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的看法[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的看法马克思和凯恩斯是站在同一条线上，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归宿，两人的看法可以说是根本异趣，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和凯恩斯主义学者进行长期激烈的正面交锋。在学术界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既对凯恩斯主义有批判、融合，也有辩护。

一、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斯威齐、多布、曼德尔鲍姆、波洛克和科里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批判。

1、斯威齐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斯威齐认为凯恩斯是新古典理论培育的一个“囚徒”。首先，凯恩斯从来没有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一个整合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技术和文化的总体。因此，凯恩斯认为阶级斗争不过是“令人讨厌的混乱”而忽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的作用，把国家只看作是一个在紧要关头突然出现以扭转局面的角色。其次，他忽视了技术进步对增加失业的影响，他把这看成是经济机制中可以矫正的缺陷，而不是保证资本家控制劳动力市场的手段。最后，凯恩斯甚至比他的一些新古典理论派的同行们更少关注垄断的力量，丝毫没有论及垄断在宏观经济中的意义。

2、多布对凯恩斯进行了更加系统、更为深刻的批判。

多布坚持认为，凯恩斯的经济方法过于宏观，因而导致他忽视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必要的均衡，并进而忽视了计划的必要性。凯恩斯同情生产资本家，反对借贷资本家，他也不同情工人，他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特点描述成一个中立的仲裁者，从而使他看不到政府经济政策的政治局限。多布断言，资本主义制度下充分就业是个乌托邦式的梦想。多布在晚期著作中，对凯恩斯态度有所缓和，但他对凯恩斯的本质上还属于新古典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仍进行严厉的批判。他还认为，凯恩斯建立在投资边际效率思想上的利润分析是整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最庸俗的观点”。

3、法兰克福学派的曼德尔鲍姆、波洛克对凯恩斯的批判更为激烈。他们认为，凯恩斯对流动偏好的强调是错误的，因为货币的错位是症状而不是原因。凯恩斯夸大了利息率变动对投资的影响，同时忽视了技术进步对利润率进而对投资的影响。《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书没有谈及不同部门投资比例失调所造成的影响。曼德尔鲍姆和波洛克断言：“凯恩斯的修正程度超过了古典教条，但他没有指出更光明的前途，而是指向了更黯淡的未来。”

4、科里就对凯恩斯的理论作了激烈的抨击。

科里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于这两个问题：利润率下降和消费不足理论。科里认为，首先，投资取决于利润率的变动，而不是像凯恩斯所说的那样取决于利息率，凯恩斯对萧条时期货币的解释混淆了事情发生的原因和结果。凯恩斯认为利润率下降是平稳过渡到一个既是资本主义而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新社会秩序”的手段，而科里指出，实际上利润率下降只表明经济衰退，而且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暴乱和战争的前兆。其次，凯恩斯夸大了投资的重要性而轻视了消费。最后，科里从方法论上对凯恩斯的分析方法进行了批判：凯恩斯的理论强调了交换这一次要因素，而没有强调生产这一首要因素，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断对此作过批判。

二、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融合（斯特雷奇、亨利.史密斯、亚历山大、多马）

凯恩斯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提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政策主张，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不足，同时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繁荣，这都给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在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沟通”留下了空间。

琼·罗宾逊对于促进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形成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后，当时已是著名经济学家的罗宾逊高度评价了这一著作，

并写了许多阐述凯恩斯理论的著作和文章，成了一个重要的凯恩斯主义者，从50年代起，她投入了很大精力与经济理论界居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综合派论战，有力动摇了新古典综合派分配论的根基，同时，使她成了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由于她提出了很多比较激进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在西方经济学界素以“凯恩斯学派”代表人物著称。她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也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甚至提出了“向马克思学习”的口号。琼·罗宾逊断言，“资本”是不能测度的量值，因而资本边际生产率概念是没有意义的，用边际生产率来说明工资率和利润率的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她采用彼罗·斯拉法所著《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的论证方法，推论出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决定利润，而不是相反的情形。如果资本家的消费倾向不变，那么“整个经济的利润水平——产量与就业水平——决定于投资水平”(第137页)。较高的投资率必然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资和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将朝着不利于工人的方向发生变动。她主张国家采取措施，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因此她在美英各国博得了“凯恩斯左派”的称号。

三、米克的辩护

米克在从正面维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劳动价值学说的同时，把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攻击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所谓纯庞巴维克式的攻击，它从价值的边际效用这个观点出发，承认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体系必须以某种价值学说作为基础，但又指责马克思选取了一个站不住的学说，庞巴维克指责马克思不恰当地排除了效用等自然属性充当商品交换“共通物”的可能性。米克认为：“这些共同属性中有没有一种能够像上面所讲的那样用量来表示。在马克思看来，唯一有关的‘共同属性’就是劳动生产物的性质。”米马克思或许适当地强调两点：第一，商品的效用是不能直接测度的量，第二，除非十分不合理地将欲望和满足等同起来，否则效用就不可能当作独立的决定因素。

第二类攻击，也抱着需要某种价值学说的见解，并且认为马克思的价值学说是站不住脚的，但不同意马克思的整个体系因此而完全崩溃的看法。这类批评认为，当劳动价值学说为边际效用学说所替代或与之调和一致时，马克思的一些基本定理还是不错的。这一类攻击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米克认为“剩余劳动的证明”并不在于马克思的交换比率是否正确。一些人靠别人的劳动为生，这是经验中的简单事实，并不需要价值来证明它。可是在分析说明这个实际经验时，马克思关于物化劳动的价值概念（因为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异化劳动或物化劳动，可是我们不能指望不了解辩证法的伯恩施坦理解这一点），可以有效地作为一种解释工具。

第三类批评以兰格、施勒辛格和罗宾逊为代表。他们认为，马克思经济思想体系中价值学说并非必要，而且劳动价值学说没有用处，甚至是马克思体系的毒瘤。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在阐释经济发展现象时远胜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但这种优越性与“过时了的”劳动价值学说全不相干。米克重点对当时流行一时的第三类批评进行了批判。

米克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在马克思首要分析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价格同他所说的“价值”并不完全符合，这个“矛盾”导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劳动价值学说的批判。这是资产阶级搞错了马克思经济学方法的性质的结果；第二，大多数批评家认为要用近代价值学说或价格学说弥补劳动价值学说的缺陷，这是对经济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攻击，而且是对另一种分析的保卫，这种分析将生产关系抽象掉了。

然而最后应该强调的是，米克撰写《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一书的初衷之一，却是希望通过对劳动价值学说史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间建立某种桥梁，希望在那个时代里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将由互相攻击对方的虚伪性和不学无术而转变为互相了解和（P116）评价对方的观点，双方进行和平的竞赛，看看谁能对经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