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启示

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启示(2010-11-04 10:54:29)转载▼标签：分类：和学讲坛荀子中国生态环境传统社会山林文化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启示【原文出处】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原刊期号】20071【原刊页号】25～32,39【分类号】N2【分类名】生态环境与保护【复印期号】200708【作者】曾正德【作者简介】曾正德，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

【摘要题】环境史【参考文献】[1] 熊大桐．中国林业科学技术史[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2] 林甘泉．从文明起源到现代化：中国历史25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 曾正德．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N].光明日报，2002—05—13(2).[4] 王巍．自然环境变迁与史前文明演进[N].光明日报，2003—02—02(7).[5] 李根蟠．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及其基础——兼论传统农学在现代化中的价值[EB/OL].[2004—10—24]..[6] 于希贤．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渐变与突变[EB/OL].[2003—01—01]..人类和经济社会发展依赖并作用于生态环境，已经历了上万年的历史。

生产力水平越低，生态环境对人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生态环境演变的历史，呈现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

古代文明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凭借其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创造了世界上许多先进的文明成果，包括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成果。

认真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实践和生态环境建设思想，对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历史借鉴意义。

一、传统社会的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石器时期，人类主要是采集和狩猎，兼事渔捞，以取食物。

旧石器生活在森林里，已积累了森林方面的知识。

早期，采集处于重要地位，主要是索取自然界物质来维持生存。

晚期，已利用木材的弯曲和弹性制作弓箭。

新石器除从事并扩大采集活动外，狩猎和渔捞有了显著发展。

以渔猎为生的包牺氏，已积累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周易•系辞下》）的经验，并引导人识别天、地、水、火、山、泽、风、雷等自然现象。

在漫长的采猎过程中，古人对许多生态环境要素有了朴素认识，把周围的动植物甚至山岩、流水看作是自己的同胞姐妹兄弟：芬芳的花朵是姐妹，麋鹿、骏马、雄鹰是兄弟，山岩、草地、动物和自己同属一个家庭。

采集、狩猎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以免遭受饥饿和各种灾害的损毁。

如《国语》所言，九州山川河湖，是生存的物质资源，应祭祀保护和利用。

为了开辟新食物来源，古人在积累一定的动植物知识后，就开始了植物和动物驯化工作。

这也是原始种植业和畜牧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神农氏“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戴圣《礼记•礼运》）而成为始祖。

新石器中期的黄帝提出了按时节开发利用山林川泽资源要求，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园林——平圃。

夏商周王朝能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生态环境条件是其重要原因。

黄河中游地区土质肥沃，适合农作物生长。

与长江流域相比，地下水位低，土质渗水性好，不易形成洪涝。

即使发生洪涝，也能较快恢复生产。

考古发现并证明，夏王朝之所以从小国林立局面中脱颖而出，生态环境是其重要原因。

二里头遗址、洛阳皂角树遗址反映的生态信息和历书《夏小正》有关动植物、特别是农作物的记载，详细叙述了夏王朝的生态状况。

商周王朝在中原地区相继建立，成为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中心，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地理和生态环境条件有关。

周朝在继承和总结前人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山川林泽更为重视，制定了一整套的保护政令、制度和办法，而且还设置了专门的人员对其进行管理。

如兽人、猎人管理田猎，山虞、林衡管理山林，川衡、泽虞、渔人管理河川湖泽等。

整个周代，在保持生态平衡尤其是在山林湖泊和动植物管理与保护方面积累的经验与过去相比要多得多。

《易经》中的卦爻辞记录了周人的多样化生态环境活动，提出了根据季节和林木生长规律进行合理采伐的思想。

《易经》对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有许多精辟论述，是一笔宝贵的生态文明遗产。

可以说，三代时期的生态环境条件极为良好，这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使中国较早地进入了农业文明。

黄土高原之所以成为早期的农业起源中心，与所处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黄土高原在当时既是半湿润半干旱地带，又是丘陵地区，有着极为良好的聚落和生态环境。

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是气候温暖湿润、河流纵横、湖沼密布、植物葱郁、动物繁盛，成为人类活动的中心。

《诗经》曾描写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末）至春秋中期（公元前6世纪）大约五百多年的古人生活，共收入诗歌305篇。

《诗经》提到的植物近一百五十种（树木约五十种），对植物和野生动物生长生存的习性与环境都作了较多记载，其中对黄土高原东南部的植物记载尤为详细。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是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实践全面推进时期，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居于世界领先时期。

管仲从强国富民高度，强调了保护山林川泽与生态环境资源的重要性。

管子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专长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龟鳖虽多，网罟必有正。

”（《管子•八观》）他还告诫统治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菜，不可以天下王”，“原野的五谷生产，观一国之饥饱；以山泽、桑麻、六畜之产，观一国之贫富”（《管子•八观》）。

孟子主张“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且力主用养平衡。

战国时已把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上升为治国安邦之策。

荀子在《王制》中提出了许多反对过度开发山林川泽资源而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主张。

汉代，虽出现了大量垦荒现象，但就全国来讲，生态依然平衡，环境同样良好。

西汉的《尔雅》和东汉的《说文解字》收录了大量树木和鸟兽，其中对不少鸟兽的分类和命名沿用至今。

战国以前的林业活动一般依附于虞衡业或园圃业，战国后就发生了变化。

《淮南子•主术训》在谈到汉代农业生产时，特别提到“丘陵坂险不生五谷者，以树竹木”，表明林业已和五谷、六畜、桑麻并列，为农业生产重要项目，成为了独立的生产部门。

从《四民月令》和西汉王褒《僮约》中发现，汉代已出现了大规模经营经济林或用材林的业主。

魏晋南北朝时期种族斗争激烈，战乱频繁，退耕还牧，粗放经营，生态环境建设进步较小，农业生产也出现了倒退现象。

但在南方经东吴孙权及后来的六朝政权后，因恢复和推行新的耕作制度、植保技术、垦种方法等，出现了较大转机，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也有了提高，且得到了发展，特别是对自然界存在的食物链有了更加独特的认识。

南北朝时期，贾思勰编撰的《齐民要术》既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农书，又是一部内容丰富、作用巨大的生态环境著作。

书中以蒜为例，总结了生物的变异与生态环境条件改变之间的关系；以豆类作物肥田益稼为例，论述了共生互利关系；以桑椹子、黍、麻楮为例，提出了共生互养办法，对生态平衡和生物间的相克相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隋唐时期虽然较短，但生态环境趋于良好。

北方夏热冬暖，南方酷热多雨，林木繁茂。

又因国家再度统一，重视兴修水利，改进生产工具，普及生产技术。

北方的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发展，南方则更进一步提高。

隋炀帝在认识到林木有保持水土和保护河岸作用后，曾下令规定淮南各州郡沿河植树。

唐朝安史之乱前，政权稳定，文化开放，气候温暖，植物茂盛，生态力富足，虽鼓励农耕但趋于平衡，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

文人、士大夫崇尚自然，寄情山水，追求自然风光和山林情趣，出现了建造私家园林现象，并使我国建筑、特别是园林由宫苑向自然山水方面转变，产生了写意山水园林景观。

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因人口增加而加大了垦殖力度，北方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大破坏，但南方则因人少地多，生态环境依然良好。

就全国而言，陷入了粮紧增人、粮丰人增、粮紧又增人的怪圈。

人口膨胀，必然加大垦殖，加大垦殖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态环境破坏必然减弱抗灾害和抵御危机能力。

其后的五代十国，生态环境则进一步恶化。

北宋虽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但在经济上赤地一片，是中国历史上贫弱无力时期，又因黄河改道，频繁决口，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害。

北宋庆历年间的第三次黄河大改道，预示着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全线崩溃。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崩溃，促使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宋代不得不放弃多朝故都长安与洛阳，向资源丰富的东南迁移，以致南宋乐于江南，不愿意返回不毛之地。

也正因为南移，把北方的先进技术带到了南方，与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结合，才使全国的经济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期间，张载提出了“天人合一”（张载《正蒙•乾称》）主张，力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朱熹提出了“天人一理”和“天地万物一体”的思想，并以此确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内涵和准则。

随着经济好转，研究生态、园艺、造林等动植物及其保护利用的人物及其著作也不断涌现，并出现了一大批成果。

根据《我国农学书录》记载，宋代农书著录有一百多种，而花木栽植技艺方面就达三十多种，并极大地促进了花卉业发展。

植物类谱录著作的繁荣带动了动物谱录发展，宋代谱录类著作中关于动物的谱录相当丰富，种类繁多。

明清时期走上了一条以鼓励垦荒为主，辅以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完善仓储赈济制度，以达到最大限度增加土地资源，养活被现有耕地挤压出去的过剩人口的老路。

总体上看，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虽没有多少进步，但在人与自然、生物资源培育、保护与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理论方面却有较大进步。

顾祖禹等人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外部的、非决定性的条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趋向复杂化；人类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但不能改变自然规律；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媒介，技术水平较低时，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性较大，技术水平提高时会减少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

这种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的思想，已揭示出生态文明思想在明代已发展成熟。

康熙雍正时期为清代封建经济极盛时期，但因垦荒过度和农民战争频繁，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

但值得重视的是清末梁启超的思想。

梁启超先后写有《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亚洲地理大势论》、《我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系列文章和著作，详尽阐述了他的地理、生态和环境观。

在人与生态环境关系问题上，他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不同的生态环境影响地区（域）文化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在《饮冰室文集》中梁启超指出，人类之所以秀于万物，是因为能以心力改造环境，而非悉听环境宰制。

梁启超还深刻分析了环境与国家形成的关系，认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使不同地区和民族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