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刑法制度

清朝刑法制度大清律例的制订清入关前，局处一隅，“参汉酌金”，因时定例，还没有形成一部系统的完备的成文法典。

入关定鼎之后，清代的法制日趋完善。

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占领北京。

六月，命依《明律》治罪，八月命详译《明律》，参酌时宜，集议允当，裁定成书，颁行全国。

十月，福临在北京即皇帝位。

同月，刑部左侍郎党崇雅奏，乞暂用《明律》。

命“在外仍照《明律》以行”①，旗人沿袭盛京旧例断狱。

其时旗民同罪不同律。

二年二月，从刑科都给事中李士焜奏，命修律官参酌满、汉条例，分别轻重等差，纂修律例②。

三年五月，由刑部尚书吴达海等，“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书成，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

四年三月，颁行《大清律》③。

是为清代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

《大清律集解附例》凡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条。

其篇目及分门，完全沿袭《明律》，律条亦无大出入。

如内有依《大诰》减等——明初曾颁《大诰》，犯者呈《大诰》服罪可减一等，清初未尝作《大诰》，故时人称“《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也”④。

十二年十二月颁行满文《大清律》，是为《大清律集解附例》的满文本。

康熙九年（1670），命大学士管理刑部尚书事对喀纳等，将律文的满、汉文义，复行校正。

十八年，更改刑部条例，别自为书，称为《现行则例》，凡二百九十条①，十九年颁行。

二十八年八月，广西道试监察御史盛符升，以律例须归一贯，请“将律例之分别者合之，新旧之不符者通之，轻重之可议者酌之，务期尽善”②。

后经九卿议复，准将《现行则例》附入《大清律》条例内。

同年十月，开馆纂辑，将原有律例与《现行则例》，逐款校阅，参酌考订，于每篇正文之后，创用总注，疏解律义。

缮写满、汉文各四十册，于四十六年六月进呈，留中未发。

至六十一年，纂辑新增定例一百一十五条，迄未刊刻颁发。

雍正元年（1723），命大学士朱轼等为总裁，将《大清律集解附例》和《现行则例》，轻重有衡，析异同归，“逐条考正，重加编辑”。

三年，书成，称为《大清律集解》，五年，颁行。

是律，总计分为六类，三十门，律文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八百二十四条，律末附比引律三十条，共计一千二百九十条。

律首列《六赃图》、《五刑图》、《狱具图》、《丧服图》等八图。

书中《原例》为历朝旧例，《增例》为康熙间的《现行则例》，《钦定例》为“上谕”及臣工条奏。

①《清世祖实录》卷10。

②《清世祖实录》卷14。

③《清世祖实录》卷31。

④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①《清史稿》卷143《刑法志一》。

②《大清律集解》卷首。

乾隆五年（1740），对《大清律集解》重加修订，删除总注，逐条详校，折衷损益，纂成后称为《大清律例》，律文凡四百三十六条，附例增至一千四百零九条。

十一年定“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③，纂修律例馆附于刑部。

乾隆朝先后纂修《大清律例》八九次，删除《原例》、《增例》诸名目。

嘉庆以降，经道光、咸丰，迄至同治，附例迭经修改，纂入新例，而例益繁，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条。

清代定制，有例不用律，律多成虚文，而例益发繁碎。

或因律破例，或前后抵触，参差歧异，高下纠纷。

光绪、宣统，考察西法，改订清律。

宣统二年（1910），全书奏定，称为《大清现行刑律》，分为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条，附例一千三百二十七条。

翌年清朝统治结束，刑律亦未施行。

清代又编纂《会典》，凡五次：康熙二十九年、雍正十年、乾隆二十七年、嘉庆十七年和光绪二十五年。

各《会典》体例相同，而后典删修增补前典，收录行政法规，具有综合法典的性质。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正文一百卷，附事例一千二百二十卷，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系统、最完整的行政法典。

此外，清代行政法规有户、礼、工各部《则例》，以及吏、兵各部《处分则例》等，进一步完善了清代的法律体系。

律例的基本内容《清律》与《明律》的类、门、律、例，大多雷同，但同中有异。

在旗人身份、民族身份、官人身份和奴贱身份等方面，《清律》有着明显的特点。

旗人身份，刑罚有殊。

《清律》规定，旗人身份于刑罚上优渥恩典，则为前代所无。

宗室、觉罗为旗人中之尊贵者。

清显祖（塔克世）本支为宗室，系黄带，旁支为觉罗，系红带。

宗室、觉罗犯罪，享有议亲之典。

其“所犯笞、杖、枷号，照例折罚责打；犯徒，宗人府拘禁；军、流、锁禁，俱照旗人折枷日期，满日开释”；死刑“宗人府进黄册”①。

但实际上，雍正帝谕称：“向例宗室犯罪，止分别折罚圈禁”②。

雍正六年，雍正帝谕八议之不可为训，对宗室内的政敌是个打击。

乾隆四十三年，以宗室与常人同为共犯罪之人，而刑罚轻重悬殊，未为公当，欲所爱而适以害之，命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其曾系黄、红腰带与否，竟不必论”③。

嘉庆二十四年（1819），谕“嗣后宗室犯事到案，无论承审者为何官，俱先将该宗室摘去顶带，与平民一体长跪听审”④。

道光五年（1825），钦定例规定：嗣后宗室不安本分而犯笞、杖、军、流、徒等罪，即照科条分别枷责实发，于人命案，“先行革去宗室，照平人一律问以拟斩、绞，分别实、缓”⑤。

宗室、觉罗的身份犯人，其优渥范围逐渐萎缩，减刑节级日趋压缩。

满洲、蒙古和汉军八旗，原例规定旗人犯罪可依例减等换刑，笞、杖可换鞭责，徒、流可折枷号。

③《增修律例统纂集成·白山常德序》。

①《清史稿》卷144《刑法志三》。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5。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8。

④《清仁宗实录》卷358。

⑤《清宣宗实录》卷86。

凡旗下人犯罪，笞、杖各照数鞭责，军、流、徒免发遣，分别枷号。

徒一年者，枷号五十日，每等递加五日，总徒、准徒亦递加五日。

流二千里者，枷号五十日，每等亦递加五日。

充军附近者，枷号七十日；边卫者，七十五日；边远、极边、烟瘴、沿海、边外者，俱八十日；永远者，九十日⑥。

死罪斩立决，可减为斩监候。

犯盗窃罪，免于刺字；重囚必须刺字时，则刺臂不刺面。

八旗官兵犯徒、流罪，免于监禁和发遣，止于鞭责而已。

其至亲阵亡者，或本人出征负有重伤，援天命朝“免死牌”①先例，均可免普通死罪一次。

旗人犯罪不下普通监狱，而下内务府监所，或圈入八旗高墙之内。

旗人的诉讼，也与民人不同。

但是，后来旗人犯罪的特殊身份与民人犯罪的普通身份日渐接近。

雍正四年议准，嗣后汉军旗下人犯军、流、徒罪，包括应发极边及烟瘴充军者，均“按其所犯，照例编发”②。

乾隆二十七年，定汉军旗下人犯，“无论军、流、徒罪，俱即斥令为民，照所犯定例发遣，不必准折枷责，著为例”③。

从此，八旗汉军犯徒、流罪者，销除旗档，照例发遣。

此后，旗人身份犯人特殊范围继续缩小。

三十九年，定满洲八旗在京城及在外省驻防之食钱粮而犯徒、流罪者，除系寻常事故照例枷责完结外，其余均“削去户籍，依律发遣”，在京畿及在直省居住庄屯旗人并庄头等，“其流、徒罪名，俱照民人一例发遣，著为例”④。

民族身份，刑罚有别。

清对归附的少数民族的人犯，因俗制宜，颁定了《蒙古例》、《回疆例》、《苗人例》、《番例》等。

蒙古人犯，“隶理藩院者，仍依《蒙古例》拟断”⑤。

蒙古人犯笞、杖罪，各照数鞭责；犯罚刑罪，按“九论”（即马二、犍牛二、乳牛二、■牛⑥二、■牛⑦一）计。

凡蒙古罪在应罚牲畜而申言无有者，“一九”以上在佐领前设誓，“三九”以上在旗内大臣前设誓，均免实罚①。

蒙古人犯死罪而不招认又无证据者，令设誓完结。

凡在蒙古地方发生抢劫案件，如俱为蒙古人，专用《蒙古例》；俱为民人，专用刑律；如蒙古人与民人伙同抢劫，则依重刑律例问拟。

凡蒙古人在内地犯事，照刑律办理，民人在蒙古地方犯事，则照《蒙古例》办理。

凡在蒙汉杂居承德府属地方发生抢劫案件，不论赃犯是蒙古人或是民人，如事主为蒙古人，专用《蒙古例》；如事主为民人，则专用刑律②。

蒙古人犯的量刑，一般较民人为轻，略同旗人相仿。

乾隆二十六年议准，于蒙古逃人犯，“俱照旗逃例，一体办理”③。

⑥《大清律集解附例》卷1。

①《满文老档·太祖》卷69。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

③《清高宗实录》卷664。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27。

⑤《大清律集解附例》卷1。

⑥■牛，为二岁之牛。

⑦■牛，为三岁之牛。

①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94。

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

③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57。

苗人等犯，按《苗人例》拟断。

苗人犯罪，区别办理：“熟苗、生苗若有伤害人者，熟苗照民例治罪，生苗仍照《苗人例》治罪”④。

苗人犯罪量刑，较民人为轻，略与旗人相当。

苗人杀抢犯，“免其刺字，照旗下人枷号杖责”⑤。

苗人特殊案件，专设条例审断。

苗人伏草捉人、枷肘在巢、勒银取赎犯，初犯为首者斩监候，为从者俱枷号三个月、责四十板、臂膊刺字。

并规定按发生案件起数，将土知府、百户、寨长各罚银有差。

苗人犯的诉讼审理程序，也与民人不尽相同。

《苗人例》还对苗民通婚、使用武器等均作出规定。

瑶、僮、黎等族人犯，俱参照《苗人例》审理定谳。

回人犯，乾隆二十五年谕，照《回疆例》办理。

但对驻新疆各城官兵酗酒滋事犯，按刑律断案，配给回人为奴，累犯加重，“即行正法”①。

这比内地同罪刑罚为重，其原因是为着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

藏人犯，由驻藏大臣参酌《番例》四十一条承办。

《番例》规定：争斗打架犯，告理者，按曲直，罚银钱。

男女奸情犯，止罚银钱，亦或责释。

偷窃财物犯，将其全家锁拿监内追比，并将正犯挖目、割鼻、砍手。

斗殴致命犯，有钱者罚银钱充公，并给尸亲念经、或银钱与牛羊若干，无钱者则缚弃于水中，并籍没其家。

抢夺劫杀犯，“不分首从，皆问死罪：或缚于柱上，以枪打箭射，较射饮酒，死则割头悬示；或送珞瑜野人食之，或活缚送曲水蝎子洞，令蝎子食之”②。

官人身份，较明有别。

官员犯罪区分为公罪与私罪，公罪为缘公事致罪而无私由，即行政犯；私罪为不缘公事而私自犯，即刑事犯。

官员犯罪依官职和官品，享有处罚上的特权。

《明律》官人分为两级：五品以上有犯，奏闻请旨，不许擅闻；六品以下，所司取问拟议，闻奏区处。

《清律》则不分级，凡在京、在外大小官员，有犯公私罪者，所司实封奏闻，不许擅私勾问。

如旨准推问，依律拟议，奏闻区处，仍候覆准，方许判决。

所以清朝官员在处罚上的特权，较明朝扩大。

《清律》对官人罪做出明确规定，如当擅选官或私自铨选亲戚，斩监候；滥设官吏，额外添设一人，杖一百；擅离职役（在官应值不值），笞二十；官员赴任过限，无故过限一日，笞一十；擅勾属官，无故稽留三日者，笞二十；交结朋党或上言大臣德政，斩监候③；嘱托公事，笞五十；罢闲官吏在外干预公事，杖八十；现任处所置买田宅，笞五十、解任、田宅入官等。

但清代官人犯罪，因袭前代旧制，用除免当赎法，即除免官职，赎刑代真刑。

《清律·名例律》规定，官员犯笞、杖罪，则分别公私，代以罚俸、降级、降调，至革职而止。

其罚俸，公罪——文武官，犯该笞者，一十罚俸一个月，二十罚俸两个月等；私罪——犯该笞者，一十罚俸两个月，二十罚俸三个月等。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