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
“百万汉民入滇”，明洪武十四年（...
“百万汉民入滇”，明洪武十四年（...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在平定了云南之后，朱元璋在云南实行“寓兵于农，屯民实边”的政策，即在云南地区实行“军屯”“民屯”和“商屯”，史称“移民实滇”。
应天府即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城柳树湾位于明故宫的东南角，地理位置是今南京市的蓝旗街和御道街一带，此地便是明朝初期南京移民的主要迁出地。
一，明朝南征军从“柳树湾”出发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遣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出征云南，南京柳树湾正是部队集结和出发之地，洪武年间柳树湾一带为东城兵马司、羽林左卫、金吾前卫的驻地，南征军在此集结并接受检阅后出发，故云南汉民有“来自柳树湾”的说法是有一定根据的。
民间百姓所述及史料记载，明初入滇的汉民，一是跟随傅友德、蓝玉、沐英南征云南留镇的军屯者，准确地说：明朝南征军以及谪成、充军者从柳树湾出发入滇，这才是“云南汉民来自柳树湾”的真正原因。
二，明政府的“移民实滇”1，明朝南征军定居云南形成云南军屯。
据《明通卷》记载：“洪武十六年（1383年）三月甲辰，诏颍川候傅友德，永昌候蓝玉班师，留西平候沐英率数万众镇滇中”。
据《云南简史》记录云南军户约为16万户全部留在云南，实行就地屯垦戍边。
这些明初迁入的军屯移民有一部分在后来的发展中融入到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中，所以，世居云南坝区的汉族人家，绝大部分都有“来自南京应天府柳树湾”的说法。
据考证平定云南的入滇部队后勤兵站也设在柳树湾，但是朱元璋的部队组成和兵源并非全部来自应天府一地，江西、浙江、湖广、河南的都有，所以只能理解为南征云南的军队系从柳树湾集中出发。
明军平定云南之后实行军屯，云南士兵与家乡联系多由兵站中转，经过时间的推移后人就只知祖籍是“南京应天府”了。
2，强制性移民形成云南民屯。
西平候沐英本身就是从江南徙滇的(沐英为回民)，是明朝百万移民入滇之一员，又是移民入滇的策划者、组织者、安置者。
据《滇粹》记载，云南都督沐英和沐春父子曾两次回江南招募汉民入滇，对入滇的农民发给种子、资金，分给田地。
明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与经营
第39卷第5期2020年9月曲靖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QUJING NORMAL UNIVERSITYVol.39No.5Sep.2020明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与经营方铁(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650031)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879(2020)05-0004-06明朝统治时间长达277年，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王朝。
明朝统治云南地区,恪守“宽猛适宜”的原则，先后派驻大量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并命卫所将士携带家眷就地屯田，使云南社会、经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
明朝的建立者朱元璋出身于社会下层，了解百姓的疾苦,参加红巾军后注意读书研习，并在反对元朝统治的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以后成长为一个熟知封建统治传统,又以精明务实为问政特色的政治家。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建立明朝。
朱元璋在位31年之久，其施治具有连续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朱元璋死后,他制定的政策和施行的一系列统治措施大部分成为明朝的定制，并对以后的统治者产生很大的影响。
朱元璋建明后实行分封制，把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力图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
由于北元退守大漠后仍然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朱元璋及其继承者为之寝不安席,因此朱元璋分封的诸子有不少是安排镇守北方。
对于西南，朱元璋采取任用亲信率重兵镇守的策略,在云南他任命养子沐英为云南总兵官，沐英病死后，又以沐英子沐春袭封西平侯$对于沐英镇守云南,朱元璋这样认为：“能布恩威，蛮夷率服，朕无西南之忧者，十有一年”.1/$朱元璋对保持西南地区的稳定是很重视的,他指出，使西南边疆得到安定的关键之处，是统治必须“宽猛适宜”，重在“使其无叛”，施政贵在“以静治之”，减少对边疆诸族的骚扰$朱元璋对西南的治边策略，被后来的统治者接受。
1402年，西平侯沐晟与岷王交恶,太宗谕之:念乃父佐命开疆之力,不忍罪之，“况又思云南重地，昔倚任其父而蛮夷率服，故仍遣晟往，欲其安边抚夷,必如乃父存日”$1403年，明成祖永乐元年,贵州镇远镇守顾成提出了总体的治边策略:“云南两广,远在边陲,蛮贼间尝窃发，譬犹蜂蚕之毒，不足系心。
明王朝在云南推行的土司制度
明王朝在云南地区推行了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指明朝对云南地区的土著部落领导人进行任命，让他们继续统治本地区的一种管理制度。
土司制度在云南地区的实施主要目的是为了稳定边疆、确保治安和税收的稳定。
根据土司制度，明朝政府将部分土地和人口授予土著部落领导人，他们被认为是地方的统治者，负责管理土地、人口和行政事务。
这些土著领导人被称为土司，他们负责收税、保护安全、维持社会秩序等职责。
土司制度在云南地区的实施也带来了一些改变。
明朝政府对土著部落实行了定期的考核评定，以确保土司的职责得到履行。
并且，明朝政府通过将汉族官员派驻到土司管辖区域，加强对土司的监督和控制。
然而，土司制度也面临了一些问题。
一些土司滥用职权，剥削百姓，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此外，土司制度也制约了汉族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和融合。
总的来说，明王朝在云南推行的土司制度是一种将土著部落领导人纳入中国统治体系的管理制度，旨在稳定边疆和管理云南地区的社会秩序。
然而，土司制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
明代云南地主经济发展的特点(1)
明代云南地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还表现在其它属于 公田 的土地为私人所占有, 如 马场田、学田、义田等。据正德十四年 ( 1519 年) 九月监察御史胡洁曾上奏说: 云南地方 高有山场下有原野, 先年收养马匹, 谓之马场。成化以来, 马政废弛, 人皆占为已业。宜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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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按官委廉能官逐田清查。其多占者许令改正, 影射者照例入官, 仍各照亩量起科差。则一 岁之间, 通省可得钱粮数万。 ∗ 数量很大的马场田如国有屯田一样, 虽经政府不断清查, 但 仍不断为人 占为已业 , 即使被清理出来, 也只能租佃于民 照亩量起科差 , 以增加政府 钱粮的收入。 学田 是地方府、州、县学划拨给学校专门作为修缮校舍、赡养贫寒学生和 发放教师薪水之用的地方公田。据正德 −云南志. 载云南府 府学 条称: 弘治十二年 ( 1499 年) 巡按御史谢朝宣将本府所贮在官银五百一十六两买到昆明县沙浪里军民廖英等永 田一百亩, 入作学田, 以供师生膏火楷笔之资。 ∗!这一记载说明这一百亩学田是军户及民户 廖英等人所卖, 即屯军所耕种的原属同有的公田 ( 屯田) , 现在被转化为属于地方政府的公 田 ( 学田) 了。由于学田的管理一般都为地方豪绅们把持, 因此这类公田逐渐为地方豪绅地 主所隐没 为私田。据景泰 −云南图经志书. 云南府载: 府学。 ∋ ∋赡学田亩, 年深兵变, 多为豪右欺隐, 岁入顿减。 ∋ ∋乃委椽吏杜立智遍诣州县阅实之, 得逋租以石计者若干。更 为薄籍, 以传永久。 ∗∀豪绅地主不但 欺隐 了学田, 还 欺隐 了学田所应缴纳的田租。 以上仅为云南府 ( 今昆明) 地区的学田情况, 实际明代中期以后全省学田多数如此。在边疆 地区的腾冲: 卷价田者, 坐落明朗。明季 ( 腾越) 州进士胡连契买黄、伊、蔺、段四姓之 田。 ∋∋后 ( 胡) 裔孙岁贡胡成施入文庙收租, 作卷价田。其田仍归四姓子孙佃种, 田亩共 大小一百五十二垢。 ∗#这里的学田称 卷价田 , 名为 施入文庙收租作卷价田 , 实际仍由 原卖户 子孙佃种 。这里明显是地主制经济形态, 土地的占有权仍属胡氏。滇东寻甸的学 田情况又有不同: 学田。正德十年内, 先任知府戴鳌措处官银一百六十两, 买到故民杨载 珂、张俸水田二段, 计二十二亩, 就令杨载珂并招民李全等佃种。每军认租谷七十石, 作为 春秋祭 ( 孔子) 费。又将喇兀差银二百两买到已诛戳安铨水田一段, 计三十九亩。令民乃英 奴等佃种, 共认租谷七十石。 ∗∃ 寻甸的学田两份, 其中一份 每军认租谷七十石 , 可知是 由军户耕种, 这份学田可能是由卫所军户原耕种的屯田转化为学田的, 所以仍由军户耕种交 租谷以 赡学 。所谓 喇兀差银 是武定 马头 土官 ( 彝族) 安铨向明朝政府认纳的差 发银。嘉靖六年安氏反叛被诛后, 安铨的田地被没有官田。这里将其中的水田一段三十七亩 作价二百两, 用安铨所交差发银二百两卖于寻甸府学作学田, 仍由安铨原农奴乃花奴等人耕 种, 但此时的乃花奴等人显然不再是农奴, 而是向政府交 租谷七十石 的佃农了。
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
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云南地区得经济有了显著得进展.这要紧表现在人口得增加,土地利用面积得扩大和封建地主经济得进展.各民族得经济进展,都有其悠久得历史.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各族得经济进展及其特点,除现实情况外,还要上溯其历史进展.此外,田野得实地调查,文物得比较研究,兄弟民族得传闻和民歌故事,都能够作为经济史研究得重要线索.现仅依照周围能读到得史籍、史料,对明代云南地区得人口,土地咨询题,作一初步探讨.一明代人口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云南自元世祖率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大理城,到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平定云南以后,内地居民向云南移迁达到了一个高潮时期.据地点志载楚雄得情况是：“自洪武二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遣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复有宦游商贾入籍,大部南人较多,故俗亦类江南.”事实上,不仅楚雄是这种情况,整个云南也基本上这种情况.从明至清数百年中,从外地迁移到云南得,就其性质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1．留戍元代和明代,对云南用兵以后,必留兵力戍守.因此,戍军成为云南移民得主力.元世祖平大理后,蒙古人移住滇中得甚多,今大理,永昌等地,尚能寻见蒙古坟和蒙文碑志.河西县境内得打鱼村,全村数百户,和内地人得风俗语言有所不异,自称系随元世祖征滇时留守在此地得.wm 世祖平滇后,以瞻思丁抚滇,从此云南更有阿拉伯人得移入.《新元史》本传载：“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不庵伯尔．之裔,不庵伯尔者,西域诸国尊回回救主之名也.世祖征西蜮,瞻思丁率千骑迎落,至元十年,奉上命抚滇,在滇六年,建树极伟.”从这一记载中,能够推定在此期间阿拉伯人到云南来得必定非常多.据《大理县志》载：“境内之有回教,其来久矣.元时,赛典赤瞻思丁以平章使云南,至元十六年,其子纳速刺丁迁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帅,是为回教人至大理之始.今境内回教约一千余家,凡姓沙与马者,皆赛部子孙.”(《大理县志稿》)反映了元代云南戍军落籍于狙中得情况.明初平定云南后,留戍滇地得士兵,多为长江黄河一带人.《明史》称：“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此留戍.”(《明史•兵志》)明代,军队戍守得地点,叫做卫所.明代云南都司所属卫所,计有左卫、右卫、前卫、大理卫、楚雄卫、临安卫、景东卫、曲靖卫、金齿卫、洱河卫、蒙化卫、平夷卫、越州卫、六凉卫诸处.所谓“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明史•兵志》)依此类推,仅就设卫得地点来计算,云南各卫所留戍得士兵,将近十万人左右,这还没有计算后来随时补充增戍得人数.此外,在正统时王骥得三征麓川,万历时刘犍,邓子龙得深入缅地,顺治四年李定国得率大军入滇,顺治十五年铎尼、赵布泰、吴三桂得进取云南,他们所统率得军队,多有一部或全部留戍或流亡在云南,以后大都落籍在滇地.有些士卒得妻子也被迁往云南.2．仕宦得落籍云南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外省仕宦落籍于滇得.他们是仕宦得后裔.依照《云南机务钞黄》所载,洪武十五年平滇后上谕,“各处仕宦人员,流寓在彼,及本处人民,如有怀才抱艺愿仕者,有司礼送赴京,以凭擢用”.可见元末及明初,在云南做官而流寓在那儿得,巳为数非常多.明代三百年间, 滇中得官吏,有非常多是外地人,如知名得文人杨慎(升菴)、李贽(卓吾)等都在云南流寓过．清初吴三桂治滇,当其声势显赫之时,就有所谓“西选”之官,遍布东南,为仕宦而入滇得外地人,至此盛极一时.吴三桂失败后,终清一代,滇中官吏,仍多队外地派入.据昆明县志载：自顺治迄道光间,昆明历任知县,计四十二人,其中二人为满籍,三十九人皆闽粤江南或北方来者；凡此外来仕宦之人,他们得子孙当然未必完全落籍滇中,但任满后不再返回故乡得,也大有人在.专门是李定国在云南时,其兵士多为外省人.起义军失败后,其土卒多流亡滇地.如部将贺九仪,欲出落,定国杖杀之,其卒多溃还云南.” (《南疆逸史》) 3．移民明初,一方面从山西洪洞县移民以充实河南山东等地,另一方面“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永昌府志》载：“明初,迁江南入居此地,故其习尚与江宁相仿佛,是以俗号小南京.永昌即今之保山.明代到保山做官得多是些江苏一带得人.：《徐霞客游记》称：“景泰中,设镇守.弘治二年,设金腾道.嘉靖元年,巡抚何孟春(彬州籍,江阴人),巡按御吏陈察(常熟人),疏革镇守,设永昌府,立保山县,改金齿指挥使司为水昌卫府,领州一,(腾越)二县,(保山,永平)仍统潞江安抚司,凤溪、施甸二长官司.”不独保山如此,楚雄,大理也有类似得情况.西地居民,也大都由江南移来.《楚雄县志》载：“县邑自前明洪武十六年傅,沐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徙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至今保山仍多江南人.《大理县志》讲：“明成化十二年,设兵备进驻洱海,以后移民实边,”“阅百年,而生齿日繁,流寓日众.”我们关于明代从内地移民到云南得资料,掌握得极少.详细事实,史无专记,在地点志中可窥见一些零星史实.滇人藏有族谱得家庭不多,因此,当时得移殖详情,和移来得人口确数,都缺乏详尽得统计.只是,有一点能够断言,明代三百年间,通过移民得方式,流入云南得户口,为数可不能太少.如洪武二十年冬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洪武实录》卷186,页3)4官吏得谪戍明代云南得移民中,有一部分是因罪革职得官吏,或者叫做谪戍.《永昌府志》载：“考流寓者自当明始,而谪戍居多焉.或以文章寄兴,或以忠介全身,或以暂离而仍归,或久居而不返.”除保山外,其它各地也有这种情况.明代为谪戍而流寓云南省得,各府县地点志上不乏此种记载,如明初得傅友德家属,当傅友德殁后,被分戍云南,辽东.在云南得一支,子孙旺盛,明代末年得傅宗龙确实是他得后人.宋濂得亲孩子宋慎,也在洪武时坐胡惟庸党徙临安卫,又徙石屏,滇人称其子孙为学士后人.南京富户枕万山,洪武时举家被充军云南,今滇中尚有其后人.其他为御史施武,参知政事姬思忠,进士刘寅,翰林周志宏,基本上因罪谪戍云南而落籍滇中得.今保山金鸡村有大户蔺,自言为蓝玉后人,因玉获罪,怕株连,乃改蓝为蔺.以上基本上避徙谪戍得移民. 所以,也有谪戍得还得,如诸城知县陈元恭,便是一例.5．朝代更替和流亡这种情况以明末清初为最多.顺治14年,永历帝入滇,宗室遗民髓着他由曲靖到昆明得非常多.据《滇南杂志》中得《永明外纪》记载：帝于顺治十六年西走永昌时,随行之众,不下四千,自永昌入缅时,官员随行者四百余,侍从遗民则有三千以上．失败时,尚且如此,初入滇时,来得为数当更多了.吴三桂在云南,以“复明”为号召,许多人都看不清晰他得狼子野心.由于当时“人心思汉”,受其蒙蔽,中原人士响应入滇得非常多.6．工商业者,文人得流寓由于经营工商业,流寓在云南得也不占少数；大多为四川,江西、两湖,闽,广诸地得人.《昆明县志》载,“县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其领当帖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可见当时在昆明经营当铺业得多是山西人.不仅昆明一地如此,其他各县也是如此.云南多流寓得内地文人.如浪弯(即洱海)得何巢阿,昆明得唐泰,永昌得闪人望等.这些流寓在云南得文人,当徐霞客游滇时,都和徐氏有来往.至于流寓于石钟山得李元阳,西华山得杨升菴,那更是鼎鼎大名,人所共知得了.从以上材料中,我们能够明白今天得云南人,实际上多为江南,中原,燕北,闽广,山西,湘,赣得移民.当其最初入滇时,境内原有很多当地居民(包括一些少数兄弟民族).在当地居民人数远胜于新来得移民之时,流寓此地移民得生活适应,往往不足以左右或妨碍当地居民.在这种情况下,新来得移民,往往易其旧习而迁就当地得土俗．这确实是常讲得移民得土著化.这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元代往常.自明平定云南以后,中原居民移居于云南得日渐增多,对当地得原有居民,就发生两种作用：一种情况是外来居民与内地移民融合,正如丘浚所讲得：“久之固巳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不识之也.”(《皇明经世之编》)这虽指明代“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而言,在其它地点得各族杂处,情况也是如此.此种融合或同化遗迹,在现时云南境内各族居民间,都能够寻到.昆明四乡得子君,散民, 子,夷人等,确实是同化尚未完全完全得原有居民得残迹.大理一带得民家,实质上是内地移居民户与南诏大理居民得混合体.在抗战时期,永昌鹤庆有蒋家,人们称他们为“阿莽蒋”,其族约数千户,据讲原为南诏蒙氏得后代,初姓阿,后改姓莽,以后又改姓为蒋,通过各种关系,其生活适应语言,和内地迁徙于此地得居民巳完全没有分不了.此为中原居民移居边地后融化原有居民得情况.一为原有居民聚居边区或山谷一带,而中部平原沃壤,则多为新来得移居得客户.这种情况在宾川西部山区更为明显.从云南全境来讲,腹部多中,原移来得人,四境边地则多为原有居民.就一县区而言,城关及附近得平原地带,多有内地移民居住,而四周山区地点,则为原有居民散居之区.然而,不管是那一个兄弟民族,他们关于开发祖国得边疆都做出了一定得贡献.7．宗室藩封洪武时,封其宗室子弟于云南.如岷王封于云南后,大兴土木,营建宫室.洪武二十七年冬十月,始“罢建岷王宫殿.”再如周王,原封于河南,今开封龙亭即其王府旧址.洪武三十一年,“太祖崩,……未几,果有言周王不法者”,“驱迫王及世子阖宫皆至京师,削王爵为庶人,迁之云南.”(《太宗永乐实录》卷1,页3—4)如此,周王朱梗和他得后代也都落籍在云南昆明了.此外朱埔次子朱有勋(汝南王)也居住在大理.至今大理,尚有朱氏后裔.二明代得屯田明代继承和进展了历代专门是金,元得屯田制度,在全国各地普遍开设屯田,云南也不例外.封建统治阶级企图通过屯田,建立一支庞大得,在兵士军粮和武器来源方面不受任何妨碍得,维护封建统治政权得国家机器——军队.但是,他们无法克制封建社会得差不多矛盾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所固有得腐朽性.因此．在开设屯田得高潮(洪武,永乐间)过后不久,屯田制随即遭到破坏(宣德,正统间),紧接着来得是,王公勋戚贵族和卫所军官对屯田得霸占和阶级矛盾得日趋尖锐化,致使大量屯田走向民田化.正统中,凤阳等处得军官占田有多至“千余亩者”(《明英宗正统实录》卷106,正统八年七月).嘉靖,隆庆到万历以后,屯田巳成为档册上得记录了.下面谈谈明代在云南屯田得沿革,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进展得作用.1．军屯明洪武十四年,当朱元璋调集军队进入云南之际,曾自岳州至贵州设置了二十五驿,每驿贮粮三千石,以供军食,明军进入云南后,采取得是向元军借粮得方法,所谓“前恐蛮地无粮,符抿将军令分军回卫,今知资粮于敌,军可不必回也.”(《太祖洪武实录》卷140,页8)然而,终因蒙古贵族煽动云南农奴主和奴隶主进行叛乱,局势未能及时稳定.当时,云南行省从元朝接收下来得贮粮只有十八万二千多石,仅够四个月得军需.军队“好生无粮”得现象比较严峻,甚至发生了“逃军”现象.明廷当时采取了“打粮”得措施,即命令明军分不结集,把该地有粮得民族头人都“打了取粮用.”这种方法,一方面,虽可打击一部分奴隶主和农奴主,临时解决一部分军粮咨询题,但也有不利得一面,那确实是明军在这一军事行动中不可幸免地要损害一部分群众,对稳定云南局势起了不利得作用.因此在洪武十五年议置云南都指挥使司,以谢熊戈,冯诚署司事；修道路,置邮驿.“谕水西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沾益诸酋长曰：‘今道人置邮驿通云南,宜率士人随其疆界远迩,开筑道路,其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符至奉行’.”(同上,卷142页1下)除进展交通外,还推行开中之法（注:“开中”是明政府利用食盐运销权使商人输送粮米到边疆成京都得制度．明太祖洪武8年,为筹备边储,仿宋代折中法,出榜召商运粮到边塞或边远缺粮地区(成在边境设立商屯产粮),政府登记缴纳种类和数量,以及应支盐敷,发给领盐凭证——盐引,商人持此盐引赶户地支盐,并在指定地区贩销．最初行于山西大同,后普及全国.）.在明军初步平定乌撒叛乱后,洪武十六年,随即班师,只留沐英镇守云南.与此同时,少数地区为了解决军粮咨询题,开始了戍兵屯田.洪武十九年,沐英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凉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同上,卷179,页6上)这一奏章,获得了朱元璋得批准和奖励.谕户部臣讲：“屯田之政,能够纾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赵充国始屯金城,而储蓄充实,汶享其利,后之有天下者,亦莫能废,英之是谋,可谓尽心,有志古人,宜如所言.然边地久荒,榛莽蔽翳,用力实难,宜缓其岁输之粟,使彼乐于耕作,数年之后,征之可也.”(同上)在明廷得提倡与鼓舞和在沐莱得总结与推广下,屯田成为云南驻军得一项制度,并以此作为考核地点官吏得准则,所谓“岁较屯田增损以为赏罚.”如,曲靖卫播种800石(约合三千多亩).该年,傅友德遣人至京奏事时,称：“督布政司窍实云南,临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乌撒等卫,及沾益,盘江等千户所,现储粮数一十八万二干有奇.”这些粮食,拿来供给军食,犹感不足,“宜以今年府州县所征,并故宫寺院入官田,及士官供输,盐商中纳戍兵屯田之入以给之.”(同上,卷143,页10)可见当时已“戍兵屯田”了.据载,当时云南后卫(治昆明)得屯田,到洪武十八年已做到“军不乏食”了.洪武二十年,命孙茂“以钞二万二千锭往四川市购牛万头”以备云南屯田之用.“将征百夷,欲令军士先往云南屯田预备粮储故也.”(同上,卷184,页4上)同年八月,命令四川都指挥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晶甸之地屯种.”同时,“复命云南楚雄府开中盐粮”,这是由于早些时候,“商人输米云南楚雄,曲靖诸府,给以淮浙盐,末久而罢,令戍卒屯田以自给,至是仍啬于用,户部请复行中盐法”. (同上,页6上)同年九月；并命沐英,在楚雄、景东一带大力扩展屯田.“自楚雄自景东,每一百里置一营屯种.”(同上,卷185,页1下)又在同年九月,命令湖广,“以靖州、五开、及辰、源等卫新军,选精锐四万五千人于云南听征,”又令“市牛二万往彼屯种.”(同上,页6上),并“分屯曲靖,越州.”(同上,卷187,页4上)同时,“以白金二十万两给各府县籴粮备用.”“复诏耿炳文下率陕西士军三万三．千人往云南屯种.”又于该年10月“于定边(今称南涧),姚安等处立营屯种,以俟食隙往进,既而又命桓等领兵屯田于毕等卫.(同上,1—3页)同年十二月,复命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兼令往来递送,以代邮传.因此：自曲靖大忽都至云南前卫易龙设堡五,自易龙至云南右卫黑林子设堡三,自黑林子至楚雄,禄丰设堡四,自禄丰至洱海卫普朋设堡七,自普朋至大理赵州设堡--j自赵州至德胜关设堡二.”(同上,页6至6)以上共计设堡二十三个,既进展了生产,也便利了交通,因此“人称便焉”．从洪武二十一年开始,云南各地普遍开始屯田,命马烨“率西安等卫兵三万三千屯戍云南.”并在“禄肇立堡”(同上,卷188,页6上).洪武二十二年九月,为了便于屯田粮储,而减低速价以致商人,解决盐重米轻咨询题.到洪武二十三年四月,命常升往湖南辰阳“集民间丁壮凡五千人”,于平夷卫(今富源)屯田.这是通过“垛集”(征兵得一种制度)以达到屯田得目得.此外,又于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在寻甸屯田(在甸头得易龙驿和甸头得果马里).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又在宜良置屯垦田.又在二十三年六月,同意唐胜宗得请求,“以源州及思州宣慰司镇远,平越等卫官牛六千七百七十余头分给屯田诸军.”(同上,卷202,页6下)当时麓川傣族农奴主叛乱,进行军事活动,必须屯田生产以解决军粮咨询题.到洪武二十五年,云南各卫“垦田至百余万亩”,差不多上已全面实行屯田了.2．商屯和民屯商屯是明代盐商代替政府运送粮草前往边境得屯垦.太祖洪武三年,为利用盐商输送粮草供应边地军需,实行开中法.盐商为幸免收购,运送粮草得费时和其他种种困难,因此在边境召募农民开垦荒地耕种,就地取得粮食,草料换取盐引,支盐远销各地.《明史•食货志》对商屯得解释是：“募盐商于各边开中”.依照《明实录》及《明史》得记载,明代不独在今云南得昭通、曲靖、昆明、建水、沾益,普安等地实行“开中”,也还在玉溪、红河、楚雄、大理、保山、德宏等地区,先后实行过商屯.为了加强盐业专卖得治理,在洪武十七年,新置盐课提举司三.即白盐井、安静、黑盐井.”在这些盐商中,除了本地得地主兼商人外,更多得是“客商”.这些“客商”,必定和在全国其它地区一样,也在云南各地开设了许多“商屯”.《云龙记往•段保传》中有关于当时五井盐区“客商”集中土地得记载,应是与“商屯”有紧密关联得真实情况得记录.自明宪宗成化以后,“开中”由缴纳粮食改折货币(银纳化),也确实是地租得形态逐渐由实物地租过渡到货币地租,盐商就不再需要进行“商屯”了.这种情况,在云南也毫无例外.如洪武十七年,在云南就有用金银海贝(货币)来代替粮谷(实物)来缴纳地租得.该年十二月,云南左币政使上奏“今后秋租,请以金银海贝布匹朱砂水银之属折纳,诏许之.”(《洪武实录》卷169,页3)直到洪武十九年,还有“不许输谷”现象,造成“商人少至”,“军饷费给”现象.“商屯”既巳进入黄昏境地,那么,这些“商屯”得土地,必定为当地豪强地主所包买集中,而成为他们得庄田了.至于有关明代开设“民屯”得具体情况,也间有一些记载.考民屯始于三国,献帝时,曹操在许下屯田,后来推广到司、豫、冀三州,招募农民来耕种,叫屯田客,官给牛种,收获果实；厂官取六分,民取四分.如自备耕牛,官民对分.明制,“凡官给牛种者十税五,自备者十税三.” (《明史》卷77,《食货志》)这是相对减轻了.洪武六年,“太仆丞梁野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同上)所谓“流亡”,实即穷苦无依得贫民.依照记载,在洪武十七年,明政府“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洪武二十年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出一丁,往屯云南.” (《洪武实录》卷186,页3上)现在云南地名中凡称“卫、所、营、屯,堡”得居民点,大基本上明代“军屯”得遗迹；“民屯”则多称,“村、镇、街”等.至于“坝子”,则是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对平地或平原得称呼.一般讲来,民屯、组织性强,耕地面积大,能利用先进耕作法,产量较高.然而,假如治理不善,官吏营私舞弊,渔利剥削,那就会走到反面.所谓“屯粮之轻,至弘、正而极,嘉靖中渐增,隆庆间复亩收一斗.然屯丁逃亡者益多.管粮郎中不咨询屯田有无,月粮止半给；”(《明史》卷77,《食货志》)这虽指“军屯”而言,“民屯”也未能例外.总上所述,当时各种屯田,几乎遍及各省,屯种面积可能约在一百五十万亩以上,占当时登记在册得全省总耕地面积将近一半.这些土地来源,除部分是接管元代得屯田和“没官田”外,绝大部分基本上些原属于农奴主或奴隶主得领地.从历史上来追溯,这些土地,在唐代时,也基本上南诏均田制下,属于官吏得分田.(《蛮书》卷5,)明廷实行中央集权制,确立了封建国家对各土司领地得最高土地所有权,这就使明代有可能大规模地在原属各土司得领地内开设屯田,为促进这些地区封建地主经济得进展制造了前提,因而,屯田得开设,是具有进步意义得.三封建地主经济得进一步进展现在,云南地区得少数民族有好几十个.其中要紧或部分居住在云南境内得有二十一个,约有一千万人,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一.明代住在云南地区得有白族,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傣族,壮族等族人民,在明代,云南地区因为长期受到汉族先进经济文化得妨碍,社会经济都有不同程度得进展.许多地区差不多由封建领主经济进入封建地主经济时期,甚至有些地区如昆明,大理等,地主经济巳占统治地位,农业已有显著进展,同时普遍使用犁耕．所以,住在高寒山区得一些部落,生产力还比较低下,但也有了阶级分化,开始从原始公社制末期进入奴隶制,有得直截了当进入了封建制.明代到云南从事农工业生产得(包括屯田等)汉族劳动人民,可能有四,五十万人之多,其中仅军屯就有二十九万人.再加前面我们所提到得一些外地移民,留戍家属、仕宦落籍、谪迁后裔、工商流寓,宗室藩封等等,这一大批从内地来到云南得各族人民,必定会给云南社会经济及文化进展带来极深远得影垧.由于大量土地得开垦,许多在云南历史上有名得水利灌溉工程都在这时得到兴建和整修.宜良坝子得汤池渠水利工程长达三十六里,是一万五千名屯军凿得,昆明南坝闸工程得兴建,做到了“田不病于旱防.”再确实是滇池海口得疏浚工程也一再整修,使整个滇池平原摆脱了“每岁秋夏,雨集水溢,田庐且没”得灾患.此外,如石屏异龙湖引水工程、保山九龙池得灌溉系统,邓川得弥苴怯江堤工程等,都对当时得农业生产进展起了一定得作用.专门是素以干旱著称得云南县(今祥云)坝子,人民群众还制造了“地龙”灌溉网(地下蓄水池和渠道),减少了水得蒸发量,使大片荒田受到灌溉而成为绿野.专门是清华洞一带,风物更加漂亮了,出现了人们常讲得“土地挂在悬崖上,庄稼长在石窝里,片片梯田耸云霄,条条清泉绕山岗”得壮丽图景.当时就有“云南(县)熟,大理(府)足”得光荣谚语.这些工程得修建,绝大多数基本上汉族屯户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得血汗共同凝聚而成得.例如昆明县(拓东城)横山水洞,“引泉以灌入村之田”,《滇记》称：“隆庆六年左布政陈善始成是役,溉田四万五千六百余亩’.再如漠池地志称：“明初傅友德,沐英驻守云南,皆事屯田,而滇池之水,皆首为灌溉之利.”又如邓川得弥苴怯江堤,确实是“东堤军屯修建,西堤里民修建．”当正统十三年时,邓川得“湖尾沟渠淤塞,以致水不能泄,禾苗淹没”,幸得“州、卫军民相兼疏浚”.宾川鸡足山南得上仓湖,最为幽胜,居民有灌溉之利.当时,汉族屯户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得田地是“畛畔相入,盈亏相察”.这些水利事业得典修,不仅灌溉着屯田,也促进了广阔云南地区生产得进展,所谓“军民俱利”、“夷汉利之”.这是谁也不能抹煞得事实.除灌溉系统得进展以外,交通驿路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如洪武二十九年, “修峨嵋至越道途毕工”．(《洪武实录》卷246)洪武二十七年修《寰宇通衢》书成,“其方隅之且有八,……西南距云南金齿,陆行为里六千四百四十四,马驿一百.水陆兼行为里八干三百七十五,驿一百一十三.广西云南之各二,……云南水马驿九十六,为里七千二百, 马驿八十三,为里五千二百七十五.”(同上,卷234,页6至7)交通得进展,为工农业产品得生产及分配制造了优越得条件.如洪武二十六年,赖镇在景东就“置廨舍邮驿仓库,又立屯堡”达到“军民相安”.(同上,卷225,页4至5)同时,也扩大了边疆与中原地区得文化交流,如云南得白药(三七)传入中原并得到了总结.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在内得各族人民,把先进得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带进了云南边疆,同时在少数民族中得到广泛传播,这就大大提高了云南社会生产力得水平.凡是有水利得地点,水车,水碾,水磨等工具都普遍得到使用,“舂碓用泉,不劳人力”,这就大大地改变了云南历史上“二牛三夫”得落后耕作方法,如樊绰所描写得：“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长丈余,两牛相去七八尺,一佃人前牵牛,一佃人持按犁,一佃人秉耒.”(《蛮书校注》卷七)进入云南得军匠,就地铸造和内地规格相同得先进生产工具,内地农作物得优良品种也得到推广和进展.随着农业得进展,手工业和矿业也有了进步.大理西郊点苍山生产得玉石,作为各色各样工艺品行销全国各地.此外如矿产；虽在云南已早被采掘,然而,大规模得开采依然从明代开始.如铁,钢,银等开采得要紧技术力量却是来自军匠.依照云南地点志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上得记载；两相比较,云南腹地得工农业生产技术已差不多上达到了全国得水平.随着农业、手工业得进展,都市经济也有了进步.定期集市在各地普遍建立,“四方之货一入滇,虑无不售.”少数民族在坝子上得各种交易活动也更加频繁了.云南史上,向以“贝”为货币,由于商品经济得进展,云南购物也以白银为主币了.如洪武十九年二月,命许英“赍白金二万二千五百两往乌撤等处市马.得马七百五十五匹.”(《洪武实录》卷177,页2下)“贝”终退居于次要地位了.货币得统一更加进一步紧固了云南和祖国内地经济联系得纽带.然而,在这个地方必须指出,尽管明代云南商品经济已有了显著得进展,但是局限性依然特别大得.它不象沿海咆带,手工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萌芽.在云南,有明一代,自始至终,经济得进展,还未能为资本主义萌芽预备好更多得有利条件.。
刍议明代云南民族农业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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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红河、元阳、金平、江城、绿春、元江、墨江、思茅、普洱等地。 明朝在临安府内和泥聚居地区设置了思陀长官司、该处甸长官司、 落恐甸长官司, 隶属临安府。同时又将元代元江路为管辖和泥而设 置的因远罗必甸长官司改设马龙他郎甸长官司, 马龙在今元江之 北, 他郎在元江之西 (今墨江北部镇沅县东部和新平县西部)。此外 还在今墨江县南部和江城县北部设钮兀长官司。《明史·地理志》 记载“钮兀御夷长官司, 宣德八年十月, 以和泥之钮兀、五隆二寨 置”。 和泥多居住在半山坡上,“巢住山林”①, 从事刀耕火种农业, 而同地域内的河谷平坝居住的主要是百夷等其他民族。
县) , 也有一部分么些人散居鹤庆府 (今鹤庆、剑川) , 即云南丽江府 木氏土司, 据木公所著《木氏宦谱》记载, 明洪武十四年傅有德、兰 玉、沐英等带大军征云南, 明军进兵攻克大理后, 当时丽江么些族 地区头领阿甲阿得“率众首先归附”, 朝廷“钦锡木姓”, 敕令“任本 府 (丽江) 世袭土官知府职事, 中顺大夫”。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人 口弱小的么些族一直生活在古宗、罗罗、 人、汉人等大民族的夹 缝中, 北有青藏高原的吐蕃南下骚扰, 南有汉人、罗罗的强大势力。 处在这兵家必争的河谷地带, 为适应环境, 木氏土司将自己的核心 力量退至丽江坝 (古通安州) , 北有石门、雄古之险, 南有邱塘、九河 等关隘, 易守难攻, 中有良田万顷足以耕牧自给。《云南志略·诸夷 风俗》说么些蛮“地凉, 多羊马及麝香”, 农产品则有麦、粟、粳稻。
野蛮 亦称“野人”, 即南诏时的“裸形蛮”, 是今天景颇族的 祖先。其生活、生产状况据天启《滇志》卷三○载“野人居无屋庐, 夜 宿于树巅, ……以树皮为衣, 毛布掩其脐下, 首戴骨圈插鸡尾, 缠红 藤, 执钩刀大刃, 采捕禽兽, 茹毛饮血, 食蛇鼠。”
明朝统治时的云南课件
明朝时期的云南与周边 民族存在朝贡关系，周 边民族向明朝朝贡，明 朝政府给予回赐和册封 。
明朝时期的云南与海外的交往
01
海上贸易
明朝时期的云南通过海上贸易与海外进行交往，主要贸易对象包括东南
亚、南亚、中东等地。
02
外来文化
明朝时期的云南通过海上贸易和交往，吸纳了外来文化，包括佛教、伊
斯兰教等宗教文化和工艺技术等。
03
人员往来
明朝时期的云南与海外的人员往来逐渐增多，包括商人、传教士、学者
等各类人群。
CHAPTER 06
明朝时期的云南历史意义与影响
明朝时期的云南对今天云南的影响
文化影响
01
明朝时期的云南文化对今天的云南文化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包括语言、习俗、艺术等方面。
地理影响
02 明朝时期的云南地理环境对今天的云南地理环境产生
明朝统治时的云南
CONTENTS 目录
• 明朝时期的云南概述 • 明朝时期的云南政治制度 • 明朝时期的云南经济文化发展 • 明朝时期的云南社会文化 • 明朝时期的云南对外关系 • 明朝时期的云南历史意义与影响
CHAPTER 01
明朝时期的云南概述
明朝时期的云南历史背景
• 明朝时期的云南历史背景：明朝时期，云南地区逐渐被纳 入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成为明朝的一个省份。在此 之前，云南地区曾是地方割据政权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有着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明朝时期的云南政治体制
• 明朝时期的云南政治体制：明朝时期，云南地区实行的是土司制度，即由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地方长官， 管理当地事务。同时，明朝中央政府也对云南地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辖和干预。
明朝时期的云南经济文化发展
明朝的户口与人口统计明代人口数量和分布的变化
明朝的户口与人口统计明代人口数量和分布的变化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人口数量和分布对于了解当时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将对明代的户口与人口统计进行探讨。
一、人口数量的增长在明代的前期，人口数量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这是由于明朝建立初期，仍然需要应对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困境。
然而，随着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加之农业生产和农田开垦的发展，明代人口数量逐渐增加。
农业生产的提高是明代人口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
明代农业发展迅速，采用了新的农业技术和方法，例如水利灌溉、农田整理以及新型农具等。
这些创新不仅提高了农田的产量，也为人口增长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供给。
另外，明代政府对于人口增长也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措施。
例如，明朝时期实行的“生育优生政策”鼓励人们生育后代，减少了婴儿的夭折率，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此外，明代政府还实行了农田改革和减税措施，促进了农民的生产活动，增加了人口数量。
二、人口分布的变化明代的人口分布主要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
在这两个部分中，人口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也有所不同。
1. 城市人口明代的城市人口相对较少，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有限。
这是由于明代时期城市规划和发展相对滞后，农业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大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地区。
然而，明代的城市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增长的趋势。
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吸引了一部分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农业劳动。
此外，明代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例如设立特区和商业市场，吸引人们来到城市居住和经商。
2. 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是明代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的人口数量和分布较为集中，这与农业生产的需求和农田的分布密切相关。
明代农村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的发展。
农村地区的农民通过开垦新的农田，提高农田的产量，增加了农产品的供应。
此外，农村地区的人口增长与农业的多样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有关。
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产品的多样性也导致了不同地区农村人口的分布差异。
云南历史资料
云南历史资料关于云南的历史资料简介。
下面店铺为大家整理了，希望对大家有用。
云南历史简介秦代修“五尺道”，在云南派官“置吏”，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
西汉武帝时设益州郡，东汉时设永昌郡。
西晋时云南改设中央直接统治的宁州，为当时全国十九州之一。
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10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入云南，灭大理国，1260年，设“大理国总管”。
1274年，忽必烈选派赛典赤，来云南建立云南行省，任赛典赤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相当于今)，治中庆(今昆明)。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于1381年派傅友德、蓝玉、沐英率30万大军西进平定云南，1382年建立了云南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和都指挥司(相当于省军区)，云南内地设府、州、县，实行以流官为主的统治，在边远地区则建立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州等，全由土司管辖。
明朝大量江南、江西、湖广汉族人口入滇，经济迅速发展，白银产量达全国的一半以上，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所铸的24000斤重的大洪钟则是体现了这时铜矿业发展的水平。
公元1647年，农民起义军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等的领导下抵达昆明。
1655年，李定国把永历帝护送到昆明，在昆明五华山建皇宫，统治了6年。
昆明成为南明的最后一个首都——“滇都”。
公元1658年12月，清军分三路进攻云南，李定国和大学士雷跃龙等拥永历帝逃入缅甸。
吴三桂于次年攻占昆明。
公元1662年，为向清示好，缅王猛白缚送永历帝给吴三桂，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死。
清朝对云南的统治确立后，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汉族移民犹如涓涓细流进入云南，客观上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推进了边疆的开发。
清代云南的矿冶业又有较大的发展，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东川、易门、路南、永北(今永胜)的铜，鲁甸、白羊(今宾川牛井)、永盛(今云龙)、茂隆(今沧源)的银，个旧的锡，罗平、建水等地的铅都负盛名。
1743年至1802年间，滇铜的平均年产量均超过10000斤以上，最高年产达到14000多斤，位居全国之冠。
明朝对西南
明朝对西南（云南）地区移民屯垦的资料收集1.移民记录明朝时期，朝廷继续有计划地组织内地贫穷农民移民，充实西部地区。
特别是在西南、西北地区实行卫所制，开展军屯，实行军士世袭制，使这些军士长期固守西部地区，边戍边，边屯垦，为西部增加了大批劳动力。
2．移民原因由于西部自然气候、地理条件劣于东部地区，长期以来，除四川、陕西以外的大部分西部地区呈现地广人稀的特点。
为了巩固边疆地区的统治，也为了调济东西部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从秦汉开始，统治者采取“移民实边”政策，以增加西部人口。
明朝面对残破的经济形势，迫切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
为了尽快使全国抛荒之地产生经济效益，调剂全国各地土地盈缺的问题，也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巩固明朝政权在边地的统治，洪武、永乐年间，统治者大力提倡“屯垦”，从而掀起了明朝大规模屯田的高潮。
3.屯垦概况明代加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和经济开发，尤其是云南军屯的大力推行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影响。
洪武十五年，明在平定云南的过程中便开始在部分地区屯田；洪武十九年，又正式定云南屯田数额，形成了“诸卫错布于州县，千屯遍列于原野”（正德年间所编《云南志》卷二。
）的局面；万历以前，云南屯田士卒常年保持在6万多人以上。
4.移民屯垦的影响明初，在沿西北长城一线的九边地区大力推行屯田，使大量山地丘陵荒地垦辟为农田，使屯田“错列在万山之中，冈阜相连”，“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明经世文编》。
）。
军屯的开展，使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传入云南、西北地区，成为当地农业发展的促进因素，军粮自给也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描述区域自然环境要素1.答气候（最根本）2.再根据当地气候分析降水、气温，常见的有：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夏季温暖湿润、冬季寒冷干燥，降水充沛，热量充足）。
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降水平均，温暖湿润）。
地中海气候（冬季低温多雨，夏季高温少雨）。
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年干旱少雨，年温差大）。
明清时期云南的人口迁移与儒学在云南的传播
明清时期云南的人口迁移与儒学在云南的传播明清时期云南的人口迁移与儒学在云南的传播明清时期，云南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历史节点之一，人口迁移和儒学传播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段时间里，云南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社会变迁，同时也成为儒学在西南地区传播的重要中心。
本文将探讨明清时期云南的人口迁移与儒学在云南的传播。
明清时期，云南成为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移民接纳地。
一方面，云南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原地区的商人、手工业者以及战乱中的难民等。
这些人口的迁移给云南带来了先进的技术、文化和经济的发展。
另一方面，明清时期的云南也是中国西南地区的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迁移。
例如，滇池周边的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在明清时期向内陆迁移，形成了云南多样的民族文化。
云南的人口迁移也促进了儒学在云南的传播。
明代是云南儒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成化年间，学者陈恩等在昆明创建了明昆明书院，成为了云南最早的学府之一。
随着人口的迁移、社会的发展，云南的儒学逐渐兴盛起来。
清代，则进一步推动了儒学在云南的传播。
清康熙年间，云南政府修建了大儒府，招聘了许多儒学士和文官，推动了儒学在云南的传播。
云南的士人开始积极研读儒家经典，学习儒学礼仪，儒家思想逐渐影响了云南社会的方方面面。
儒学的传播对云南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清时期的云南社会以农耕经济为主，儒学的传播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规范与秩序的建立。
农民开始学习礼仪，养成了遵守社会规范的习惯；官员们也以儒家的思想为指导，推进了社会治理的改革。
儒学的传播也为云南社会的精神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儒家经典，推动了云南社会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同时，云南的人口迁移与儒学的传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随着人口的迁移和社会的变迁，云南社会的多元性也带来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与儒学的传统文化之间存在差异，如何在多元文化中传承和发展儒学，成为云南学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第八讲 明朝统治时的云南
三、大规模的移民屯垦
（一）移民屯垦的形式 1.军屯 明朝推行卫所制度，云南也不例外。卫所制度的推 行促使大量汉人移民云南。云南卫所洪武年间16处， 正统以后25处，嘉靖以后36处，万历年间40处。明 代云南都司所领20卫、3御、18所，共有130个千户 所，如果每千户所的官兵都是足额，则驻守在云南 的卫所就有近15万人，加上军余和家小，当在百万 以上，其屯田规模之大可想而知。
土司制度：所谓的土司制度,指的是在中国 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由当地的少数 民族首领(土酋)实施的间接统治体制,政治 上听从封建中央的“驱调”，是以该地区为 施政范围的地方行政制度。统治少数民族地 区的行政制度经过秦汉时代的郡、属国制, 南北朝时代南朝的左郡、左县制,唐宋的羁 縻州制而逐渐确立。土司制度始于元代,经 过明、清两朝 ,一直持续到民国末年。
改土归流是一大变革，是一种进步，乃是顺 乎历史潮流而动的，因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社会变革。它使地方政权更为划一，有利于 明朝封建中央的集权统治，对于云南部分地 区由封建地主经济取代封建领主经济起到促 进作用；明中叶以后的改土归流，为清代的 改土归流，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奠定 了基础。
不过，明王朝在云南实行改土归流的地区，主要是 条件许可的地区，即社会经济和民族情况发生变化 的靠内一部分地区，但其余的大部分地区还不可能 实行改土归流，土司在这些地方的统治权力依然存 在。如明朝中央也曾在条件没具备的地方进行改土 归流。1533年（嘉靖三十二年）即对元江百夷地区 进行改土归流，但是流官还不可能在当地执行统治， 故不得不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复设土官。
第三节 明朝中后期在云南的腐朽统治
一、土地兼并和地租田赋加重 二、各种苛派掠夺 1.征收矿税 2.采办黄金进贡 3.索取宝石、琥珀、大理石 三、政治腐败
明代汉人入滇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明代汉人入滇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摘要：明代，大量内地汉人进入云南，成为云南的主体民族，对云南经济、政治、文化的跨越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云南靠内平坝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基本赶上了内地的水平。
关键词：明代；汉人入滇；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有明一代，云南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跨越，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考察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公元111年，汉武帝设置益州郡，将云南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
但当时中央王朝的统治方式，与云南落后的生产方式极不适应，于是，云南地方独立政权的产生和长期存在也就成为必然。
地方独立政权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适应了当时云南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促进了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而云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却在无情地为地方独立政权的瓦解创造条件。
到蒙古灭大理国之前，云南靠内地区封建领主制已经确立，这为元政府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础。
1274年，元政府在云南建立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对云南进行直接控制。
但当时云南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仍有较大差距，其统治方式仍应与内地有所不同。
于是元政府顺应现实，在云南建立了土司制度，并采取屯田、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创办学校等措施，推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使云南与内地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赛典赤治滇期间，承认并保护靠内先进地区产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个体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动摇了领主制的基础。
这引起了占主导地位的封建领主的激烈反抗，领主与地主的矛盾成为元代云南社会的主要矛盾。
整个元代，云南封建领主与地主间的斗争从未间断，并已发展到了异常尖锐的地步。
它充分说明，云南大部地区原有的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必将为新的生产关系——封建地主制所代替。
元代云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为明代云南经济社会的飞跃创造了条件。
一、明代汉人入滇推动了云南经济发展的跨越到了明代，明政府在云南设立了布政司、都指挥司、按察司，又在“三司”之上设巡抚，并在靠内地区设府州县，将云南完全纳入了封建中央集权制的轨道，实现了云南与内地的政治一体化，这适应并促进了云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明代云南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区域史视野中的明代云南市镇研究
区域史视野中的明代云南市镇研究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视野中的明代云南市镇研究，对明代云南市镇发展的基本定位、主要状况及一系列相关专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
但明代云南市镇研究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仍需进一步深入拓展。
这一阶段明代云南市镇研究的特点，一是对明代云南市镇发展的总体轮廓和发展水平有较多的探讨，但具体内容不够清晰；二是现有的专题研究，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云南市镇发展的某些特点，但空间还十分广阔。
关键词：区域史视野；云南市镇；研究对于明代中国经济来说，云南属于全国经济发展最富活力的边疆地区之一；而对云南来说，明代无疑是云南经济发展史上最引人瞩目的关键时期之一。
学术界不仅从全国市场史、市镇史的角度，论及明代云南市镇，而且从区域史研究的角度，开展了明代云南市镇的研究。
由于明代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毗邻，对中外经贸关系史的研究，也或多或少论及了明代的云南市镇。
回顾明代云南市镇的研究状况，应当从全国市场史和市镇史、区域经济史、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经贸关系史乃至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角度，展开多维观照，方能对学术前沿的研究状况形成较为全面、完整的认识。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不少关于市镇史研究的综述性论文，集中就全国市镇史、江南市镇史等方面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总结。
也有学者从西南区域经济史、传统市场史的角度，对整个西南市镇史研究的情况进行了简要总结。
但多角度集中回顾、总结明代云南市镇史研究成果的文章尚付阙如。
本文不揣浅陋，谨从前述多种角度中选取其一，就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领域研究明代云南市镇的有关成果作一简要回顾分析，以期能为进一步深化明代云南市镇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性的参考资料，并对多角度总结明代云南市镇研究的学术史有所裨益。
一、综合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研究云南地方史的有关论著中，已或多或少述及了明代云南城镇的发展问题。
1980年秦佩珩在《明代云南人口、土地问题及封建经济的发展》一文中认为：“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城市经济也有了进步。
【doc】明代云南地区出现过商屯吗？——《明史·食货志》“商屯说”纠谬
明代云南地区出现过商屯吗？——《明史·食货志》“商屯说”纠谬要想战线zSHIAXNIAxINAGN2O05年第6期第31卷№.6,2005V oL31明代云南地区出现过商屯吗?《明史?食货志》"商屯说"纠谬古永继(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昆明,650091)摘要:商屯是明代推行盐法开中时派生出的一种经济形式.明代的云南地区普遍存在商屯的观点已成人们一致的共识.但翻检史籍发现,"云南商屯说"是错误的,明代云南地区没有出现过商屯,之所以有明代云南地区"商屯说"的产生,缘于《明史?食货志》中将"商屯"与"开中"混为一谈,误导了后人.关键词:明代;云南;商屯;纠谬中图分类号:K248.1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001—778X(2005)06—0058—05 云南自古为产盐之地,汉代即有记载,明代尤为突出.明代全国设盐课提举司七,而云南就有黑盐井(位今牟定县),白盐井(位今大姚县),安宁盐井(位今安宁市),五井(位今云龙县)四处.兴盛的盐业,在云南经济发展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长期以来吸引着大量盐商往来贸易甚至落籍定居,故人们言及历史上云南的社会发展时,往往将其与商业移民或商屯联系在一起.商屯,常与军屯,民屯并列,其说源自清人所纂《明史?食货志一》.其云:"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按此文意,开中亦即商屯,商屯即等于开中.迄今为止,学术界x-j-"商屯"的理解和诠释,也往往循此思路而元异议.然稽诸史籍,明代中国北方商屯确有其事,南方特别是具体到云南,却难觅商屯实际踪影.明代的云南地区究竟有元商屯?《明史?食货志》对"商屯"的定义是否妥当?本文对此作出相关的分析和讨论.一,明代北方地区商屯的产生及特点商屯,即由商人出资经营而招募农民出力耕种的屯田,为明代前中期实行盐法开中时派生于北方地区的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明史?食货志四》云:"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开中,或称中盐,指官府召盐商至指定地点交纳粮米,再据其道里远近,纳粮数量及时价的高低,酬之以相应食盐运销权的制度.开中法盛行于明,滥觞于宋,元.早在北宋时期,为解决与西夏交战时的边军粮饷问题,即有"募商输刍粟塞下,增其值予券,以所在盐给偿"之类记载,时谓之"入中"或"折中"[1](卷35,户部四?盐法前),E2](卷15),E3].元代,亦曾实行"令商贾入粟中盐"以解决灾区赈济问题的措施,并出现过因"商人输米中盐"而导致当地"米价腾涌"的现象E4](卷19,征榷二).至明代,中盐法更被长期广泛使用,成为封建国家经济政策中一项重要而稳定的财政措施."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明代开中法最初实行于山西大同.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为解决从外地运粮至大同时的"路远费烦"问题,朱元璋同意山西行省的奏请,令商人分别于大同仓和太原仓入米一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再凭盐引到所在盐司支盐销售.此法立收"转运费省而边储充"的效果,其后各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边储".当年九月,即招募商人往洛阳,开封,怀庆,西安,凤翔,临汾等地输粮而给盐,规定至洛阳一石五斗,西安一石三斗者,给淮盐一引等.并收稿日期:2005—03—22作者简介:古永继(1953一),男,云南建水人,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西南地方史研究.58于洪武四年由朝廷制定中盐则例,迅速推广,以满足各地军储之需,使中盐法施行不久即遍及全国大部地区Es-l(卷8O,食货志四),E4-I(卷20,征榷三)①.纳粮开中分常例和临时两种.常例为长期固定,主要涉及北方边镇及内地一些重要地区.明王朝为防御蒙元残余势力的南犯袭扰,从明初开始即在北方"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的地带分兵防守,设置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个边防重镇,驻扎了5O～80Pg"边军Es-I(卷91,兵志三),1-6];内地一些重要城市如京都,各省省会及有关战略要地等,也长年驻有重兵.这些地区所需粮饷数量巨大,往往难以自给,相当部分要从外地征调,民运之外,盐商纳粮也成为长期固定之举.临时即急需时招募,遇地方突发战事军队大量集结,或边地遭灾,卫所缺粮等, 官府常召商中盐,以救燃眉之急.洪武时的中盐法多属因事而设的应急措施,至永乐,宣德问,则基本形成了以边境特别是以北方九边为重点保证的固定入粮开中制度,其他地方的应急开中也时常可见. 在中国,食盐为历代官府所专营,其销售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封建国家在垄断盐业经营的情况下开中纳粮,意在借盐商之力输粮于边.官府从食盐的买卖中出让部分利润,即可有效地调动商人参与粮饷转输的积极性,官府不必投入人力物力,既节省了大量开支,减轻了民间百姓转运的沉重负担,又能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并支持了边防战争,可谓一举数得.商人输粮换引支盐销售以获取利润,自然要求成本越低越好, 希望能在距输纳点较近之地买到粮食以省运费,价格也不能过高;但如果盐商在当地大批买粮,则会导致粮食供不应求而价格飞涨,有违盐商寻利的初衷.于是,通过商人在开中附近出资招募农民垦荒耕种以收粮输纳的商屯,便应运而生.《明史?兵志三》载:"太祖时,以边军屯田不足,召商输边粟而与之盐.富商大贾悉自出财力,募民垦田塞下,故边储不匮."嘉靖时大臣霍韬说:永乐时开中制下的甘肃,宁夏一带,"盐一引输边粟二斗五升,是故富商大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菽粟,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岁时屡丰,菽粟屡盈."[7](卷186,霍韬.哈密疏)万历时大臣刘应秋曾对商屯之利加以总结:"商人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无和籴之扰,元侵渔之弊,便三;不烦转运,如坐得刍粮,以佐军兴,又国家称为大便者."[7](卷431,刘应秋.盐政考)这些有关商屯的史料,都与"塞下"或北方某些地区具体联系在一起,而"塞"字原意为边界险要之处,古人往往以"塞下","塞外","塞北"等名称指代长城以北的我国北部边境地区.这说明商屯在洪武时即已出现,而大量集中于永乐时的北方各地区;商屯的产生对国家,军队,农民和商人都有好处,对促进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支持北部边防建设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及至明中期,随着明王朝政治的日趋腐败,开中法在各种因素的干扰下难以正常施行,商屯随之衰落.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奏请废除开中制度,盐商不再输粮,而到运司纳银换取盐引,再由太仓将银分派各边.在此之前,开中法已弊病丛生,如官府屡增纳粮数量,盐商获利艰难,开中者日少;盐引难以兑现,商人困于守支,有至祖孙相代而不得者;加上权贵搀中夺利,私盐风行等等,不少地方已出现不纳米而折银,盐法实已大坏.叶淇基于现实,主张废止开中,实乃当时形势发展的必然结局.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随着开中制的废止,由其派生出的商屯,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和根基.商人既然可以纳银买盐,"耕稼积粟无用,遂辍业而归";结果朝廷虽得到"一时太仓银累至百余万"的短暂好处,但却出现了北方边镇"墩台遂日颓坏,堡伍遂日崩析,游民遂日离散,边地遂日荒芜","近边米豆无人买运,价遂腾踊"的现象,长期陷入了"菽粟翔贵,边储日虚"而粮荒严重的窘境[7-I(卷186,霍韬.哈密疏),E8-I(卷81,盐法),E5-1(卷80,食货志四).于此可见,商屯与开中虽密切相关,但两者之间不能互划等号视为同一.从时间上讲,开中的历史远比商屯要早,商屯的产生和存在必须以开中为前提;从空间上讲,开中的涉及面比商屯广泛得多,有开中之地未必就有商屯;从性质上讲,商屯为开中法实施中的派生物和表现形式之一,两者属"末"与"本"之不同关系.而且当时的商屯还须具备以下条件:一,纳粮及开中的地点较为固定和经常,以便盐商按时运粮和就地取得盐引;二,开中附近地区有荒地可供耕垦,并具备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三,有流亡人口可供招募,屯垦所需的劳动力充分.这也是商屯本身的几个基本特点.总体上,盐商通过商屯获粮要比从市场买粮更有利可图且国家有此需要,商屯才有其存在的意义和生命力.明前中期的北方特别是九边地区,正好具备了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因而成为了商屯产生和发展的理想地区;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有关明代商屯的各种史料记载,反映的也正是这些地区.二,明代的云南有开中而无商屯在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中,云南是一个重要地区,自明初统治势力进入后即已开始.此后随着云南各地的平定和卫所的相继建立,盐法开中在有关地区不断推出.从洪武至弘治的100多年间,中商纳粮一直贯穿于云南各地,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形:①按:"引"为商人运销盐,茶等物的凭证,含有规定的单位重量,不同时期和地区各有不同;明代盐引有大小之分,一般大引400斤小引200斤.59(一)新xF-定地区军队众多而经济生活尚未纳入正轨,所需粮饷召募商人中盐解决.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二月,明廷以30万大军征云南,军食不继,"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中纳盐粮以给之";于是户部奏定商人纳米给盐,根据地理远近,至云南府城及后来属于贵州的普安,普定,乌撒等地纳米六斗,一石,二石五斗不等者,YS"别给淮盐,浙盐,川盐二百斤[-93(太祖洪武实录,卷142).(--)新置卫所无粮或军队临时聚集较多而粮饷供应不足时,令商人中纳.如正统十年(1445年) 七月,镇守云南太监萧保奏称:最近开设腾冲军民使司,拟调官军万名筑城,岁计口粮54000余石, 需赴金齿(今保山市南)足食仓关支,"然山路险阻,难为搬运",请调淮,浙,川盐30余万引于腾冲,"召商纳粮以给官军".得批准r-9-1(英宗正统实录,卷131).(三)重要的边境地区或要地卫所,驻军屯田难以满足需要,令商人开中供粮.如云南腾冲,金齿, 扼滇西进出门户,接麓川,缅甸,木邦诸土司,战略地位不凡,历来派兵驻守,但地处偏僻,"田地狭少,难于屯种"r-9-1(英宗正统实录,卷144),一直是云南开中的重中之重.洪武时曾规定,商人纳米于金齿卫者,"每一斗给盐一引";因每引需纳米量较少,开中者众,一度使得"商旅辐凑,储倚充溢"r-g-1(太祖洪武实录,卷177).(四)较大军事行动之前,往往于附近召商中纳,预作军粮储备.如永乐四年(1406年)明王朝征讨安南(今越南北部)前夕,为配合广西一线的出兵,作为征讨安南左副将军的西平侯沐晟上奏朝廷,请云南各处运粮22万石集中于与安南邻近的临安,蒙自前沿以待用,"云南井盐亦移于蒙自开中", 得批准[93(太宗永乐实录,卷57).正统时发生于滇西地区的"三征麓川"之役,历时八,九年,明廷先后出动军队数十万,消耗粮饷数额巨大,其间更是多次减损盐价,召商至云南大理,金齿,腾冲等地,纳粮给军r-g-1(英宗正统实录,卷52,56,6J,67,76,8J,93,104,J66.同北方一样,开中法在云南地区的施行,对缓解当地的军粮紧张状况,支持相关军事行动及安定地方,开通商路,活跃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其法至天顺,成化前后亦弊端层出,商人开中兴趣日减,弘治末终于走向消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与北方地区不同的是,人们在云南却看不到丝毫的商屯痕迹;也就是说,明代云南地区的开中,并没有导致商屯的产生.如前文所述,商屯的产生必须以开中为前提,但开中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商屯的产生.相较北方而言,除去开中法这个大前提外,商屯赖以产生,存在的其他几个条件和特点,当时的云南都不具备. 首先,缺乏固定,经常和大规模的纳粮开中地点.明前中期的云南,不似北方那样长期存在一个强大而虎视眈眈的敌人,因而并非全国军事防御的重点.在中央王朝与麓川土司之间虽发生过多次战60争,但为时不算太长,且双方力量悬殊,战后主要矛盾即基本解决,并未遗留形成严重而长期的敌对关系,明王朝毋须在云南屯驻重兵加以长期防范,从而未能产生固定,经常和大规模的纳粮开中地点. 即便情况特殊而相对驻军较多的滇西金齿,在屯兵高峰的洪武时守军也不过27Y余,而至正统七年则仅余汉军3千[91(英宗正统实录,卷92);"三征麓川"时该地一度重兵聚集,但战后即多撤回,因而也看不到有过商屯的痕迹.此时的云南卫所,所辖军队数量最多时为l5万左右[1o1,分布于边境者不过几分之一,总体上呈YS"散,量少和流动状况, 与北方沿边长期保持庞大而固定的驻军队伍不可同日而语.其次,缺乏商屯所需的大量土地.云南虽开发较晚,至明初仍是地广人稀,官府多次组织移民,从而产生不少的军屯,民屯,但云南总体上高山深箐密布,地理条件复杂,山多田少,自然条件较差,少数土质良好,水利条件优越的xF-~.丘陵地区早为当地世居民族,屯军及官府移民先行占有,不似北方千里平野长期可任人随意开垦.而一些驻有军队, 确需商人开中纳粮之地则往往位居偏僻,如前述腾冲,金齿,"田地狭少,难于屯种",缺乏商屯必备的基本条件.无主荒地多YS"布于高山河谷,即便可以开垦,未必就位于开中附近,更难以形成集中化的规模效应.这对于极富经济头脑的盐商来说,恐怕不会产生多大吸引力.第三,缺乏开荒屯垦的大量劳动力.北方商屯所需劳力,来自于对游民的招募.此类游民多系一无所有,极少携带家室而游离于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流浪汉,所出卖的是劳动力[11],商屯兴而聚集,商屯废而离散;而游民队伍的产生,则来源于当地常年存在的大量流亡人口.北方地区靠近中原政治,经济中心,交通便利,游民来往常盛不衰;当时的云南,却因条件限制而不存在这一类游民.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云南即被称为"瘴疠蛮荒"之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中原人视为畏途,成为历代官府安置贬谪官吏和罪犯的充军之所,明代尤为突出;一些位置重要,长期驻有军队而需开中之地,恰恰也是偏僻落后,少数民族聚居的所谓"烟瘴"地区,不用说一般百姓,即便是身份特殊的官员,军士,有时面对朝廷的派遣征调,不少人也往往设法推委逃避.因而明代的云南除少数靠近腹内而条件较好地区外,外地移民的批量进入,均是官府行政力量组织下的强迫行为.当时各地虽也不乏自行流入的民间百姓如文人侨寓,灾民流亡,罪犯逃匿之类,但都零星分散,流入后即往往湮没于当地民族及官府移民的浪潮之中,难以形成单独而长存的游民群体.在此条件下,仅凭盐商个人的力量, 要在本地召募少量劳力或有可能,而要让大批的外地农民进入云南垦荒长期耕种,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另外,相关的一些资料记载,也表明明代云南盐商的开中,采取的是由外地直接运入粮食的方式; 此类外地,或者是本省之外,或者是本省之内的其他地方.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时辖于云南的普安军民指挥使周骥言:"自中盐之法兴,虽边陲远在万里,商人图利,运粮时至,于军储不为元补.-4"蛮夷屡叛,大军所临,动经岁月,食用浩穰,而道里险远,馈运弗继,-ff减盐价以致商人."[9] (太祖洪武实录,卷197)宣德六年(1431年),停全国各处盐粮专供:It京中纳,云南布政司特上言:"缘云南边地岁用粮储,全资客商开中安宁等井盐,运米于大理,金齿等处上仓.今既停中,供给不敷.请于安宁等井依宣德三年例,淮,浙两处依洪武间例,仍召商开中."得批准Eg-1(宣宗宣德实录,卷77).此类开中机动灵活,欲兴即兴,欲停即停,全然看不出商屯纳粮从开荒到收获需较长时间周期的安排和考虑.这表明当时云南各地商人纳粮换取盐引,均为从外地运粮上交,此外再元其他途径.从上可知,《明史?食货志》"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之说,是不科学且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而这一说法则导致了后人对明代商屯问题的认识步入误区而不自知,长期来有关商屯问题的各种论述,元不奉其说为圭臬.近年出版的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即云:"商屯,按照《明史?食货志》界定的含义,为:'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明代商屯,最初始于洪武三年(1370 年)."[1z-1(卷9,上册.p582)云南地区更是如此,学者专家众口一辞,着名者如江应棵《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明史?食货志?田志》载: '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云南从明军入境时开始,就积极推行商屯制度,大力招募盐商到云南开中";从洪武到正统间,"一再减低纳米数,商人有利可图,商屯也就大为兴盛"[13-].方国瑜《云南地方史讲义》:"明初募盐商于各地'开中',称为商屯……一些商人出资招募一些破产或元地少地农民到各地屯田,其中也有到云南的." [14-]尤中《中国西南民族史》:"明朝平定云南之时,即因军粮不足,募盐商于云南屯田,实行'开中之法'……内地商人招募汉族佃户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屯田,人数虽未见于详细记录,而有部分汉族人口以商屯的形式进入西南则是肯定的."[15-1 等等.这些说法,除了将开中等同于商屯,用开中的推行来说明商屯的存在以及某些推测性判断外, 都未能拿出具体的事例作为明代云南地区存在商屯的历史见证和依据.另外,明代云南兴盛的盐业,曾吸引不少外地客商往来贸易.如洪武初四川阆州太守之妻宋氏以夫罪坐戍云南金齿,同路的一浙江天台妇女,"丧夫未经二十日,画眉重嫁盐商君"[16-](卷10).此"盐商君",即为外地入滇从事盐业经营的商人.云南有的产盐地,甚至有不少盐商陆续定居而侵夺,排挤当地民族.如洪武末大理府云龙州五井盐区, "田亩日开,客商日众,夷人不善计算,客商侵利,夷日困,或死或迁,客民多,夷渐少"[17-1(段保世职传),等等.由于"商屯说"先人为主的影响及人们思想意识上的认同,此类资料即成为有的学者谈论云南"商屯"的基本依据[18-1,[19-1,[zo-1.其实,在物产丰富的云龙地区,外地移民特别是商业移民的进入由来已久.早在宋代大理段氏政权时期,云龙的阿昌族聚居地即多有永昌,大理一带的商贾来往}甚至有流落当地不归的商贾,"教夷人开田,夷人喇鲁学得其式,此夷有田之始"dz"[17-1(阿昌传).在中国封建社会,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格局及封建专制之下"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品经济长期受到压抑而缺乏畅通的发展渠道,而土地则是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生产手段和最安全的财富存在形态,许多工商业者往往"以末致财,用本守之"[21-1,在经营商业或-T-工业发财致富后即大量置买土地,通过对农业的部Ys-转向投资来进一步积累财富,以保障自己经济利益的稳定和地位的巩固提高.此种现象自秦汉以来即十Ys-普遍,不足为奇. 明代外来盐商在云龙五井盐区经营盐业发财后就地大量购置田地,并不能说明当地就有商屯;且当时的五井盐区及其附近,并未驻有重兵而需商人中纳粮食,自然条件也很差,从而亦元商屯产生的必要和可能.①因而,此类资料除了说明云龙地区盐业在明初即发展兴盛影响很大,表明当时云龙已出现商业性移民,土地兼并及势力雄厚的外来盐商利用自己的经济文化tot';势侵夺,压迫当地民族外,与是否有"商屯"并元必然联系.综上所述,可以证明一个基本的事实:商屯是明代北方特殊形势下产生的特有经济现象.商屯是历史的产物,它存在于明代前中期,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支援边防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商屯又是个地区性产物,曾于防御蒙元残余势力的北方九边地区一度存在,而由于环境条件和形势的差异,明代云南各地虽普遍推行开中,但并不具备商屯所需的基础和条件,因而不存在也从未出现过商屯.长期以来,人们未能详审开中与商屯间的真正关系,在《明史》误导之下将二者视同为一,见到开中就认定是商屯,你讲我讲大家都讲,以讹传讹, 影响深远,并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近年已有学者对"云南商屯说"提出疑义Ezz-],Ez3-](P84),惜未及作深一步探究,从中找出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n-4",《明史?食货志》之"商屯说"该做纠正,明代"云南商屯说"之迷雾亦应彻底澄清!参考文献:[1]张萤.西园闻见录[M].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民国排印本.①据笔者2004年8月赴云龙县参加学术会议之时考察所见,明代五井盐区中心地亦即当时五井提举司衙门旧址诺邓村,四面环山,地势逼仄,民居因山层叠而建,极目所望,附近甚至没有较大的平整之地,夹杂在山坡树丛中而面积有限的耕地里仅能见到包谷等旱地作物.该地经济发展千百年来主要以盐业为中心,周边的自然环境根本不具备农业生产集中化的基本条件,实难让人将其与商屯联系在一起.61[z]毕沅.续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64.[3]郭孟良.明代茶叶开中制度试探[J].河南师范大学,1989,(4).[4][乾隆]续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5]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张正明.明代北方边镇粮食市场的形成[J].史学集刊,199z,(3).[7]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8]傅维麟.明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9]明实录[M].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10]古永继.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J].民族研究,2003,(Z).[11]王守义.论明代的商屯制度[J].南开大学,1956,(z).[12]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
明代农村的人口流动与农村经济变革【摘要】明代农村人口流动与经济变革是密不可分的。
人口增长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变革也影响着人口的流动。
明代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因包括自然灾害、战乱、经济机会等因素，形式主要表现为农民的迁徙和流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实现了由封建经济向商业经济的转变，农村经济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农业、手工业、商业相互融合。
这种调整带来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对人口流动产生了影响。
明代农村人口流动与经济变革密切相连，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农村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明代、农村、人口流动、经济变革、增长、发展、原因、形式、结构、调整、影响、关系、持续发展1. 引言1.1 明代农村人口的增长在明代时期，农村人口的增长是一个显著的现象。
这一时期经历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许多地区的农村人口数量大幅提升。
这主要是由于明代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导致了人口增长的加速。
明朝的政治制度相对稳定，社会秩序良好，减少了战乱带来的人口减少。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人口增长提供了保障，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增产措施的实施，为人口提供了充分的粮食供应。
在明代农村人口增长的背景下，农村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人口的增加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农业生产得到了提高，农产品的供应也得到了保障。
人口的增长也带动了农村市场的扩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这些都为农村经济的变革奠定了基础，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代农村人口增长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2 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而持续的过程，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逐步演变。
在明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受到土地资源、人口增长、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
土地资源的充足与合理利用是明代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明代农村人口增长迅速，需要更多的耕地来维持生计，因此土地的分配和管理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在明代，通过土地制度的完善和土地的有效利用，农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
明朝末期，云南丢掉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南部分至今未收回
明朝末期，云南丢掉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以南部分至今未收回展开全文说到云南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就是，彩云之南和这里的丰富富饶的资源，以及多种多样的民族汇聚。
但是除开这些之外，我们也能够发现云南如今的版图其实并不是一开始云南应该有的样子，随着元朝和明朝的变化，使得云南省的面积逐渐变得越来越小，当年云南的版图之类甚至还包含缅甸和泰国以及老挝等诸多地区但是到了明朝后期这些地区逐渐的分离了出去，林林总总加起来，占地面积竟然达到了100万平方公里。
为何明朝后期会逐渐的失去这么多的领土呢？第一战争不断在元朝时期，其实这些地方并不完全属于中国的版图之内，但是由于元朝时期的统治者，非常的擅长山地战争，所以在与这些国家对打的过程之中，也逐渐将它们收复，使得缅甸地区最终归于元朝。
甚至于在后来的进攻过程之中，包括缅甸在内的一些周边国家，全部都归到了元朝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种战争到了后期却成了一种极大的弊病，各地统治问题不断，而朝代更迭，更是让这些地区有了分裂出去的想法，所以也发起了许多的战争。
第二机构设置等到这些版图完全被元朝收纳之后，我们却发现了后续管理上的问题，虽然这些民族被收纳，但是他们在相对较为边缘的地区，所以是处在中央控制之外的游离区域。
而后等到明朝继承了云南的一部分领土以后，也继续向东南亚进攻，获得了云南以外的所谓外籍地区。
但是收服以后，他们并没有进行很好的管理，这里的官员册封仅仅停留在了表面层次，使得明朝对于这些地方的控制不够严格，而这些地方在内里实行的经济政策，更是以当地发展为主，所以明朝逐渐的失去了主动权。
第三政策变动本身明朝对于这些地方的控制就不够严格，因此只是名义上接受明朝册封的这些土司，实际上属于云南行省，但是又因为地处缅甸地区，他们与割据的各大王国产生着相对较为密切的联系。
后来明朝在后期进行了收缩政策的调整，所以这些土司跟明朝彻底失去了联系，使得这些叛变出去的土司逐渐的向四周扩张，最终成为了独立出去的一个支。
明朝的社会矛盾与民生问题
明朝的社会矛盾与民生问题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它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十分繁荣。
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那个时代的人们。
那么，明朝的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到底包括哪些呢？接下来，让我们一一探究。
一、人口爆炸和土地问题明朝时期，人口数量飞速增长，也带来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
由于农地不能再继续扩大，而人口数量却在持续增加，于是，人均耕地显著减少，让社会矛盾逐渐升级。
大量人口不仅让土地空间不够，同时也给社会性质上的矛盾和压力带来了增长，比如口粮紧缺，许多百姓的生活都变得十分困苦。
针对这个问题，明朝朝廷多次采取了措施，如加强对土地的执法，防止无视耕地权的农户们侵占土地。
此外，朝廷还通过减轻负担，调节工商业，和从海外引进粮食等各种办法来减轻百姓的生活压力。
而随着明朝的逐渐衰落和农地兼并，土地的集中掌控问题导致的社会问题也愈加糟糕，一些富有的大户人家开始依赖无偿劳动力来获取利益，比如利用奴隶或农民。
这种现象进一步推高了劳动力的失业率，有可能是其它社会矛盾的源泉之一。
二、财政危机和物价飚升明朝的财政危机，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由于税收的增加，物价的风起云涌，大量的矛盾和纠纷开始涌现。
此外，格式货币的缺乏和产品价格的失衡，也加深了人们对明朝财政问题的担忧，更加恶化了财政和社会危机。
尽管朝廷时常通过各种制度来调整物价，但却难以长期维持稳定，因为这种干预方法往往不能长远治根，它只是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终究不能根本改变民生的贫困苦难。
三、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平等在明朝的社会层次论中，一些上层社会贵族和下层百姓感到侮辱和不公平。
他们之间的财富分化和经济繁荣，使得朝廷势力之外的人们失去已有的机会和权力，无法改善生活水平。
更进一步，严重的阶层分化，导致了农民、工匠、商人和定居城中的周围流浪者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
尽管朝廷时常进行调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它的结果只是让城市人口流失或者转到乡村定居所以，哈佛大学的中士阶层分化问题，改变了明朝社会，导致了进一步的社会矛盾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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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云南地区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增加，土地利用面积的扩大和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各民族的经济发展，都有其悠久的历史。
我们研究明代云南各族的经济发展及其特点，除现实情况外，还要上溯其历史发展。
此外，田野的实地调查，文物的比较研究，兄弟民族的传闻和民歌故事，都可以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线索。
现仅根据身边能读到的史籍、史料，对明代云南地区的人口，土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明代人口通过各种渠道流入云南自元世祖率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大理城，到明初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平定云南以后，内地居民向云南移迁达到了一个高潮时期。
据地方志载楚雄的情况是：“自洪武二十六年傅沐二公平定后，留兵戍守，太祖又遣江南闾右之民以居之，复有宦游商贾入籍，大部南人较多，故俗亦类江南。
”其实，不仅楚雄是这种情况，整个云南也都是这种情况。
从明至清数百年中，从外地迁移到云南的，就其性质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
1．留戍元代和明代，对云南用兵以后，必留兵力戍守。
因此，戍军成为云南移民的主力。
元世祖平大理后，蒙古人移住滇中的甚多，今大理，永昌等地，尚能寻见蒙古坟和蒙文碑志。
河西县境内的打鱼村，全村数百户，和内地人的风俗语言有所别异，自称系随元世祖征滇时留守在此地的。
世祖平滇后，以瞻思丁抚滇，从此云南更有阿拉伯人的移入。
《新元史》本传载：“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别庵伯尔者，西域诸国尊回回救主之名也。
世祖征西蜮，瞻思丁率千骑迎降，至元十年，奉上命抚滇，在滇六年，建树极伟。
”从这一记载中，可以推定在此期间阿拉伯人到云南来的必然很多。
据《大理县志》载：“境内之有回教，其来久矣。
元时，赛典赤瞻思丁以平章使云南，至元十六年，其子纳速刺丁迁大理路宣慰使都元帅，是为回教人至大理之始。
今境内回教约一千余家，凡姓沙与马者，皆赛部子孙。
”(《大理县志稿》)反映了元代云南戍军落籍于狙中的情况。
明初平定云南后，留戍滇地的士兵，多为长江黄河一带人。
《明史》称：“诸将所部兵，既定其地，因此留戍。
”(《明史•兵志》) 明代，军队戍守的地方，叫做卫所。
明代云南都司所属卫所，计有左卫、右卫、前卫、大理卫、楚雄卫、临安卫、景东卫、曲靖卫、金齿卫、洱河卫、蒙化卫、平夷卫、越州卫、六凉卫诸处。
所谓“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
”(《明史•兵志》)依此类推，仅就设卫的地点来计算，云南各卫所留戍的士兵，将近十万人左右，这还没有计算后来随时补充增戍的人数。
此外，在正统时王骥的三征麓川，万历时刘犍，邓子龙的深入缅地，顺治四年李定国的率大军入滇，顺治十五年铎尼、赵布泰、吴三桂的进取云南，他们所统率的军队，多有一部或全部留戍或流亡在云南，以后大都落籍在滇地。
有些士卒的妻子也被迁往云南。
2．仕宦的落籍云南人中，还有一部分是外省仕宦落籍于滇的。
他们是仕宦的后裔。
根据《云南机务钞黄》所载，洪武十五年平滇后上谕，“各处仕宦人员，流寓在彼，及本处人民，如有怀才抱艺愿仕者，有司礼送赴京，以凭擢用”。
可见元末及明初，在云南做官而流寓在那里的，巳为数很多。
明代三百年间，滇中的官吏，有很多是外地人，如知名的文人杨慎(升菴)、李贽(卓吾)等都在云南流寓过．清初吴三桂治滇，当其声势显赫之时，就有所谓“西选”之官，遍布东南，为仕宦而入滇的外地人，至此盛极一时。
吴三桂失败后，终清一代，滇中官吏，仍多队外地派入。
据昆明县志载：自顺治迄道光间，昆明历任知县，计四十二人，其中二人为满籍，三十九人皆闽粤江南或北方来者；凡此外来仕宦之人，他们的子孙固然未必完全落籍滇中，但任满后不再返回故乡的，也大有人在。
特别是李定国在云南时，其兵士多为外省人。
起义军失败后，其土卒多流亡滇地。
如部将贺九仪，欲出降，定国杖杀之，其卒多溃还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