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

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节录）精卫（汪兆铭）顷见“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三号“开明专制论”第八章，论开明专制适用于今日之中国。

其第一论纲云：中国今日万不能行共和立宪制之理由。

其发端数语曰：“中国今日，固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

”嗟夫，论者亦中国之一人也，而乃为是言，是乌可以无辨？方吾之为此驳论也，下笔时，心滋不悦。

盖论者吾仇也，非私仇，乃公仇也。

与吾仇笔墨相见，非余所欲也。

然吾之为驳论也，非第欲以折论者，将以质诸天下之人，而决其是非也。

故论者虽吾仇，姑强抑吾怒，平其心以立于相对辨论之域。

于是当定驱论之范围，原著有云：“请先将波伦哈克学说，及此数纸中狂夫之言，一一遵论理，据历史，推现象，以赐答辨。

”又曰：“答辨本章，固所欢迎，若欲驳开明专制论者，则请俟全文出版，乃赐教言，否则恐枉笔墨也。

”吾今乃即以此为驳论之范围。

先辨波伦哈克之说，所以破革命不能得共和反以得专制之妄也；次驳论者之非革命论，所以破中国革命不能得共和反以得专制之妄也。

此为本论之主点。

中有对于论者之开明专制论，加以驳议。

盖论者既盛言“今日中国国民非有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则必以开明专制望之今日之政府，故吾不能已于言。

固知全文尚未出版，然苟使论者见之，庶不至于枉费笔墨也。

此为本论之从点。

最后乃对于论者理论上不完全之点，及其作茧自缚之苦处，稍加纠正，俾今后之毋易其言也，此非本论之必要。

故为附论。

其他在驳论之范围外者，则概不齿及。

举二例以言之：（一）论者有云：“某报（此指本报）凡发刊两号，而其文殆无不自相矛盾，如此文（此指本报第一号所载“论中国宜改创共和政体”）与前述某氏之说（此指本报第二号所载“民族的国民”论中所述孙君之言）即其极矛盾者也。

”夫文成于一人之手，而自相矛盾，此可讥者也。

文成于二人之手，而意见不同，此不能以为矛盾也。

此二论文，一为思黄之作，一为吾之作。

吾与思黄之所见，不必尽同，此不能咎为党见纷歧也。

使当决议时代，则定于一，而入于实行；使当讨论时代，则人各得自由以发其思。

今宣示于报章者，为决议乎？为讨论乎？矛盾之诮，何无因也！故吾今为驳论，亦第就论者与吾相论难之处，为之辨诘，然使吾说果足以破论者之根据，则论者更无以难思黄也。

（二）论者有诋讠其民生主义之语，当别有专论者，不在此驳论之范围。

以上皆定驳论之范围，今以次入于本论。

第一关于波伦哈克学说之评论论者言革命不能得共和反以得专制，其唯一之论据，在波氏学说之一片断。

然则论者所以“由美洲来而梦俄罗斯者”（此论者自述，语见“新民丛报”）皆波氏为之主动也。

原著辞繁不杀，而其所深恃笃信者，只波氏立说而已。

然则谓波氏之说，为论者脑海之主宰，亦不为过。

苟破波氏之说，则所谓“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者，其根据可谓全破，而论者亦将无他说以非难革命也。

凡对于他人之说而下驳论者，与其寻其枝叶，不如叩其根据。

即如波氏之说，穷革命之流弊，可谓备矣。

吾若绍介他学说以与之对抗，则亦能历数革命之良果。

如佛兰西法学者仙治罗氏所著“宪法要领”，即为纯粹之革命论者也。

而政治学者亦谓国家至不能以改良政策达其目的时，则当以革命为例外手段，是故革命者，应于国家活动之必要而生者也。

由是则历史上所示革命之良果，革命家当思循而则之，而革命之恶果，当思鉴而避之。

撷其良果以鼓吹革命，与撷其恶果以非议革命，均无当也。

故吾辨波氏之说，不与辨革命之流弊，而与辨非难革命之根据。

波氏立说之根据，论者曾译其一二语云：“共和国者，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之国权者也，故调和各种利害之责任，不得不还求之于人民自己之中”。

此实波氏之说之根据也。

彼以为共和国之人民，利益竞争，舍自己之外，更无他人能调和之，使其自力不能调和，则必破坏纷扰，而不得不复归于专制。

故曰：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往往酿成民主专制。

其所以得为此结论者，根据使然也。

今所最宜辨明者，则波氏之根据果正当否？欲下判断，当先研究波氏所云“共和国者于人民之上别无独立之国权”，其意义若何，此当参考波氏所著国家论，方能得其完义者也。

波氏之国家论，以君主为国家统治之主体，而以领土及臣民为国家统治之客体。

其原著第二编，论专制君主政体，略谓专制君主政体之本质，在以国家之人格，归属于君主之一身，故路易十四世尝云：“朕即国家”，即此义也。

然从政治上之侧面而观，则当以腓列特列大王之言补之，王曰朕乃国家之从仆，盖国家乃为集合体而存故也。

其第二节论立宪君主政体，略谓立宪君主政体，以国家之人格，归属于君主之一身，与专制君主政体无所异，故其归结之语曰：“国家之人格，不外于君主之国法上之人格”。

是故波氏者，乃以君主与国家同一视之者也，而土地人民，则以为国家统治之客体。

人民各为利益，而相竞争，君主则立于利害关系之外，而超乎其上，以判断之，故能以平衡的正义，调和社会各种利害关系之冲突。

若夫共和政体，则人民之集合体，与国家自体为同一，而人民相与之关系，错综分歧，欲人民自能调和此等利害关系之抵触，必不得也。

故共和政治，较之奉戴超然于利害关系以外之君主者，遥为困难，因之而陷国家于不断之革命，至于不能贯彻共和政体之目的者，不一而足。

此波氏对于国民主权国家所下之论评也。

而其谓由革命以得共和政体者，将复归于专制，亦不外于此标准求之。

是故总括波氏之大旨，以为国家之目的，在以平衡的正义，调和社会利害关系之冲突，君主在利害关系之外，故足以调和，人民则自为利害关系人，未有能调和者也。

然问君主何以能在利害关系之外，则谓君主之人格，即国家之人格，而人民乃国家统治之客体故也。

君主与人民之关系，为主体与客体之关系，故能超乎其外，立乎其上，而判断之也。

然则波氏之根据，乃在以君主为国家，而以人民为国家统治之客体也。

以上述波氏之学说，以下就其学说而下评论。

自来关于国家之性质，学说颇繁，大别为二：（一）国家客体说；（二）国家人格说。

国家客体说，复有二别：一，德国学者济惕尔（）所倡者，以领土及臣民为国家，谓君Ｓｅｙｄｅｌ主之于国家，犹人之于所有物也，故君主为权利之主体，而国家为其客体。

二，即波伦哈克所倡者，以领土及臣民为国家之客体，而君主即为国家。

二说虽稍异，然其以君主为统治权之主体，而国家为客体则相同也。

国家人格说，则其观念全与上二说相反，以国家为人格者，自为统治权之主体也。

关于二说之优劣，余虽不文，窃欲绍介一二学者之说，暨闻诸师友者，以告天下。

国家客体说，自欧洲中世家长国之思想而生者也。

中世时代，封建制度盛行，以领土及臣民为君主之所有物，处分抛弃赠与继传一惟其意。

洎乎近世，此种观念，久已变迁，而一二学者犹欲维持之，彼济氏，波氏，即其人也。

然久为学者所不容，攻击唾弃，如矢之集。

其最中的者则为左之诸点：一，波氏认君主为国家，此最不能明国家之性质者也。

国家之性质，非如分子说所谓国家如器械然，由个人所制造，亦非如有机体说所谓国家如生物然，能自然而成长，盖既有自然必至之关系，亦复借人为而发达。

详言之，则人类苟欲自由活动，必不可一日无国家，而国家之所以生，由于个人之有规律的意力。

翕各个人之规律的意力，萃而为合成意力。

此合成意力，固以个人之意力为其分子，而自独立存在者也。

彼分意者固有人格，而总意亦有人格，前者曰单纯人格，后者曰合成人格，国家即合成人格者也。

故国家自有意力，非借他力而存。

民权国之国会，君权国之君主，乃发动国家意力之最高总揽机关耳，非即国家也。

二，苟认君主为国家，则君主死亡，不得不谓为国家灭亡，然此固波氏所不承者也。

彼之言曰：君主虽死亡，然由于君位继承法，新君主即继其位，是故为自然人之君主，虽有死亡，而为国家之君主，则亘久不变，以新君主非新得人格，乃继续前君主之人格故也。

虽然为斯言者，正陷于论理学之循环论法者也。

夫前君主所定之君位继承法，何以于其死后犹有效力耶？不能明其所以然，则不能主张前后君主之同一人格。

而猥曰新君主之得与前君主有同一之人格者，乃依于前君主所定之君位继承法故，是非以问答问者耶？况君位继承法，非规定前后君主之同一人格，乃规定继承君位者之范围及其顺序耳。

三，波氏以国民为统治之客体，亦谬见也。

国民之全体及其个人，皆非统治权之目的物。

盖国民非奴隶，乃人格者，为权利义务之主体，其服从统治权乃义务之主体，非统治权之目的物，明甚也。

在民权国国民全体为国家之最高总揽机关，其非统治权之客体，固不待言。

即在君权国，而既认国民为国家之构成分子，则固为人格者，非如物之为人之所有权之目的物，亦不待言也。

综上而言，则波氏之认君主为国家，而以人民为统治之客体，其谬灼然矣！如是，则其谓人民无君主则不能调和竞争者，其根据已破。

如是，则其谓革命之后，人民各为利益而相冲突，无以调和，卒返于专制者，其根据亦已破。

盖如国家人格说所言，则君主不过国家之总揽机关，构成此机关之人，各国异其制：在法国、美国，则国法学上政治学上皆以国会为国家之总揽机关；在英国，则国法学上以君主为国家之总揽机关，而政治学上以国会为国家之总揽机关；在普国，则国法学上政治学上皆以君主为国家之总揽机关。

如是则人民之利益冲突，国家之机关当调和之以谋其发达。

盖国家之机关，常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故能得平衡的正义。

若君主则不过某国构成某机关之人耳，无君主则人民利益不能调和之说，已失其立足地也。

在以国会为总揽机关之国，其选举被选举为国会之议员者，固国民也，然既以议员构成国会，则国会对于国民，乃以国家机关之资格，而非以构成分子之资格。

至于国会为国民之代表与否，则学者尚有歧说。

如：德国学者耶陵尼（）（当世之公法学大家）之说，则以Ｊｅｌｌｉｎｅｋ国民全体为作成机关，而国会为被作成者，故为其代表机关；那攀（）（亦德国之公法学大家）之说，则曰国会为人Ｒａｂａｎｄ民之代表云者，非法学上之观念，乃政治学上之观念而已。

夫此二说，皆非波氏所能折驳者也。

使国会而非国民之代表者，则其在利害关系之外，不待言也；使国会而为被作成机关，则必能顾其作成机关之国民全体之利益，而不偏徇其一部分之利益，如是则正足以调和人民之利益竞争也。

故波氏之说，所能诘难者，惟古代之议会观念耳。

古代之议会议员各代表其选举人，各代表其选举区，各谋其部分之利益，而遗全体于不顾，故利益之冲突常起，而波氏之言乃中矣。

然今日之议会观念，与昔相反，议员虽由各选举区中举出，而决非其区之代表人，此至普通之法理，当亦论者所已知也。

然则波氏谓舍君主而外，更无能调和人民利益冲突之人，其立足地又已破也。

，法学的方面也，故吾亦自法学的方面以为辨，论者而犹有言，则亦宜定驳论之范围，更讨论之。

第二对于论者非革命论之驳议论者非议革命，有事实论，有法理论。

其法理论无他言，惟波伦哈克之学说而已，已辨之于前，论者而无以难也，则可谓全北。

至其事实论，则絮絮数千言，要皆对于本报第二号“民族的国民”篇中所述孙君之说而致辨诘，兹逐段驳之于下：抑吾于为驳论之前，有当言者，吾之目的在得民权立宪政体，此或非论者所欲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