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的中国

从《转变的中国》中看“加州学派”摘要：关于经济与社会的近代转型这一重大的学术问题，一直有“欧洲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两种模式，其中“欧洲中心观”模式是主要思潮，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西方的参照物。

不管哪种模式，都过分强调差异，忽视了相同或相似的特性。

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加州学派”对转型前的中国和欧洲进行重新的评价，创新了研究方法，承认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探索了一套比较公正的标准。

王国斌是“加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及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方法新颖、视角独特，为我们打开了中西方历史比较的全新视野。

本文将结合这本书在观点与方法上的独特之处，以点带面来体现出“加州学派”全新的思想和方法。

同时也会指出其在探索道路上遇到的问题和局限性。

关键词：“加州学派”全新观点创新方法不足正文：一、关于“加州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新经济史学的长期浸染，欧美研究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的经济史。

其中，“加州学派”迅速崛起，并成为欧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导力量。

加州学派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王国斌、彭慕兰等人为代表，是一个针对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学术再评价的学术流派。

[1]加州学派运用“互为主体”和“‘前瞻性分析’与‘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等方法进行探索和创新，大胆地对“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提出了学术挑战，引起了广泛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关于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一书（一）、主要内容与独特的观点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的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一书中文版分为三篇，共十章。

上篇“经济变化”，中篇“国家形成”，下篇“社会抗争”，分别对本书的三大主题进行讨论。

作者之所以选择这三大主题，乃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不仅是近代欧洲历史最重要的两大过程，而且由于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扩张，使得这两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世界性的了。

此外，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欧洲社会史研究中，民众反抗研究处于中心地位。

以集体行动为契机，分析民众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起的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

[2]（编者的话）本书的条理十分清晰，从国家与经济、国家与社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来进行了详尽地中西对比研究。

具体来说，上篇主要探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

第一章主要从中国与欧洲经济变化与经济动力两方面指出了19世纪以前中国与欧洲在经济上的主要相似点。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西欧与中国农村工业与人口变化的关系、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的比较，既有横向的发展，又有纵向的中国与西欧的比较，全章将重点归于农村手工业的作用。

第三章从欧洲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史与经济发展，将目光放在了自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段时期，而且借鉴欧洲经济史和发展经济学中的经验，为中国将来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作者强调，经济学的原则，尽管已证明不足以解释欧亚经济史与经济发展的多条道路，但却能够把不同国家的经验理出头绪。

中篇把欧洲武力威胁到中国统一之前和后，对中国及欧洲政治变化的历史环境产生之影响进行对比研究。

第四章作者提出了早期中国与欧洲因国家体系有相似性而产生了相似的动力，但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并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做出了猜想——不同的竞争基础。

欧洲与中国用长远、自视与互视的眼光看国家的形成，为欧洲与中国形成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个分析的框架。

第五章深入探讨了国内统治的有关问题，阐述了近代国家形成中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机构，分别说明了民族国家与农业帝国形成中的中央集权及地方秩序，探讨了各自存在的问题，但最后目的是说明中国的统治方略产生了一个农业帝国，与欧洲经济很少有相似之处。

第六章将重点放在了中国，从欧亚的观点，来对帝制时代以后中国的国家形成问题进行讨论，王国斌力求把中国和欧洲的国家形成情况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既看到两者的共同之处，又看到它们各自的特点。

下篇则以政治与民众反抗为主要讨论对象，第七、八、九三章分别对食物骚乱、抗税运动、叛乱和革命内在逻辑与环境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与常识相反的理论，如否定了饥饿与食物骚乱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的看法等。

在全书结论即第十章《比较史学与社会理论》中，作者将其对中西比较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与社会理论的看法作了一个系统的归纳与总结，希望能对中国与欧洲历史变化的诸种动力，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同时也想借此表明比较史学能够有助于修正社会理论。

作者分别从经济、政治、社会三个不同点来进行中西对比研究，这三篇并不是结构松散、没有紧密的联系。

而是作者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把社会史、经济史和政治史融为一体进行讨论，从而对中国与欧洲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变化的总体情况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因此这是一部既广又专的研究中西方对比的历史研究著作。

在学术界，与“加州学派”的观点相对立的有“欧洲中心论”和“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意义”两类。

作者在这本书的三章中，多次鲜明地对这两类观点进行了反驳，尤其是对“欧洲中心论”。

“欧洲中心论”也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其他地区必须模仿欧洲发展的道路；另一方面是“冲击—反应”模式。

19世纪因欧洲经济发展快，迅速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因此其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之一便是以欧洲为中心，将欧洲的经验视为人类社会变化的共同和必然规律。

非欧洲国家，也被认为基本是沿着与欧洲相同的道路，即使它们并不成功。

中国的经济史学家因此相信“近代早期以来欧洲经济发展的道路是近代经济成长的唯一道路，中国经济发展也一定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因此，每当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某些经济变化与近代欧洲经济变化有相似之处时，我们就将其视为中国近代经济成长的证据。

相反，中国与欧洲的相异之处，则被视为中国近代经济成长的障碍。

而且我们经常关注的并不是“中国究竟了发生什么”，而是“中国应该发生什么”和“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它应该发生的变化”。

我们从来都是习惯用近代欧洲的标准去评价中国的过去和预测中国的未来，而从来没有想过去解释中国发生的实际。

这些都体现了“欧洲中心论”对中国和其他非欧洲地区思想渗透的严重性，也侧面体现出来民族自卑感。

而作者在书中为我们找到了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他能看到一些中国发展前景比欧洲好的时候，如中国对资源的短缺都是偶发的，而欧洲确是必然和长期的，并明确地表明了“如果我们把欧洲中心主义的模式视为研究发展道路的指导的话，那么这些模式肯定非常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并认为一些功能（例如征收赋税、对抗来自邻国的威胁、保障国内稳定等）是所有国家都具备的，但是这些功能的具体的和实质的意义、它们相对重要性以及国家所面对的社会组织，却可以完全不同。

[2]（P147)作者反对将西方列强的经验用来判断成功和失败，而是将中国与欧洲放在平等的位置上，欧洲有占优势的时候，中国也有优于欧洲的时候。

关于“冲击—反应”模式，是从另一方面来解释“遵循欧洲发展道路”这一观点的，许多研究者将“西方”等同于“近代”，将迄今还未西方化的“东方”贴上“传统”的标签。

而作者认为，中国与欧洲的差异的确是存在的，但最好的做法是将这些差异简单的看成“中国”与“欧代，中国等同于传统”的观点是要付出代价的，这种观点会限制我们借以解释政治变化动力的能力，无法避免那种认为政治、社会变化只遵循单一途径的危险。

英国通过城市工业化的工业革命走上了现代化，大部分国家都开始效仿，实质上又是在走着欧洲的路。

王国斌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道路并非是朝着唯一的欧洲方向发展的。

例如欧洲的织布生产在19世纪逐渐成为一种城市现象，而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户手工织布尚能成功地与工厂机织布竞争。

[2]（P54)李伯重的研究同样表明，中国江南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后通过发展乡村工厂工业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充分证明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完全可以不同于英国模式。

“加州学派”并不是维护中国的学派，它关注中国并不等同于构建“中国中心论”，相反是要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全球化视角中看待中国的问题，重新估量中国在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王国斌作为学派的代表人物，很好地践行了这一原则。

他虽然反对“欧洲中心论”，但并没有摒弃欧洲，而且还肯定了西方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活动对世界各地的重要影响。

“要超越欧洲中心论，首先应当回到欧洲；应当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发生情况，作为历史过程而非抽象的理论模式，认真进行讨论”[2]（P2)这是作者书中的一大亮点。

在读著作的过程中，被作者的观点吸引，了解大概含义。

但在具体的阐述时，作者的论据并不是很充足，导致让读者难以精确的把握内涵。

这与“加州学派”是一个新兴的团体有很大关系，将近代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上重新定位是一个较新的课题，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与深入。

（二）、创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王国斌将“双向交叉对比”的方法大量运用在论述中，即横向的“互为主体法”和纵向的“‘前瞻性分析’和‘回顾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过去囿于19世纪“欧洲中心论”，学者总是将英国或欧洲为参照物来观察中国，把欧洲经济社会的变迁看成是常态，而王国斌又以中国为参照系来观察英国或欧洲，并看看这种做法，是否能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下那些在国家形成方面被我们是为自然、必然的东西。

这种方法又叫做“交互比较研究法”，是加州学派的创新。

书中王国斌大量使用了“前瞻推测”的研究方法，正如他在本书第四章中所说的：“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从19 世纪与20 世纪去回顾欧洲国家形成的过程，而是从1100 年向后展望，探讨各种形成的可能方式。

而在这些可能方式中，某些制胜战略逐渐成为主导。

这种前瞻推测的研究方法，是查尔斯·蒂里所大力倡导的。

”[2](P87)“前瞻推测”就是站在历史过去的某一点上，从某一领域对这一点后来发生的历史作出前瞻性的分析，让你站在特定的情况下，设计出那一点之后的各种可能性。

在我们想要认识和解释的世界中，形成各种可能性的集合领域。

它不是有关现实的科学，像是一种意识的分析，一种猜想。

本书上篇中对经济变化过程的比较，是使用前瞻性分析来论证：尽管欧洲与中国道路可以用回溯的方法来解释，但二者之间的歧异性则难以预测。

“回顾性分析”即我们经常用到的回溯的方法，它使我们对已发生的事实进行回忆与总结，从而得到新的发现与经验。

前瞻性和回顾性可以合起来使用，同时他们又是彼此相关的。

混合性使用能让我们了解各种可能性，同时探索实际上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从思考社会理论如何使各种历史经验变得有序出发，转而思考未来的各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虽然不一定是必然的结论，但也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最后，我们可以用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对比较的问题进行观察。

“加州学派”的创新，为学者们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但运用时也会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如本书中“互为主体”法，虽然中国与欧洲互换主体，站在自己的角度看见了对方，但却没有一个“自视”的过程，这很可能知道了对方是谁后却不知道自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