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命运的挽歌

一曲命运的挽歌

作者：杜沁

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14期

[摘要]在小说《长恨歌》中，王安忆用女性的生存体验描绘了王琦瑶的精神历程，在其坚韧与执著中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流动，却又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女性意识背后具有操控能力的男权社会的作用，谱写了一曲女性命运的悲歌。

[关键词]女性意识男权社会

旗袍的样式，精致的菜肴，绣花的帷幔，西厢房的月光，流转的四季调，大伏天里的晒霉，冬日里的围炉夜话，雕花的粉盒，各式的香水，照相的姿势……小说的每个角落都回旋着女性温婉的语调，在女性对这个世界细腻的感知中，有权有势的男性人物逐渐淡出为模糊的背影，而游离于主流历史之外的女性们对残酷的男性世界保持了一种拒绝的姿态，形成了她们独特的历史，女性意识便在小说《长恨歌》哀婉沉醉的调子中缓缓流出。

一、女性意识的体现

所谓“女性意识”，当今并没有一个准确而统一的定义。斯帕克斯认为:“女性意识就是女性对于自身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主体存在的地位和价值的自觉意识”[1]。或者说，女性意识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的眼光洞悉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意义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二是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审视外部世界，并对其加以赋于女性生命特色的理解和把握”[2]。《长恨歌》中的女性意识似乎是很淡薄的，甚至有学者认为，书中对王琦瑶女性世界的描绘“不仅没有以女性的生命尊严质问、颠覆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反是以女性风情的充分舒展，强化了女人是男性世界情色点缀的观念，加固了男权文化物化女性、奴化女性的观念”[3]。然而，在王琦瑶的隐忍、顺从和退让中，更流露出一份对爱情安静从容的固守，其中蕴含的是她对生活的坚韧与执著，这正是女性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生活的坚韧与寻梦的执著

王安忆擅长描写女性，尤其擅长描写为生存而努力的平凡女性。她认为，“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不管有多么大的委屈，上海也给了她们好舞台，让她们伸展身手……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要说上海的故事也有英雄，她们才是。”[4]

在传统文化中，男性通常是正直无私、智勇双全的救世主与保护神的形象，而女性则是柔弱可怜、温柔多情的需要男子汉保护的弱者形象。可是王安忆在小说中却常常颠覆这种传统的“男强女弱”的界定，使女性成为了能够从容应对生活的强者。

“上海的女性心理都是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5]王琦瑶正是有这股子硬劲的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从小衣食无忧，十几岁便一举成名当选上海小姐，是何等的荣耀！其后入住金银堆砌而成的爱丽丝公寓，又是何等的风光！王琦瑶的前半生可谓在繁花似锦的簇拥中享尽旧上海奢华迤逦的风情，可是随着李主任的逝世，王琦瑶不得不与昔日的风华告别，尝尽繁花落尽后的苍凉。然而，王琦瑶没有倒下，她几乎连怨言也没多半句，洗尽了铅华，重新回到她曾一心想要走出的弄堂，开始靠为别人打针自谋生路。昔日的光环虽然不再，可王琦瑶的日子依然过得精致讲究，有声有色，这种淡定的背后是脉脉如水的坚韧。此后，面对爱人的软弱，王琦瑶独自生下了女儿，并在流言的琐碎与生活的压力中将女儿抚养成人。的确，面对人生，王琦瑶总是温婉得逆来顺受，可她却从生活的种种磨难走了过来，走的还是一条比普通女人更为艰难的路，不能不说这背后需要莫大的勇气与韧性。

相比较而言，小说中的男性倒显得有些软弱与胆怯了。程先生是个颇具女性气质的人物，他温文尔雅、优柔寡断，一心爱着王琦瑶却始终不敢表白，最终忍受不了生活的折磨，在困难时期舍弃了王琦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康明逊的性格更是柔弱，出身富家豪门，却没半点自力更生的能力，对王琦瑶的感情交待只有那一句“我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得知王琦瑶怀孕后，因没有勇气与家庭决裂，康明逊只得无可奈何的逃之夭夭了，把责任转嫁他人，留给王琦瑶一个更加沉重、艰难的未来。

王琦瑶一生坎坷，在风雨飘摇中不断的碰壁，又不断的追寻，她那随遇而安中的一点坚持，柔弱顺从中的一点强硬，正是王安忆想要表达的一种女性意识。

（二）人生方向的决定者

在王琦瑶的身上，看不到积极进取的追求，也看不到怨天尤人的悲叹，她只是闹中取静、乱中求稳的活着，这也是骨子里的一种硬劲，它“不是在‘攻’字上,也是在‘守’。你没见过比她们更会受委屈的了，不过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而是付代价，权衡过得失的。你决不能将他们的眼泪视作软弱，就是这个道理”[6]。可见，貌似在生活中被动的王琦瑶，其实也具有自觉的主体意识和明确的目标，她的主动与坚持，体现在对爱情的固守和对自己人生方向的决定上。

当选上海小姐之后，王琦瑶成为了政界要人李主任的外室，用外婆的话说就是“这孩子的头没开好”。很显然，这种男女关系被社会所不容，而当时既摩登又有良好职业的单身青年程先生似乎应该是王琦瑶更好的选择。但王琦瑶在为自己不能真正的穿上婚服而惋惜之余，却早已认定“这一刻谁都不如李主任有权力，交给谁也不如交给李主任理所当然”。可见，这个没开好的头是王琦瑶自己的选择，因为她要做“芯子”里的人，要成为彻底的女人，“宁愿做浮云，虽然一转眼，也是腾起在高处，有过一时的俯瞰。虚浮就虚浮，短暂就短暂，哪怕过后做它百年的爬墙虎”。

遇见康明逊的时候，王琦瑶已然经历了一番风雨，对昔日上海的风情更是有着曾经沧海的眷念，这让她的爱情里多了一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温情，这就是康明逊。这个“人跟了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时代”的男人，迎合了王琦瑶对旧梦的执著，不仅能给她温暖，还能让她感到安稳和踏实。其实王琦瑶在爱情中固守的一直是这份踏实，她认为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所以她只要“芯子”不要“面子”，觉得“缺一半，另一半反可更牢靠更安全也说不定呢”。她是弱小的，需要李主任这样的力量来把握她，李主任那个她从不过问的大世界，才是她觉得踏实、觉得可以依靠的底子。于是，王琦瑶拒绝了与中年教师发展正常的恋爱关系，义无反顾地与康明逊错了下去，直到这个男人软弱的离她而去。

当发现自己怀孕之后，为了保全康明逊的声誉，王琦瑶果断的决定将这个责任嫁祸给有能力帮她解决问题的萨沙。当萨沙帮她安排好堕胎的时间时，眼看着谋算以久的计划就要实现，王琦瑶却犹豫了，“她想起她三十岁的年龄，想她三十年来一无所有，后三十年能有什么指望呢”，实在不想连这个孩子也没了。于是，王琦瑶打消了去医院的念头，最后独自含辛茹苦的把私生女抚养成人。

对于自己的人生，要追逐怎样的爱情，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王琦瑶是清楚而果断的。因此，王安忆并没有把她的悲剧完全归咎于客观环境或命运，而是通过展现她的内心世界，从女性自身的意愿与选择的权力上表现了其悲剧的内在必然性。

正如詹尼特卡普兰所说：“女性意识……它注重于女作家表现女性人物在自我发展中的内心生活的方法。”[7]王安忆这种“不露声色的展示男性人格上的弱点和缺陷却给女性以很高的境界和优越感，确实具有纠正男性中心状态偏颇的意义”[8]因此，王琦瑶的形象也呈现出女性意识的亮丽色彩。

二、男权下的女性空间

王琦瑶最终走向了死亡，却有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死法被恋人掐死。王琦瑶的死，是自杀，还是他杀？她是活在自己的抉择中，还是终将被命运玩弄于股掌？王琦瑶的死，让所有情绪都戛然而止，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们发现了那个隐藏在女性意识背后的波澜壮阔的男权社会。

王安忆曾写道：“上帝待女人似乎十分不公，给了女人比男人漫长的生命，却只给予更短促的青春……生命的发生本是由男女合成，却必由女人担负艰苦的孕育和分娩；生命分明是吮吸女人的乳汁与鲜血长成，承继的却是男人的血缘和家族，在分派所有这一切之前，却只给女人一个卑微的出身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9]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