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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读后感
凯恩斯原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直至20年代末仍信奉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保护主义对于国内的经济繁荣与就业增长一无可取。

甚至1929年同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就德国赔款问题论战时，还坚持国际收支差额会通过国内外物价水平的变动，自动恢复平衡。

1936年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 Interest and Money，简称《通论》）出版时，凯恩斯一反过去的立场，转而强调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的影响，相信保护政策如能带来贸易顺差，必将有利于提高投资水平和扩大就业，最终导致经济繁荣。

凯恩斯认为，传统贸易理论以各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已经为前提，宣扬按照比较成本原理进行贸易，既有充分就业，又享分工之利。

但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这一前提，而却经常存在大量，如果一国按照传统理论自由贸易，虽可从事有比较优势部门的专业化生产，取得某些分工之利，但放弃或缩小比较优势不大或无比优势部门的和平，则必然是失业更趋严重。

故凯恩斯断抗议传统贸易理论不适用于现代。

他还批评传统理论只注重分工的利益和强调对外收支均衡的自动调节过程，而完全忽略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
就业的影响。

认为就一国而言，后者较前者更重要，因为顺差能增加收入，使资金流入，降低，投资提高，就业扩大；反之，"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

"由此，凯恩斯赞成贸易顺差，并重新推崇起重商主义，认为"重商主义，学说里含有入学真下成分。

"不过在肯定重商主义某些观点的同时，他也承认"实行重商主义所能取得的好处，只限限一国，不会泽及全世界"。

凯恩斯的观点带有很强的独断性，往往没有过硬的实证支持，至少在他的时代是如此。

开篇的那个强硬的论断——工人与雇主争议的工资是名义工资而不是实际工资，可以说是经济学史上革命性的一页，凯恩斯却从来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他提出这一点，纯粹是一种天才的直觉和感悟，并非有统计资料或清醒逻辑的支持。

他在后面的章节提出，由于中介成本的存在，长期利息的最低限度是2-2.5%，这个说法也值得商榷（凯恩斯再次以“大概仿佛也许是”的方式完成了论证）。

这些观点对凯恩斯主义来说是基础性的，但凯恩斯仅仅以顽强的信心和天才的直觉来支持它们，所以说凯恩斯主义是建立在沙子之上的经济学。

凯恩斯对在他之前的整个经济学体系都进行了批判，处于最强火力覆盖之下的是马歇尔、李嘉图、萨伊和庇古。

庇古算不上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仅仅是因为与凯恩斯同一时代且观点相反而受到批判。

凯恩斯最不服气的是李嘉图，他认为李嘉图在19世纪的胜利是费解的，并集中对他的利息理论和贸易理论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通论》的缺点在于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予以集中的回答，因为凯恩斯看不起马克思，说他是“不入流的经济学家”，根本不值得批判。

但是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经济学史上无法绕过去的话题，凯恩斯以他天才的傲慢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却给后世的凯恩斯主义者造成了难题。

凯恩斯主义遭到了后世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极大误解，认为利用政府财政开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是凯恩斯主义。

恰恰相反，凯恩斯认为政府财政开支只有在美国和英国这种资本品积累很大、资本的边际效率很低的国家里，才是不可或缺的。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息率过高。

总而言之，应该先降低土地的利息率，然后降低资本的利息率，当这些利息率都降的很低的时候，经济体应该已经进入了非常富裕的阶段，这时只有依靠政府开支来拉动经济了。

显然，中国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所以中国现在做的事情很难称为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极其强调资本市场的力量，这是他高于后世货币主义者之处。

货币主义者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控制货币数量，就可以控制利息率，从而促使经济稳定发展。

凯恩斯却雄辩地指出，带有投机需求的货币是促使利息率剧烈波动的主要因素，投机需求主要是出于人们对未来的主观预测，这种预测的变化是不可能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
操作来抵消的。

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在决定利息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凯恩斯甚至早已预测到，未来央行可能不得不通过直接买入长期债券或者股票来调节利息率——这正是今天美国、日本和欧洲发生的事情。

凯恩斯在根本上可以划入社会主义者，他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食利者”阶级，也就是所谓的投资者。

从根本目的上看，他与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致的，但他不屑于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手段。

他认为食利者阶级的消灭将通过利息率的下降来达到，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遗憾的是，在七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趋势，利息率也没有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

凯恩斯甚至荒唐地认为，在取消食利者阶层之后，国家可以给予企业家较低的报酬，而企业家也会非常乐意地接受，这是《通论》之中最不可思议的论断，我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可能。

凯恩斯将利息率过高视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敌人，只要能把利息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经济自然就可以上一个台阶。

从这个角度看，凯恩斯是投资者和金融家的敌人。

这里有一个极大的漏洞，即凯恩斯从来没有把“利息率”和“股权回报率”严格区分开来，前者指的是债务的回报，后者则是股本的回报。

一个社会长期维持2-2.5%的利息率是可能的（这应该是真实利息率，而非名义利息率），但股本的回报率很难低于6-8%，否则就不能与风险匹配了。

在严谨的经济学当中，应该以整个社会的资本成本作为变量，而不应该含混地使用“利息率”“食利者”之类名词。

当然，凯恩斯可能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它不够重要，不值得探讨而已。

恰恰相反，这个问题很重要。

凯恩斯想建立一个“通论”(General Theory)的想法，现在看来是失败了。

首先是因为他的著作体系混乱，虽然讲了就业、利息和货币，却没有真正把所有论点连接起来，连专业人士看了都觉得费劲；其次是他对未来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仅仅是降低利息率、消灭食利者，还不足以为他培养大量的支持者；再次是他没有一套严谨的方法论，古典主义、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都有自己的完整的方法论，凯恩斯主义却没有，全凭凯恩斯天才的独断来完成。

凯恩斯本人当然认为，对某一论点的数学证明和统计支持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当这个天才逝去之后，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就再也不可能恢复当初的制高点了。

无论承认与否，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各级政府和绝大部分官方经济学家，事实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他们不相信市场经济有一种自发的力量达到充分就业，同时发挥出社会的潜在产出。

他们认为，中国的广大人民天然地存在着“需求不足”的倾向，即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同时不足，必须以强势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投资来弥补。

此外，鉴于私人企业经常出现所谓“盲目性”的扩张，以发改委为首的计划机构不停地发布产业指导政策，试图消除产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

以上绝大部分都符合凯恩斯主义的原理（除了制订产业政策一点有待商榷之外）。

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提问：中国实行的政策真的符合凯恩斯主义吗？它是否仅仅披着凯恩斯主义的外衣，实则与凯恩斯的本义矛盾？这个答案可以在凯恩斯的不朽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社会越富有，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别就越大，因而经济体制的弱点就暴露得更明显……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不仅消费的边际倾向较弱，而且由于它的资本积累较大，致使进一步投资的机会也变小，除非利率迅速下降。

”在《通论》中，凯恩斯由投资出发，对贸易差额与国民经济盛衰的关系作了进一步阐述。

他认为投资的乘数作用表现为，一个部门的新增投资，不仅会使该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的收入增加，而且会通过连锁反应，引起其他有关部门追加新投资获得新收入，致使国民收入总量的增长若干倍于最初那笔投资。

而一国的总投资既包括国内投资（它决定于国内的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也包括国外投资（它决定于贸易顺差
额），"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

"除此之外，凯恩斯还强调贸易顺差本
身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亦犹如投资。

认为出口是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如同投资，是一种"注入"能使国民收入增长；而进口则是对舶来品消费的增加，如同储蓄，是一种泄露,会减弱的作用，使国民收入减少。

因此，凯恩斯极力鼓吹贸易顺差，并提出应尽力扩大出口，同时藉助保护关税和鼓励"购买英国货物"以限制进口的政策主张。

上述凯恩斯关于及贸易顺差的分析，后经英国学者哈罗德和美国学者马赫洛普等人的论证而发展为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毫无疑问，凯恩斯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敢于打破旧的思想的束缚，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学的贡献是极大的。

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

这样，凯恩斯在背叛传统经济理论的同时，开创了总量分析的宏观经济学。

因此，在凯恩斯经济理论中，金融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以上就是我对凯恩斯本人以及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点感想。

虽然对该书中部分理论和表述不是十分理解，但通过阅读该书使我从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