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
秦晖和金雁——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秦晖秦晖和金雁夫妻，双方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人文学者。
秦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一九八一年，秦晖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师从赵俪生教授研究农民史，特别是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
自八十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主要为古代商品经济史及中外比较经济史。
九十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中坚人物。
金雁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对苏联和东欧的历史与社会转型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研究。
这两位学者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在清贫与寂寞中保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和独立。
秦晖先生言行从不高调，却始终坚守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他有名言曰：“高调再高，苟能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
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这便是自由主义者待人接物的基本准则。
九十年代以来，大学教授的生存环境大有改善，愿意去当官和商的帮忙、帮闲的学者，想要过上“居有屋、食有鱼、出有车”的优越生活，突然变得易如反掌。
对于大部分身处名校的教授来说，八十年代那种“脑体倒挂”的困难生活，已经成了一种遥远的回忆。
秦晖和金雁夫妇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他们没有去“走穴”，没有去申请那些投官僚之所好的学术基金，他们的学问与生命是融为一体的，他们抓住的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与现实中的真问题。
这样的学问当然很难在那些“核心期刊”发表，也不能获得官方的若干奖项。
在今天的教育界和学术界，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九十年代中期，当秦晖和金雁夫妇刚刚调到北京，因多篇观点新颖和思想深邃的文章而引起学界注意的时候，我曾经和友人一起前去拜访和讨教。
那时，他们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近一套破旧狭窄的、名副其实的“陋室”之中，屋子的总面积大概不到三十平方米。
一间小小的书房，四壁都是顶到天花板的书籍，还有更多的书还装在纸箱里，根本无法上架。
秦晖幽默地对我们说：“有时候，为了查找一份资料，不得不搬开几个大箱子，满头大汗，如同大海捞针，也算是一种写作间隙的体育锻炼吧。
张宏杰：你所不知道的秦晖
张宏杰：你所不知道的秦晖作者：来源：《记者观察》2019年第02期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问题与主义》，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
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
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01秦晖老师是一个从上世纪80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完整地保留着80年代的习惯。
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了一次。
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
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
”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
”我当然只好唯唯。
进了秦老师蓝旗营小区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
室内别无他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都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
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
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
幾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做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
02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
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
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
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分析_基于渐进主义改革的背景审.
改革与发展中国利益集团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分析———基于渐进主义改革的背景审视杨友国,刘志民(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210095[摘要]中国渐进主义改革背后隐藏着利益集团政治的渐进发展模式,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益集团处于孕育阶段,发展较为隐性,社会利益相对共容,这就奠定了有序的改革环境。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利益集团步入形成阶段,由于渐进改革的不完善,其发展带有强烈的失衡特征,强、弱势集团之间两极分化严重。
本世纪初,中国利益集团进入到博弈阶段,各集团间无序竞争不断加剧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成为渐进改革持续推进的障碍。
因此,中国利益集团发展迫切需要过渡到有序治理阶段,以实现社会利益分配的规范化、均衡化。
[关键词]利益集团;渐进改革;利益共容;利益分化;利益冲突[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901-0044-06上世纪80年代,中国采取了渐进主义改革路线,明显区别于前苏联与东欧地区的激进主义变革———“休克疗法”。
学界一般认为,正是这种截然不同的转型方式造成了两个地区起点相似且目标任务相同的社会改革取得的效果却差异巨大。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渐进主义创造了“中国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国家,而休克疗法带来的却是前苏东地区的全面衰退与几近崩溃。
然而,也有部分学者将目光集中于不同转型方式背后隐藏的利益集团政治之谜,认为中国之所以转轨进程比较顺利,就在于其渐进主义改革一直处于作为社会“共容利益”[1](p4代表的中央政府主导之下,着眼于社会总体产出水平的增长,避免了在改革初期出现地方政府、官僚资本、跨国资本等“狭隘利益”集团对社会“共容利益”的激烈瓜分与侵蚀。
[2]事实上,中国渐进主义改革路径之下隐含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利益集团渐进发展模式。
中国利益集团的渐进发展,不仅对改革初期的顺利转轨与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对当前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专访清华大学教授秦晖： 明治维新 比辛亥革命 流血
秦晖：科斯反对国家干预的立场，与发展 市场经济的方向无疑是吻合的，但是他们语境 中的国家干预，是凯恩斯式的或福利国家式的 干预。 这两种干预都是在尊重公民财产权的前 提下进行的。 不管怎么样，公众作为纳税人的 权利是受保障的。
科斯在反对这两种干预的时候，只涉及效 率而无需为公正操心，只需要畅谈“交易成本” 而不必研究交易者的权利问题。 这绝非因为交 易权利不重要，而是这个问题在西方不成为问 题。 所以科斯定理要说，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 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场交易完 全自由，就能达到效率最优。
他认为，在这种背景下，一个人要选择反 福利的立场，首先应该指责特权者福利，而不 是反对劳动合同法、最低工资法等等；如果一 个人要支持福利政策， 那么首先应该主张中 国增加更多的底线福利，为最穷的人说话，而 不要支持公务员队伍扩大福利。
“如果这两种人都能发挥作用，那中国就 逐渐正常了。 ”秦晖说。
很多扯皮说穿了
读 +：社会正义、个人权利与道德应该是一 种什么关系？
秦晖：我一般不空谈道德。 用自己的道德 观强求别人是不道德的。 私人领域，坚持“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就行，但我认为公德这个东西 还是值得说说。
我们要反对巧取豪夺的人， 说得简单一 点，首先要禁止抢劫，承认买卖。 如在买卖之 外，还有慈善，那最好不过，但是没有也不能强 制。 强制是万恶之源。
在我国，一旦讲公共服务，很多人 就拿西方做例子， 说人家西方都承担 不起。 具体到所谓延长退休年龄，依秦 晖的看法，西方当然应该延长，他没有 卖地财政，没有垄断性国企。 而我国延 续了 30 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老百姓的 养老功能、传统的家庭养老有困难，那 么政府应该承担起码的养老责任。 秦 晖认为， 很多扯皮在经济上说穿了就 是个财政问题。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摘要]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交易成分不同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
但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却存在一个产权初始配置合法性缺失亦即公正性的缺失的严重问题。
因此只有实现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才能有利于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奇迹”的继续。
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秦晖；中国奇迹；原因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
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对此秦晖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分析不管什么思潮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
而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各国进入转轨以来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经济滑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就是关于所谓“东欧激进”与“中国渐进”的说法。
秦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原因：（一）“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在转轨以前，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都被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应叫“非市场经济”更合乎两者的共性。
东欧的这种所谓“理性计划经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产物。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30年成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后来也是东欧经济学界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康托罗维奇，他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等。
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
中国奇迹研究报告
中国奇迹研究报告中国奇迹研究报告摘要：本报告通过对中国奇迹的研究，分析了中国在经济、社会和科技等领域取得的惊人成就。
报告认为，中国奇迹的实现得益于政府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推动等因素。
同时，报告还指出了中国未来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引言中国奇迹是指中国在近几十年中取得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所展现出的独特崛起。
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迅速转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于2010年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
本报告旨在探究中国奇迹的原因和影响，并对其未来发展进行预测。
二、中国奇迹的原因1. 政府发展战略：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发展战略，包括“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等。
这些战略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推动了中国奇迹的实现。
2. 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和机会。
通过引进外资、开放市场以及与全球经济的联系，中国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技术的跨越式进步。
3. 市场化经济：中国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使企业和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
三、中国奇迹的影响1. 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是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
中国以其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庞大的人口资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对全球贸易和投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2. 社会进步：中国的奇迹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质量。
大量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城市化进程加速，人民的教育水平和医疗条件也得到明显提升。
3. 科技创新：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迅速崛起也是中国奇迹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创新和研发中心之一，许多高科技产品和创新应用在世界范围内走俏。
四、中国奇迹的挑战和机遇1. 结构调整：中国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问题。
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加强科技领域的研发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 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中国奇迹的实现也带来了环境问题。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
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来源：网易—新闻中心2006年4月26日超越派性之争，寻找变革道路——秦晖、温铁军、汪晖之间的一场讨论作者秦晖整理【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
《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
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保留了其它两位对话者的全部对话内容（包括两位事后整理增补的内容及前后文的顺序、体例，乃至两位认为应当放进来的他人言论，均一字不删，以对历史负责），但他们的对话内容在文中的性质属于引文，不影响笔者自负文责、自享文权。
——秦晖第一部分国家的责任与权力关于过去的争论中国农民摆脱束缚，无需支付失去保护的代价？秦晖：在中国—东欧转轨比较上，如今争论双方似乎有个共同点，即都说中国渐进、东欧激进。
只是一方说中国渐进就对了，而东欧激进则是犯了过分市场化的错误。
另一方则认为：目前中国采取的渐进改革，虽然短期内增长比较快，但将来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
而东欧国家采取彻底的自由化道路，所以现在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将来会有很大的发展。
但我看，如果不谈政治改革，仅就经济转轨而言，中国渐进东欧激进之说本身就很可疑。
如果拿东欧和中国做比较的话，从直观上我们可以看到，两边各自内在的差异实在太大了。
对于东欧自身来讲，即便历史与地域都很接近的国家，如爱沙尼亚和白俄罗斯，在转轨方面就差异极大。
爱沙尼亚几乎把所有的资产都卖给了跨国公司，而白俄罗斯简直比南街村还南街村。
中国也同样如此，像温州几乎全部都是私有制。
而中西部地区的河南，却有南街村这样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无论温州还是河南近几年虽然有升有降，但总的来说一直都在增长。
而东欧各国无论爱沙尼亚还是白俄罗斯都出现了经济滑坡。
如果仅用激进或渐进很难解释这种现象。
为了把事情说清楚，首先应该分析这些国家的差异是从哪里来。
秦晖在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讲话
秦晖在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的讲话第十三届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于2013年2月22日—24日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
23日，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思想互动空间F:做大做强国企改革”分论坛上称，49年前我们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是万恶之源，“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秦晖表示，现在很多国企就是商业考虑，但是它背后有政治权利支持，讲得简单点，就是用国家的权利，来为某些特殊的利益赚钱，或者是用老百姓的话讲，用公家的鸡下个人的蛋，这个事情非常可怕。
秦晖认为，目前的情况下，很重要的一点，要强化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
现在有一些国企有一些很不正常的情况，作为国企承担责任是应该的，国民根本不应该感恩，你不做老百姓就要找你问责。
以下为文字实录：秦晖：我也跟文魁一样，如果从类型分析，而不是从案例分析的角度讲，如果讲案例问题，的确这两位都是杰出的国企的企业家，都做得不错。
但是就类型学分析，讲国企的弊病不是需要很敏锐的思想能够看得到的。
而且说实在的，揭露国企弊病是我们共产党走得最远的。
49年前是怎么骂国民党的国有企业，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大家知道三座大山有一座是官僚资本，它是什么？不是四大家族办的私营企业，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有企业。
但是那个时候共产党说是万恶之源，共产党那个时候对国企和民企的东西有一个说法，叫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就是国进民退。
曾经有一次，我都想过，我说民族资本，说实在的，把私营企业看做是民族的资本，共产党的评价大概是全世界也没有过的。
我当时在台湾就讲过，比如说国立大学是一个说法，但是共产党的可以这么叫的都是民营的。
台湾大学按照共产党的定义，就不能叫国家的。
我们现在搞经济体制改革，用不着思想解放，你就把49年以前，我党的理论都用过来，其实改革不就是要解决所谓的官僚资本摧残民族资本的问题吗？讲透了就是这么一回事。
只不过后来到了49年以后，国营企业换了一块牌子，一下子从万恶之源，变化百善之手了。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中国最大问题是左右派都想讨好“皇上”——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作者：韩咏红聚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日前在本地举行。
借着本次论坛，本报专访了多位学界名人与企业家，请他们更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现状与出路，并将内容以专访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
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
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
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
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
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
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能预测可能性多高。
和黑暗擦肩而过--秦晖自述
和黑暗擦肩而过——秦晖自述作者：秦晖2005-08-26 09:36:00发表于：博客中国秦晖广西人，1953年12月生。
1977年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导，担任《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与经济史。
主要著作有《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合著）、《江浙乡镇企业转制案例研究》、《学问中国》（合著）等。
尽管一眼失明，另一眼只有0.2的视力，但这并没有成为秦晖书山路上的障碍。
一出生就右眼失明应该说，有些事情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有些说起来是很偶然的。
比方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就是先天性青光眼，当时在全国来说这种病都是很难治好的。
我的右眼在出生之后就是失明的，左眼也非常危险，在广西看不好，后来又到湖南去，当时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眼科医学中心就是湖南湘雅医院，我出生十几天就到了那里，那里的医生说，这么小的孩子动手术很危险，建议维持一段时间，长大了再动手术。
回到广西之后发现不行，我眼睛的情况一直在恶化，后来又到了很多地方，包括同仁医院、中苏友好医院等等。
后来在上海的汾阳路医院，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眼科医院之一，我做完了眼科手术。
现在我每次做眼科检查，医生都说这手术现在也不容易做。
当时如果不做，或者动坏了的话，现在的我就会永远在黑暗当中了，可以说我是一出生就和黑暗擦肩而过。
虽然动了手术，但我还是留有先天性青光眼造成的视神经萎缩，直到现在我的视力还是很差，右眼失明，左眼只有0.2的视力。
包括我在农村插队，插那么久也跟我的视力有关，因为招工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没有，体检总是不合格。
后来我考研究生，我的导师因为这个问题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当时有人看了我的体检材料就担心这种情况不知道往后怎么样，不知道我的视力能够维持多久。
浅谈“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七月情人节唯美的寄语【篇一】七月情人节唯美的寄语1.片片尘埃铺展在撕碎的欢乐上，你长袖轻舞，就能扫去尘埃，重聚往日的欢乐，思念，若说这是梦，我愿是不醒的梦，因梦中有您，梦里有情!情人节快乐!2.情人节让我对你无限思念。
将心泊在彩云升起的港湾，偷偷把幸福刻在你的心间，用一缕爱的丝线，将你我紧紧绑在岁月变迁的终点。
情人节快乐!3.情书篇篇，掏心掏肺。
情歌曲曲，真情真意。
情丝缕缕，牵肠挂肚。
情网结结，挽情留爱。
情意绵绵，思念思念。
情缘段段，珍重珍重。
祝你幸福，开心如意。
情人节到，吉祥快乐。
4.一点相思几时绝，七月十四表心意，三生有幸遇见你，四海之内有知音，五彩纷呈生活美;六弦琴奏心情爽，七星高照福运到，八面来风赞美你，九州真爱锁定你，十全十美爱上你!5.上课偷偷写情书，书中偷偷夹礼物，课间偷偷拍照片，书上偷偷写留言，打饭偷偷跟后边，吃饭偷偷坐对面，周末偷偷打电话，睡觉偷偷信息发，我们今生今世在一起吧，祝你情人节快乐啊!6.哈喽，我叫情人节，有句话在我心里憋啦好久，在这特殊的日子里，我想对你说：“我喜欢你”。
不知道你喜欢我不。
不过没关系，不管你喜不喜欢我，我都喜欢你，我希望你永远幸福，快乐!7.情人节又到了。
知道吗，拥有你，我天天都是情人节!拥有我，你天天都是劳动节!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天天都会是狂欢节!8.心儿很大，有你的心才不空白。
梦想很多，有你的梦才不无奈。
旅途很长，有你陪伴不再遥远。
生活很烦，有你同行不会孤单。
亲爱的，我们一起过情人节吧!9.花有多香，只有闻了才知道;山有多高，只有登过才知晓;河有多深，只有下过才明了;你有多好，只有我知道。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10.心动不如行动，与其蠢蠢欲动还不如冲动!情人节，让表白多飞一会!兄弟们给力啊，萌动完了努力的煽动，祝大家都把女孩儿们感动!11.情人节到了，你一定要全面实践科学情人观，持续提升情人的幸福指数，该送房送房，该送车送车，实在不行，就送大蒜吧，有升值潜力。
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读后感
《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背后的原因和逻辑。
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作者分析了中国奇迹的发生背景、道路选择、制度优势、创新驱动等多个方面，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我看来，中国奇迹的发生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
首先，中国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条道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断推进市场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
这种道路选择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次，中国拥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这种制度优势体现在政府的高效运转、市场的有序竞争、人民的积极参与等方面，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此外，中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
近年来，中国在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这种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不仅提高了中国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也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当然，中国奇迹的发生也离不开其他因素的支持。
例如，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劳动力成本低廉且素质较高；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然而，尽管中国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成就，但仍然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
例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因此，中国需要继续加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总的来说，《中国奇迹是如何发生的》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经济发展成就背后的原因和逻辑。
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作者分析了中国奇迹的发生背景、道路选择、制度优势、创新驱动等多个方面，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并非偶然，而是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文化决定论的困境
文化决定论的困境作者：秦晖时间：2011年6月19日11:37 10次浏览0条评论0次顶欢迎分享大学网精彩文章：主持人：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首先要表示对大家热烈的欢迎，今天是最早的一个台风首先今天是今年最大的台风，大家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大家还能够如约而至，在这边感谢大家。
珠海市文化大讲堂在这里如约开讲。
今天请到秦晖教授，秦晖教授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导，他曾经是美国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他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一位学者这样评价他，说秦晖是我们这个民族应当珍视的人，他无疑是当今思想型学者之一，他的思想不但超过五四一代，而且到国际学术界也是够格的。
他90年代建立农民学，一系列的乡村调查研究欧洲与中国的转轨比较。
在研究领域当中注重弱势群体的权益。
在网上有秦晖教授的一个观点，说秦晖教授呼吁城市要给农民工一个更好的空间，所以网上呼吁城市要建贫民区，虽然这个呼吁有点儿误解，但是还是表现了秦晖教授的对贫民的关心。
今天的演讲主题是《文化决定论的困境》，愿今天的讲座一如今天的台风和暴雨，带给我们一种感受。
他今天的讲座能够给我们思想以启迪，让我们以热情的掌声有请秦晖教授。
秦晖：谢谢大家在这么个风雨交加的情况下参加我们的演讲，我们的时间宝贵，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讲的是关于“文化决定论”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从“五四”以来一直很关心这个文化的问题，而且是大家一个世纪都在这两者倒来倒去一下子批判传统文化一下子弘扬传统文化。
一下子是所谓的西学东鉴，一下子反对西化。
老是在这个里面搞来搞去有时候说中国人的国民性（劣根性）需要改造，中国人有劣根性，有时候说中国文化不光是我们中国人要坚持而且全世界要从中国文化寻找药方。
(中国改革30年反思--秦晖教授的演讲)
1956 “八大” 开始大批“一长制”，中国工业从此 恢复“政工治厂”。企业 “提倡算政治帐”，取消 经济核算，“不计成本不计盈亏现象相当普遍”， “无人负责和瞎指挥盛行”，甚至“有些单位把规 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地契那样烧毁”，“车间 ‘自由生产’；仓库‘门户开放’”，[1]直到酿成 三年“人祸”。 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刘少奇、薄一等力争后 拒绝列入“车间、工段实行党总支、党支部领导下 的车间主任、工段长负责制”，抵制政工治厂的恶 性发展。[2]中国工业赢得几年喘息时间。 然而“四清”开始后，《工业七十条》就“被扔到 一边”，不用说恢复一长制，就是党委领导下的厂 长负责制也被说成“架空党委”、“没有跳出苏联 一长制的框框”。1965年“上海座谈会”提出“割 去厂长负责制这个尾巴”，学习军队，实行政委制， “企业管理日益‘政治化’”，[3]终于导致文革中 彻底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和“无计划的命令经 济”。
“八大”转折：理性计划经济向“无计划的命 令经济”或中国式社会主义转型 1949年以前的资源委员会官僚和之后的苏联 专家虽然意识形态与党派背景大异，但都是 理性计划论者，崇尚福特主义、科学管理、 计划均衡、专家治厂等科学主义信条。 1956年苏联模式失色，毛式浪漫主义乘势取 代苏式理性主义，中共八大否定“一长制”， 接着“鞍钢宪法”取代“马钢宪法”，政工 治厂、废弃均衡、五小三边、大轰大嗡，直 到文革中的“运动经济”，一切计划管理几 乎都被废除。
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陈云、薄一 波等人的矛盾除去个人因素外，如果 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 就是“命令经济”与“理性计划经 济”，“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 “政治经济学”与“计划科学”的区 别。
“反对修正主义”
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 的教条倾向。 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 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 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计划经济 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 “反市场”色彩外，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 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 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 和“山、散、洞”政策，乃至基本建设中实行“三边主义”、 “首长工程”、“条子项目”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 的。
秦晖谈中国模式
我当然认为民主比专制好（用更为低调的说法，作为一种制度，民主比专制的坏处小）。那么为什么民主制度以前一直可以成功运作？其实老百姓也不是不懂道理，如果财政真要出了一些问题，本来很快就会反映到社会上，造成一些小危机，老百姓感受到了，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么无论是税收增加，还是福利减少，老百姓也不是不能接受。其实民主制度实行一两百年以来，税收是明显增加的，如果民主制度一建立就不能增税，岂能维持到现在？福利也是一样，民主制下老百姓接受福利降低也是不乏前例的。
秦晖：中国为什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
秦晖：中国为什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秦晖：中国为什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
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
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
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
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
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
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
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
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
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摘要】本文通过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奇迹，首先介绍了中国奇迹的背景和制度相关概念。
接着探讨了中国奇迹的主要特征以及制度经济学对其的解释。
然后分析了中国制度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探讨了中国奇迹持续发展的因素，并提出了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展望。
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揭示其中的经济发展规律和制度优势，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和指导。
【关键词】中国奇迹、制度经济学、背景、特征、解释、变革、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启示、未来方向。
1. 引言1.1 中国奇迹的背景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
中国奇迹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当时中国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生产力低下，产业结构落后，贫困程度严重。
此时的中国急需一场深刻的经济改革，以摆脱困境。
中国奇迹的背景还包括政府的稳健政策和坚定领导。
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积极推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中国领导层的决策和执行力也为中国奇迹的达成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2 制度相关概念的介绍制度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和制度安排。
而制度经济学则是一门关注制度如何影响经济绩效和个体行为的经济学分支。
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础。
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有三个主要的相关概念：制度、制度设计和制度变迁。
制度是指规则、规范、习俗等对行为和组织的约束和激励机制。
制度设计是指对制度进行改变或者调整的过程，旨在提高社会经济绩效。
制度变迁则是指制度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而发生的变化。
在中国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中，理解这些制度相关概念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奇迹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在近年来进行的制度变迁，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的未来
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文化的未来我们的会议经过两天的讨论，大家都发表了很多。
今天的圆桌会议，主题聚焦到我们会议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究竟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
下面，我们先请秦晖先生发言。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谢谢大家，本来应该是杜先生先发言。
但杜先生要我先讲，不好意思。
新文化运动已经100周年了，的确，我们有很多事情需要反思和深化认识。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已经经历了几十年。
这几十年，主要有两种思潮，而且是截然相反的思潮，对我们影响很大。
一种就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说法，其前提就是认为启蒙半途而废，不够彻底，认为启蒙应该进一步深入。
另一种思潮恰恰相反，认为启蒙太激进，它基本上属于保守主义的话语体系。
这与1990年代所谓“告别革命”的说法有关。
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救亡压倒启蒙”和“告别革命”这两句话的是同一位先生，但这两句话一句认为激进还不够，另一句认为过于激进。
这其实非常有意思。
如果你是一个法国人，一方面说法国的问题是卢梭的学说被压倒，另一方面说法国的灾难是大革命造成的，那就很难理解。
如果说卢梭的学说真的被压倒，还有大革命吗？如果大革命那么糟糕，那导致革命的这种学说被压倒又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悖论。
在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我觉得救亡对启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依我看，新文化运动的转向，或者是中国启蒙的转向，其实是在巴黎和会以前早就发生了，在辛亥革命前后就已经发生了。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只把新文化运动叫做“启蒙”，这其实在世界史上是比较奇怪的。
因为世界史上一般启蒙都是在革命之前，无论是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的关系，还是英国的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光荣革命，以及不太光荣的克伦威尔革命，那都是革命在启蒙以后的吧？那为什么中国在启蒙以前就有革命呢？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之前就有一场启蒙，而且这场启蒙已经把民主、共和，在所谓“天下为公”和反对“家天下”的名义下，搞得几乎人人皆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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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作者:秦晖
编者按：
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
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
“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恢弘历史长剧正在揭幕之际，无疑，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
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
为此，本报特刊发秦晖教授的文章，并将陆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力求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出有启发性的解读和总结，以飨有兴趣于中国道路、中国走向的广大读者，敬请垂注。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 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
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
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
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
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
（参见秦晖：
《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
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
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
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
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
（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