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法 案例分析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二十）：尼加拉瓜军事准军事活动案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二十）：尼加拉瓜军事准军事活动案一、主要案情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在1983年底和1984年初，美国派人在尼加拉瓜的布拉夫等港口布雷，并封锁了港口，范围包括尼加拉瓜的内水和领海。
这种布雷活动严重威胁了尼加拉瓜的航行安全，并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其中包括第三国人员、船舶等损失二、常见问题美国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三、参考答案美国对尼加拉瓜的港口布雷和封锁等行为不符合国际法。
这是因为：首先，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设置水雷并进行封锁活动，并非出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要求，因而，美国的上述行动违反了禁止使用武力原则，构成了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
其次，美国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造成了对第三国船舶和人员的人身及财产的损害，违反了构成1967年海牙第八号公约基础的人道主义原则。
最后，美国的行动违反了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本案是国际法院所判案件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案件，它对现代国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进一步地肯定。
对他国使用武力、侵犯他国领土主权完整、破坏和平秩序、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是违反现代国际法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行为国应对此承担国际责任。
因此，本案中美国的行为是对尼加拉瓜非法使用武力，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侵犯了尼加拉瓜的主权及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因此，美国应对此承担国际责任。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十九）：“露斯坦尼亚号”案一、主要案情1915年5月7日，英国库纳特轮船公司的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露斯坦尼亚号”，在离爱尔兰海岸12海里的地方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
船上乘客遇难者约1200人，其中有128人是中立国美国人。
本案主要涉及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和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的国际法律问题。
二、常见问题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会引起哪些后果？三、参考答案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1) 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国际公法是指规范国家间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它是维护国际社会秩序和国际关系稳定的重要法律基础。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是对国际公法在实际案例中的运用和适用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国际公法。
本文将通过分析几个具体的国际公法案例，来探讨国际公法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影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关于领土争端的案例。
在国际关系中，领土争端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国际公法在处理领土争端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例如，中日钓鱼岛争端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根据国际公法的原则，领土的界定和划定应当遵循历史事实和公平原则，而不应该通过武力或单方面行动来改变现状。
因此，国际公法在处理领土争端时，强调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争端，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以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其次，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国际人权法的案例。
国际人权法是国际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定了国家在保护和尊重人权方面的义务和责任。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文件之一，它规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对国家的行为和政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在实践中，国际人权法通过国际法庭和人权机构的审查和监督，对国家的人权政策和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保障了人权的普遍性和不可侵犯性。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国际贸易法的案例。
国际贸易法是规范国际贸易关系的法律体系，它通过规定贸易规则和原则，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和公平。
例如，WTO（世界贸易组织）是国际贸易法的重要机构，它通过制定贸易规则和解决贸易争端，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合作。
国际贸易法在实践中，通过规范和调节国际贸易行为，保护了各国的贸易利益，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繁荣和稳定。
综上所述，国际公法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案例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国际公法。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公法的适用和遵守对维护国际秩序和促进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当加强对国际公法的学习和研究，不断完善和发展国际公法体系，为构建一个和平、稳定、公正的国际秩序作出积极贡献。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题答案（最终五篇）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题答案（最终五篇）第一篇：国际公法案例分析题答案诺特鲍姆案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罪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
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律支持的原因。
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
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规划5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的措施不符合国际法。
因为在危地马拉，诺特鲍姆属于外国人，根据国民待遇原则，外国人与所在国国民应处于平等地位，如享有民事权利中的人生自由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财产权、知识产权等。
显然，危地马拉政府逮捕诺特鲍姆，没收财产的做法不符合国际法。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案1，战犯指在战争中从事违犯战争法规和惯例行为的实施者，主要包括领导者、组织者、教唆者、共谋者等。
战争犯罪是破坏世界和平，危害人类安全的犯罪，属于国际性罪行。
2，因为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实践时国际社会依据国际法对战争犯罪的各种行为进行审判和处罚的成功范例，其不仅创立了惩治战犯的各项原则，还表明建立国际法庭惩治战争犯罪是一种使国际得以遵守和执行的良好形式，为以后建立国际审判罪犯的机制积累了经验。
3，1945年《关于控诉及惩处欧洲各轴心国家主要战犯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4，共七项原则：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集体协助原则普遍遵守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5，没有侵略便不会有国际战争，没有国际战争便不会有杀伤、破坏、虐待俘虏、残害平民等各种战争罪行，战争犯罪是危害全人类的最严重的国际罪行，确定其概念和性质，有利于惩治这类犯罪，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同时也使后人遵守国际法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七)：湖广铁路债券案(范文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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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法案例综合
国际公法案例综合第一篇：国际公法案例综合国际公法案例分析光华寮案案情：光华寮是座落在日本京都市的五层楼，该寮建于193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京都大学受托于日本政府“大东亚省”将该寮租用作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宿舍。
日本投降后，“大东亚省”被撤销，从此由中国留学组织自治委员会对该寮实行自主管理，并将该寮取名为“光华寮”。
此后，旧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用变卖侵华日军在大陆掠夺的财产所获得的公款将该寮买下，专用于中国留学生宿舍。
1961年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登记为中国国家财产。
1967年，台湾当局以“驻日本大使”陈之迈的名义就光华寮问题向京都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中国留日学生王炳寰等8人搬出光华寮。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发表联合公告，实现邦交正常化。
1977年9月16日，京都地方法院作出判决，确认该寮为中华人共和国的国家财产，台湾当局的起诉被驳回。
1977年10月，原告不服上诉大阪高等法院。
1982年4月14日，大阪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决，并将此案发回京都地方法院重审。
1986年2月4日，京都地方法院推翻其于1977年9月16日所作出的判决，将光华寮判归台湾所有。
中国留学生王炳寰等人不服此判决，遂向大阪高等法院提出上诉，1987年2月26日，该法院维持京都地方法院的再审判决。
同年5月30日，王炳寰等人委托其辩护律师团通过大阪高等法院向日本最高法院提交了上诉书，要求该法院将大阪高等法院作出的错误判决撤销，重新作出公正的判决。
问题(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的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级法院对光华寮案的的判决或裁定是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答1、台湾当局不具有独立的国际地位。
台湾不能代表中国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
因为根据政府继承的法律效果，原国民党政府的国际主体地位已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1.??3．湖广铁路债券案案情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 。
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
......................... ..............................................另外，美国司法部向阿拉巴玛州地方法院提出了“美国利益声明书”，要求法院考虑舒尔茨和鲁宾逊的声明，考虑美国利益支持中国的申辩。
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作出新的决定，撤销了原来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之后原告又向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提起上诉和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未获成功，致使此案于1987年3月9日告终。
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提示：答题框内不能输入超过200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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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享有豁免权。
这是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不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
这是因为，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
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
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国际公法经典案例分析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案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动十万军队，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随之宣布正式兼并科威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撤军。
此后，安理会又通过第661号决议，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载和禁运。
同年11月29日安理会通过了授权对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678号决议。
但伊拉克却拒绝接受，并称其为非法的。
于是，1991年由美、英、法、意等28个国家组成的多国部队的对伊拉克采取了军事行动，迫使伊拉克撤军，结束对科威特的侵略。
1．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侵犯了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违背了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2．伊拉克的入侵，科威特可以进行自卫，也可以要求国际社会集体采取强制行动。
3．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对会员国之间的冲突根据宪章和安理会的职权作出反应，并作出对全体会员国有拘束力的决议和采取相应的行动，特别是争端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或存在破坏和平与构成侵略时，可决定采取非武力或武力的强制措施，以恢复和平，制止侵略。
二、[案情] 1864年普鲁士政府派遣李斯福为驻华公使，4月间，李斯福乘坐兵舰“羚羊号”抵达中国天津大沽口海域，遭遇三艘丹麦商船。
当时普丹正在欧洲因领土问题交战，于是，普鲁士兵舰将三艘丹麦商船拿捕。
清政府根据惠顿《万国公法》第2卷第4章第6节：“中国所管海面，及澳港长矶所抱之海，此外更有沿海各处，离岸十里之遥，依常例归其辖也。
盖炮弹所及之处，国权亦及焉，凡此全属其管辖，他国不与也”，认为普舰在中国洋面拿捕丹麦商船，“显系夺中国之权”。
并与普鲁士公使进行了严正交涉，最终迫使普舰释放二艘丹麦商船，并对第三艘予以折款抵偿。
[问题]1．清朝政府据以行使主权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2．该事件的意义是什么？[分析]1．在传统海洋法上，根据“大炮射程说”，领海的宽度为3海里，约合10华里，沿海国对其拥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
大沽口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2）如果乙国不引渡张某，是否有庇护张某的义务？如果乙国提供了庇护，是否符合国际法？
（3）如果乙国驻甲国领事馆同意给予刘某庇护，属于什么性质的庇护？是否合乎国际法？
答案：
(1)因两国没有引渡和庇护的条约，故乙国没有引渡的义务。
(2)不引渡不等于庇护，庇护是一国的主权范围，是国家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选择，是国家 权利，不是义务。乙国对张某进行庇护是不符合国际法相关规定的，因为贩卖毒品和拐卖人 口属于国际性犯罪，不在庇护之列。
根据以上案情，分析C国的做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答案：
C国的做法不正确。（1）船旗国对其在公海上航行的船舶具有专属管辖权。A国货轮在公海上发生的杀害事件应由A国管辖。（2）对于来自外国港口仅通过领海而不进入内水的外国船舶，沿海国不得在通过领海的该船舶上采取任何步骤，以逮捕与该船舶驶进领海前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有关的调查。A国货轮是从本国港口出发，驶往目的地D国港口，它仅仅通过C国领海而不进入其内水，且杀害事件是驶入其领海前发生的。
（2）A国，犯罪分子所在国，B国，罪行发生地国，C国，登记国，D国，罪行发生地国。
（3）A国没有必须引渡的义务，因为公约没有为缔约国创设引渡义务，除非当事国之间有引渡条约。）
（4）A国必须起诉甲，因为公约建立了“或引渡或起诉”原则。
3、甲国人张某和乙国人刘某在甲国长期从事跨国人口和毒品贩卖活动，事发后张某逃往乙国境内，刘某逃入乙国驻甲国领事馆中。张某以其曾经从事过反对甲国政府的政治活动为由，要求乙国提供庇护。刘某也向乙国驻甲国领事馆申请乙国的庇护。甲乙两国之间没有关于引渡和庇护的任何条约。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则和制度，请分析：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六)：英伊石油公司案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六）：英伊石油公司案一、本案的主要案情：1933年4月，伊朗政府(当时称波斯)与英国一家私有公司一英伊石油公司签订一项协定，授予后者在伊朗境内开采石油的特许权。
1951年3月到5月间，伊朗议会颁布若干法律，宣布对其境内的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的原则，并规定了有关程序。
这些法律的实施引起了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间的争端。
英国政府支持该英国公司的主张，并以行使外交保护权的名义，于1951年5月26日以单方申请的形式在国际法院对伊朗提起诉讼。
英国政府主张国际法院对该争端有管辖的主要依据是英、伊双方曾发表的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和属于声明范围的伊朗与第三国及与英国缔结的若干协定。
伊朗政府对国际法院对该争端的管辖权提出反对意见，其主要理由是，根据伊朗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声明的文本，法院的管辖权限于有关在该声明发表后伊朗缔结的条约的争端。
1951年7月5日，在法院对争端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应英国政府的请求，法院发布临时保全措施。
1952年7月22日，法院以九票赞成，五票反对，作出法院对该案没有管辖权的最终判决。
同时宣布终止此前发布的保全措施。
国际法院的判决中指出，法院的管辖权只能建立在争端当事国同意的基础上；在本案中，为各当事国根据法院规约第36条2款所作的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即英国1940年2月28日的声明和伊朗1930年10所作、1932年9月19日所批准的声明。
由于法院只能在双方声明相吻合的范围内具有管辖权，因此法院管辖权必须由接受管辖范围更具限制性的声明来决定；在此，为伊朗的声明。
根据伊朗政府接受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法院仅对有关伊朗接受的条约或协定的适用问题的争端具有管辖权。
伊朗声称，根据声明的措词，法院的管辖权限于声明批准之后伊朗所缔结的条约，而英国主张伊朗在声明之前所缔结的条约也属法院管辖权的范围。
法院认为，它的管辖权不能建筑在对伊朗声明纯语法性的解释上。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一）：北海大陆架案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一）：北海大陆架案一、本案的主要案情：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11%.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国际示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的主要问题是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原则(一)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划界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论点,驳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为划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陆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关系上公平地确定现存的本国大陆架的边界.法院在判决中也否定了丹麦和荷兰关于该项划界应依1958年的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的等距离原则加以解释的论点,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接壤的同一个大陆架区域时,不得单独使用一种几何学的方地,若利用等距离法在两个相向的海岸之间划出中间线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把这块大陆架公平划分,若把这种方法用在两侧边界时,在某种沿岸地形结构(凹面形海岸线即海岸的一些基点突出)下,该方法同很有可能把边界线推向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领土自然延伸部分的两侧海区.所以,等距离的划界方法并不是必须遵守的,也没有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其它单一的划界方法,所以在划界时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二)公平原则是划分大陆架疆界的原则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所指的原则——即相邻国家按等距离原则来划界,这个原则不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这是因为(1)批准的国家尚属有限;(2)公约允许对第6条保留;(3)除公约外以及在签订该公约以后,没有普遍和实际统一的实践说明了这一原则已取得普遍的承认.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定有义务使用等距离原则来划分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疆界.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硬把等距离原则适用于某些地理环境,那就可能导致不公平.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了按公平原则划分大陆架的疆界,对大陆架划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广大沿海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视.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海洋法公约》中确立了根据公平原则来对大陆架的划界,从而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规则.在此,该公约所强调的"公平"二字,它不仅指必须采公平的划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公平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意味着有关国家不顾一切情况的平分,而是要维护大陆架同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关系的事实,并使这一事实变成法律事实.由于国际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的依公平原则划界的原则,也就否定了等距离原则作为强制性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主张.国际法院作出判决后,西德,丹麦和荷兰三国经过谈判,于1971年1月28日,分别签订了西德,丹麦,荷兰三边议定书.根据三边议定书,西德与丹麦,西德与荷兰签订了双边条约,分别调整了彼此在北海的大陆架疆界,从而使西德同丹麦,荷兰之间的大陆架划界争端获得解决。
国际公法全套案例分析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一）:美参院通过"西藏问题"修正案(一)所谓修正案是违反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引申出来的一项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是指一国不准以任何借口干涉他国的内外事务,不准以任何手段强迫他国接受另一国的意志,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因此,有关西藏的任何问题都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别国是无权干涉的.而美国国会的少数人围绕所谓"西藏问题"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人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也是永远不会得逞的.事实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都把他们的魔爪不断地伸向西藏,妄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但是他们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二)所谓修正案侵犯了我国领土主权领土主权是国家主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和表现.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然处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这早已为世界各国所承认.现在,美国国会的所谓"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妄图把西藏从我国领土分裂出去,这就是破坏和分裂领土完整,侵犯我国领土主权.(三)所谓修正案违背了美国承认的国际义务1972年2月28日中美在上海签署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宣布:"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美之间签署的公报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对中美双双都具有法律拘束力.而美国国会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严重地违背了美国在中美的联合公报中承担的义务.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对西藏问题以何种方式来解决也是由中国决定的内部事务,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干涉。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二）：湖广铁路债券案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享有豁免权。
国际公法案例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一）：北海大陆架案一、本案的主要案情：西德与丹麦,荷兰在北海大陆架的划界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上述国家曾于1964年12月1日签订了《德荷条约》和1965年6有9日签订了《德丹条约》.在这两个条约中确定了彼此间的部分边界线,即从海岸到海面25里至30里外,主要适用等距离原则划出.但他们无法就这些点以外的边界线达成任何协议.因为,西德认为,在习惯国际法中没有等距离原则,而且用这种方法划分北海大陆架疆界对西德来说是极不公平的.由于西德的海岸是凹形的,其海岸线向内弯曲很大,如果按照等距离原则来划分大陆架对它很不利,只能给予它较为狭窄的大陆架区域,面积仅占北海海床的5%,而丹麦和荷是同则分别占10% 11%.西德声称,等距离原则只有在直线海岸线的情况下才符合这种要求,否则,便属于特殊情况.而丹麦和荷兰则坚持适用等距离原则.1966年三国进行了进一步的谈判而未能使问题获得解决.1967年2月20日,西德分别同丹麦,荷兰签订特别协定,将划分北海大陆架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当事国要求国际法院指明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并承诺将按照国际法指明的原则规则来协商划界.国际示院将两案的诉讼结合起业,虽然从表面上看两案保持独立,但由于结论相同,所以法院对两案只作出一个单一的判决.1969年2月20日,法院以11票对6票判定,西德没有义务在划分大陆架时接受等距离原则.划界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依照公平原则,通过协议来划定,使构成当事国陆地领土海底自然延伸部分的大陆架归其所有.与此同时,法院也未接受西德的论点。
二、本案涉及国际法的主要问题是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划界应遵循的原则(一)等距离原则不是大陆架划界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并未接受西德以其特定形式提出的论点,驳回了它要分得"公正和公平的一份"的要求,因为划界不等于把一共同的大陆架瓜分,而只是在相互关系上公平地确定现存的本国大陆架的边界.法院在判决中也否定了丹麦和荷兰关于该项划界应依1958年的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6条中的等距离原则加以解释的论点,因为西德未批准这一公约,在法律上并不受第6条规定的约束.况且,等距离原则并非划分大陆架界线固有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接壤的同一个大陆架区域时,不得单独使用一种几何学的方地,若利用等距离法在两个相向的海岸之间划出中间线时,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方法能把这块大陆架公平划分,若把这种方法用在两侧边界时,在某种沿岸地形结构(凹面形海岸线即海岸的一些基点突出)下,该方法同很有可能把边界线推向被认为是其他国家领土自然延伸部分的两侧海区.所以,等距离的划界方法并不是必须遵守的,也没有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遵守其它单一的划界方法,所以在划界时应考虑到一切有关情况.(二)公平原则是划分大陆架疆界的原则1958年《大陆架公约》第6条所指的原则——即相邻国家按等距离原则来划界,这个原则不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这是因为(1)批准的国家尚属有限;(2)公约允许对第6条保留;(3)除公约外以及在签订该公约以后,没有普遍和实际统一的实践说明了这一原则已取得普遍的承认.因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一定有义务使用等距离原则来划分相邻国家之间的大陆架疆界.如果不顾现实情况,硬把等距离原则适用于某些地理环境,那就可能导致不公平.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了按公平原则划分大陆架的疆界,对大陆架划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广大沿海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视.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通过的《海洋法公约》中确立了根据公平原则来对大陆架的划界,从而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基本规则.在此,该公约所强调的"公平"二字,它不仅指必须采公平的划界方法,更重要的是要达到公平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意味着有关国家不顾一切情况的平分,而是要维护大陆架同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关系的事实,并使这一事实变成法律事实.由于国际法院在判决本案中提出的依公平原则划界的原则,也就否定了等距离原则作为强制性习惯国际法规则的主张.国际法院作出判决后,西德,丹麦和荷兰三国经过谈判,于1971年1月28日,分别签订了西德,丹麦,荷兰三边议定书.根据三边议定书,西德与丹麦,西德与荷兰签订了双边条约,分别调整了彼此在北海的大陆架疆界,从而使西德同丹麦,荷兰之间的大陆架划界争端获得解决。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
一、光华寮案（1）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后，日本的法院是否可以受理台湾当局代表中国的诉讼？为什么？根据国际法的承认制度，承认新政府的法律效果是，承认了新政府就不能再承认被推翻了的旧政府。
一般来说，未被承认的国家或政府在不承认国的法院没有起诉权的，这一原则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确认。
1972年日本是以条约的形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而使所承担的义务就更加明确。
既然日本已经不再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那么台湾就不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日本法院就光华寮提起诉讼。
因此，日本法院爱理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提起诉讼，完全违反了国际法的承认制度。
（2）日本京都地方法院1977年最初判决是否符合国际法？为什么？在光华寮案上，京都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混淆了国际法上的国家继承和政府继承的两个不同的概念。
国家继承是国际法主体发生变化情况下，新国家如何继承前国家的财产问题。
但政府继承则不同。
它是国家本身没有变，家的同一性没有变，只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政府发生了更迭，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而不问其财产以什么形式出现（动产或不动产），也不管这些财产处于国内还是国外。
国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以，凡属于前政府的国家财产，完全由我国政府全部继承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的。
现在，日本法院关于对光华寮案的判决理由之一，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不完全继承旧中国政府在外国的财产”。
不符合中日之间签订的条约精神，也违反国际法上的继承制度。
因此，无论国际法上政府继承的理论，还是从对该寮的实际控制和管理情况看，光华寮都应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有。
无疑，日本京都地方法院于1977年9月16日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是正确的，而1982年大阪高等法院的判决是错误的。
（3）1982年及其后日本各法院对光华寮案的判决或裁定是同符合国际法的吗？为什么？1972年9月29日由中日两国政府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中规定：“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
国际法律典型案例分析(3篇)
第1篇一、引言国际法律典型案例分析是研究国际法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剖析，可以揭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规则以及适用方法。
南海仲裁案作为近年来国际法领域的一个重要案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本文将对该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背后的法律问题和国际法适用。
二、案例背景南海仲裁案源于2013年菲律宾政府对中国在南海的主张提出领土主权争议。
2016年7月12日，国际海洋法法庭（以下简称“法庭”）就菲律宾诉中国案作出最终裁决，认定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没有法律效力，并要求中国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活动。
该裁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争议。
三、案件争议焦点1. 领土主权争议：菲律宾主张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而中国认为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2. 领海划界：菲律宾认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应划归菲律宾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3. 南海诸岛的无主地性质：菲律宾主张南海诸岛是无主地，因此可以主张主权。
四、法庭裁决1. 领土主权争议：法庭认为南海诸岛的无主地性质已不存在，且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历史性权利，但未明确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2. 领海划界：法庭认为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应划归菲律宾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但未明确划界范围。
3. 南海诸岛的无主地性质：法庭认为南海诸岛的无主地性质已不存在，但未明确承认菲律宾对南海诸岛的主权。
五、案例分析1. 国际法适用：南海仲裁案涉及多个国际法问题，包括领土主权、领海划界、海洋划界等。
法庭在裁决中主要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判断，体现了国际法在解决国际争端中的重要作用。
2. 领土主权争议：南海仲裁案反映了国际法在处理领土主权争议时的困境。
一方面，国际法承认国家领土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另一方面，国际法又强调国家领土主权的界限需要通过协商解决。
南海仲裁案中，法庭未能明确承认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体现了国际法在处理领土主权争议时的复杂性。
《国际公法》经典案例（二）
《国际公法》经典案例（二）第一篇：《国际公法》经典案例(二)《国际公法》经典案例（二）案例八执行联合国职务时遭受伤害赔偿案1948年,在巴勒斯坦发生的一系列暴力事件中,一些联合国官员、警察人员和观察员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9月17日,联合国瑞典籍调解专员伯纳多特伯爵和法籍首席观察员塞雷上校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控制区内遭到暗杀事件发生以后,联合国秘书长承担了对那些在联合国领取薪金或津贴的受害人支付适当赔偿的责任,同时将国家对联合国应负责任的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大会鉴于会员国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遂于同年12月3日通过决议,请求国际法院就下述问题发表咨询意见:“一、如果联合国代表执行职务时,在涉及国家责任的情况下受到伤害,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是否有能力对应负责任的法律上的或事实上的政府提出国际请求,以便就a.联合国和b.受害人或经其授权的人员所受的损害取得应有的赔偿?二、如果对问题b的回答是肯定的,应如何协调联合国的行动与受害人国籍国所可能享有的此类权利之间的关系?”1949年4月11日,国际法院就本案发表了咨询意见.法院认为,要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提出国际请求的能力,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宪章》是否赋予了联合国以其会员国必须予以尊重的权利, 换言之,首先必须确定联合国是否具有国际人格.由于宪章对这一问题没有任何明确的规定,因此必须考虑宪章想要赋予联合国以哪些特性.法院认为,联合国是国家集体活动逐渐增加的产物,为了实现其目的和宗旨,它必须要具备国际人格.从宪章的规定来看,它并不限于使联合国仅仅成为“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而是为它建立了机关,设定了具体任务,并规定了它和它的会员国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联合国和有关国家缔结条约和它在广泛领域内负有重要政治使命的事实也证明它和它的会员国具有明显不同的身份.鉴于联合国预期行使和享有且事实上正在行使和享有的职能和权利只能在它具有大部分国际人格和国际行为能力的基础上得到解释,法院得出结论,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国际人格者.不过,按照法院的解释,这并不是说联合国是一个国家,或者说它国家具有相同的法律人格和权利义务,也不是说它是一个不论何种意义的“超国家”.这甚至并不意味着它的所有权利和义务都是国际性的,只是说它是一个国际法主体,能够享有国际权利和负担国际义务,并有能力通过提起国际请求来维护它的权利.在确定联合国具有国际人格之后,法院进一步讨论联合国的国际权利当中是否包括提出大会决议中所称的那种国际请求的权利的问题.法院认为,诸如联合国一类的实体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其组织文件所明示或默示规定的以及在实践中加以发展的其自身的宗旨和职能,而联合国的会员国已经赋予了它在履行职能所必要的情况下提出国际请求的能力.对于因违反其对联合国所负担的国际义务而对它造成损害的它的会员国,联合国无疑有提起国际请求的能力.这种损害包括对联合国本身的利益、它的行政机关、财产和受它保护的利益所造成的损害,即问题a中所称的损害.问题b是法院遇到的一个新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能从传统的外交保护的规则中得出答案,而只能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并考虑宪章的规定来加以解决.法院认为,宪章并没有明确赋予联合国就该问题中所称“受害人或他所授权的人员”所受的损害提出赔偿请求的能力,然而根据国际法,必须认为联合国拥有为使它履行自身职责所必须默示赋予它的那些权利.为了实现自身的宗旨和履行自身的职能,联合国必然要委派代表去局势动荡的地区执行重要任务.为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得以有效而独立地执行,为了对其代表提供有效的支持,为了保证这些代表以及联合国本身的独立性，联合国必须对其代表给予充分的和可以依靠的保护.因此,一旦损害发生,联合国应能要求责任国对其过错予以补救,特别应能就联合国代表因该国过错所可能遭受的损害自该国获得赔偿.不过,在因其代表遭受损害而请求赔偿时,联合国并不是在代其代表求偿,而是在维护自己享有的、确保有关国家遵守其对联合国所负担的义务的权利.法院指出,作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代表,联合国会员国有权依国际法创立一个具有客观的国际人格和国际求偿能力的实体(即联合国),因此,法院对问题一的上述见解同样适用于责任国属于非联合国会员国的情况.关于在联合国对其代表的职能保护权与该代表的国籍国对他的外交保护权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的问题,法院认为,任何法律规则都没有规定哪种权利当属优先,也没有规定在两者发生冲突时联合国或有关国家不得提出国际请求.在法院看来,联合国和有关国家应当从善意和常识出发来求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它们可以通过缔结一项一般性的条约或在某一特定案件发生时订立协定的方式来减少或消除彼此之间的冲突.法院最后指出,联合国对其代表的保护行动的依据并不是受害人的国籍,而是他作为联合国代表的身份.因此,即使责任国是受害人的国籍国,也不影响联合国的国际求偿能力.结果,法院分别以15票对0票和11票对4票对问题a和问题b作了肯定答复,并以10票对5票就问题二发表咨询意见如下:“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就其代表所受的损害提出赔偿请求时,它只能以对它自身所负担的义务遭到违反为根据;遵守这一规则通常会防止联合国的行动和代表的国籍国可能享有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并从而协调它们的请求;此外,必须考虑每一特定案件的情况,并由联合国和个别国家缔结一般性的或特殊性的协定来实现这一协调.”法院的上述咨询意见发表之后,大会通过决议授权秘书长采取必要步骤执行联合国的赔偿要求.秘书长要求以色列正式道歉,采取进一步措施逮捕凶手并赔偿54624美元.以色列政府于1950年6月接受了这一要求.由于伯纳多特伯爵的家属没有提出赔偿要求,上述赔偿款项只作为对联合国本身所受损害的赔偿.案例九卓长仁劫机案1983年,从沈阳机场运载105名乘客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自沈阳东塔机场起飞后,被机上乘客卓长仨、姜洪军、安卫建、王彦大、吴云飞和高东萍等6名持枪歹徒采用暴力和威胁的方式劫持.他们用枪射击驾驶舱门锁,破门闯入驾驶舱后,对舱内人员射击,将报务员王永昌和领航员王培富击成重伤.威逼机长王仪轩和副驾驶员和长林改变航程,并用枪顶着机长的头和威胁乘客要与全杌同归于尽, 还强行乱推驾驶杆，使飞机在颠簸倾斜、忽高忽低(最低离地面600米)的状态下飞行,严重危及着飞机和全机人员的安全.飞机被迫在我国渤海湾、沈阳、大连和丹东的上空盘旋后飞经朝鲜人民共和国,又飞人了韩国领空,被韩国4架鬼怪式战斗机拦截,迫降在该国的春川军用机场.飞机降落后,罪犯们又控制飞机和机上人员长达8小时之久.最后向韩国当局缴械并受到拘留.事发后,韩国有关当局对事实进行了调查,并迅速将情况通知了中国政府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中国外交部收到通知后,向韩国提出请求按照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立即将被劫持的航空器以及机组人员和乘客交给中国民航当局,并将劫机嫌疑犯引渡给中国处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理事会主席阿萨德?科泰特,秘书长朗贝尔致电韩国当局,表示对中国民航296号班机被非法劫持一事的密切关注,并相信韩国将不遗余力地安全地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按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大会的决议和韩国参加的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规定对劫机嫌疑犯予以惩处.随后经韩国民航局局长金彻荣的同意,中国民航局局长沈图率民航工作组一行33人于1983年5月7日赴汉城协商处理这一事件.经与韩国代表谈判签署了一份关于交还乘客、机组人员和飞机问题的备忘录.按备忘录规定,被劫持的飞机上的乘客除3名日本乘客回日本外,其余中国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先后返回中国.被劫持的飞机经韩国有关部门作了技术检修后归还了中国.对于劫机嫌疑犯,韩国拒绝了中国的引渡请求,而坚持由其自行决定进行审讯和实施法律制裁.1983年6月1日,韩国汉城地方检察院以违反韩国《航空安全法》、《移民管制法》和《武器及爆炸物品管制法》对6名劫机嫌疑犯提起诉讼.7月18日,汉城地方刑事法院开始审判.经审理后法院作出判决,判处卓长仨、姜洪军有期徒刑6年,安卫建、王彦大有期徒刑4年,吴云飞和高东萍有期徒刑2年.案例十张振海劫机案张振海,别名张萤,男,中国公民,生于1954年1月10扫,系中国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四季青乡四季青村人.1987年10月至12月,在他担任邯郸市丛台区四季青乡四季青村棉机配件厂厂长期间,曾单独或伙同他人贪污公款9639元人民币,他本人分得5505元人民币.邯郸市丛台区人民检察院认定张振海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鉴于他能坦白罪行,积极退赔赃款,故于1989年12月2日该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他免予起诉.但张振海却对人民检察院的审查不满,蓄意劫机外逃.1989年12月16日,他携其妻张××,子张××登上了从北京经由上海、旧金山飞往纽约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 981航班B2++8号飞机(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223名.张振海及其妻和子买的是去上海的机票),飞机起飞约20分钟后,张振海将他在背面写有“飞行员请把飞机降落在南朝鲜,3分钟不答应我就把飞机炸了”的壹角人民币纸币递给机组乘务员交机长.后又对乘务员和机长威胁说:“我要去南朝鲜,我带了300克TNT炸药”, “我们全家都来了,不想活了”,“你别骗我,你要是骗我,落地后我也把飞机炸掉”.同时,他还用右手食指拉着一根尼龙引线作出随时引爆腰间爆炸装置的姿态来威胁机组人员.鉴于此种情形,机长为了保护飞机和乘客的安全,不得不同意将飞机飞往韩国.由于韩国的机场拒绝飞机降落,飞机在油料不足的情况下,被迫降落在日本国福冈市的福冈机场(降落时间是1989年12月16日14时52分).事发后,中国驻日本使、领馆非常重视,派人亲临现场处理有关事宜.日本当局也给予了合作,使得被劫持的飞机和机上人员包括张振海的妻和子顺利返回中国.对于劫机嫌疑犯张振海,中国要求日本将其引渡回国处理.按照日本的《逃犯引渡法》,在决定是否引渡时须经法院审理.故中方首先向日方提交了请求日方将张振海临时拘留的照会,和中国有关机关签发的逮捕令.日方收到照会和中方的逮捕令后,其法院于12月末将张振海临时拘留,并将其从福冈转移到东京关押.后又应日方要求,中国派出了一个由有关机关派员组成的小组于1990年1月赴日就引渡张振海一事进行商谈.2月,中方正式提交了请求引渡的照会和对解释中国法律的一份法律意见书,以及证明张振海犯有劫机罪行和有关证据.其后又提交了补充照会.中国在照会中指出:张振海非法劫持中国民航班机,严重威胁了飞机、机上人员和财产的安全,并直接损害了世界人民对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o条、第79条、第1o7条和中日双方均为缔约国的1970年订于海牙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第1条,已构成劫持飞机罪.中方还明确表示,为对张振海的犯罪行为依法进行制裁,请求日本政府将张振海引渡给中国，中国司法机关将就其劫机犯罪行为对他依法进行审判,而不对他以劫机罪以外的罪行进行处罚.日本法院经过审查决定同意引渡张振海.故日方于1990年4月28日将张振海引渡给中国.张振海被引渡回中国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张掖海的行为已经构成劫机罪为由,于1990年6月30日对他提起诉讼.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0年7月18日对本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后认为,被告张振海以爆炸飞机威胁乘客生命安全的危险方法劫持飞机,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飞机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罪犯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第1o 条、第79条、第52条(……对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在必要时候,也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及第6o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予以没收),比照第107条,对张振海的罪行类推定为劫持飞机罪,并宣布判处张振海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张振海对该判决不上诉.此案经移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后依法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振海劫机案的判决.案例十一美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和领事人员案1979年11月4日,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外示威的一部分伊朗人袭击了美国使馆.尽管美国使馆一再请求伊朗当局给予帮助,但是,伊朗的保安部队并没有进行干预或试图解除这一局势.结果,美国使馆的整个馆舍被侵占,美国使馆人员和当时位于使馆内的来宾均遭逮捕.此后不久,美国驻伊朗大不里士和设拉子的领事馆也在伊朗当局未采取任何制止措施的情况下遭到占领.自那时起,占领者一直控制着上述美国使领馆,他们洗劫了使馆及其领事部的档案和文件,并将至少28名使馆外交人员、至少20名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和其他两名美国国民扣押在使馆馆舍内作为人质.此外,美国驻伊朗代办及另两位外交人员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建筑物之内.扣押人质者在11月18日和2o日先后释放了13名人质,但从此后拒绝释放其他人质,以迫使美国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据称,人质们经常被捆绑和蒙面,处于极端困难和与世隔绝的境地且受到审判甚至被处死的威胁.自美国使馆遭到占领之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对美使馆馆舍及其人员的侵犯行为,也未对美使馆及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相反却对伊朗人占领使馆和扣押人质的行为表示赞同和认可,并拒绝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1979年11月29日,美国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对伊朗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许、鼓励以及未加防止和惩处伊朗人侵犯美国使领馆及其人员的行为,违反了它根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L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1973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和《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对美国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2)依上述国际法律义务,伊朗政府负有特别义务立即保证释放目前被扣押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馆舍内的所有美国国民,并保证允许所有这些人员以及在德黑兰的其他所有美国国民安全地离开伊朗.(3)为维护美国自身的权利和它对其国民进行外交保护的权利,伊朗政府应按照法院确定的数额,就其前述违反其对美国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4)伊朗政府应将对美国使馆馆舍、使馆人员和领馆馆舍犯有罪行的有关人员交送本国主管当局追诉.同年12月9日,伊朗外交部长代表伊朗政府致函国际法院.认为法院“不能,也不应审理此案”,理由是这一所谓“人质问题”涉及美国过去25年向在伊朗从事的“无耻剥削”、颠覆合法政府、干涉内政等各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准则的活动,它仅仅是这一全面问题的“一个非中心的和次要的方面”,而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所引起的反响之一,而对这种反响的任何审查“在本质上直接属于伊朗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项”.1979年12月1o 日,国际法院在伊朗未出庭的情况下开庭审理本案.次年5月24日,法院就本案实质问题作出判决.法院认为,作为外交代表的接受国的伊朗有义务采取适当步骤保护美国使馆不受侵犯.在1979年11月4日的事件中,伊朗当局能够充分认识到它们根据有效条约所负担的义务,也能充分认识到迫切需要它们采取行动,而且也拥有受其支配的、可用来履行其义务的手段,但对于袭击使馆的行为没有采取任何预防和制止措施,也没有迫使袭击者撤出使馆馆舍和释放人质.在美国使馆遭到占领以后,伊朗政府有义务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结束对使馆馆舍及使馆人员的侵犯,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害,但它并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反而立即对这些侵犯行为表示认可,并决定长期维持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局面,以此作为对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袭击者的行为转化为伊朗国家的行为,袭击者成为伊朗的国家机关,伊朗国家应对他们的行为负担国际责任.法院并不认为存在着可使伊朗政府的行为成为正当的“特殊情况”.在法院看来,即使伊朗政府对美国政府的指控属实,它也应用外交法所规定的正背手段来追究美国及其外交代表的责任,而不应对其使馆及其人员采取强制措施.法院据此作出以下判决:(1)法院以13票对2票判定,伊朗由于实施了法院在本判决中所确认的行为而在某些方面违反了(且仍在违反)它根据美、伊两国间有效的国际条约和长期公认的一般国际法规则对美国所负担的国际义务.(2)法院以13票对2票判定,伊朗因违反这些义务的行为而对美国负有国际法上的责任.(3)法院以15票对0票判定伊朗政府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步骤以对1979年11月4日及此后事件所导致的局势进行补救,为此目的,必须①立即终止对正在伊朗被扣作人质的美国代办、其他外交和领事人员以及其他美国国民的非法扣押,而且必须立即释放所有这些人员,并将其委托给第三国保护;②保证所有上述人员取得离开伊朗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包括运输工具;③立即将美国驻德黑兰使馆及其驻伊领馆的馆舍、财产、档案和文件交由保管国保管.(4)法院以15票对0票判定,不得将任何美国外交或领事人员扣留在伊朗,以对其实施任何形式的司法程序或使其在这些司法程序中作证3(5)法院以12票对3票判定,伊朗政府有义务赔偿1979年11月4日及此后事件给美国造成的损害.(6)法院以14票对1票判定如当事国不能这成协议|此种赔偿的形式和数额应留待法院在本案随后的程序中予以确定.丨＊法院上述实质判决作出之后,美、伊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之下进行了紧张谈判,并于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次日,美国人质全部获释.美国随后请求法院中止关于赔偿要求的诉讼,法院据此将本案从其案件总表上注销.案例十二庇护案1948年10月3日，秘鲁发生了一起未遂军事叛乱.次日,|秘鲁当局发布命令,指控美洲人民革命同盟组织指挥了这起叛乱,同时宣布通过国内法院对该同盟领导人维克托?劳尔?哈雅、德?拉?托雷及其他同盟成员进行追诉.自该日起至次年2月初,秘鲁一直处于戒严状态.1949年1月3日,托雷前往哥伦比亚驻秘鲁使馆寻求庇护.次日,哥伦比亚大使通知秘鲁政府它已对托雷给予庇护,同时请求秘鲁政府向托雷颁发他离开秘鲁所需要的通行许可证.同年1月14日,该大使宣布托雷已被确定为政治避难者.秘鲁对此提出异议,并拒绝向托雷颁发通行许可证.哥、秘两国随后就此事进行了外交接触,并于同年8月31日签订《利马协定》,同意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同年10月15日,哥伦比亚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提出诉讼请求书,请求法院判决并宣布:(1)根据1911年7月18日《玻利维亚引渡协定》、1928年2月2o日《哈瓦那庇护公约》和美洲一般国际法,庇护国哥伦比亚有权为该项庇护的目的确定避难者被指控的罪行的性质;(2)领土所属国秘鲁有义务向该避难者颁发通行许可证.在随后进行的书面和口头程序中,秘鲁政府请求法院驳回哥伦比亚政府的上述诉讼请求,判决并宣布对托雷准予庇护和维持该项庇护的行为违反了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第1条第1款(不得庇护普通罪犯〉、第2条第2款(庇护只能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及其他有关条款的规定.哥伦比亚政府在其最后意见中请求法院驳回秘鲁政府的反诉请求,理由是该项请求与本国的请求无直接联系,它的提出违反了《国际法院规则》第63条的规定,而且它不在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1950年11月20日,国际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法院首先对哥伦比亚政府用来支持其第一项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逐一进行了分析.法院指出,与领域庇护不同,在外交庇护的情况下,避难者置身于罪行发生地国境内.决定对避难者给予外交庇护有损领土国的主权,它使犯罪者逃脱领土国的管辖,并构成对纯属该国管辖事项的干涉，如果庇护国有权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则将对领土国的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不能承认这种有损领土主权的外交庇护,除非在某一特定情况下,它的法律依据得到了确立.而且,在没有相反规则的情况下,必须承认庇护国和领土国享有同等的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的权利.就本案而言,尽管1911年《玻利维亚引渡协定》第18条规定缔约国承认“符合国际法原则的庇护制度”,但这些原则并没有肯定庇护国有权对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单方面作出决定性的确定.1928年《哈瓦那庇护公约》也没有赋予庇护国以单方面确定避难者所犯罪行的性质的权利(以下简称“单方确定权”).虽然1933年《蒙得维的亚政治庇护公约》第2条确认庇护国享有这种权利,但这一条款对当时尚未批准该公约的秘鲁并不适用.此外,哥伦比亚政府未能证。
国际公法法律案例(3篇)
第1篇一、背景南海问题是指中国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在南海部分岛屿和海域的领土争端。
其中，中国与菲律宾在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争端尤为突出。
2013年1月，菲律宾单方面就南海争端向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公约执行机构——国际海洋法庭提起诉讼。
2016年7月12日，国际海洋法庭就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认定菲律宾胜诉。
这一裁决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二、案件基本情况1. 争议焦点南海仲裁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包括：（1）南海部分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2）南海部分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海域划界问题；（3）南海部分岛屿及其附近海域的海洋权益问题。
2. 案件进程（1）2013年1月，菲律宾单方面就南海争端向国际海洋法庭提起诉讼；（2）2013年7月，中国向国际海洋法庭提交了初步反对意见；（3）2014年12月，国际海洋法庭正式受理案件；（4）2016年7月12日，国际海洋法庭作出裁决。
三、国际公法法律分析1. 领土主权问题根据国际法，领土主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国家对其领土享有完全的、排他的主权。
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主张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
然而，根据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因此，国际海洋法庭在裁决中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主张是不符合国际法的。
2. 海域划界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5条规定，相邻或相向国家在划定大陆架界线时，应公平解决划界问题。
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主张按照“等距离原则”划定黄岩岛附近海域的海域划界线。
然而，根据国际法原则和实际情况，中国主张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划定一条符合实际地理情况、公平合理的海域划界线。
国际海洋法庭在裁决中采纳了菲律宾的主张，忽视了中国的合理关切，违反了国际法。
3. 海洋权益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规定，沿海国对其大陆架及其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主张对黄岩岛附近海域的专属经济区享有主权权利。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五)：诺特鲍姆案
国际公法案例分析（五）：诺特鲍姆案一、本案的主要案情：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
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
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
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达德国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0月9日，以德国进攻波兰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一个多月后他申请取得了列国的国籍。
依列国1934年1月4日公布的国籍法规定，外国人取得列国国籍必须的条件是：必须证明他已被允许若取得列国国籍就可以加人列支敦士登的家乡协会，免除这一要求的条件是须证实归化后将丧失他以前的国籍——至少在列国居住3年，但这个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例外而免除;申请人需要与列国主管当局签订一项关于纳税责任的协议并交纳入籍费.如符合上述规定的条件并经列国主管机关的审查批准，列国国王可以赋予他国籍.诺特鲍姆申请取得列国国籍，同样适用该法的规定.但他寻求了3年居留期的例外，并交了25000瑞士法郎给列国的摩伦公社和12500瑞士法郎的手续费，以及1000瑞士法郎的入籍税，并交了申请应缴纳的一般税和3万瑞士法郎的安全保证金以满是规定。
同年10月13日，列国国王发布敕令，准他人籍和发给国籍证明。
10月15日他取得了列国摩伦(Mauren)公社公民资格，10月17日他得到完税证明，10月20日他进行了效忠宣誓，10月23日他签订了纳税协议。
10月20日，他得到了列国政府颁发的国籍证书和护照。
同年12月1日，他得到了危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签发的入境签证。
1940年初，他返回了危国，继续从事他的商业活动，并申请将他在外国人登记册上注明的德国国籍改为列国国籍，得到了危国当局的准许。
1941年12月11日，危国向德国宣战。
1943年11月19日，危国警察当局逮捕了诺特鲍姆，并把他交给了美国军事当局拘留在美国。
国际公法案例题
国际公法案例题国际公法是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律规范，它规范了国家之间的行为，保障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在国际公法领域中，案例分析是一种常见的学习方法，通过案例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国际公法的原则和规则。
下面，我们将通过几个具体的案例来深入探讨国际公法的相关问题。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领土争端的案例。
假设国家A和国家B在一片海域拥有主权争议，双方都声称该海域属于自己的领土。
根据国际法的相关原则，领土争端应当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双方应当遵守国际法的规定，尊重彼此的主权。
如果双方无法就领土争端达成协议，他们可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国际法院将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做出裁决。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公法在处理领土争端方面的重要作用，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国际人权的案例。
假设某国政府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关组织和国家纷纷对该国政府的人权政策提出批评。
根据国际公法的原则，国家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对待少数民族进行歧视和压迫。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向该国政府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状况。
如果该国政府拒绝改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还可以通过国际法院等机构对该国政府进行制裁。
这个案例反映了国际公法在保护人权方面的重要作用，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保障人权的法律框架。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国际贸易的案例。
假设某国政府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导致其他国家的出口商品在该国市场上受到不公平竞争。
根据国际公法的原则，国家应当遵守自由贸易的原则，不得对进口商品设置歧视性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国家可以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要求裁定该国政府的行为违反国际贸易规则，并要求其取消不公平的贸易限制。
这个案例展示了国际公法在规范国际贸易方面的重要作用，它为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
通过以上几个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国际公法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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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湖广铁路债券案案情中国清末预备修建的湖广铁路是指“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的粤汉铁路”和“湖北省境内的川汉铁路” 。
因这两线铁路都在湖广总督的辖区范围内，故称“湖广铁路”。
......................... ..............................................另外，美国司法部向阿拉巴玛州地方法院提出了“美国利益声明书”，要求法院考虑舒尔茨和鲁宾逊的声明，考虑美国利益支持中国的申辩。
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法庭重新审理了此案，作出新的决定，撤销了原来的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
之后原告又向美国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提起上诉和要求美国最高法院重新审理，未获成功，致使此案于1987年3月9日告终。
问题（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在美国享有豁免权？为什么？（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是否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为什么？（3）为什么说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否有义务继承？为什么？提示：答题框内不能输入超过2000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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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享有豁免权。
这是因为，国家主权豁免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根据是联合国宪章所确认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国家与国家之间是完全独立和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对另一个国家行使管辖的权利，一个国家的法院没有经过国家同意，不能受理以外国国家作为诉讼对象的案件。
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可非议地享有司法豁免权。
2、美国1976年的《国有主权豁免法》不适用湖广铁路债券案。
这是因为，美国地方法院以一个主权国家作为被告诉讼，行使管辖权，作出缺席判决甚至以强制执行其判决相威胁，这是完全违反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原则，违反联合国宪章。
对于这种将美国国内法和美国法院的管辖强加于中国，损害了中国主权，损害中国民族尊严的行为，中国政府理应坚决拒绝。
现在，本案由于中国坚决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上，坚持国际法的原则，最后并没有有按照美国法院的"缺席判决"执行。
1987年3月9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驳回了美国债券持有人的复审要求，撤销了不利于中国的判决。
3、湖广铁路的债券是恶债，因为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
中国政府无任何义务继承这笔用于镇压革命的恶债。
因为，这涉及新政府对前政府的债权问题，新政府如何处理债权取决了该政府政策利益等方面，国际法上的继承是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
它是一个国家或新政府如何处理旧国家或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问题。
在这里，只涉及到新政府的债务继承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推翻国民党政府而建立的新政府并且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因此，我国政府在处理旧政府的债务时，也坚决适用"恶意债务不予继承"，这是久已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因为这次借债是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和镇压中国人民的辛亥革命，勾结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列强决定加快修建铁路，由于财政危机只能向帝国主义借债，因此，我国政府理所当然地不予承认这一债务，这完全符合国际法原则，而且也为国际法实践所证明的。
1. 北海大陆架案2.1966年，以联邦德国为一方，以丹麦和荷兰为另一方，就他们之间在北海的大陆架划界问题发生了争端。
欧洲北海自1959年在荷兰近岸地区发现大型天然气田后，引起各国对北海大陆架油气田勘探开发的重视。
3.1963—1966年，北海5个沿岸国(英国、挪威、丹麦、荷兰、联邦德国)先后公布了本国关于大陆架的法令，并陆续进行了一系列双边划界活动。
其中，联邦德国与荷兰....................................1.以协议划界，按照公平原则，考虑到所有有关情况，尽可能为各方保留构成某陆地领土自然延伸而进入海下的所有大陆架部分，并且不侵犯其他国家的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部分。
2.在适用前项规定时，如果划界留有各方的重叠区域，应由他们按协议的比例划分，除非他们决定建立一项联合管辖、利用或开发他们之间要重叠的区域或任何部分的制度。
问题：1.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2.什么是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是否能同时适用？答：1、大陆架划界的自然延伸原则：《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其范围扩展到大陆边缘的海底区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到大陆边缘外界不到200海里，陆架宽度可扩展到200海里；如果到大陆边缘超过200海里，则最多可扩展到350海里。
2、大陆架划界的公平原则：大陆架划界一直是海洋法中一个复杂的法律问题。
各国的国家行为以及国际法院的司法实践证明,公平原则是适用于大陆架划界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在大陆架划界中适用公平原则,只有考虑一切相关情况,才能得到公平的划界结果。
3、根据国际法院在本案中的判决，自然延伸原则与公平原则在相邻或相向国家间大陆架划界中能同时适用。
但在具体适用时自然延伸原则应受到公平原则的调整和制约。
诺特鲍姆案案情诺特鲍姆1881年生于德国汉堡，其父母均为德国人。
依德国国籍法规定，诺特鲍姆出生时即取得了德国国籍。
1905年，在他24岁时离开了德国到危地马拉(以下简称危国)，居住并在那里建立了他的商业活动中心和发展事业。
直到1943年他的永久居所地都在危国，大约在1939年他离开危国到达德国汉堡，并于同年10月到列支敦士登(以下简称列国)作暂短的小住，然后于同年10月9日...................... 法院于1953年11月18日对管辖权作出裁决，确认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否定了危国关于管辖权的初步反对。
之后，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并于1955年4月6日作出判决：驳回列国的请求，支持危国的抗辩，认为危国提出了一项很好的原则，即国籍是个人与国家间联系的基础，也是国家行使外交保护的唯一根据。
但法院并不认为由于列国赋予了诺特鲍姆国籍，它就有了对抗危国的根据，法院也没有考虑诺特鲍姆列国的国籍效力。
问题：（1）何为实际国籍原则？为什么国际法院否定了列支敦士登的国籍是诺特鲍姆的实际国籍？（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法？答：1、实际国籍原则指的是:国籍要符合个人与国籍国之间有最密切实际联系的事实.最密切联系的事实根据惯常居住地,利益中心地,家庭联系地等.如果以一国的国籍来反对别国时,该国籍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也是危国抗辩得到法庭支持的原因.在本案中诺特鲍姆具有两种国籍,即危国——出生取得,列国——归化取得.从诺特鲍姆的一生活动来看,他虽然取得了列国国籍,但他与列国的联系并不密切,而长期侨居在外从事商业活动,那么在实践中个人与他国国籍之间的法律关系应为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本案来看,诺特鲍姆虽然取得列国国籍,但与列国并没有建立一种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法院否定了列国为他的实际国籍。
2、危地马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诺特鲍姆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
根据国际法，国籍的取得是由国内法规定的，国家有权给予或取消某人该国国籍。
而根据国籍行使外交保护才是国际法的问题。
行使外交保护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一国国民在外国受到的损害是由该外国的国际不法行为所致；第二、请求国能证明受害者为其要国国民，即籍持续原则；第三、用尽当地救济。
受害人必须持续具有本国国籍，并且与国其国籍国之间还应具有实际的或真正的联系。
英伊石油公司案案情1933年4月，伊朗政府(当时称波斯)与英国一家私有公司一英伊石油公司签订一项协定，授予后者在伊朗境内开采石油的特许权。
1951年3月到5月间，伊朗议会颁布若干法律，宣布对其境内的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的原则，并规定了有关程序。
这些法律的实施引起了伊朗政府与英伊石油公司间的争端。
英国政府支持该英国公司的主张...............在这种背景下，它不可能主动提出把有关这些条约的争端提交一国际法庭裁决。
此外，伊朗政府的此等意图亦为伊朗国会批准声明的法律证明。
该法律申明，它指的是声明批准以后政府将缔结的条约和协定。
英国方面提出，即使法院的上述解释可以接受，法院仍可以根据英伊两国1857年条约第9条中的与1903年贸易条约第2条中的最惠国条款对本争端具有管辖权。
英国认为，该条款使它能够援引伊朗在其接受法院管辖权声明之后与第三国缔结的若干条约作为法院管辖权的依据。
法院拒绝接受英国的观点。
问题：(1)国际法院认定这种特许权协定不构成国际法上条约的法律与事实依据是什么？(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协定应受何种法律调整？为什么？(3)一国政府是否有权变更或废除它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该国政府是否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承担国际责任？答：1、根据条约法公约,条约是国际法主体间签订的协议,非国际法主体间订立的协议不能构成条约.本案中,伊朗政府只是与英国的一个公司(英伊石油公司)签订的协议,而不是和英国政府签订的协议,故该特许协定不能构成国际法上的条约.事实上,该特许协定不过是一国政府与一个外国法人之间的一个租让合同,英国政府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它不能构成英,伊两国政府的联系.2、一国政府与一外国公司签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的法律性质是合同(租让合同).因为本案中缔约双方是在平等的地位上通过谈判及交换对价,根据国家缔约方立法确定其权利义务关系,并经国家缔约方政府依法定程序审批成立的,因此本合同具有国内法上合同的性质,应属国内法调整。
3、对与一外国公司鉴定的合作开采其自然资源的协定，一国政府无权变更或废除。
对其为公共目的的单方废除这种协定行为，该国政府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1.“露斯坦尼亚号”案2.1915年5月7日，英国库纳特轮船公司的一艘没有武装的商船“露斯坦尼亚号”，在离爱尔兰海岸12海里的地方被德国潜水艇用鱼雷击沉。
船上乘客遇难者约1200人，其中有128人是中立国美国人。
3.问题：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会引起哪些后果？答：德国击沉“露斯坦尼亚号”在战争法上引起两个后果：(1) 禁止攻击非武装商船，根据1930年在伦敦签订的《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需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规则：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
”“露斯坦尼亚号”是一艘非武装商船，德国击沉该船是应承担战争法责任的。
(2) 不得伤害中立国国民。
根据传统的中立法，中立国的人或货物应受到保护，德国应该赔偿128名美国国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