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及其局限——以阿尔都塞、哈贝马斯、拉克劳和墨菲为例

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及其局限*
———以阿尔都塞、哈贝马斯、拉克劳和墨菲为例
张丹/文
提要：从阿尔都塞到哈贝马斯，再到拉克劳和墨菲，话语理论的理论背景涵盖了
从五月风暴到苏东剧变的整个时期，目的都是针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作出
回应。

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并没有将话语作为一个专门的理论提出，但
是阿尔都塞、哈贝马斯、拉克劳和墨菲将话语作为中介、民主和霸权的理论都从不
同的角度对话语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深化，其中也不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
读与偏离。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中介；民主；霸权
中图分类号：B089.1文献标识码：A
在全球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的当代社会，话语问题作为基础理论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话语”从一个语言学概念到在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领域逐渐扩展，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

不同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一众语言学家和文学家仅停留在语言系统内对话语的结构与功能进行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者更愿意将话语置身于社会历史的现实中考察其产生、发展与应用。

虽然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并没有将话语作为一个专门的理论提出，但是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话语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深化，但是部分学者在对话语的理解与分析中不免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与偏离。

本文以阿尔都塞、哈贝马斯、拉克劳和墨菲为例，选取部分话语理论的观点，试析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及其局限。

一、阿尔都塞：作为中介的话语
20世纪60年代法国五月风暴的全面爆发激发了法国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的理论诉求，阿尔都塞就是其中之一。

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话语作为主体和意识形态互构的中介出现，在主体和意识形态的双向构成中建立，并产生了一定的主观效果。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0M680814）的阶段性成果。

33
在受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重要启示之后，阿尔都塞从“再生产”的观点出发，表明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

他认为，一切社会形态想要继续存在，都必须完成生产力和现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在资本主义国家形态中，资本家对于工人的要求除了要有合格的劳动能力以外，还要“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①，只有工人具备了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服从，才能维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剥削关系。

在论证意识形态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之前，阿尔都塞首先引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等）的“单数”与“公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复数”的、“私人”的，主要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传播、文化等。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意识形态发挥功能，而最终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获得实现，现实已经证明，“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就不能持久地掌握政权”②。

意识形态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中建立起来，是一种“物质的存在”③，是一种物质实践行为。

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与主体之间具有双向构成的关系。

意识形态通过对非同一化的个人进行“呼唤”或“质询”（interpellation）的方式将其建构成主体，主体的行为又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

以基督教的宗教意识形态为例，上帝是绝对、独一的大（他者）主体，个人是大（他者）主体质询的目标，被宗教意识形态质询成功之后的个体成为小主体。

“所有意识形态都是中心化的，意味着这个绝对的大主体占据着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心位置，并围绕这个中心，通过双重镜像的关系把无数个人唤问为小主体，以使那些小主体臣服于大主体”。

④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生产出主体，主体又生产出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把个人呼唤或质询为主体，就是基于意识形态话语的作用，话语是主体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中介。

具体来说，首先，意识形态面向主体、提醒他是主体，并提供他应该承担被结构赋予承担者机能的主体的理由，正如婴儿在父母的呼唤和灌输中成为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和规范的主体；其次，主体全部出现在意识形态话语的众多符号表现之间，被呼唤的主体出现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中再认识自己，并出现在这种话语中；最后，意识形态确认了所呼唤的主体包含在意识形态的话语中，也就是“我是我”的“保证”。

⑤至此，意识形态将个体质询为主体，使大（他者）主体和主体之间相互承认、各个主体自我承认与相互承认，以及对大（他者）主体的绝对臣服，使主体“落入了臣服、普遍承认和绝对保证的三重组合体系中”⑥。

在阿尔都塞的话语理论中，他认为所有的话语都产生主观性的效果，这是话语的共性，但却因为主体形式的差异和不同的功能构成了话语的不同类型：比如科学由于具有超越中心化的结构，所以科学的话语主体并未出现，其实行认识的机能；艺术的话语主体通过人格而出现，或者主体以人格的形式插入话语中，其实行再认识、知觉机能；而意识形态具有镜子式中心化结构，其话语主体出现在话语中，实行再认识、误认机能。

法国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家M.佩肖（Michel Pecheux）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他批判性
43①
⑤
②③④⑥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第128页；第458页；第
357页；第379页；第379页。

参见今村仁司：《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牛建科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第231—233页。

地吸收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受到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启发，建立了自己的话语和意识形态理论。

相对于阿尔都塞对主体与意识形态话语问题的关注，佩肖则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语言、话语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

首先，佩肖用“语言基础”（linguistic basis ）和“话语过程”（discursive process ）替代了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的二元对立理论。

“话语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认知行为的个人表达，也不是某种中介或手段，而是内嵌于意识形态阶
级关系之中，成为意识形态实践的工具。

佩肖试图建立一种“唯物主义的话语理论”
，希望从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关系中揭示话语的本质。

他认为，一切话语都产生于特定的制度设计和社会实践，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内容，话语的冲突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同时，佩肖还根据意识形态话语与主体的关系将主体分为“好主体”“坏主体”和采用“第三种模式”的主体三种类型，并引入交互话语（interdiscourse ）这一概念，指出对主体产生影响的并非是一种话语，而是各种对立话语的互相影响。

二、哈贝马斯：作为民主的话语
话语是哈贝马斯研究交往行动的起点与基础，在其交往理论体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哈贝马斯从话语行为的展开过程和交往作用角度来进行分析，其所提出的话语民主理论是针对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和多元社会整合问题的解决方案。

“交往行动的概念所涉及的，是个人之间具有的（口头上或外部行动方面）的关系，至
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

”①在哈贝马斯看来，话语在人的生活交往过程中起到的建构和决定性作用是一种“元制度”
，对于人际交往和日常生活具有制约作用。

在此基础上，他更加关注民主理论与实践问题，致力于构建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的话语民主理论。

商谈是一种正式的、理想化的交往行为，是话语民主的构成要素，其特点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平等自由地表达任何观点。

首先，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概念中引申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即通过语言实现具有主体间性且具有一定社会规范的理智能力，通过话语交谈的方式促成交往者达成一致并相互理解。

他认为，交往理性就是话语民主的理性基础，以话语为基础的交往如果想要达到协调一致并相互理解的目的，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话语规范。

1992年，哈贝马斯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提出了话语民主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话语的伦理学原则与规范。

话语的伦理学原则分为普遍化原则（principle of universalization ）和话语原则（principle of discourse ）。

所谓普遍化原则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它对规范是否满足道德的普遍性作出检验和鉴定，也就是要保证这个规范本身及其产生的结果能够在道德上被主体接受与认同。

普遍化原则不仅揭示了规范从整体道德上的存在意义，而且实现了从经验事实到道德结
论的推定，也就是实现了一种“搭桥”功能。

②与康德的“绝对命令”的先验性不同，哈
贝马斯认为话语参与者对于规范的接受与认同并不是来自于经验世界之外，而是来自于辩论。

道德规范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得到解决，社会成员可以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共
53①
②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洪佩郁、蔺菁译，重庆出版社，1994，第121页。

参见汪行福
：《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第180—181页。

识，由此在道德理性主义的前提下，哈贝马斯提出了话语原则。

话语原则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程序原则，社会成员在此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民主协商达成道德共识，它要求话语过程是包容的、平等的、共识的和相互合作的，让一切与规范有关的人都参与到规范的制订中，每一个参与者的利益都受到同样的对待，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态度并对别人的意见进行补充和修改，由此通过辩论获得话语参与者的接受与认同。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观察所获得知觉性经验，另一种是通过理解获得交往性经验，也就是通过话语的理解来获得。

在通过话语获得知识的过程中，主体被交往关系和交往规范所制约，不能独立于交往过程来建立客观视角。

人类世界分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基于客观世界的是目的性行动，基于社会世界的是规范调解行动，基于主观世界的是戏剧行动，这三种行动都可以作为素材进入以话语为媒介的交往行动，同时也彰显话语的三种不同功能：对事物外在性的描绘与呈现、对自己内在意向性的表达、建立交往关系。

交往关系的形成并不是在任何人之间都能够发生的，参与交往行为的主体必须具备语言交往能力，也就是交往性资质，否则交往性对话也不能发生。

交往性资质是指“以相互理解为指向的言说者把完美构成的语句运用与现实之中，并使二者相吻合的能力。

”①这种交往性资质主要包括选择陈述性语句的能力、表达言说者意向的能力和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

②哈贝马斯对交往性资质的研究不只停留在对语言进行语法结构上的分析，而更加强调语言在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进而引出对言语主体行为规范的研究。

哈贝马斯认为，一个成功的话语必须满足三项有效性要求：一是对于参与者而言，它所呈示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二是对于言说者而言，它所表达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三是对于社会的期望而言，它必须是正确的。

③这也是哈贝马斯对不同话语交往内容提出的差异性规范。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的各种异化和危机都是来自于交往行为的不合理，而话语民主理论要求人们遵守话语的原则和规范，通过自由和平等的话语论证来实现民主对话。

引入到政治领域，公民将公共领域形成的公共意见影响到立法、行政和司法等过程，使不合理的社会合理化，从而进一步建立民主政治制度，克服了资本主义面临的各种异化和危机。

三、拉克劳和墨菲：作为霸权的话语
“后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其代表人物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理论是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

受到当时哲学背景下文化主流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维根斯坦主义、拉康主义等的影响，拉克劳和墨菲从语言在哲学中的地位入手，对马克思主义中传统的、本质的、规律的成分展开批判，希望建立一种以语言为思想核心的非还原主义、反本质主义逻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有学者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概念本身就标明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型特征：它一方面反对传统哲学的宏大叙事，消解近代理性的独断论；另一方面又立足于微观的‘话语’运作，来着手建构其多元激进的民主理论。

”④
63①
②
④
③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29页；第29页。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29—30页。

付文忠、孔明安：《话语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取向———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解
读》，《哲学动态》2006年第6期。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话语超越了语言学领域，与实际行动相结合，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来自连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我们称之为话语。

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连接起来，我们就称之为因素（moments ）。

相对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连接的差别为
要素（element ）。

”①社会通过话语得以链接（连接），但这种“要素”和“因素”的转化并不以总体性的理性主义为基础，而是一种松散的、偶然的、局部的、暂时的、不稳定的统一性。

在拉克劳和墨菲的理论中，主体的范畴在话语结构中展开，每一个主体的立场都是一种话语立场，每种立场都不能固定在一个差异化的封闭体系中，也就是说话语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体系。

而在这种开放的体系中，主体范畴被“不完整性”和“多义性”所影响，不可能回到同一化的存在中，这就使得霸权链接成为可能。

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所谓“霸权”就是一种偶然性的链接实践，也就是放弃了“总体性”作为社会的基本特征，用话语实践来保证开放性社会集体意志的合法性要素。

这也成为了后马克思主义走向激进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深受福柯的影响，但是拉克劳与墨菲彻底取消了福柯对于话语与非话语的区分。

福柯认为，话语的内部意味着话语之外存在着非话语实践；
而拉克劳和墨菲却认为
，“话语内部仅仅表示多样性的话语场之间具有界线，而这些界线本身也是一种话语事实”。

②用他们的学生A.M.史密斯的话来说就是“社会与话语处于共生状态，话语之外的事物并不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会对世界产生结构性影响。

”③虽然拉克劳指出了他们的话语理论与古典先验论哲学的区别，但是依然不能摆脱其体现出的话语为母体、话语决定社会存在而不是社会存在决定话语的观点，这也是拉克劳和墨菲与马克思基本观点的根本分歧。

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拉克劳和墨菲忽略了马克思社会－实践本体论的价
值导向，从话语实在论出发提出了“激进民主”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策略
———“发现并构建新的领导权政治，取消一切革命话语中的先验前提，让链接实践和等同逻辑取代本质主
义，构筑流动的、更加广泛的主体联盟，从而超越社会主义，走向激进民主。

”④拉克劳和墨菲否定了马克思将无产阶级作为未来社会的代表性力量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没有看到不同工人存在的身心差异，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历史代理人的身份一直处在模糊和建构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不能成为划分阶级身份的标准，也不能必然判定他们的社会地位甚至革
命地位。

“主体范畴由于多元决定支配着它的每个话语特征而同样地渗透着暧昧、不完整和意义分歧。

由于这一理由，在其‘客观的’层面没有给出的、封闭的话语总体的因素在‘赋予意义的主体’层面上不可能被建立，因为代表的主观性被同样的不稳定和表现在其他
一部分含义中的话语总体在其他任何含义上的缝合中的缺席所渗透。

”⑤拉克劳和墨菲由此推
翻了马克思的总体性，走向多元决定。

推翻了马克思的总体性和本质主义，拉克劳和墨菲致力于寻找一种新的革命模式。

他们
73①②③
④⑤
拉克劳、莫菲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114页；第136页。

周凡：《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275页。

安娜·玛丽·史密斯：《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付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第117页。

董山民
：《后现代政治话语：新实用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第135页。

将社会定义为一种开放的话语构型，革命应该在多元主体身份间通过链接实践使他们在同一政治阵营中对抗斗争，这就是话语霸权的形成过程。

“正是通过某种直觉和话语形式的发展，以及禁止和消除其他的话语形式，我们才构造了按照我们的观点看可能是激进、自由和多元的民主斗争形式有用工具的领导权概念。

”①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概念建立在对葛兰西霸权概念解构的基础之上。

葛兰西将某种具体意识形态确立起主导权的建构过程称为霸权，这已经超越了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领导权的概念，强调道德、思想、知识层面的霸权，也就是“文化霸权”。

基于葛兰西对领导权的解读，拉克劳和墨菲提出意识形态因素的链接原则———意识形态的不同组成因素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话语聚合在一起，从而造就出一个有机的具体意识形态的方式，也就是意识形态构建领导权的方式。

同时，拉克劳和墨菲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批判，并重新确立了阶级构成、主体身份和主体行为、认同和差异等一系列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提出了霸权使工人阶级得以本体化为一种普遍性的主体、但是霸权与阶级利益和阶级统治是相背离的观点，强调霸权的非本质性、非决定性、非还原性和非阶级性。

四、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局限
话语理论的发展从阿尔都塞到哈贝马斯，再到拉克劳和墨菲，其理论背景涵盖了从五月风暴到苏东剧变的整个时期，目的都是基于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危机所作出的回应，面对西方社会右翼势力的复兴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了能够解答左派知识分子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的质疑、解决新的社会形势下社会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一种全新的理论视角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阐释，这也是他们从当代问题出发具有批判精神的积极尝试，极大地开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视野。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偏差和空想主义特征也体现了其不容忽视的局限性。

一方面，对话语地位的夸大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偏差。

阿尔都塞把话语作为主体与意识形态中介的理论由于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而相对忽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阿尔都塞看来，统治阶级的话语也就是意识形态对个体的“呼唤”或“质询”中，是没有“自我”概念的，虚假主体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灌输，完全失去了作为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斗争性。

事实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本身也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主观能动的结果，“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②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试图建立一种公正平等的民主程序，但事实上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哈贝马斯却希望通过脱离劳动的方式来解放人类，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建立在话语平等的基础上，忽视了平等的物质基础。

哈贝马斯同样也夸大了话语的作用，他将所有的交往行为建立在话语的基础
83①
②
拉克劳、莫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2003，第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5页。

上，也就是没有话语就没有交往。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交往并不能称为纯粹的话语交往，所有的交往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必须依靠社会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认知，话语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

拉克劳和墨菲的以反本质主义为立场的话语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定义为本质主义本身就是错误的。

比如，在革命主体的构成问题上，拉克劳和墨菲认为是“话语让主体生成”，认为马克思以经济地位判定革命者的身份是不合理的，由此推论马克思认为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也是错误的，那些具有差异性的外在话语才是决定性因素。

在此，拉克劳和墨菲夸大了偶然性因素的作用，却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决定事物性质和发展趋向的东西；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

现象和本质是事物必然性和偶然性辩证关系的表现形式，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的哲学，坚持事物的本质是历史的、具体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拉克劳和墨菲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固化了事物的本质，他们只承认事物的偶然性、否定事物的必然性，从而进入了一种非决定论的误区。

事实上，拉克劳和墨菲以话语决定论来代替经济决定论，却让自己陷入了话语本质主义的泥潭，与他们所谓的反本质主义相矛盾。

同时，拉克劳和墨菲同样过于强调话语在社会实践中的地位，认为社会是由话语决定的，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无中心、多元决定的话语领域，违背了马克思对主体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认定，使之成为一种不确定的身份，人也不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成为了话语关系的总和，同样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另一方面，缺乏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理论创新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阿尔都塞从再生产的角度出发所构建的意识形态理论脱离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阶级斗争理论，在缺乏对现实社会矛盾分析为必要前提的情况下，仅仅从纯粹主体的角度谈论意识形态，被统治阶级在臣服于统治阶级的规训后，只能在理论层面构建乌托邦式的“阶级斗争”的策略，其结局也只能是陷入经验论的窠臼。

哈贝马斯主张用理性对话的方式解决冲突和矛盾，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对话程序来应对社会民主实践所面临的复杂困境。

但是，这种较为理想的话语民主与规范在实践操作上具有一定的局限，它试图在寻求一种更普遍化、更大众化的公民参与政治事务和决策的形式，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将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对公民参与意愿、公民文化素养、社会制度保障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在一些发达的西方国家都很难达到，不是只靠成熟的理论就能够解决的。

拉克劳和墨菲话语理论视角下的领导权构建，有意解构一些固有概念，否定社会关系中的现存因素，使得他们的话语领导权理论限于表面，缺乏对实际社会关系和国家性质的分析，抽象而不具体、空洞且无操作性。

而他们所倡导的激进民主，试图为新的社会主义运动寻求一种“共通性意义”（common sense），让这种“共通性意义”能够遵照民主等值性原则实现不同群体的链接。

①这种看似普遍的民主实则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民主需求，只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同样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①参见尚塔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臧佩洪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第21—22页。

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