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大清帝国与朝鲜的恩怨

【史海回眸】大清帝国与朝鲜的恩怨文/ 雪珥公元1908年，大韩帝国关闭了设立在首都汉城后苑春塘台的“大报坛”。

这一专门表达对明朝皇帝感恩、怀念之情的祭坛，在历时204年后，终于成为历史遗迹。

在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温情面纱背后，是国家利益的博弈。

庞大的大清帝国，在朝鲜眼中未尝不是一颗特大号棋子，可以用来“以夷制夷”……1“皈”清复明绵里藏针1646年11月，日本对马岛主的使节来到汉城，他此行的使命是说服朝鲜国王，接受台湾郑氏政权的邀请，组建联合军队，动员“百万之众”，讨伐满清，恢复明室。

朝鲜国王李倧（仁祖，1623~1649年在位）大为称许，派出使节回访对马岛，并敦促日本幕府及早出兵。

此后，朝鲜几次“北伐”动议都归于流产。

其实，朝鲜王室也只是想利用北伐动员民意，以便巩固和加强王室集权，同时转移民众对内政的注意力，并进一步削弱中国在朝鲜的影响。

北伐成了画饼后，朝鲜国王采用了一个更为高明的办法满足民意。

1704年（甲申年），崇祯皇帝自缢甲子纪念(60周年)，朝鲜肃宗亲诣“禁苑坛”祭祀，同时下令设立“大报坛”，专门祭祀万历皇帝，表示不忘其在“壬辰倭乱”（即日本幕府的侵朝战争）时派遣明军拯救朝鲜的“再造大恩”。

这是朝鲜祭奠明帝的开端。

1749年，朝鲜国王英祖（1724~1775年在位）决定，将明太祖朱元璋和崇祯皇帝也挪到大报坛上一并祭祀。

朱元璋入祀的理由很简单，因为颁赐了“朝鲜”国名。

而崇祯皇帝入祀，理由则相当牵强：“丙子虏乱”（即1636年皇太极第二次讨伐朝鲜）时，他曾派兵援助朝鲜。

从此，大报坛上供了3位大明皇帝，凡是他们的诞辰日、即位日、忌日，朝鲜国王均会亲临祭奠，世子、世孙随行，年年如此。

与悄悄筹备的北伐不同，祭祀明帝是一场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政治秀，而且与尊清工作并行不悖。

1774年，朝鲜英祖再度推出一大创举：在珍藏明朝赐品的“敬奉阁”旁，建起了一座新的“奉安阁”，供奉来自大清国的敕文和赐品等，“清、明”两朝在朝鲜得到了相同的地位。

微妙的是，在国内对涉及明朝的任何资讯都极为敏感的大清政府，似乎对朝鲜高调的尊明保持了心照不宣的沉默。

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胡虏血统”的顾忌，满清对朝鲜采取了“字小为怀”的绥靖政策，只要政治上始终坚持大清中央的领导这一“事大主义”基本原则，朝鲜王室远比明朝时期享有更为充分的自主空间。

“朝鲜虽是属国，但向来自主，”这在晚清成了中国政府向列强解释中朝关系的标准口径，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灾难后果。

“清明”同尊，其实正是朝鲜王室下出的一招妙棋：将大明帝国摆上祭坛，它也就彻底成了“过去时”，既能充分表达“朝鲜政府和人民”念旧之情，又能将那面依然能够凝聚人心士气的大明旗号，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对内可以动员民意，对外可以作为应对满清的博弈砝码。

一年只需增加区区9天的“国定假期”，在现实利益和历史道义两方面，朝鲜王室就取得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这是小国“玩转”大国的相当成功的政治运作。

从此，只要朝鲜王室认为其根本利益可能受影响，它那恭谨的表象之下，掩藏着的钢针总会显露出夺目的光芒……2 以华制夷一箭双雕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中国在朝鲜、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1871年6月1日，美国打响了其历史上第一次“朝鲜战争”。

在美国驻大清公使镂斐迪(Frederick Low)和美国远东舰队司令罗杰斯少将(John Rodgers)率领下，5艘全副武装的军舰及1230名美军，开赴朝鲜。

美国舰队在江华岛与朝鲜守军发生激烈交战，双方伤亡惨重，美军在短暂占领朝鲜要塞后，无力固守，只得撤军。

这一在历史上被称为“辛未洋扰”的事件，起因于5年前（1866年）的“舍门号事件”（General Sherman incident）。

当时，一艘名为舍门号的美国武装商船，前来朝鲜要求通商，遭严拒后与朝鲜军民发生武装冲突，搁浅被焚，船上美国人多被杀死。

与舍门号事件同时发生的，是法国军舰与朝鲜的武装冲突。

朝鲜官方当时下令严禁天主教在朝鲜传教，实际执政的朝鲜大院君（国王之父）镇压亲天主教的朝鲜官员与信教者，其间，有9名法国传教士遇难。

法国派遣海军舰队进行军事报复，却遭受惨败，史称“丙寅洋扰”。

两次“洋扰”事件，都将朝鲜的宗主国大清国推上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法国、美国都要求中国发挥宗主国的优势，对朝鲜施加压力，一则是希望朝鲜在传教、通商方面“更加开放”，另一则也希望能获得相应的赔偿。

但大清这个宗主国，其实对朝鲜内政外交的影响力并不巨大、至少不十分直接。

朝鲜一贯高举着正统儒学义理的大旗，大清国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在奉行闭关保守政策、有着浓烈“中华情结”的大院君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也反衬了朝鲜孤守义理的伟大悲情。

何况，朝鲜已经用鲜血“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取得了战胜法、美强权的“伟大胜利”。

大院君在战胜法国之后，下令在首都汉城树立了一块“斥和碑”，碑文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短短12个大字，不仅令朝鲜内部主张开放者不敢出声，也使大清国无从规劝。

而朝鲜方面，依然延续一贯的谦恭态度，要求中国以宗主国的身份，对列强进行严正交涉。

朝鲜拒绝列强通商的主要理由，正是朝鲜作为中国的藩属，不能单独对外缔结条约，而且朝鲜小国寡民，没有富余商品和足够的市场可以参与国际贸易——这与大清早年自认“天朝无所不有”而不需通商正好相反。

主持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 ，敏锐地觉察到了朝鲜正在大打中国牌，从中渔利。

他在奏折中一针见血地写道：“朝鲜于上中国文件，居然自行抄给美国，全不隐避，窥其用意，其所谓求中国保护者，并非尽出真忱，不过欲借中国为卸肩地耳。

”一方面是实际上的“自主”，一方面是出事之后由中国出面善后甚至埋单，谙熟韬略的大院君，几乎将各大国玩弄于股掌之间。

在两难处境中，大清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清政府耐心地告诉法美，朝鲜虽名为属国，但“中国向来听其自为主持”，无法对其施加压力。

同时，也告诫朝鲜，凡事“自行处理”。

这种琉璃蛋般的鸵鸟政策，令列强与朝鲜都难以满意，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权威性被不断削弱。

同样的政策，也令中国在琉球、台湾问题上处处被动，越想韬光养晦，越是被人得寸进尺不断逼迫。

1873年9月，朝鲜江华岛守军再度与“测量航道”的不速之客、日本军舰云扬号发生冲突，日军随后攻占炮台。

事件之后，日本照例与中国进行交涉。

中国方面强调:“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

”这正中日本下怀，日本代表就势表态：“除该国自主政令外，其与贵国间所有关系事理，我国决不顾及，贵国亦不得引条规中侵越等字加诸我国。

”将中国撇在一边后，日本随即与朝鲜订立《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该条约开宗明义指出:“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成为朝鲜脱离中国藩属的开端。

大清国不敢理直气壮地行使宗主国的威权，其严峻后果不久就体现出来。

1879年，日本强行吞并了琉球国，大清国颜面扫地，朝鲜更是表现出了离心的倾向。

3 大清发威驻军朝鲜琉球事件对中国的朝贡和藩属体系，是一次巨大的冲击。

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明确提出“琉球既灭，行及朝鲜”，李鸿章亦担心：“若隐忍缄默，彼且疑我怯弱，或将由琉球而及朝鲜，不如早遏其萌，使无觊觎”。

这一年(1879年)，中国开始大幅度调整朝鲜政策，一方面是帮助朝鲜建立与列强的条约体系，以国际势力的均衡制约来维持朝鲜半岛的现状，“以夷制夷”；另一方面是加强宗主国的权力，借朝鲜内乱之机，向朝鲜派驻军队，并随后命令袁世凯统管朝鲜事务。

在中国的推动甚至包办下，朝鲜先后与西方列强缔结了条约，而在最早的朝美条约谈判过程中，朝鲜代表甚至经常缺席会议，令负责主持谈判的李鸿章助手马建忠大为恼火，指责朝鲜在日本人的挑唆下，对大清政府阳奉阴违。

大清国既想维护宗主关系、又想“以夷制夷”，这一思路在建立条约体系的过程中并不顺利，美国坚决反对在条约中加入“朝鲜是中国属国，但内政自主”的条款。

无奈之下，只能采取变通做法，在条约签订之后，以朝鲜国王的名义给美国总统发送照会，声明“属国自主”的内容，但这样的单方面声明，其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效力大成问题。

在日本的鼓动下，朝鲜成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别技军”，由日本军官出任教官，其待遇远远高于旧式军队。

1882年，旧军因长时间没有领到粮饷，发生哗变，并与新军发生冲突，攻打日本公使馆，拥立归隐多年的大院君重新摄政，史称壬午兵变。

大清政府应朝鲜要求，出兵“维和”，并将侵夺了国王权力的大院君逮捕，带回天津软禁。

从此，中国开始在朝鲜驻军，重申“朝鲜永列藩封”，并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和海关监管权，帮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展“洋务运动”，加强了宗主国的权力。

同时，中国也与列强一样，在仁川等港口城市设立了租界，大批华商开始进入朝鲜。

随军驻扎朝鲜的张謇，提出了《朝鲜善后六策》，主张废除朝鲜王国，设置郡县，纳入中国版图；而朝鲜大院君也秘密建议，中国应效仿元朝，在朝鲜设行省、派监国，“则国自保，民自靖”。

李鸿章看了张謇的建议，痛斥其“多事”。

最终中国采用的依然是将朝鲜问题国际化、中立化的“和平发展”政策，吞噬了自己本来充裕的外交回旋余地。

随着朝鲜的被动开放，其对日本明治维新有了进一步认识，国内随即形成了一个主张学习日本、进行改革的“开化独立党”，将改革开放与从中国手中彻底“独立”视为表里，中国成为他们的最主要假想敌。

而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在军事上获胜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将越南拱手相让，再度令天朝上国的威望在朝鲜一落千丈。

1884年，开化党在日本的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诛杀亲华人士，并企图软禁国王，驱除中国势力。

派驻朝鲜的袁世凯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动用优势兵力，对政变者及日本驻军进行军事围剿，大获全胜。

事后，袁世凯在国内的政敌，莫不指责其轻举妄动，而考诸史实，若没有袁世凯的果断，朝鲜则早已脱离大清，日本将可能提前十年将势力延伸到鸭绿江边。

李鸿章评论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这是公允的。

4 同床异梦外交离心虽然开化党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已被打倒，但朝鲜“去中国化”的意识，却随着对外开放而日益增强。

1887年，朝鲜决定要向列强派驻使节，并在这一问题上再度与中国政府玩起了捉迷藏。

这年8月，闵泳浚出任朝鲜驻日“代理大臣”，朝鲜政府采取“去后始咨”的办法，在其成行后才通报中国，中国未及时表示反对。

9月，朝鲜决定向美国及欧洲（向英德法俄意五国合派一使）派遣“全权大臣”，依然“去后始咨”，这激起了中国方面的激烈反弹。

一开始，掌管朝鲜事务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还是相当隐忍的，他指出：“韩交涉大端，向与本大臣先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