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春领导魅力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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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魅力论——向毛主席学做领导者》(之二十三)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下卷:方略魅力
上部什么是智慧:智慧的四维
管理这个行当,信息永远不对称,时空永远不统一。
一个领导者的声望,不是看他在台上有多么风光,而是看他下台后人们的评价,不是看人们在台面上对他的评价,而是看人们在茶余饭后对他的评价。
这就是所谓的‚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接触过不少杰出校友,其中也不乏高级领导官员,教授‚领导学‛这门课后,我也开始系统研究领导者。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发现凡是出色的领导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明白人!何为明白人,在政坛上,他们能做到知人晓事。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者,知人晓事也。
‛知人,意为知人善用;晓事,意指通晓事理。
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没必要把每件事都搞清楚,因为出色的领导者不可能事必躬亲,但是有两件事情是
非常重要的:一是将人搞明白;二是把自己的事搞清楚。
一句话概括,就是有智慧。
每个领导者都应该要立志做一个有智慧的领导者。
第一章智慧之源
引子
做领导者的要记住一句话:智力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用处,在某些方面却未必有用。
在现实的工作或者生活中都存在着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有些人很聪明,但不见得有智慧,有些人看起来不聪明,却有大智慧。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回忆起访华经历的时候对毛主席做出过这样的评价:‚毛泽东几乎从来不一个人独白,这同我认识的所有其他政治领袖相反。
他也不像多数政治家那样,要旁人给他准备讲稿,然后记诵而装作即席讲话,或者照本宣科。
他轻松自如,似乎随随便便地引导着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从中表达出自己的真意。
他在开玩笑之中夹带出主要的论点,牵着对话者转来转去,找机会插几句时而富有哲理、时而冷嘲热讽的话。
总得效果是,他的主要意思被包藏在许许多多离题很远的语句当中……‛对于领导者来说,谈话是一项基本工作,但是要想谈好、谈出效果、甚至谈出意外收获,那就要讲究说话的艺术,这就是智慧的问题了。
聪明和智力相关,而智慧却与能力和阅历相连。
领导者如果只是智力超群,那就意味着你不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智力是可以培养的,而且智力是有所局限的。
智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聪明的人往往具有非常好的认识问题的能力,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都能得到较好的发展。
但凡称得上优秀的领导者身上都有五个明显的共同点:一是记忆力超群,对事物的回忆和复述的能力很强;二是注意力集中,对事物的专注和持久能力强于一般人;三是观察力强,善于辨别和描述;四是想象丰富,善于对未来进行憧憬和勾画;五是思维敏捷,对事物反应非常敏锐、联想丰富。
但是智力也有管不起作用的地方。
同样优秀的人中,有些人发展得比较顺利,有些人的经历却比较坎坷,原因何在?很简单,有些事情是智力影响不到的,比如身份的获得、悟性的大小、素质的高低和表现的好坏等。
我常说,再有本事的人也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
身份、悟性、素质、表现往往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因此,对于领导者来说,只有智力是不够的,还要有智慧才行。
而智慧是什么呢?通常,人们认为智慧是一种更高的智力,主要是指解决问题的能力。
它又是年龄的函数,随着阅历的增长,随着经验和教训的积累,人们对做事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处理问题的态度也会更加灵活和务实,从而
获得真正的喜悦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
智力有高低之分,智慧也有大小之别,智慧的差量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的程度、经历的事件和面对的情境等等。
换言之,智慧的来源不同,积累的程度不同,智慧的大小也就会有所差异。
来自于书本
1920年7月31日,湖南的《大公报》发表了毛主席起草的《文华书社缘起》,开篇毛主席就说:‚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
‛其实何止毛主席所在的湖南,当时的全中国的青年又有谁不是如此。
智慧的源头其一在书本中。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不断学习的一生。
胡耀邦曾经讲过:‚年轻干部要多学习,每天读一万字,到了40岁,你就可以成为一名学者。
‛要想成为一个有智慧的领导者。
首先要学会从书本中学习知识,提升自己。
我过去写过一篇博文,讲的就是关于领导干部要像蓄电池一样,多多读书,不能光用电不充电,否则肚子里的东西用完就没了,思想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就难以进步。
读书者,读的内容有差别,层次亦有不同。
读书对一些人来说是一项喜好,对一些人来说是一份责任,而对一些人来说就是一种境界了。
对于领导者而言,前两项你要把它视为‚要求‛,最后一项你要把它视为‚追求‛,读书和
学习对于领导者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作为一种喜好,意思是要把读书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很多人喜欢读书,将读书当成一种生活习惯、生活方式。
领导者的智慧一者来自于天生,二者来自于后天学习。
而后天的学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书本,古今中外、文史自然、各行各业、各种体例的都看一看,有了积累,领导者就会有意识地培养自己成为一个坐得端、行得正、晓事理、明是非的人。
毛主席自小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
19岁那年曾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
青年时代尽管收入微薄,但是读书从未间断。
毛主席读书广博,主张先薄而后约,‚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从而达到‚取经用宏,根茂实盛‛的境界。
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留学期间,毛主席经常写信叮嘱他们要脚踏实地,潜心学习,并多次寄书给他们。
读书,写书是毛主席很重要的生活方式。
罗斯〃特里克在《毛泽东的后半生》一书中这样写道:‚本世纪中期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甚至连戴高乐都不例外——像毛泽东那样读那么多书。
‛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这话是毛主席自己在诗里说的。
毛主席会打仗,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的论断,但是他却不喜欢弄枪,也很少拿枪。
老将军萧克跟随毛主席多年,但他说他仅见毛主席挂过一回枪,那是在井冈山的时候,传说他被开除了党籍,不能当前委书记了,便改当师长,在与指战员见面时,毛泽东挂着驳壳枪,诙谐地说:‚身背盒子枪,师长见军长。
‛他又对大家说:‚上级让我当师长,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我不是武人,文人只能动动笔杆子,不能动枪。
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当师长有点玄乎。
可是,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靠大家了。
‛
我们学习主席的爱读书的精神,更要学习主席读书的方法,主席读书不只是阅读那么简单,而是贵在理解反思、贵在学以致用。
都说主席是一个知识分子,但就是这个知识分子,他特别会打仗、特别会打胜仗,最终解放了全中国。
作为一种责任,意思是要把读书当成一种立业使命。
有些人读书是工作需要,事业所需。
优秀的领导者,不仅善于忙,也善于闲。
因为领导者忙和闲的状态往往与事业发展状态有关,顺境时往往很忙,逆境时往往很闲。
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有闲下来用心思索才能懂得。
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就教会中国人民一个道理:闲人出思想。
小平同志原来是秘书长,日理万机,没有精力思考全局性的问题,而在被边缘化的几年中
才有时间考虑国家走向问题,于是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
因此,领导者忙时要学会忙里偷闲,留些时间看点书,琢磨事情;闲时要学会以逸待劳,等待机会做点事情。
毛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也曾说过:‚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
我在1949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
这就是困难。
’‛领导者要给自己留出察觉新的学习任务的时间,给自己留出完成这些新的学习任务的时间,做一个永远与时俱进、眼界开阔、思维灵活、永不懈怠的带头人。
作为一种境界,意思是要把读书当成一种精神追求。
毛主席一生始终坚持读书。
就算是在晚年身体状况最不好的时候也从没放弃过读书。
‚20世纪70年代,主席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到1976年,他更加憔悴苍老,说话很吃力,只能从喉咙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词语,肺心病也在困扰他。
他已完全不能进食,只能在鼻子下面插着氧气管和鼻饲管,以此维持着生命的最后一丝绿色。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主席读书的精神也丝毫未减,追求知识的愿望也
不见低落,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天天阅读。
毛主席最后一次读书的时间是1976年9月8号,也就是临终前那一天的5时50分,是在医生抢救的情况下读的,共读了7分钟。
‛[1]
读书之最高境界无非就是将读书作为人一生的精神追求。
读书读得多,读得好固然能有‚黄金屋‛,能有‚颜如玉‛,但若带着功利性的目的去读书,境界层次也就低了。
功利性和目的性是有区别的,领导者完全功利地读书不对,但是这并不是排斥有目标的读书。
有的时候需要读一些操作性很强的书,这类书是工具书,告诉领导者们在某个具体情况下怎么做,一般比较程式化,这类书对于领导者的价值就是教会了领导者怎么去做‚小事‛,它提供了一种拿来即用的快捷方式,往往不需要领导者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更多的思考与总结。
但是领导者毕竟不是只读‚教科书‛就可以的学生,而是要吸取更加多元的思想,不仅长知识,还要长见识、长常识。
领导者总是日理万机,但要把读书视为一种习惯性的休息方式,学会将读书看成个人意志力的锻炼,学会将读书看成个人心智的修行。
《领导魅力论——向毛主席学做领导者》(之二十四)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来自于经验
智慧的源头其二在经验。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实际经历中所得决然比单纯从书本上得来更丰富、更具体、更深刻。
历史上的著名领袖绝少是纯粹的读书人,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不是喜欢读书的人,他们的领导智慧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在南征北战中逐渐积累的。
美国著名外交家、前国务卿基辛格15岁从欧洲到美国,20岁时加入美国国籍参战,曾就读于哈佛大学,由于聪明好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作为一名教授,基辛格却经常说自己瞧不起学者,因为学者只能探讨规律,而官员才能将事情完满解决,但凡学者都是只读书的人,但凡官员必是既读书又善于总结经验的人。
毛主席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的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
毛主席在与南斯拉夫客人谈话时说过:‚你们提到《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了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
我个人能有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
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材料,有工厂。
‛比毛主席会读书的人也许有很多,但是比他成功的人却少之又少,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只读书,不太愿意思考,思考了又不太愿意动笔总结经验,总结经验又不在实践中想着应用,应用了又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从经验中学习、积累智慧无外乎三种方式。
一是从既往的成功中获取知识,这叫报酬。
如果用量化的方法来分析一件事为什么会成功,就是这其中所有成功元素的作用加总的量大于失败元素的作用加总的量。
如同物理学中对物体做受力分析,哪个方向的合力更大,物体就可能往哪个方向运动。
因此从既往的成功处学习,就是善于从过往的成功案例中提炼出成功元素,成功元素积累得越多,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积累到一定份上,成功就是必然的了。
都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战略家,仿佛那些远见卓识是树上掉下的苹果,正好落到毛主席头上。
其实不然,动员贫困大众来进行人民战争来推翻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这一极具前瞻性眼光的战略,并非是毛主席躺在摇椅上想出来,而是毛主席在青年时期,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实际中,开始看到过去他没有发现的人民大众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
有人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态度,成了毛主席对任何事物评价的标准之一。
少年时代,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他能否善待农民;大革命时期,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区别在于对待农民和农民运动的看法;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关键在于他如何对待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抗战时期,一个青年是否是真正的革命派,就看他是否与工农群众相结合……[1]主席说:‚一个国
家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
‛(毛泽东.民众大联合.湘江评论,第2,3,4号,1919年7——8月)
二是从既往的失败中获取知识,这叫教训。
成功固然可喜,失败亦无需气馁。
人这一生最宝贵的财富是经历,尤其是失败的经历。
经历了失败,遭遇了挫折,才能更好地看清自己,发现自己的不足,总结经验教训,才有以后的成功。
我个人,从几十年前那个背着破书包来武汉求学的异乡人,到如今成为可以坐在各个大学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文科教授,中间经历的失败是数不胜数,但是我始终坚信曾国藩的那句话‚好汉打落牙齿和血吞‛,常常以此勉励自己,每次失败之后,我都会仔细想想,问题在哪里,下次就会加倍注意。
早期的毛主席在创办《湘江评论》时选择的是温和的改良道路,主张联合群众,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然而,军阀的统治却毫不‚温和‛。
《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便遭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查禁,被迫停办。
后来毛主席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就是受到早期这些失败、挫折的影响,而选取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三是从他人的得失中获取知识,这叫借鉴。
毛主席年轻时所处的中国,正值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腐朽崩塌,新的
政治体制呼之欲出。
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军阀混战,战火不断,无论哪位领导者若仅仅只是靠自身过往的一些经验,恐怕早已消逝在历史的河流之中。
自己的经历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固然宝贵、深刻,但是毕竟有限。
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今人相比古人,最幸福的莫过于几千年来这么多深刻事例、教训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
除了纵向的历史参照,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同行、同事、朋友之间的相互学习参照也是很重要的经验来源。
领导者地位高,容易犯以自我为中心的错误,所以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
看到别人成功嫉妒,看到别人受挫就幸灾乐祸,这都不是领导者的该有心态。
领导者就是要高屋建瓴而处变不惊,荣辱不形于色,将别人的经验内化成自己的本事,这才对。
从政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行业,从政者必须要学会借鉴,要能从他人的成败得失中汲取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为自己的事业服务。
但是借鉴不等于照搬,因为天下理无常是,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日所弃,后或用之。
这就需要总结,用所长,弃所短,结合事实,慎重行事。
来自于信念
智慧的源头其三在信念。
我们经常说‚三足鼎立‛,
三点支撑是最稳的结构。
一个人刚开始判断事物时,往往以书本上的知识为标准,随着时间流逝,书本上的道理不足以支撑自己的判断时,便会用经验、阅历做比较,但是真正要做重大决策时,最起作用的既不是书本,也不是经验,而是信念。
因此,领导者要学会坚守信念。
我曾向很多人推荐过一种书,叫《十九颗星》。
是讲美国四个将军:麦克阿瑟、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巴顿的故事。
看完全书,我发现这四个人无一不是非常虔诚的宗教信徒。
在他们的人生最深处中,往往有一个不变的尺度。
这点上,是他们高于我们一般人的地方。
我们很多人知道读书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但是不知道信念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好处。
一些人文凭越高,习惯越坏;学历越高,信念越弱。
他们没有一个在世俗世界里有一个良好的、得体的行为方式,在自己内心的精神世界里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最关键的时候,能给自己提供力量。
在前面的人格魅力部分我就讲过人可否己,己不可否己。
如果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如何能让别人相信自己呢?所以作为领导者一定要自信,从大局考虑,相信自己事业的合法性;从日常出发,坚信自己忙碌的合理性;从失误考虑,坚信自己出错的合情性。
坚持自己事业的合法性。
所谓合法性,也即正当性。
坚持自己事业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坚信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
正当合法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是领导者信念的基石。
早期的红军势单力薄,为躲避国民党的追击,常年奔波于山林之中,蒋介石开口闭口就是共匪,主席听了,哈哈一笑,我就是匪。
但是主席坚信共产主义定能夺取最终胜利,无产阶级必然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
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红军放弃苏区,开始漫长艰苦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路上一些人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弃红军而去。
然而主席一直坚持下来,其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其根本就是坚持自己事业的合法性。
坚定自己忙碌的合理性。
所谓理,是指事物的规律、是非得失的标准。
合理,即符合事物发展的道理和逻辑。
忙碌还需合理,忙碌不是庸庸碌碌的瞎忙活,做下属的可以疲劳代替苦劳,苦劳代替功劳,但是领导者不行。
坚定自己忙碌的合理性,本质上就是始终坚信自己坚持的事业是必要的,是有价值的,这是我们信念的原动力。
因此领导者的忙碌必须有其合理性:一是时间上的合理性。
做领导是除了做事情,还要扛担子,不止身体累,心更累,但领导同志也是人,也是需要休息的,总不能打破基本的生理规律。
忙碌的时间合理性就是要合理利用时间忙碌和休息,才能保证有精力,有激情。
毛主席每天要处理各种事物,要看书,所以主席一般睡得比较晚,晚上一两点钟才休息,但是主席晚睡晚起,一般是早上九十点才起来,雷
打不动,也不允许任何人打扰。
二是空间上的合理性。
领导者最忌讳的就是在公众面前显得忙忙碌碌,因为这样会显得这个领导者遇事慌张,手足无措,下属看多了这种情况,就会对领导者的能力产生质疑,觉得你很没有水平。
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是对一个出色的领导基本的要求。
大家想想看,古时诸葛亮,作为蜀国的丞相,政事、军事一把抓那该会有多忙,但是在同僚面前,永远都是优雅地摇着扇子,踱着步子,胸有成竹的模样。
如此的领导才会给下属、给追随者信心,才是真正有智慧的领导者。
坚定自己犯错的合情性。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能做到坚持自己的事业是合法的,说明已认定自己所选的行当。
我有的时候会在课堂上跟学生们说专业这个问题金无赤足、人无完人。
人这一辈子,无论是干什么,总难免会犯错误。
领导者也是人,也会犯错误,但是领导者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有下属,有追随者的人,那么领导应当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呢?
在我看来,一是不怕犯错,很多人包括领导者总是怕犯错,怕承担责任。
作为一个有智慧的领导者,做事不要思前顾后、畏首畏尾,绝对不要害怕犯错误。
因为刚入行时,你犯一次错误是错误,犯一堆错误是罪过;但是工作久了以后,自己的能力上去了,地位确定了,权威也有了,那这个
时候你犯的一个错误是失误,犯一堆错误就成了风格。
二是不轻易认错。
作为领导者,是不能轻易承认错误的,因为一旦你自己都说你自己错了,那么你的追谁者、你的下属都会因此蒙羞,这是会从根本上动摇你的领导根基。
领导者自己不轻易认错,如果确实犯了错误,也不要把过错归咎于下属,推卸责任是领导者的大忌,如何挽回错误造成的不利局面,做出必要和及时的调整才是领导者对待错误的正确处理态度。
三是坚信现在的错误是今后成功的必然铺垫。
做领导的,要始终坚定自己犯错的合情性。
秋收起义遭受严重的挫折,一支5000余人的工农红军仅剩下1500人,失败的阴影笼罩全军上下,没有目的,没有归宿的恐慌使全军士气低落。
1927年9月20日秋收起义部队从浏阳文家市出发,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对全体指战员说道:‚打几个败仗没有什么大不了!胜败乃兵家常事。
我这里好有一比:国民党反动派就像一口大水缸,我们呢,就像是块小石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依靠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这块小石头就总有一天要打破那口大水缸!‛
人是不可能不犯错误过一辈子的,领导者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下属和组织负责,面临最多的是决策,决策就难免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因此面对错误就要摆正一个好的心态,调整一个好的状态,错误是避免不了的,因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