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作品中的“英格兰性”

哈代作品中的“英格兰性”作者：徐燕燕陈秀玲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07期摘要： 21世纪初，英国重新兴起“哈代热”，其作品中的“英格兰性”受到很多学者的青睐，这契合当代英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阶级、教育、性别。

本文从历史背景探讨“英格兰性”的含义，找寻其在哈代作品中的体现。

哈代与英格兰性的复杂互动使其成为学界研究“英格兰性”的重点。

同时，当今的“英格兰性”研究同样为我们理解哈代的生平与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哈代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哈代英格兰性哈代作品一、引言2007年5月的IMIA刊出哈代研究论文，6月耶鲁大学召开国际哈代学术研讨会，12月著名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出版评论哈代的两部传记。

这一切文学事件的确让人感受到了学术界对哈代的关注热度从未削减。

对于哈代的关注热点之一就是学界对哈代作品中“英格兰性”的研究兴趣。

如今的英国学界对“英格兰性”的研究可以说是如日中天、势头不减。

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历史文学遗产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并彰显英国的“英格兰性”。

高校设有专门课程，报刊开辟专栏，由于媒体的推波助澜，普通民众开始关注“英格兰性”。

尽管如此，学界对于“英格兰性”的定义至今尚无定论。

有些学者认为，“英格兰性”是一种体验，难以言表；有些学者认为“英格兰性”就是英国的国民性，是英格兰民族的文化与传承。

一段时期内，关于“英格兰性”的讨论，众所纷纭，各抒己见，然而其中最受人瞩目的就是英国当代著名文学家、评论家艾伦·贝内特与英国著名媒体人——杰里米·派克曼书信往来中，曾就如何定义“英格兰性”展开讨论，两者最终认为：对于英国人而言，最好一切都不要改变，因为改变就意味着变坏（change always means change for the worse）①。

两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英国的国民性格，被认为是对“英格兰性”最好的总结。

这恰好揭示了当今英国社会对英格兰性的研究背景——社会政治文化的改变。

二、哈代与“英格兰性”二战以后，大英帝国分崩离析，日薄西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趋减弱。

然而，二十世纪后期，欧洲众多民族寻求民族独立和自决，英国许多民族国家因此瓦解分崩，而英伦三岛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北爱尔兰的民族情绪蔓延，但最终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了。

尽管如此，帝国内部的文化分离情绪并没有消弭。

英格兰人的民族诉求在政治上难以实现，只能在文化领域寻求出路。

他们在通过对历史文化的梳理中重新认识自我，获得精神上的安慰。

然而英格兰性的研究重点不在于身份的认同，而是关注英格兰的历史文化，希望以历史的轮廓勾勒英格兰人的文化独特性。

因此，大多数学者探究英格兰性被大英帝国辉煌光芒所掩盖的这段历史，以此凸显英格兰人的文化独特性，这段历史大概就是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

尽管昔日的大英帝国早已从世界霸主沦为二流国家，但是，大国情节早已深入英国人民的血液中，他们意识到历史在民族身份重建中的重要作用，志在以怀旧的方式利用历史、文化建构英格兰民族身份，这是当代英国人对昔日大国地位的怀旧和追寻。

哈代就是这段历史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因此成为研究英格兰性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

哈代代表着英格兰人的一种集体回忆，“集体记忆来自现实社会的压力，在构建集体记忆时，因为主体具有决定权，不必面对记忆力里存在的社会的限制，所以人们面对的现实压力得以释放”②。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英格兰文化遭受危机和心灵遭遇困境个体，英格兰风光不再，哈代的个人经历和个人成就作为英格兰的集体记忆舒缓了现实的压力。

从个人经历看，虽然哈代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戏剧性历史事件发生，但是哈代从默默无闻的建筑所学徒到举世闻名的大作家，既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又缺乏高深的专业训练，更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单凭着个人奋斗获得成功，他的个人经历为社会提供了逾越阶级、改变阶层、获得社会地位的成功典范。

三、哈代作品中的“英格兰性”阶级、教育和性别不仅是当时社会关注的重点，而且是当今英国社会问题冲突之所在。

哈代通过个人经历和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从而成了当今英格兰人关注的重点作家。

在作品《贝坦的婚姻》中，哈代细致入微地通过描写体现了底层人物如何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命运，跻身上流谁会，从而肯定了个人奋斗的价值。

《司号长》讲述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一位女性和几位追求者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

在表面简单的故事下，哈代用轻松的笔调描绘出社会中的阶级差异。

安妮之所以在兄弟俩之间摇摆不定，就因为兄弟俩代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选择哥哥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和稳固，虽然因为历史大背景的原因，心爱的人和她因缘巧合进入了上层社会。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系列中的最后一部，主人公裘德和苏对抗的分别是传统社会阶层既定秩序和女性角色。

出身贫穷的裘德，一心向学，对知识的追求抱有一种单纯的热情，虽然也憧憬学业后功成名就的渴望，但是他对基督寺的神往更多的是对知识本身的渴望。

然而，整个社会既定的阶级秩序决定了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命运。

一位大学院长给裘德回信，劝他不要痴心妄想，应该安分守己，言外之意，劳工阶级就不应该追求精英阶层才能享受的高等教育。

哈代不单单批判了十九世纪末期整个英国教育制度，还把矛头指向了整个社会阶级秩序的僵硬和荒谬。

森严的阶级等级制度不但扼杀了裘德这样年轻人的求学梦想，更毁灭了所有中下层对更好生活的希望和理想。

哈代作品中的女性主义一直是学界最关注的焦点之一。

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个重要时期，虽然女性在这个时期还没有选举权，也没有经济地位，但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女性解放渐渐成为社会发展趋势之一。

十九世纪末期，文学作品中逐渐出现了许多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打破家庭和社会枷锁樊篱，追求自由独立。

哈代从自身的经历和对社会现象的观察中，敏锐地意识到这股社会潮流，便成就了他最著名的作品——《苔丝》。

苔丝是哈代小说世界中最具有魅力的人物，她与之前哈代小说中的女性不同，她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并以自己的思想诘问代表知识和传统、权威的男性人物——安吉尔。

苏所颠覆的是传统社会的基石婚姻制度，苔丝突破的是构建这一基石的思想传统和意识形态。

苔丝完整地展现了她性格思想成长的过程，从情窦初开、懵懂无知的少女到经历失去童贞和孩子，历经生活的各种苦难，接触安吉尔，思想转变，经历婚姻失败，最后谋杀和逃亡，哈代使用全能、第三者和自我叙述角度完整完美呈现了社会转型期，一个纯真的农村少女转变为成熟妇人的复杂经历和心路历程。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苔丝个人力量正体现在其独立思考和选择中。

无论是离开阿历克还是与安吉尔分手，到最后的决绝，她都没有丝毫犹豫和后悔。

在动荡的社会转型期，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走向，但她坚持自我选择和负责。

哈代通过苔丝所面对的社会对阶级和性别的双重压力的描写，直接抒发对社会不公的愤恨情绪。

学者对哈代所体现的英格兰性的关注和研究还在于他对英国乡土世界的构建。

英国19世纪后期的文学作品中总蕴含着“一种漂泊感”③。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相关联。

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面临工业革命洗礼带来的社会变迁、社会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婚姻制度的自由化和教育体制的革新。

在文化层面上，英国原有的乡村文化体系遭到工业文明的侵蚀和瓦解。

古老淳朴的乡土文化被现代文明蚕食是哈代小说的深层主题。

这些变化令哈代感到痛苦，令他感到更痛苦的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消逝。

“用《圣经》和钥匙占卜，把情人节礼物看成一片真心的寄托，剪羊毛时的晚餐，长罩衫，收获时的欢庆，也差不多随着那些古老的房子一起消失了……这其中最根本的变化是，那些继续保持当地传统和幽默的定居在此的居民，最近已经被流动性的劳动者大军所替代了，这破坏了当地历史的连续性，对于保持传奇、民间传说、社会阶层间的紧密联系及特殊的个性，比其他东西更致命”④。

这些变化在哈代小说的《卡斯特桥的市长》、《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中都有所体现。

哈代的小说本身体现出这种漂泊感，同时又体现出对这种漂泊感的对抗，主要体现在威塞克斯这一乡土概念的构建。

威塞克斯原来是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原指中世纪早期由西撒克逊人统治的不列颠岛的西南区域。

在哈代一系列作品中，它的区域不断扩大，由远离尘嚣中的多塞特郡的小部分，到还乡中的一个县，而在苔丝中变为覆盖整个英格兰西南部多个郡县的区域，成了英格兰乡村文化的概念代表。

哈代通过文学创作，将威塞克斯建构成了英格兰乡村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缩影。

作为威塞克斯的典型代表，埃格敦荒原频繁出现在哈代作品中，荒原不是一般意义上人物活动的场所，而具有独立含义。

它就是哈代所说的，“世世代代对某一特定地点的土地的眷恋”⑤，一种对故土的执着的依恋，一种乡土精神。

《还乡》中，对克林而言，独在异乡为异客，繁荣的大都市永远都是异乡，一切都是虚荣和华而不实，荒原才是他的根，所以，他舍弃都市繁华世界，回到故乡，希望找到新的力量和生活的意义，决心在荒原上干一番合理的事业。

但是，回归的功利性和荒原的自然状态之间的矛盾必然使克林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哈代笔下的威塞克斯构建出来一个具有英格兰独特的文化风格的乡土世界，哈代的威塞克斯不仅仅是其作品的背景、人物活动和故事发生的场所，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英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更是哈代精神活动的产物，是精神上的客体。

社会发展对作家而言，几乎总是意味着痛苦，哈代是一个感受到这种痛苦的典型。

“如果这个世界静止不动，那么悲哀就不会产生了”⑥。

这是他的心声，更是英国国民的心声，因为“最好一切都不要改变，因为改变就意味着变坏（change always means change for the worse）”。

哈代的威塞克斯不仅代表英国过往的传统文化习俗，还包含着英国国民最关切的问题，自然的描写和思考。

蕴含对自然的反思、对传统文化的再现。

在当今英格兰抗议城市化过度，各方呼吁保留“乡村英格兰”的背景下，哈代的威塞克斯似乎很符合英国国民的期待和想象。

四、结语对学界而言，对哈代生平和作品的研究，加深了对英格兰性的了解，深化了对英格兰人的认同，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持。

正如一个国家记住其历史的情形，过去绝不仅仅是过去，而是使现在得以存在的理由。

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和家，记忆、历史都不是简单客观的过去，而是令当下的个体身份或者国家民族身份得以存在的理由。

当今的“英格兰性”研究，同样为我们理解哈代的生平和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促进了哈代研究的发展。

同时对哈代的生平与创作的研究，无疑加深了对“英格兰性”的了解。

注释：①Jeremy Paxman， The English[M]. London：Penguin，2007：18.②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46-51.③Roger Ebbatson， An Imaginary England：Nation， Landscape and Literature 1840-1920[M]. Aldershot，2005：83-98.④⑤T. Hardy， Preface to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M]. Bantam Books，1982.⑥Ball&Hyman， The Pastoral Mode[M]. London，1980.参考文献：[1]Ball&Hyman， The Pastoral Mode[M]. London，1980.[2]Jeremy Paxman， The English[M]. London：Penguin，2007.[3]Macheal Millgata， Thomas Hardy[M]. Oxford， 1982.[4]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5]Roger Ebbatson， An Imaginary England： Nation， Landscape and Literature 1840-1920[M]. Aldershot，2005.[6]T. Hardy， Preface to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M]. Bantam Books， 1982.[7]陈庆勋.论哈代的乡土世界[J].外国文学评论，1998（3）.[8]何宁.哈代研究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9]吴迪.哈代新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