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金到延安：政治动员与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教育述评

處爲雑t翁嫌2016年第11期（总第257期）[文献编码]d〇i:10.3969/j.issn.l004-6917.2016.11.027从瑞金醒安:政治动员与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教育述评刘建民(河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18)摘要：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和陕甘宁边区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教育运动，勾勒了一幅从理 论到实践、从苏区共产主义社会教育到新民主主义社会教育的画卷。

无论是从中国革命运动的需要，还是从20 世纪教育改革的发展，抑或从当下深化教育治理体系的改革来看，这场充满政治动员与社会变革的社会教育都 值得我们去认真回顾与总结。

关键词：瑞金；延安；政治动员；社会教育；中国共产党；社会变革中图分类号：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 (2016) 11-0135-04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实 现了中国社会历史性的转折。

这种转折不仅是社会 制度与经济技术上的，更是思想文化与社会生活上 的。

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的社会教育，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审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画卷的重要视角。

对 此，学界已经进行了相关研究。

但是，仍有一些问题 有待进一步探讨，例如：苏区的社会教育与陕甘宁 边区的社会教育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社会教 育体现了党对国家、社会与群众之间怎样的思考？如何审视社会教育所引起的政治动员与社会变革上 的变化？我们今天的观察应该做到“身临其境”而 又客观冷静地思考。

一、先声：苏区共产主义社会教育的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教育理念可追溯到马克思主 义早期传播的时期，但具体的教育实践要到秋收起 义上井冈山后，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成立后的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逐步建立起共产 主义的社会教育制度。

当时的社会教育主要是俄国 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及实践形式，各级教育培训机构不仅仅是“教书”的更是“育人”的，是首先作 为一个宣传、动员及培养革命后备人才的机构而存 在，突出地表现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的特征，反映着 苏区共产主义教育的理念和要求。

在当时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以政治动员为主要 任务的苏区社会教育实践活动颇具规模。

在教育方 针上，苏区的社会教育以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为出 发点，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强调教 育是为了提高工农劳苦大众的政治觉悟，“为着革命 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 动员民众一切力量” [1]，要达到群众随时能以饱满的 热情投人到革命战场上的效果，力求最大限度地挖 掘出深藏在群众中的伟力。

在教育机构上，从中央 到省、县、区、乡都建立了社会教育的机构或组织，初步形成了上下联动的社会教育系统，如扫盲工作，中央一级有“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领 导着各级“消灭文盲协会”开展工作，社会教育活动 伊始就处于有组织、有计划的状态。

在教育对象上，虽然明确指出机会是给予苏区全体群众的，但在中 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收稿日期：2016-06-25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DJ006)作者简介：刘建民（1978—)，男，河北大城人，博士，河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 生导师。

-135 -GUANGXI SOCIAL SCIENCES No.11.2016 (Cumulatively，No.257)利为目的”[2]的氛围里，还是主要以阶级论的标准考察教育对象的家庭出身和思想观念，事实上在人学、教学等各个环节实行工农子弟和地富子弟区别对待的标准，着力培养教育忠于信仰、坚定立场、敢于斗争的革命后备力量。

表1苏区社会教育组织简表序号名称主要授课对象授课时间主要授课内容1夜校工农群众夜间政治教育和 文化教育2半曰学校工农群众白天政治教育和 文化教育3业余补习学校工厂企业工作人员、政府机关群众团体工作人员工作外时间文化教育4识字组工农群众随时文化教育5识字牌工农群众随时文化教育6俱乐部工农群众随时政治教育和 文化教育资料来源d艮据余伯流、凌步机的《中国共产党苏区执政的历史 经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和吕良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教育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整理。

苏区广泛的社会教育实践活动在政治动员上 成效显著，极大地提高了政治动员平战转换能力，当时流行的一个关于“识字”的故事极具代表性：“组长用筷子在地上写了个‘田’字，教大家认。

旁 边的一个青年把田字中间的一竖向上延长，告诉 大家是‘由’字，因为要‘自由’，所以不能受框框 的限制，结果就出了头。

又有一个青年靠上前来，把由字当间的竖又向下延长，接过话题笑着说，他 抬起了头，我再跺下脚，就成了个‘申’字，也就是 穷人翻了身，伸直了腰的意思。

” [3]这个故事里包含 着几个关键性的词语，“土地”、“自由”、“翻身”代表着革命运动话语体系的精髓，群众对此的了 解与运用体现了党政治动员的效果。

当然，大众教 育的效果也很明显，夜校、半日学校、识字班、识字 组、俱乐部、列宁室、识字牌等形成了一个网格状 的社会教育环境，学文化学知识不仅仅是一项任 务，更是生活内容的一部分。

在“学习模范”王秀 珍的心里，学习是为了明天的美好生活，“大家都 在努力学文化，为将来搞建设做准备”，所以要有 一种紧迫感，时刻自省“我不抓紧就要掉队啦！”[4]这种心态在当时颇有代表性。

1933年底兴国县建立 “识字运动总会130个、村识字运动分会561个、识 字小组3387个，参加识字小组的组员22519人” [5]，群众的文化水平提高迅速，许多大字不识一个的 群众开始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这种在当时较为普遍的现象反映出社会的变革。

国民党政权连续的“围剿”对苏区生活影响巨 大，社会教育实践的正常进程在长征后几乎中断了，但社会教育给苏区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是极为 深远的。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有组织的 社会教育活动，反映了党对教育改革的重视，并以 实践活动对思想理念进行了检验，进而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了政治动员与社会变革的联动。

更为重要的 是，苏区社会教育的理念、内容及形式等方面在陕 甘宁边区实现了转换，使得党社会教育事业的进程 得以延续和创新。

二、创新:新民主主义社会教育话语体系的构建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处于日本侵华的民族 危亡关头，这种社会现实不同于苏区时期国共之间 的“内战”，而是关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这就 决定了在继承苏区社会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大幅度 增加了爱国主义的内容，进而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社 会教育的话语体系。

我们不妨以两个符号来审视新 民主主义社会教育的话语体系：一为社会教育政治 化，一为新文字运动。

把这两个符号放在一起很有 意思。

从内涵上说，社会教育政治化是一种理念，一 种指导思想，新文字运动是一种形式，一种途径，两 个符号并不对等；但从逻辑上说，社会教育政治化 表现了强调政治的教育理念，新文字运动则是对此 的重要诠释。

或许，两个符号之间的同与不同有益于 我们更好地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教育的话语体系。

所谓社会教育政治化，是指在新民主主义理论 的语境下，依然突出社会教育理念、内容及形式的 政治色彩，强调通过对受教育者系统的理论教育，强化其对党的路线方针的认同，进而帮助受教育者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道德情感。

在新 民主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社会教育政治化集中表现 为民族主义话语，党要教育群众意识到生活的意义 是“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否则“抗战不 月利，大家当亡国奴，甚么.没有了”[6]。

这！，中国传统的守卫家园观念和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理念 结合起来，在党创新的阶级话语和民族话语体系中 传达给群众，使得受教育群体在价值观念、思想情 感、知识体系、行为规范等多层面发生重大变化，进 而表现出对党的执政理念的认同与极大的政治参 与热情。

这种在普通群众中所表现出来的认同和参与上-136 -【历史研究】从瑞金到延安：政治动员与社会变革中的社会教育述评的变化，如果放到特殊群体一■二流子身上，可能更 容易观察到社会教育所蕴含的巨大功效。

二流子群 体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根源，但他们大多是扰乱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因素，甚至在一定程 度上威胁着边区政权。

边区政府通过多种途径对二 流子进行改造，其中社会教育的作用十分重要，使不 少二流子感到重获新生。

刘生海曾是陕西定边“远 近闻名”的二流子，在党和政府的教育帮助下，刘生 海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开始自谋生计，而且 带领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组织运盐运动，成了众口 称赞的“劳动英雄”和“运盐模范”。

刘生海把发生 在自己身上的“蜕变”归结为党的教育，激动地表示 “我要报答政府这样好的待我，我以后更要好好的 劳动”[7]。

这种“新人’的改造过程及展现出来的功 效也许更有助于理解社会教育政治化符号的内涵。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视角，以新文字运动来透 视新民主主义社会教育。

所谓新文字运动，严格意 义上是指拉丁化新文字运动。

这场运动可追溯到清 末民初，初始是近代以来欧风美雨吹打下中国思想 界提出的文字改革运动，但又不仅限于思想界，在 文化界及教育界同样影响深远，党的元老瞿秋白、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等人都曾投身于此运动。

说 到这里，我们大致可以梳理出两点认知：陕甘宁边 区新文字运动的倡导者们如林伯渠、徐特立、吴玉 章等，几乎都受到近代以来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影 响，又在苏联的文字改革运动中经受过锻炼，深为 新文字运动所描绘的前景所鼓舞，认为这是思想文 化上除旧布新和教育改革的必然途径，“不过四五 年，边区的文盲可以扫尽，大众的文化知识可以大 大提高，这是我们新文字推行的光明前途，也是我 们多年来心中的期望”[8]。

当然，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按照某个人或某个政党的主观意愿直线前行，而是像恩格斯指出的是 “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1940年，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广泛开展新 文字运动；1943年初，新文字运动基本结束。

从轰 轰烈烈到戛然而止，新文字运动的实践轨迹波动之 大，在教育改革的历史上亦不多见。

以历史长时段视 角来看，在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背景 下，从民族解放运动的现实需要出发，倡导者及组 织者在美好图景下的鼓呼、设计、推动与受教育者 接受、应付甚至躲避之间的矛盾，新文字运动本身的复杂与矛盾，众多的个体意志相互交织相互影响 导致了无法消解的冲突，新文字运动的黯然退场似 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理念到形式的梳理，使得新民主主义社会教 育的话语体系从内核到轮廓都逐渐清晰起来。

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教育改革中突出了 政治动员与社会变革的结合，尝试在民族国家话语 的语境下获得群众对党及其政策方针的认同。

虽然 社会教育的内在理念与实践活动皆存在不可回避的 局限与矛盾，但其中体现出的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 革命基本规律的认识与把握，以及社会教育运动背 后的努力、成效与经验，依然体现了党在局部执政 时期治理能力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