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没收程序中无辜所有者抗辩——以其他利害关系人权利救济为视角

论刑事没收程序中的无辜所有者抗辩——以其他利害关系人权利救济为视角论文提要新《刑事诉讼法》在增设的独立没收程序中对“其他利害关系人”权利救济作了相应规定，从实施以来的情况看，内涵范围、证据证明标准等规定不明引发了法律适用争议。

解读美国的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明晰的无辜所有者范围、具体的“无辜性”条件规定和明确的证明标准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以此为镜检视我国新法规定存在：内涵范围模糊边界难界定、证明标准缺失证据难认定、监督机制缺乏程序启动难保证、实体权利规定空位权益难保障和赔偿规定未明没收错误难救济等现实问题。

从制度发生学、法律解释学和价值法学三个角度进行解析，解题需要以“渐进式”进路来跨过新创制度的型构磨合期，需要以法律解释方法来克服法律自身的模糊性属性，需要以正义效率、程序正当价值指引来明确法律适用标准。

遵循这样的解题进路来解释法律和规范法律适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合理路径，包括明确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范围，采用刑、民结合的证明标准，创新程序启动监督机制和进行“无辜性”审查。

（全文约9300字）以下正文：法律是为了保护无辜而制定的。

——[英]爱略特引言：一则案例的现实反思2008年，翟某挂靠某公司开发芙天居商住楼。

在开发过程中，由于资金严重短缺，翟某用其所私刻和伪造的该公司印章多次与购房户、借款人等签订预售合同、买卖合同、抵押合同和借款合同，骗取500余名购房户、借款人等5000余万元。

2012年，翟某案发后外逃，芙天居商住楼及翟某个人财产被查封、扣押。

2013年1月，翟某在外逃途中意外死亡。

案发后，部分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因翟某未归案诉讼被中止（部分未予受理）。

翟某死亡后，有的利害关系人请求市检察院启动刑事没收程序以主张权利，但检察院以不属于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情形为由未准许，后迫于上访等各种压力，于2013年3月向法院提出申请。

翟某近亲属、受害人和利害关系人等400余人在公告期内申请参加诉讼。

在利害关系人中，简某等100余名购房户主张确认所购房屋所有权，但部分受害人主张其中李某等20余名购房户系翟某外逃后以低于市场价买入，刘某等50余人主张对60余套房屋享有抵押权，张某等230余人主张对翟某享有合法债权。

上述人员均请求法院驳回其所享有权利部分财产的没收申请，并确认相关权利。

对上述主张，存在如下争议：（1）简某、李某、刘某、张某等各类人员是否都属于“其他利害关系人”范围，是否准许参加诉讼？（2）是否审查李某等人的“无辜性”，排除其权利主张？（3）对检察机关和参加诉讼利害关系人所主张的事实，如何分配举证责任，采用怎样的证明标准？（4）哪些财产应当没收，哪些应当驳回；驳回没收申请后，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如何处理，是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还是直接在裁定中明确权利？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均简称新《刑诉法》）增设了独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均简称《解释》）对该程序进行了细化和明确。

在该程序中，拟没收财产可能会涉及第三方的权益，如上述案例中的购房者、抵押权人等。

对此类人员的权利保障，美国在独立的民事没收程序中以“无辜所有者抗辩”来对抗拟没收财产的可没收性，1日本则运用“对第三者没收的禁止原则”来保护第三方权益，2我国以“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规定来予以保障。

但从上述案例反映的问题来看，法律所规定的种种应然权利，因法的自身模糊性等因素制约，遇到了法律适用的难题。

如何破解难题，实现从应然到实然的跨越，成为新法适用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一条规则的制度解读保障没收程序中第三方权益制度并非我国首创，美国虽然起步也比较晚，但其制度形成毕竟历经多年，在确立时已规定明细，统一的制度、明确的范围、无辜性审查等，这些经验都很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独立民事没收制度不以刑事定罪为前提，不以财物所有者（或持有者）为对象，而是以“物”为被告，因而作为犯罪所涉财产的“无1 参见亢晶晶：《美国民事没收制度的启示——兼评新<刑事诉讼法>中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6期，第82页。

2 参见金光旭（钱叶六译）：《日本刑法中的不法收益之剥夺——以没收、追缴制度为中心》，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

辜所有者”权益曾长期被忽视，直到美国《2000年民事没收改革法》才真正确立了统一的“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

根据布莱尔法律词典解释，无辜所有者抗辩是指在没收诉讼中，财产所有人（如不动产或金钱的财产所有人）声称其他人在使用该财产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时，财产所有人并不知晓或未经财产所有人同意，并以此来抗辩对其财产实施没收的一种辩护。

3（一）适用范围及条件在美国民事没收诉讼中，除排除税收方面的民事没收案件，以及毒品、非法进口的物品等违禁品或其他非法财产外，无辜所有者抗辩适用任一民事没收案件。

美国将无辜所有者细分为“事先”和“事后”的无辜所有者。

“事先”，即在犯罪行为发生时已享有财产权益，应满足两个条件：（1）拟没收财产的所有人，参照各州立法和联邦立法进行判断，所有人包括“租赁权人、留置权人、抵押权人、登记担保权人和合法受让人”。

（2）“无辜”者，包括一无所知的不知情者和不同意者。

不同意者，即虽有所知晓，但尽其所能采取合理措施阻止非法使用其财产者。

“事后”，即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才享有财产权益者，亦有两个条件：（1）支付对价的善意取得者，其中，又规定了应予以排除的几类特殊善意取得者，如无偿获得财产的受赠人、通过婚姻关系取得财产者等；对这类排除人员中，又有例外中的例外，如因无独立生活能力、所获财产为生活所必须等，则不予排除。

（2）“无辜”者，即不知道或没有合理理由应当知道。

对这种心理状况，主要是通过交易时的3 王俊梅、石磊：《美国民事没收诉讼中的无辜所有者抗辩》，载《经济研究导刊》2013 年第 7 期。

客观情况进行判断，如显著低于市场价买入的，交易场所等因素。

4（二）诉讼地位与证据规定美国民事没收诉讼是以财产本身为被告，政府为原告，因此享有财产权益的无辜所有者，既不能作为原告，也不能作为被告，而只能作为第三方参加诉讼。

5关于举证责任分配，一方面，作为原告的美国政府对拟没收财产的可没收性负有举证责任，应证明该财产与所涉犯罪有实质性关系。

另一方面，作为“第三方”的无辜所有者，对其所主张事实负有举证责任，不仅要证明系财产的合法所有者（持有者），还要证明其“无辜”性。

如事后的无辜所有者，要证明其采取了合理措施阻止其财产被非法使用，包括：是否及时、有效地将所涉财产的犯罪行为事实告知了司法机关，是否及时地撤销犯罪分子使用该财产的许可，或采取了合理的行为予以阻止。

关于证据标准，英美国家采用的是民事诉讼中的“优势证据标准”，也就是说，哪一方诉讼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表现出较高的或然性，就会得到法官的采信。

6此标准远低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诉讼程序标准。

二、适用难题的现状分析通过对美国无辜所有者抗辩制度的解读，对照前述案例反映的争议，可以看出我国其他利害关系人规定中存在适用难题，正是这些问题制约了新设机制对“财产社会”人权保障的回应力度。

4 同上注。

5 王俊梅、王丹：《美国民事没收诉讼中权利请求人的诉讼资格》，载《经济研究导刊》2013 年第 9 期。

6 参见许珍珍：《美国民事没收制度研究——兼谈我国腐败资产追回制度的完善》，外交学院2011年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5页。

黄风、梁文钧：《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中的民事追缴制度》，载《人民检察》2008年第3期。

（一）内涵范围模糊，边界难界定相比美国明晰的“无辜所有者”规定，我国“其他利害关系人”范围不明确。

除法律明确规定拟没收财产的所有权人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外，没有明确是否还包括其他情形，如抵押权人等其他物权权利人。

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正当债权需要以拟没收的财产偿还的，能否认定为“其他利害关系人”，亦没有明确。

模糊的内涵、概况式的表述导致了前述案例中法律适用的分歧。

笔者通过电话调查访问了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60名法官，调查结果显示规定不明造成了法官的认知差异（见图1）。

此外，该程序既没有区分“事前”无辜者和“事后”无辜者情形，也没有关于“无辜性”（“善意”）与否的审查规定。

由此导致哪些人可申请参加程序、哪些人能主张权利的范围边界难以确定，部分利害关系人可能会因此被排除在程序之外。

图1 被访问法官对“其他利害关系人”范围的认知情况（二）证明标准缺失，证据难认定新《刑诉法》和《解释》除规定了其他利害关系人的举证、质证权外，还隐含了申请方的举证责任。

7例如，检察院应对拟没收财产的可没收性、财产的数量、所在地等负有举证责任,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系财产所有人的证据。

但是新法并未明确规定各自举证责任的范围，更没有规定应当适用怎样的证明标准。

检察机关对其申请拟没收财产的可没收性，以及是否属于该刑事没收程序范围的证明，是采用刑事诉讼中定罪量刑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还是应低于该标准，甚或是采用英美国家的“优势证据标准”；利害关系人对财产所有权主张的证明标准，是采用民事证据中的“优势证据标准”，还是适用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些问题均未明确。

调研表明，法官对此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理解不一。

（见表1）表1 被访问法官对“证明标准”的看法（三）监督机制缺乏，程序启动难保证新《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

既然是“可以”，也意味着可以不申请。

8据此看来，该程序的启动权完全掌握在检察机关的手中。

那么，如果出现符合法定条件情形，检察机关又没7 参见时延安、孟宪东：《检察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地位和职责》，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11期。

8 亢晶晶：《美国民事没收制度的启示——兼评新<刑事诉讼法>中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载《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6期。

有提出申请，利害关系人如何主张权利呢？实践中，司法机关受利益驱动，存在超范围扣押“赃物”或超期扣押等问题。

9当其他利害关系人财产被他人用于实施犯罪行为而被扣押时，如以民事诉讼方式诉至法院，法院可能会以该案财产权属尚未明确，需等待检察机关申请没收程序再行处理，或等待刑事案件审结后再行诉讼。

这样利害关系人的财产会因程序阻挡而长期处于一种扣押状态。

再加上，我国对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所采取的查封、扣押等手段缺乏监督，采取的是内部审核形式，没有建立起准司法审查或司法审查机制，10因此，通过参与没收程序主张权利成为其他利害关系人维权的一个有效途径。

但是，新法却没有规定其他利害关系人在检察院没有启动没收程序时的救济途径。

前述案例即反映了上述问题，该案虽然最终得以进入诉讼程序，但是“上访”施压的方式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