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接力_人道主义在回归_从_悲惨世界_中的冉阿让到_复活_中的聂赫留朵夫

第24卷(增)(2009)内江师范学院学报J OU RNAL OF N EIJ IAN G NORMAL UNIV ERSIT Y爱心接力,人道主义在回归———从《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万洪君,　罗　兰,　徐　威3(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12) 摘　要:文学巨匠法国浪漫主义文学代表雨果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代表托尔斯泰是两位爱心大使,他们凭卓越的文学禀赋将爱无形地传递,把对社会的强烈控诉或自身的灵魂忏悔融入小说中,实现了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但是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不同的:前者属于博爱型的,是高层次的,后者属于忏悔型的,是低层次的;前者是支持暴力革命的,后者是提倡“勿以暴力抗恶”的。

究其根源,与他们各自不同的国家、社会、个人环境密不可分。

关键词:爱心接力;复活;人道主义;差异;哲学观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785(2009)S2-0025-03 在浩瀚的外国文学历史长河中,有两位文学大师凭着他们的博爱之心至今闪耀着熠熠夺目的光辉,一位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一位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一位来自法国,一位来自俄国。

两种不同文学创作风格的人物,来自不同的国度,却心有灵犀一点通地将爱心的接力棒传递,我们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人道主义回归的影子,他们就是雨果和托尔斯泰。

他们各自在60花甲之际精心打造了一部精神复活的小说,向世人阐释着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一、爱心接力在法国,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中,米里哀主教是一个无处不施教,无处不施恩的人,他“富有耶稣基督的辩才,又能服人”,“无论对于什么事情,他从来总是正直,诚实,公平,聪明,谦虚,持重的;好行善事,关心别人”,“多少人在努力发掘黄金,他却只努力发掘慈悲心肠”。

他曾把自己的房屋改成医院,以帮扶病人;他曾邀请无人敢收留的出狱的苦役犯在他家住宿,虽自己一贫如洗,却好酒好肉相待冉阿让。

然而冉阿让却在夜间偷了他家的银器然后出逃,不料却被警察抓回,他为了挽救冉阿让的灵魂,竟对警察说这些银器是他送给冉阿让的,并把自己家中的银烛台也送给了冉阿让,也把这爱心的“接力棒”传给了冉阿让,他对冉阿让说:“我赎的是您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换给上帝”。

冉阿让被米里哀主教这无私的爱感化了。

冉阿让自从接过了米里哀主教交给他的这爱心的“接力棒”———银烛台后,他就开始了他的爱心接力之旅。

他改名换姓,办企业,复兴了蒙特奇市的经济,并因此而当选为市长。

他安顿好因他无意间的错误而导致经历苦难的芳汀,同时,他的良心要求他去替承受他的罪名的商马第(假冉阿让)赎罪,因此他又被捕入狱了,他的名、他的利在瞬间化为了泡影。

一次在海上救人的机会让他成功逃脱,逃狱后为完成死去的芳汀的心愿,他赎走了寄养在德纳第家被残酷摧残的女孩儿珂赛特(芳汀的女儿),并把他抚养成人。

在革命暴乱中又救了珂赛特的情人马吕斯(他原本很讨厌马吕斯爱上珂赛特,因为他们一结婚,他将会失去珂赛特)。

他也曾放走了多次追捕他的侦查员沙威,使得沙威在冉阿让的以德报怨面前无地自容而走向了自我毁灭。

珂赛特与马吕斯结婚后,冉阿让捐出了所有的钱给马吕斯夫妇,并因良心的不安,他告诉了马吕斯他的苦役犯身份,然而他却被马吕斯抛弃了。

直到冉阿让临死前,马吕斯才知道是冉阿让救了他,马吕斯夫妇匆匆赶来,接过了冉阿让交给他们的这爱心的“接力棒”———银烛台。

30年后,这爱心的“接力棒”由法国传到了俄国,列夫・托尔斯泰接过了这爱心的接力棒。

在他的小说《复活》中,大学时代的聂赫留朵夫原本是一个真诚、纯洁、善良、勇于上进的激进青年,但是当他进入军队并步入上流社会以后,由于受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逐渐沉迷于纸醉金迷、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

在一次到姑母家的庄园里做客时,邂逅了纯洁、善良、天真的玛丝洛娃并喜欢上了她,但是在他离开到军队的前夜,他诱奸了玛丝洛娃。

当兵回来后,当他在法庭上看到同样堕落且被诬陷的玛丝洛娃,他忽然良心发现,他决定用自己的爱去感化玛丝洛娃,他在四处奔波上诉未果之际,处理了自己的田产,陪着被流放的玛丝洛娃一起去了西伯利亚。

在狱中,聂赫留朵夫无私地帮助玛丝洛娃,并愿意娶身败名裂的玛丝洛娃,表面上玛丝洛娃并不为之所动,实际上她的心灵也在渐渐复活,并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但是她不愿答应聂赫留朵夫的求爱,她知道聂赫留朵夫为她付出了太多,不愿他为她遭受更多的痛苦,因此她爱上了西蒙松,并决定嫁给他。

而聂赫留朵夫则在伤心之余仍尽量地帮助玛丝洛娃,并最终帮助她得以减刑,完成了自己精神的复活,而玛丝洛娃后来所做的一切也完成了自己心灵的复活。

爱终于在无形间得到了传递。

・52・　收稿日期:2009212204　基金项目:内江师范学院大学生科研项目(项目编号:08NDS-012)　作者简介:万洪君(1987-),四川广安人,内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新闻播学院2007级学生。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增)二、精神复活之路,人道主义的回归冉阿让、聂赫留朵夫,两个原本善良、淳朴的少年,由于受社会的欺凌或腐蚀,他们逐渐走向了堕落,走向了犯罪的道路。

然而两人各自却在一次有形或无形的感化中,他们的心灵受到博爱的强烈冲击,而走向了复活的道路。

(一)精神复活之路冉阿让的复活是从米里哀主教无私的爱开始的,他偷了米里哀主教家里的银器被警察抓回来后,本以为自己又要锒铛入狱了,没想到米里哀主教却给警察说这是他送给冉阿让的,而且他还把自家的银烛台也送给了冉阿让,突然间冉阿让的脑子像懵了一样,没想到在这个充斥着暴力强权,法律与人民为敌,阶级矛盾突出,社会问题严重(“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1])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还有像米里哀主教这样的为他人而活着,“勿以暴力抗恶”的博爱之人。

冉阿让被深深地感化而觉醒过来,成了另一个宣扬仁爱的“使徒”。

聂赫留朵夫的复活是从法庭上遇见被审判的玛丝洛娃开始的。

玛丝洛娃在被聂赫留朵夫诱奸遗弃后,她到处漂泊,受尽苦难,最后沦为娼妓,而且遭诬陷被指控犯有杀人罪。

可以说,玛丝洛娃说遭受的一切苦难是由聂赫留朵夫造成的:如果当初没有聂赫留朵夫诱奸玛丝洛娃而致使她怀孕,她就不会被地主婆赶出庄园,以致后来她的悲惨命运;如果当初聂赫留朵夫没有抛弃玛丝洛娃而是带着她一起走,玛丝洛娃可能已经成为了一个贵妇人。

当聂赫留朵夫在法庭上看到面容憔悴、形骸放浪的玛丝洛娃时,回想到当初自己与玛丝洛娃快乐的纯真年代,她的美,她的青春,她的活泼与如今她的憔悴与堕落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在思考是什么使她变成了这样,什么使自己变成了堕落的青年。

玛丝洛娃无辜地被判处有罪时的哭叫声使聂赫留朵夫的良心受到巨大的谴责,聂赫留朵夫在无形之中被感化了,他看到如此堕落且被诬陷的玛丝洛娃,他决定用自己的爱去感化玛丝洛娃,最终两人都走向了精神的复活。

(二)人道主义的回归两个原本善良、淳朴的少年,在社会的腐败中走向了堕落,成为了两个罪孽深重的人,而他们又在一次有形或无形的感化中,走向了复活的道路。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帮助身边受难的人———无论他是好是坏,他们抛弃了所有的荣华富贵,所有的个人私欲,为着心灵的宽慰,为着他人的幸福,他们把爱传递,在后半辈子人生中实现了人道主义的回归。

这也是两位老人———雨果、托尔斯泰各自在60花甲之际写下的一段忏悔录,向世人阐释着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

但是,雨果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是不同的。

三、两者人道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差异(一)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是雨果倡导的一种思想,它是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暴政的愤怒谴责,宣扬人道至上,仁爱万能,力主道德感化[2]。

雨果在182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死囚的末日》中,呼吁废除死刑,已初步表现出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而在183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中,在揭露中世纪教会统治和神职人员罪恶的同时,也意在彰显加西莫多美和爱的自我牺牲精神[3],这是人道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他从1845年开始写作直到1862年才完成并出版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则把人道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雨果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这部小说中最终定型。

(二)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托尔斯泰把人道主义理解为建立在宗教、道德基础上的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爱一切人,勿以暴力抗恶,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使人类达到“最后的幸福”,亦即“托尔斯泰”主义[2],它是人道主义的一个抽象变异。

托尔斯泰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童年》(1852)、《少年》(1854)、《青年》(1857)三部曲,通过贵族青年尼古林卡性格的形成过程,揭露了贵族生活方式对人的恶劣影响,同时又宣扬用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来克服外界影响,这是托尔斯泰人道主义的雏形。

写于1863年至1869年的《战争与和平》则是一个过渡,托尔斯泰把目光转移到基督教上面:主要人物安德烈・包尔康斯基才华出众,善于解剖自己,他身为贵族,却能跳出上流社会那“蛊惑的圈子”,寻找自我的真正价值。

开始他是为追求个人荣誉而浴血奋战,可是他在临死前在《福音书》中找到了“幸福的源泉”,即爱一切人。

另一位主要人物彼埃尔的对社会出路和人生意义的紧张探索最终也走上了和谐地追求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的道路,顺从天命、净化道德、爱一切人,是他的最高的道德理想。

到了1873年至1877年完成的《安娜・卡列尼娜》则把上述思想进一步凸显,托尔斯泰创造了一个带有自传性色彩的精神探索者形象———列文,列文在竭力为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宗法制庄园经济寻求振兴之路以抗拒资本主义的入侵,而在绝望失败之时,他终于在宗法农民弗克身上领悟到生活的意义在于“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要不断进行“道德自我完善”,“爱己如人”,感到“上帝”在我心中。

列文体现了“托尔斯泰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从1869年至1899年创作完成的《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托尔斯泰主义”最终形成的标志。

他把人道主义同完全宗教意义上的基督教相贯通,相融合。

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在《福音书》的教诲和“天父”的指引下,完成了自己精神的“复活”。

聂赫留朵夫也因此成为了托尔斯泰式的人道主义者、改良主义者[4]。

(三)两者人道主义的差异11定义不同雨果的人道主义:是对被压迫被损害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暴政的愤怒谴责,宣扬人道至上,仁爱万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宗教、道德基础上的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爱一切人,勿以暴力抗恶,通过“道德自我完善”摆脱罪恶,使人类达到“最后的幸福”,即“托尔斯泰”主义。

21侧重点不同在雨果看来,人道主义宣扬的是一种宽恕精神、博爱精神,并且他将这种人道主义与政治革命直接对话,他在187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九三年》中借人物之口指出:“在王权之上,革命之上,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还有强者对弱者应尽的保护责任,安全的人对遇难的人应尽的救护责任,一切老人对一切儿童的应有的慈爱!证明这些崇高的行为,而且牺牲自己的头颅来证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