大提高了诉讼效率；再次，审判活动与世界接轨，外国一些新鲜可行的方法应该试一试；最后，审判的最佳效果应当通过社会效果来检验，从“第一案”来看，被告、原告、公诉方、辩护人和法院都很满意，干警也很赞同，老百姓也认可，可以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3]有学者对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的新尝试表示赞赏，认为将辩诉交易的好处概括为“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实现多方满意”是恰如其分的，应当支持基层检察院和法院搞试点，边摸索，边总结，以便为日后从法律上正式规定辩诉交易作准备、打基础。[4]还有学者认为，辩诉交易是现实的、合理的，因为的确有一些案件一时查不清。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排斥辩诉交易的理由是司法权与诉权之间不能进行交易，如果将行使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看作是诉权的行使者，将他们与被告人之间的交易看作是两种诉权之间的交易，辩诉交易便不应当再被拒之千里之外了。[5]
有学者从诉讼观的角度探讨我国确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认为：辩诉交易在各国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体现了正义的不可交易性与公共管理的非交易性在实践中受到的巨大挑战。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符合辩诉交易特征的做法，包括：刑事司法人员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时与被告方交涉并形成合意；“舍卒保车”，与从犯进行交易；通过检察机关放弃指控终止诉讼而实现辩诉交易；通过刑事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简易审实现辩诉交易。这种辩诉交易与美国为代表的辩诉交易存在一些重要区别，如交易的主要目的不同，前者重在获取口供，后者重在认罪；交易的法律后果不同，前者除少量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案件外，并不免除审判程序及控方的证明责任，后者则免除了审判程序及控方的证明责任；交易的规范性与明确性不同，前者欠缺制度化要素，导致交易的条件、内容、程序与后果的模糊性、不确定性，后者则具有规范性和明确性。通过对辩诉交易及其实践的思考，有助于建立一种新的诉讼观。这种诉讼观主要由以下四个方面的观念构成：（1）交换是一种基本社会机制，同时也是一种诉讼机制；（2）诉讼是一种“风险博弈”，为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可以实行和解与妥协；（3）通过诉讼实现正义的有限性，即“有限正义”的观念；（4）正义实现必须付出代价，即“正义有价”的观念。该学者由此认为，在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是必要的，对辩诉交易进行制度性确认，避免因其无据性而导致无序性，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建构上的重要课题。适度地确认以及对辩诉交易进行规制，包括许多方面，如：限制适用范围，只能将其适用于一定刑度内的犯罪，同时，一部分案件，如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案件等，禁止辩诉交易；限制交易内容，如限制量刑折扣的幅度，同时禁止进行犯罪性质的交易；规范交易形式，如以书面形式确定协商认可的内容，避免其后来失效；加强司法审查，健全救济机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