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翻身》看张庄的土改变革及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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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村庄的土改纪实看农村女性解放

从一个村庄的土改纪实看农村女性解放

从一个村庄的土改纪实看农村女性解放提要:《翻身》一书不仅介绍了中国土改时期一个村庄的革命,还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同时对农村女性社会生活,家庭婚姻生活和参与政治的活动做了详细的记述,而这些普通事件的背后,是农村妇女利用土改这一良好时机,努力实现自身经济、政治、家庭生活上翻身的事实,是女性解放过程中的重大跃进。

关键词:《翻身》;土改;女性解放一、引言《翻身》是一本由美国人William·Hinton(韩丁)所著的关于中国土改时期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

韩丁在一九四八年春天以观察员的身份,亲身经历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

近代以来,女性解放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

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解放涵义的理解逐渐鲜明起来。

“社会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类的解放;个性解放指女性从自身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体生命的解放;阶级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类全体的解放。

”[1](P118)在韩丁的《翻身》一书中,描写了几个相当典型的女性解放形象:政治觉悟较高的妇女主任胡雪贞;试图投机取巧的王老太;不断翻新花样保护自家财产的富农寡妇王凤只;力争离婚权利的申仙娥。

二、土地改革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经济上的无权状态,成了决定女性处于卑弱与从属地位的根本因素。

”[2](P575)但是,这不能证明女性在生产劳动中占有很小的份额,她们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家庭劳动,甚至在个别的家庭担任着主要劳动力的责任。

实际上,只有“人类社会男人与女人两大主体的相辅而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3](P56)《翻身》中的王从来媳妇即是经济上翻身的典型。

这位九岁被卖为童养媳的苦命人,受尽了婆婆及王来顺夫妇的百般刁难与摧残。

一九四五年底,在批斗王来顺的过程中,从来媳妇一马当先,表现出了昂扬的斗志。

在极度愤恨之际,“从来媳妇从自己瘦弱的身上解下一根腰带,和她儿子一起,用腰带和拳头痛打王来顺。

《翻身》读书笔记

《翻身》读书笔记

《翻身》读书笔记:对于“翻身”一词的解释,作者在序言中专门作了说明: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

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

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

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

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

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

总之,它意味着进入一个新世界。

这就是本书题名为《翻身》的原因。

它叙述了张庄农民怎样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经过。

全书的记述从1937年开始到1948年止,着重讲述了1945到1949的状况。

虽然我党在这段时间还没有建立全国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但恢复经济的建设已经有条不紊开始,涉及张庄的自然是土地和农村政策。

书中一开始就给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最典型的北方农村的图景,落后、破败、贫穷。

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已经用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过了千年,对他们而言,生活似乎只能是这样,受三根支柱——传统、村政府、暴力的压迫,一场病,一场灾,他们的生活就会永远陷入贫困之中。

对我个人而言,他们毫无疑问是可怜的,值得同情的。

而书中这些笔法也是为了给我们一种背景的铺垫,他们受到了来自于各方的压迫,地主、富农、教会、日军、伪军,这是为后面的土改和翻身做了张本。

关于农民与地主关系的问题,在本书中有了新的体现,一直以来,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中,农民就是被欺压,剥削和压榨的一方而,而地主则代表了“非正义”的一方,然而在一个较为客观的纪实下,可以得出更加客观的答案。

长期处于受压迫状态的人会对施加压迫的主体产生出畏惧之外的依赖感。

这一点在《翻身》前两部分有所表现。

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与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很相近。

农民被地主逼到生存的边缘地带,但不至于全部灭亡,虽然生活举步维艰,对地主恨之入骨,但也尚未被逼到造反的境地。

翻身与翻心:土改中女性的双重体验

翻身与翻心:土改中女性的双重体验

2012.04LAN ZHOU XUE KAN■妇女研究翻身与翻心:土改中女性的双重体验———以沂蒙地区为例王克霞(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青岛266580)[摘要]土地改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成功的社会动员。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准则、认知价值和情感等灌输给了广大妇女,同时沂蒙妇女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完成土改,通过集体活动获取另类体验,实现了其社会价值。

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翻身”,更是心灵上的一次呐喊———翻心。

土改中,沂蒙妇女走出了家庭和原有的生活圈,参与到了社会革命的宏大历史运动中,在集体主义的精神世界里实践着自身的解放。

[关键词]土改;沂蒙妇女;翻身;翻心[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12)04-0107-04[收稿日期]2012-02-11[作者简介]王克霞,女,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妇女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政治与学术之间: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的农村问题研究”(批准文号:10YJCZH022);中国石油大学自主创新科研计划项目“革命与变迁:山东革命根据地妇女研究”(批准文号:12CX04011B)。

土地改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最广泛、最深刻、最成功的社会动员。

对于农村妇女来言,土改不仅是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翻身”,更是心灵上的一次呐喊———翻心。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政治信仰、准则、认知价值和情感等灌输给了广大妇女;占中国妇女大多数的农村妇女也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并完成土改,并通过集体活动获取另类体验,实现了其社会价值。

学术界对土改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以女性主义角度来研究土改的成果并不多见。

文章在查阅相关档案的基础上,以沂蒙根据地妇女土改运动为例,探究政治运动中女性的独特体验,以期对今天妇女政治工作有所借鉴。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作者:李敦白来源:《百年潮》2014年第11期说起外国专家,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最多的是苏联专家,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苏联专家总人数有几万人,当时北京比较大的单位都有苏联专家,在全国各地分布也较广,重要建设项目中都有他们的身影。

苏联专家的角色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更是全面的指导者,是“顾问”。

他们自成体系,跟别国的专家不相往来。

苏联专家无疑享有崇高权威,受到最高礼遇,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能像在东欧那样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

苏联专家要求参加党委会,是不会被同意的,只能在会后被传达相关内容。

这件事恐怕引起苏联顾问的极大不满。

我所在的广播事业局,首席苏联顾问名叫巴宾克(Babinko)。

巴宾克要求参加党委会,被拒绝后大发脾气,因怕激怒他,开党委会时只好悄悄通知,不让他知道。

他们在生活上也跟其他专家隔离。

友谊宾馆一位姓宋的副总经理告诉我们,友谊宾馆主楼的大餐厅特别讲究,苏联专家在那儿用餐,其他专家只能到副楼餐厅。

宋曾跟他们的领导说,我们觉得很难为情,都是从兄弟国家来的专家,都是我们的客人,不让他们进主楼餐厅用餐不好交代。

对方告诉他,这是他们国家安全的需要。

说明他们根本不相信这些兄弟国家的同志。

苏联专家的生活待遇也高人一等,各单位要配备会做俄国菜的厨师;办公室宽敞讲究,如巴宾克的办公室铺地毯,连梅益局长也比不上;坐车必须一人一辆,而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国家的专家只能拼车。

这种情况既让别国专家不满,也使中国方面为难。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欧美和其他国家的外国专家总人数不多,大概几百人吧,他们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其他大城市也有零星分布。

“文革”中有两张外国专家写的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批示,第一张大字报很著名,是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森(汤反帝)等人于1966年8月31日写的,他们要求参加“文化大革命”,自己及子女获得政治参与权,同时取消生活上的特权。

几天之后毛就作了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

地主有没有招你惹你?——评一本叫《翻身》的书

地主有没有招你惹你?——评一本叫《翻身》的书

地主有没有招你惹你?——评一本叫《翻身》的书央视某主持人摊上大事儿之后,有学生很认真地问我,你怎么看?我也很认真地想了想说,我不认可如此戏谑地调侃“智取威虎山”,即使在任何场合都有些不太妥当。

与这个戏谑的态度相比,我更无法认同他所调侃的内容。

这不是情感上的,而是理智上的。

不是先“站队”后说话,而是有了认识再选择立场。

当然我知道那个学生问我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他是愤愤于央视的“处理”。

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当然不能指责这名学生,所以我在说了上面这番话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也不认可这种“行政”处理。

理由是,在现在这样的语境下,一个“行政”处理,除了激发更多的情绪和意气之争外,还能有什么作用?是的,公开认错了,但是真的“幡然醒悟”吗?你信吗!(当然这个理由我没有和学生说,跟他说显得有点“说教”。

)那么,要真地“说服”他认同我的看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详细地谈一谈。

当然全面反驳太困难(不是难以反驳,而是反驳起来要说上几天几夜),尤其对其中涉及开国领袖的问题,所以只想对其中所说的“地主招你惹你了”,进行一个“事关正义”的辩论。

现在为“黄世仁”抱不平的人太多了,而在我看来这种抱不平或者太阴险或者太糊涂,不得不辩。

而为了说清说实我的观点,我打算介绍一本叫作《翻身》的书。

《翻身》是“中国人的老朋友”美国人韩丁(Wi lliam Hinton)1966年写的一本书,正如书名副标题“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所显示的,韩丁深入土改第一线,客观记录下了山西省下一个普通村庄——张庄的土改全过程,对“地主到底有没有招惹到我们”这个问题做出了让人信服的回答,并且不回避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暴力、滥用权力、腐败等,但后者并不够成对前者的否定。

这一切都使其不仅可信,而且具备相当厚实的思想穿透力,从而赢得了左右两派学者的一致认可,例如曾做过国民党下级军官的史学家黄仁宇就在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不惜篇幅地讨论和称赞过此书。

韩丁《翻身》“翻身”无疑是最能说明土地改革的关键词,它不仅仅指打到地主并分他们的房屋、田地与财产,从而改变农民在经济上的受剥削地位,而且指的是“翻心”,是心灵获得解放,摆脱封建伦理与迷信的束缚,追求平等(人与人的平等、男人和女人的平等等)。

《翻身》——对土地革命的讴歌

《翻身》——对土地革命的讴歌

《翻身》——对土地革命的讴歌作者:钱高霞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9年第05期[摘要]土改造成了农村社会结构、关系、观念等深刻变化,本文就革命性叙事史诗《翻身》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与困难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中的决定力量,从而揭示了一位外国友人对土地革命进行讴歌的深刻原因。

[关键词]翻身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作者简介:钱高霞(1982-),女,安徽池州人,安徽大学社会学系07级硕士研究生。

一、《翻身》的由来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8年中共潞城县委根据《土地法大纲》精神,重新部署土改工作,并于2月份派出土改工作队,当时任教的韩丁就跟着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庄积极热情地投入到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火热的土改运动中。

此后6个月中,韩丁亲历了张庄的贫农和下中农生活困苦的状况。

在近一年时间里,面对严酷的斗争风雨和艰苦的生活环境,韩丁以坚定的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与张庄农民朝夕相处,记录了该地区土改时期大量翔实的资料。

韩丁将一千多页的笔记整理成《翻身》,使其成为一本记述解放区土地革命的书。

在书中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土改和整党运动,生动地记录了张庄人民打碎封建枷锁,获得翻身解放的曲折过程,“我在这本书里试图通过张庄这个缩影,揭示中国伟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本质。

这场大革命在20世纪上半叶改造了中国,它所迸发出来的巨大的政治、社会力量,不断地震撼着中国以至于全世界。

”[1]对于“翻身”一词的解释,作者在序言中专门作了说明:“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

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

它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

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这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

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

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意味着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

土改翻身 得翻身废除土地剥削制 兴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土改翻身   得翻身废除土地剥削制 兴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

土改翻身得翻身废除土地剥削制兴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作者:陈晋朱薇来源:《新湘评论·下半月》2019年第10期1990年1月,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一篇题为《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的文章中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把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吸引在自己的周围,是由于党领导群众求得解放,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13年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又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思考》的文章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实行土地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实行的土地改革,推倒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剥削制度。

拥有丰富基层工作经验的习近平同志特别关注农民和土地问题。

在其背后,传达的是如何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殷殷之情,和如何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深切思考。

1950年5月2日,刘少奇给七姐刘少怡写了一封家书。

刘少怡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此前专门托人写信,向弟弟“诉苦”。

刘少奇在回信中说:“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

”“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

”1950年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姐姐家像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一样,都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农民背上两把刀:租米重,利钱高!农民面前三条路:投河、上吊、坐监牢!”这首解放前在苏南流行的歌谣,生动反映了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下农民的悲惨生活。

1930年5月,毛泽东曾在地处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寻乌县作过一次农村调查。

他发现,除40%的公田外,包括富農和中农在内的90%以上的农民,总共占有30%的田地,而3.445%的大、中、小地主占有土地则和他们一样多。

根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的调查,1937年,山东莒南地区的3区11村,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是贫农的31倍,是雇农的133倍。

二元叙事与土地改革

二元叙事与土地改革

二元叙事与土地改革——《翻身》与《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的话语比较·行龙刘素林检视20世纪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叙述,大致可分为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两种。

前者把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生动而富有诗意地展现出来,说明土改的必然性及其在国家、民族、历史进程中的巨大意义;而后者则将土改放置于一个与世界紧密联系的视野中来审视,认为土改不但没有实现国家对农村的有效整合,反而使已经十分脆弱的农村社会秩序陷于混乱。

这两种历史叙事所呈现的史观为史学研究者提供了多元的参照视角,《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1](下文中简称《翻身》)、《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2](下文中简称《乡村》)便是这两种不同历史叙事各自的代表作品。

作为革命叙事的典型范本,《翻身》将土地改革描绘成世代受经济盘剥和文化压迫的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史诗性事件;而《乡村》则按照现代化叙事的路径,展现了土改背离官方表述、导致社会失范的一面。

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种文本的研究,展现不同叙事路径下的农村社会景象。

《乡村》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毕克伟、塞尔登分别为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教授,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来华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美国学者。

在《乡村》一书中,作者以华北平原的饶阳县五公村为个案,以五公村领头人耿长锁的生活轨迹为线索,深入探讨了中共在战争时期及革命胜利后在农村社会所从事的一系列改革,以及这些改革与传统文化、国家与农村社会、战争与国家建设等之间的关系。

本书凭借其广泛的文献搜集、生动的现象描述、深入的材料解读、浑厚的理论构建,一举获得了象征美国学术最高荣誉的列文森奖。

《翻身》一书的作者为美国人韩丁,他亲身参与了太行区潞城县张庄的土改,用社会人类学者“在地”式的观察视角,从农民的日常生活逻辑出发来认识土改的社会历史空间,再现了中国农民日常生活的话语表达和社会记忆。

在这本书中,作者将许多相悖的东西,如生趣盎然的形式与外加的观念,荡气回肠的人情与不时插入的冰冷说教,真实的血泪与人为的温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使该书既具有一般的可读性,又有相当的可信度。

反封建话语与土改小说的翻身叙事

反封建话语与土改小说的翻身叙事

反封建话语与土改小说的翻身叙事摘要、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一批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小说。

这些小说以发动―觉醒―斗争―翻身为结构,回答“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党走”这一中国革命的“最大问题”。

这些小说将反封建话语植入传统的乡村社会,借助苦难言说唤醒农民的阶级身份意识,激起他们无比强烈的阶级仇和家国恨,并将这种仇恨转化为不可遏制的土改渴求和“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力量,进而生成了以阶级平等为指向的利益机制和权力结构。

然而,反封建话语与沿袭日久的乡村秩序或乡土文化凿枘不入,二者的扭结冲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翻身叙事。

关键词、反封建话语;土改小说;翻身叙事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1-0090-07《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是较早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小说。

两部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被同时代的评论家视为“中国反映土地改革的代表作”①,并于1951年分别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冯雪峰甚至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史诗式的作品”②。

因此,这两部小说在土改小说创作中是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意义的。

一、反封建话语与乡村社会的现代性重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分别创作于1946年和1947年。

那时的中国正处于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

两部小说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小组进驻乡村开始,描写了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消除种种顾虑,与地主斗争并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最后纷纷加入解放军队伍的过程。

丁玲曾提到,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是要回答“中国解放战争马上就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个“最大的问题”③。

周立波在《暴风骤雨》前言中也说、“东北农村封建势力的最初垮台和农民中间的新的人物最初出现的复杂曲折的过程,就是本书的主题。

”④显然,土改小说的叙事主旨就是再现农民站起来跟党走的过程。

使农民站起来跟党走,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更关系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孙犁笔下的土改

孙犁笔下的土改

孙犁笔下的土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走过来的人都清楚,“土改”,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为使占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贫下中农翻身解放,所采取的非常重要的社会革命,也是后来打倒八百万美式先进装备武装起来的蒋家王朝,所必需的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物质保证。

然而,60年后的今天,某些后来人,也可能有那么一些当年“被革命”的遗老遗少,用今天的“价值观”看问题,对历史上的土改发泄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责难和非议。

甚至有那么一位某派出所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杂文爱好者”,竟发表了《“周八皮”翻案记》(见围城杂文网),说什么周扒皮是“靠养鸡发家致富”的,“拥有水田两亩旱地一顷”,“并无大的恶习”,“半夜装鸡叫”只不过是“发家致富心切,可以理解。

”并对《半夜鸡叫》的作者高玉宝同志不指名地大发污蔑不实之词。

我曾以利见为笔名,回敬了他一篇《人民警察怎能为地主阶级翻案做吹鼓手?》也发表在杂文网站上,招来了几个反对者的胡绞蛮缠,支持者却是少数。

后来在网页上又多次看到一些人由于对“文革”错误缺乏正确认识,而对历史上的土改,甚至对我党的阶级斗争理论颇有全盘否定之言辞。

他们看到的仅是电影《白毛女》里黄世仁被斗争的激昂场面,根本不愿看白毛女的悲惨遭遇。

由于他们的世界观已发生蜕变,或从来就没有改变,同情地主阶级,鄙视贫下中农便成为一股暗流,于是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便浮出水面,甚至有“白毛女是虚构的”等诸多奇谈怪论出笼。

笔者以为,在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思想领域出现这些与和谐氛围并不和谐的鼓噪,尽管是少数,也是绝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

怎么办?唯有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重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重视中国革命史的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培育无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观。

上述所有教育,不能只是说教式,文学艺术要发挥她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企盼有更好的作家、更好的作品问世。

近日重读孙犁1947年5月写的《一别十年同口镇》,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土改后冀中解放区同口镇人民的人文景观,是那样朴实、真切、感人,虽未直接描写土改的过程,但却刻画了土改前后地主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反映了土改后地主家庭的生活水平并非如今人所想象的那样悲惨,尽管通篇并未用“阶级斗争”的字符,却描绘了不同人的不同生活态度,以及剥削阶级中的一些人的进步:“那些过去的军阀、地主、豪绅,则有的困死平津,有的仍纵欲南京上海,有的已被清算。

国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述评

国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述评

国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述评[摘要]对国外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研究的考察,可以从1949年前、1949-1978年、1978年以来三个阶段予以认识。

在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突出的研究主题和代表性成果。

其研究特色是,不断拓展的研究主题、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新意迭出的理论建构。

同时,国外相关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关键词]国外研究;中国农民;政治行为政治行为研究既包括对行为方式、行为特征的研究,也包括对行为动机、行为效应等多方面的研究。

作为中国人的主体,农民不仅是传统帝国改朝换代的“重要工具”,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改天换地的“主力军”。

因此之故,从19世纪末起,国外就对中国农民的政治行为展开了持久而广泛的研究。

对此,我们可以从1949年前、1949-1978年、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加以认识。

一、1949年前:初步研究阶段追溯起来,国外对中国农民政治行为的关注由来已久。

早在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大门的强行打开,西方传教士就纷纷进入中国城乡,并展开对中国农民的观察和研究。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明恩溥于1872年来到中国传教,长期居住于山东农村,其毕生的著述几乎全部以中国农村和农民为研究对象。

其《动乱中的中国》(1901)副标题即为“清末时局和义和团实录”,主要就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及走向高潮予以描述,特别是对北京、天津、通州、大沽口、陕西等地的农民“灭洋事件”予以详实地记载。

在明恩溥看来,农民的反叛、排外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非宗教原因;其突出特征表现为“团练形式下的叛乱”。

这一时期,费正清的研究也引人注目。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美国汉学界的泰斗,尤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对“中国革命”予以特别的理论关照。

1948年,费正清出版了影响深远的《美国与中国》。

该著尽管是对中国悠久历史所作的精简、深入、权威之论,但其间不乏农民起义的论述。

翻身与革命——读韩丁《翻身》

翻身与革命——读韩丁《翻身》

作者: 贾迪
作者机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出版物刊名: 农业考古
页码: 261-266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3期
主题词: 土地改革;革命;韩丁;《翻身》
摘要:1948年,美国人韩丁实地考察了山西张庄的土地改革,随后写下了纪实作品《翻身》。

在该书中,韩丁认为土改使得农民翻身,成为他们支持中共、参加革命的重要原因。

但是通过考察全书所记,可以发现农村中充斥的个人主义和土改中的失误,使得农民们只关注眼前的利益,对土改成果并非坚决保卫,对革命的态度也多有游移。

事实上,中共的军事胜利更能换得他们的坚定支持。

所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农村获得最后的胜利,不仅在于取得了土地改革的成功,还在于他们一直坚持不懈地同农村中的小农意识作斗争。

3土地改革

3土地改革

与“土地改革”相关的文学作 品
• 《创业史》
我也 要
• 《活着》
看! !!
• 《暴风骤雨》
•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平凡的世界》
历 史 剧:
《分马》
资料1: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说: “农民得到了土地,我们的党就得到了农民的拥 护。全国农民拥护的事情,那个时候,没有办不 成的。所以说,这是一次了彻底的最全面的最成 功的一次土地改革。”
资料2:毛泽东也曾兴奋地说:“我为新中国数 万万农民获得翻身的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 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
资料3: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这就 是劳动农民翻身做主人的感觉。土地改革解放了农 村的生产力,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51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1.4363亿吨,比1949 年增长了26.9%。
1. 此图反映了建国初 期什么运动?
2. 进行这一运动最根 本的原因是什么?目的 是什么?
3. 农民拔除地界碑的 依据是什么?
4. 这一运动使生产资 料所有制发生了什么变 化?
类 别
名 称
土地
占有者
不同点
地主阶级 与农民关系
封建 土地 所有制
农民 土地பைடு நூலகம்所有制
地主 阶级
农民
地主阶级与农 民之间是剥削 与被剥削关系
地主阶级 和农民一样
参加劳动
相同点
产品分配 土


地主阶级占 有绝大部分

劳动成果

农民自己 所
占有

劳动成果
歌剧《白毛女》 剧照
歌剧白毛女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恶霸地主黄世仁 逼死佃户杨白劳,又企图将其女儿卖掉。喜儿逃居深山多 年,头发全白,被农民传说为“白毛仙姑”。八路军解放 该地后,斗倒恶霸,喜儿获得翻身。

《翻身》读后感

《翻身》读后感

《翻身》读后感第一篇:《翻身》读后感读《翻身》有感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中的国家。

刚打退鬼子的进攻,紧接着又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统治的战争,大半个中国硝烟四起,民不聊生。

而20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应该至少相当于21世纪初的中国吧,国内相对和平,人民生活水平高。

在这极大的差距下,韩丁来到中国,对于中国的落后,对于在如此贫穷的条件下中国人的不屈不挠,对于落后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对于共产党推行的土地改革,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想了解究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是怎样生活的,更想要真正感受发生在这片东方大地上的土地革命,怀着对一切的好奇,他踏上了前往张庄的研究之路。

韩丁在张庄呆了将近半年,在最后,他并没有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他所真正的收获的,是整个土改的过程,是贫苦的农民一步一步的改变被欺压的地位,变成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主人公的过程。

他真切的感受到了整个土改的一步一步的完善,是土改过程中人民的反应,是各种适度与过激的群众活动,是整个张庄一步一步走向解放,走向民主的过程。

他是中国土地制度重大历史变迁的见证人。

韩丁对中国土改的研究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人,他所参考中属于我国国内的有文献有《土地法大纲》,《毛泽东选集》,还有毛泽东、刘少奇的语录,中国古代的诗词,近现代的歌谣等。

属于国外的有大卫和伊莎白·柯鲁克的《中国一个乡村的革命》,刘少奇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查默斯·A·约翰逊的《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党的力量》。

R·H·托尼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力》,还有J·赖辛·巴克的《中国农业经济》等。

我国国内的文献是韩丁研究的依据,是重要的材料,而来自国外的文献则是他所做研究的参考,他在参考了这些文献后,自己亲自实践考察,写出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关于中国土地改革的研究。

对张庄的土改进行研究,最好的搜集材料的方法莫过于真正参与到活动中去。

通过对群众的访问,即所谓的吃派饭,以及倾听开会时群众的讨论,韩丁从群众口中真正了解到群众的想法,了解到群众艰辛的生活。

从一个村庄的土改纪实看农村女性解放

从一个村庄的土改纪实看农村女性解放

从一个村庄的土改纪实看农村女性解放提要:《翻身》一书不仅介绍了中国土改时期一个村庄的革命,还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

同时对农村女性社会生活,家庭婚姻生活和参与政治的活动做了详细的记述,而这些普通事件的背后,是农村妇女利用土改这一良好时机,努力实现自身经济、政治、家庭生活上翻身的事实,是女性解放过程中的重大跃进。

关键词:《翻身》;土改;女性解放一、引言《翻身》是一本由美国人William·Hinton(韩丁)所著的关于中国土改时期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

韩丁在一九四八年春天以观察员的身份,亲身经历了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革命。

近代以来,女性解放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问题。

五四运动时期,对妇女解放涵义的理解逐渐鲜明起来。

“社会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类的解放;个性解放指女性从自身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体生命的解放;阶级解放指女性从不合理的阶级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类全体的解放。

”[1](P118)在韩丁的《翻身》一书中,描写了几个相当典型的女性解放形象:政治觉悟较高的妇女主任胡雪贞;试图投机取巧的王老太;不断翻新花样保护自家财产的富农寡妇王凤只;力争离婚权利的申仙娥。

二、土地改革提升了农村妇女的经济地位“经济上的无权状态,成了决定女性处于卑弱与从属地位的根本因素。

”[2](P575)但是,这不能证明女性在生产劳动中占有很小的份额,她们承担了相当一部分家庭劳动,甚至在个别的家庭担任着主要劳动力的责任。

实际上,只有“人类社会男人与女人两大主体的相辅而行,才有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3](P56)《翻身》中的王从来媳妇即是经济上翻身的典型。

这位九岁被卖为童养媳的苦命人,受尽了婆婆及王来顺夫妇的百般刁难与摧残。

一九四五年底,在批斗王来顺的过程中,从来媳妇一马当先,表现出了昂扬的斗志。

在极度愤恨之际,“从来媳妇从自己瘦弱的身上解下一根腰带,和她儿子一起,用腰带和拳头痛打王来顺。

《中 国历代变法和改革》土地革命:农民翻身

《中 国历代变法和改革》土地革命:农民翻身

《中国历代变法和改革》土地革命:农民翻身《土地革命:农民翻身》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土地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国家稳定和人民福祉的核心问题。

而土地革命,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让广大农民实现了翻身作主。

土地革命的背景是复杂而严峻的。

在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广大农民却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承受着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

这种极度不公平的土地制度,严重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导致了社会的贫富悬殊和阶级矛盾的激化。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土地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共产党领导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在土地分配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政策。

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使每个农民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这一举措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他们不再是为地主劳作,而是为自己的土地辛勤耕耘。

土地革命不仅让农民获得了土地,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

地主阶级的统治被推翻,农民成为农村的主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苏维埃政权。

农民们积极参与到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创造力。

农民们在拥有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他们精心耕作,努力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同时,也开始发展多种经营,养殖家畜家禽,开展手工业生产,农村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

土地革命还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农民们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真正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他们纷纷加入红军,为保卫革命成果和土地而战斗。

在土地革命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

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给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地主阶级不甘心失去土地和权力,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农民群众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们坚定信念,英勇斗争,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翻身

翻身

翻身作者:季为来源:《档案天地》2008年第03期在中国近代史上,“翻身”不仅仅是革命者的一个口号,更大程度上体现着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底层劳动人民的革命旨向和呼声,一个时期,它几乎成了革命的同义语。

而将这种追求最终变为现实,是几代人的愿望,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斗争的结果,更是历史的必然。

“翻身”,一词,流行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多是用来比喻“从受压迫、受剥削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如“翻身户”、“翻身农奴”等;或是比喻“改变落后面貌或不利处境”,如“打翻身仗”等……“翻身”一词的被广泛使用,是与“土改运动”密切相关的。

在土改过程中农民话语里讲得最多的就是“翻身”。

“翻身”曾经是土改的政治代名词,是中国乡村革命的象征。

土改运动过程中,农民见面的客套话从“吃了吗?”变成了“你家翻身了吗?”,春节拜年时的吉利话“过年好!”变成了“翻身!翻身!”。

人们把过年称之为过“翻身节”。

“翻身”作为土改运动的话语基调,派生出了许多与其相联的语汇,如“翻身运动”、“翻身做主人”、“翻身户”、“翻身村”、“翻身团”。

共产党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翻身梦想1947年7月17日,在西柏坡村东头的一个打谷场上,来自全国各解放区的100多名代表,散坐在树荫和布棚下,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坐在从老乡家里带来的小凳子上,有的干脆坐在地上,主席台是几个长条桌、长条凳和几把椅子,作报告的是刘少奇。

这个露天会议就是改变了两千年来中国农民命运的——全国土地会议。

这个简朴的会议实现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一个梦想:拥有土地;讲出了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平分土地。

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这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颁布的第一个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封建的战斗旗帜,将彻底摧毁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_翻身_华北土改中的资源再分配

_翻身_华北土改中的资源再分配
在群众运动 中,对 不 同 的 对 象 会 采 取 不 同 的 剥 夺 方 式,一般说 来,阶 级 成 分 越 高,夺 田 方 式 越 激 烈。例 如, 1947 年蒲台县三分区土改时,献田 334 户,其中富农 311 户,余为军工属和开明地主; 仲裁 106 户,其中小地主、经 营地主 24 户,富农 82 户; 清算 69 户,其中地主 34 户、封 建富农 31 户,中农( 恶霸贪污分子) 4 户; 没收 24 户,均为 地主和封建富农。瑏瑡 根据表 1 荣成县得地方式的统计,大 地主土地多 为 没 收 而 来,中 地 主 以 仲 裁、清 算 为 主,小 地 主以下则大 多 以 献 田 方 式 获 得 其 土 地。 总 计 而 言,献 田 得地近占得地总数的 60% ,与调解、仲裁合并计算则达 80% ,而清算、没收这些较强硬方式所得土地仅占 20% 。
“在农会控制之下,地主分子是没有自由的。”③ 南池 阳“封锁地主活动”,进行严密监视,不许变卖东西,“黑夜 民兵分头到各家门口看守,白天有贫农团在村口集上监 视”。④ 北海地委报告,“一般的管制是分组监视或分公民 区监视,经常不准他赶集和走亲 随 时 领 导 检 查 户 口,有给以两条路的教育,敌人来时则带着转移。”⑤ 在失 去财富和权力的同时,传统精英的社会地位也迅速降低。 仓上村土改后,地主家男男女女一律参加群众插伙干活, “地主家的小姐太太”见了农会会员“即叫婶子奶奶”,地 主家的学生“见了穷人的学生也低头”,“群众都说这回才 是翻身”。⑥ 十里店的斗争对象,都在衣服背后缝上一块
因此,较高层 领 导 机 构 一 般 都 会 对 献 田 的 对 象 加 以 限制。在决定 是 否 接 受 献 田 时,首 先 要 考 虑 的 是 献 田 者 的身份和态 度。 根 据 冀 中 区 指 示,党 员 干 部 可 以 采 用 献 地方式; 开明地主“诚心献地”者可以接受并予以表扬; “企图以 献 地 投 机 取 巧”者,则 应“揭 破 其 阴 谋,算 账 还 地”; 较大的富农献地者应该接受,并多给留地及给予奖 励。 瑏 瑧 一份土改文件承认,“群众也是很多不喜欢清算斗 争,乐意动员献 田 ”,同 时 却 又 认 为 这 是 阶 级 觉 悟 不 够 的 表现,因为“实际并不是无题目可出”。文件指出,土地改 革“即是农民 思 想 上 的 改 革 问 题 ”,过 多 的 献 田 非 但 达 不 到这一目的,反 而“会 重 走 一 活 跃、二 皮 条、三 消 沉、四 垮 台的阶段”。 瑏 瑨 即便接受地主、富农献田而免予斗争,也必 须“让农民知道这是偿还欠债而不是恩赐施舍,并教育农 民这是由于我们有力量有理由逼使他这样干的”。 瑏 瑩 同时 也要让献田者“了解他拿出地来是还农民的欠债,全拿出 来还不够哩,揭穿地主被迫取巧的开明缓兵之计”。瑐瑠

土地改革背景下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迀与重塑----读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土地改革背景下乡土社会秩序的变迀与重塑----读韩丁的《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Trans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Order of Rural Socie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and Reform
作者: 孟磊[1]
作者机构: [1]湖南理工学院政治与法学学院,湖南岳阳414006
出版物刊名: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页码: 41-51页
年卷期: 2017年 第6期
主题词: 土地改革;《翻身》;乡土社会;阶级;秩序
摘要:我国乡土社会传统秩序的正式终结与新秩序架构的基本奠定,是通过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所发起的农村土地改革来实现的。

共产党人认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
是导致乡村危机的根源,土地改革的开展首先重在对革命干部施以阶级的教育,在正确阶级观
指导下的革命党人能够充分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斗争的结果则是实现了农民阶级的“翻
身”目标并在农村建立起了新的秩序。

然而,这一新的秩序安排并非是乡土社会转型的终点,
它有其局限性:新的秩序安排无法惠及乡土社会的所有成员,始终存在着一批“政治贱民”;
乡土社会彻底丧失了原有的自治空间,上级权力意志支配了其整个内部事务,这与中共在农村
力量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勇于革命、敢于参加斗争的贫雇农成为新的政治精英,对他们的权
力滥用缺乏正式有效的制约机制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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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翻身》看张庄的土改变革及其局限性
作者:席生琴
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6年第07期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美国人韩丁的文章《翻身》对中国山西长治潞城张庄土地改革过程描述,复述了土改的政策的两次变动。

分析了土改取得的成效,检讨运动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投入斗争;有的农村干部受剥削阶级的腐蚀变质堕落;也存在斗争扩大化倾向,打击了部分中农的积极性。

【关键词】《翻身》;《中国土地法大纲》;土改政策变动;局限性
一、《翻身》的背景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土地法大纲》的规定瓦解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把战争的主要目标从保卫解放区转移到在全国范围内打倒地主和买办阶级,《土地法大纲》颁布标志着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共公布了《土地法大纲》,整个华北解放区民众对旧的剥削制度的尾巴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思想残余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攻势。

而《翻身》的作者美国人韩丁1948年以观察员身份第三次来到中国,在山西长治潞城的张家庄做实际观察,实际观察革命后的中国农村。

他于1948年 3月6日踏上了去张庄的道路,开始了解张庄人民,了解张庄的历史。

二、土改前张庄发展状况
1、土改前的张庄农民土地与人口占有情况
老百姓在人口和土地上的情况是:地主、富农每户平均五口人以上,中农不足五口人,贫农平均在三口到三口半之间,而雇农只有三口左右。

由此可见,家庭大小和生产资料的基本经济保障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家庭的出生率都基本上相同。

地主、富农等在总人口中占40%,拥有全部土地的百分之四十五和全部牲口的66%,尽管如此,他们仍不是村里人数最多的阶层。

人数最多的是贫农,他们占人口的47%,但拥有的土地只占全部土地的24%。

雇农的比率是6%,但是拥有不到1%的土地。

2、张庄农民生活情况
当地主犯错,贫农要求与地主打官司时,贫农的下场是在官司中倾家荡产,所以大多数人家都躲避瘟疫一样的躲避官司,在一种徇私舞弊的环境下,许多青年农民被迫参加了当地流行的“红枪会”一类的秘密帮会。

在同样的背景下,一些大地主组织起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汉奸和
地主随心所欲的压迫人民,肆意的进行抢劫、强奸和屠杀。

发展壮大以后他们就可以成为全区、全县,甚至全省的军阀。

多少年来,佃户和长工们,稍稍表示一下反抗就要遭到残酷的镇压;因此,如果要向地主的权力发起进攻,农民便颇为犹豫,这几乎成了本能。

三、土改的政策变动
1、第一次张庄农民“翻身”
在张庄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决定以张庄为例,给张庄人民“翻身”。

“翻身”的字面意思是:“躺着翻过身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制度下,对于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翻身”就意味着站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

1937年日本在卢沟桥发起进攻,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各界人民,放弃了在南方老根据地实施过的“耕者有其田”土地纲领,而是实施“双减”——减租减息,以使各阶级人士援助战争。

在张庄的八路军和共产党于1937年到达山西潞城县带来的士气、战斗经验和组织能力,立即引起了反映。

第一批分遣队到达后,就有十几个人要求参军。

中国共产党和当地“牺盟会”(统一战线时期得到阎锡山赞助的进步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张庄一起建立了一个抗日县政府。

在饥荒最严重和扫荡最残酷的1942年,张庄的五区区长为了加强张庄的工作,决定组织一个地下村政府,他们随时有可能被逮捕或者被杀,但是他们毅然留在村子里。

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他们对中国的解放和新中国到来的强烈信念。

在他们的工作中,主要有两个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是:为八路军准备粮食和被服,另一个任务是:收集情报,关注敌军和伪村政府的动态,以及暗地里处决无可救药的汉奸。

1945年8月14日,张庄农民在八路军和潞城县民兵解放后,他们翻身决定展开批斗地主的大会。

贫农第一次批斗地主,是用诉苦的方法进行。

在中央领导人的带领下,张庄隐蔽的共产党人立刻开始了两项重要工作:第一是将全村动员起来支援攻打长治;第二是对伪政权的人员展开清算。

这两项任务重点是揭发汉奸和地主的罪行。

在此过程中,民兵先进行抓捕处置一部分首恶分子,处死首恶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恐惧气氛。

打击汉奸的工作基本结束后,开始打击张庄的教会和教徒,通过揭发教会的非宗教活动,来使教徒放弃信教。

2、第二次土改:开始采取防御性措施
在“坚壁清野运动”结束后的同年,村干部领导人民开始了防御性措施,这是村干部和许多积极分子对地主的第三次大规模进攻时,这次的口号是:“不打落水狗,跑出来咬了手”,由于敌军日益逼近,反革命势力日益俱增。

所以运动开展后的人民情绪更加激烈,而且使用了更多的暴力。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更多的土地、房子和财物,于是寻找埋藏的金银便成了积极分子的主要目标,为了搜寻值钱的东西,刨开了所有大户的祖坟,尸骨横七竖八的躺着,整个村庄像被巨型炮弹乱轰过似得。

从这三次斗争地主情况,可以看出农民的做法有些过激,不合理。

3、“洗脸擦黑”与“自报共议”运动
在张庄第三次扩兵时,由于好多人都不是自愿去当兵的,所以领导采取命令,任意打人,强迫人们,其行为变成了“流氓行为”。

张庄的干部和民兵逐渐脱离了人民。

于是在1947年春天,太行地区的政府和党委发动了“洗脸擦黑”运动,目的是制止一些不良倾向,克服享乐主义和机会主义。

这次运动采用的是过“关”的办法,首先由领导人在委员会面前检讨自己的行为和思想。

1948年2月22日,指示是把解放区的村庄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土改已经胜利,只需要稍微调整,二类是土改进行的很粗糙,地主富农仍然比贫农和雇农占有的土地好,并且干部得到了多余的“果实”,三类是虽然搞过一些平分土地,但尚未真正的实施过土改。

而张庄的干部急于解决重要的问题,没有仔细考虑,就把张庄定为三类村庄。

并且建立一个新的贫困团,通过划分阶级,采用“自报共议”的办法。

“自报”意思是说,各户户主必须在现场,说清自己家庭在解放前的经济来源和经济地位。

四、土改的成效
通过这些运动,粉碎了国民党和地主豪绅在旧的政治机构和伪官员的基础上组成村政权的企图。

在这个过程中,区里有一半的地主和富农受到了打击和惩罚,张庄在土改后,贫民不仅可以有自己的土地财产,而且建立了男女平等关系,废除委派村史,代之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

“翻身”后的种种转变使他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由于人民“翻身”了,所以对于张庄的妇女来说,她们也是其中的受益者,因此妇女们也有了自己的“半边天”村干部的妻子们,最先在张庄组织起了妇女会,刚开始,一些普通妇女也参加了妇女会,但遭到了村里男人们的反对,但是通过妇女们对自己的权力的维护以及不懈争取,最后得到了男人们的认可以及佩服。

随着时间的推移,县里专门为他们开办了犁耕班,那些掌握了农活的妇女,继续号召更多的普通妇女学习农技,妇女们勤劳吃苦的精神传遍了远近四乡,她们得到了本该应有的尊重。

五、土改政策的弊端
本文通过韩丁的《翻身》这本书了解到“翻身”过程中,运动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投入斗争。

还有一些地主在公开职位上退隐,让农民替他们办事,而农民中有中农、贫农甚至雇农,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或者是威力所逼而为。

而村干部没有周全的考虑好这类问题,这样一来,使得遭受打击最厉害的实际是穷人。

地主为了让自己的财产更加稳固或者为了避免挨斗,便利用自己身边的女人,与村干部乱搞关系,而村干部的毅力低下,不但没有批评地主的这种行为,而且放松了对地主的警惕;而对于被强迫的妇女却只能忍气吞声,得不到相应的保护。

有思想不纯的人通过各种手段自然也
被介绍入了党,这些人的目的就是需要让村干部撑腰,做靠山,可以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了。

这次的“翻身”对于老百姓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彻底的。

由于农民阶级的划分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些农民不属于地主或富农,却被当成剥削者批斗了,使得一些光景好的家庭也害怕挨斗,不敢参加批斗大会,也不敢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意见。

贫民对于地主,没有一点同情心,把这种运动当成一种报复,希望把他们打倒,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不仅会批斗地主家的男人们,就连地主的女人和小孩也不会幸免。

所以把一些中农硬生生的推向了敌人一边。

更有光景稍微好的家庭或者生产积极的人家,觉得自己辛勤劳作的粮食会被当作公共产品,于是就呆在家里只吃不作,这样大大降低了生产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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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吴显明.我与韩丁的交往[J].中国农垦期刊,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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