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间的世界历史研究

由于理论指导的缺失，资讯大爆炸，自说自话的状态不能再继续下去。在中世纪史领域，以问题史学为主导、以二手材料为支撑的研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此乃问题史学的困境。当问题史学退隐之时，材料史学则日益彰显。当下学界的学术清议或者评价标准已然发生改变。尽管仍然只有少数学者能够进行原始材料的研究，但越来越多的学者以及机构开始接受和实践着以原始文献进行中世纪历史研究的理念。
问题与建议
其一，研究的发展不平衡。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最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均衡。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欧洲中世纪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欧；西欧中世纪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欧洲以外的亚洲、非洲、美洲的中世纪研究，少有成果问世，且非常薄弱。此现象的出现，主要由于国内人才培养不足、研究队伍建设不均衡所致。
五、世界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得到很大的重视，除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12集）、《世界历史》（100集）之外，还出版了一系列故事性强的通俗读物，这些普及性的作品，受到广泛的欢迎。
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展现“十一五”期间我国世界史的状态、进展与存在的问题，我们综合世界史各分支学科一些学者的概述，分别介绍如下。
“十一五”期间的世界历史研究
200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制定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重申深化和拓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这使广大世界史研究人员深受鼓舞，不断加强世界史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二，从研究本身而言，诸多问题与领域都有深化研究的必要。目前看来，综述性的研究所占比例不小，说明我们还处于亦步亦趋的境况。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我们紧跟西方学术前沿；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则不无盲目跟风之嫌，看似光鲜夺目，实则哗众取宠、虚浮无力。许多研究，其选题与论述仍然显得空疏，做不到细致与具体。一些研究或者老调重弹，或者蜻蜓点水。即使有些具有一定新意的研究，也往往是设想大于论证，或者材料不足，或者缺乏历史感，或者刻意求新。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某些空白得到填补，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成果丰硕，发表著作700余部，论文 4200余篇。其中，不乏上乘佳作，包括已出版的多部系列丛书，如《欧洲文艺复兴史》（12卷，已出6卷）、《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9卷）。这些丛书对我国学者曾长期研究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和全面的总结，有了新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古代西亚史的研究在一手史料的收集、解读上用功甚多，反映我国亚述学研究质的进步。吴宇虹的专著将亚述学的重要史料《汉穆拉比法典》等从楔形文原文译为中文，是对亚述学基本建设的一个可资圈点的贡献。拱玉书关注楔形字文书中的史诗神话文献，先后翻译出版了苏美尔史诗等作品，并以文献和文字研究为基础进行史学探究。李政对赫梯原始条约文献进行解读，对赫梯条约进行归类研究，提出了创新性观点。
其三，即使是原始文献的研究，也出现了视野狭窄、研究不深入等问题。此类研究，所依赖的原始文献，或者缺少史料的连续性，或者失之于琐碎与轻薄。尤其是，也许是关于各类思想家的材料相对容易集中搜集，或者是对于思想的关注更容易与时代勾连，于是我们看到许多思想史的论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思想史对中世纪史学的侵蚀。由于此类入侵，政治史渐变为政治思想史，教会史成为教会思想史，社会史成为社会思想史。这一现象的出现，在当下自有其社会现实缘由。其定位与后果到底如何，一切都尚待时间的检验。
一、注重第一手资料。利用原典文献、原始档案进行研究的著作显著增多；我国少数通晓楔形文字和拉丁文的学者，在古代西亚史领域提出了创新见解和观点。
二、注重以史为鉴。总结国外的历史经验，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当今的中国世界史学界已蔚然成风。由中国学者总结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往往可以看到外国学者注意不到或疏忽的地方。
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研究，集中在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工问题上。
《试论美国劳资集体谈判的确立——1935年〈瓦格纳法〉的缘起》，论述了美国工会如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平衡力量，通过集体谈判签订劳资合同，合法有序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法国集体谈判模式的确立及其历史意义——1936年大罢工与马提尼翁协议探析》则研究了1936年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执政时期法国工人集体谈判模式的确立问题。《试论德国〈企业代表会法〉（1920）的缘起》和《二战后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的重建（1945—1952》，探析了德国企业代表会体制的缘起和战后重建诸问题，探讨了重建企业代表会体制对联邦德国的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20世纪拉美国家劳工立法的发展》，介绍了20世纪拉美国家劳工立法的发展情况。有学者论述了当代俄国劳工史研究复兴的原因和特点，指出当代俄国的劳工史在研究内容上有很大的突破。因此在对工人运动史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把劳资关系作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并有学者就如何充实新的劳工史研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问题。
世界上古史
“十一五”期间，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者共出版各类专著、编著、译著、教材、科普读物200多部，学术论文和评述文章470多篇（包括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10余篇论文），选题涵盖古代世界各个文明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不但数量上超过以往的几个五年，而且总体上看，质量也在稳步提高，部分专著与论文的功底扎实，论述精深，比国外高质量的相关论述并不逊色。从古代文献、考古材料出发，特别是从古语文献出发，提出与解决学科问题，已成为我国世界上古史的日常现象与判断学术成果水平的基本标准。
古罗马史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注意力最为集中的是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政治史。除了对罗马国家性质、罗马从共和向帝制转型这些较为宏观和中观的大问题之外，我国学者还对罗马政治史的具体问题如人民大会展开了翔实的考证。学者们也非常关注罗马作家的思想研究。
古代东方史研究继续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我国埃及学的突出特点是埃及考古学研究的发展、学人通过文献解读研究宗教问题、大量运用考古学史料进行王权等问题的探讨。我国长期缺乏一部全面阐释埃及考古学的著作，《埃及考古学》则填补了这一空白。《克努霍特普二世自传体铭文译注》将这一重要文献从象形文字翻译成汉语，并对内容作了必要的注释，显示了我国埃及学家已具备比较娴熟的古文释读功夫。
其二，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学者的研究有自己的视角与方法。中国的中世纪史研究，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的发展，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中国特色。在“十一五”期间，有其特别鲜明的体现。例如，中国学者在唯物主义史观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视角，凸显了西方学界所轻视的经济基础（《前工业社会中西经济周期性升降的比较研究》等）。尤其是对于中世纪商业、商人、城市等问题的探讨带有突出的中国学者的现实关怀（《走向重商时代——社会转折中的西欧商人和城市》等）。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大学、宗教、妇女等问题的研究，同样体现了中国学者的比较眼光。至于政治法律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法律的研讨，则未始没有他石攻错的思考。尽管只有少数研究是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正是在这样的比较研究思路中，中国学者已经有了对西方中世纪历史的概括与总结。这以《欧洲文艺复兴史》丛书最为突出。该丛书对欧洲文艺复兴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学技术、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展开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几代学者对诸多问题全方位的思考与总结。
“十一五”期间，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涉及中世纪欧洲、亚洲等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反映了中国的世界中世纪史学研究的现状与水平。
研究的热点、重点、突破与创新
其一，诸多研究反映了对国际学术前沿的了解与把握。作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一个构成部分，中国的中世纪史研究一直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发表在各大刊物以及出版著作的绪论导言中的国际学术综述和评论，例如，西方宪政史学研究新动态，中世纪研究的权力史新取向，犹太妇女研究的妇女史新领域，以及资本主义研究、农奴制度研究、黑死病研究、地方自治研究等问题的新见解，等等，都说明了中国的中世纪史研究对国际学术前沿有相当了解。
（黄春高，北京大学）
世界现代史
“十一五”期间出版了世界现代史相关著作200多部，发表了较高学术水平的论文300多篇。研究的主要问题有：
资本主义问题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处于世界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地位。对资本主义问题的研究，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劳工问题的研究上。
其三，中国学者在史料的使用上也有相当大的突破，不少研究都以第一手史料为基础。甚至可以说，以第一手史料做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与趋势。例如，在古代晚期及拜占庭研究中，在奥古斯丁研究中，在法国中世纪史研究中，在英国中世纪政治史研究中，在文艺复兴研究及宗教改革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读到对第一手材料的细致解读。以原始材料为基础展开的研究，显然是中国中世纪史研究的一大进步，也是向史学本源的回归。学界重视原始材料，也标志着中国中世纪史研究的新起点。
古希腊史研究方面，针对古希腊早期史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问题，一些学者把相当多的注意力前移到爱琴文明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史领域，如对迈锡尼国家的起源及其特征研究。而希腊民主制度这一古希腊史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一直是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对希腊神话与宗教的探讨，也是专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而探讨演说或演说家与城邦和民主政治的关系，则是近几年学界出现的新视角。妇女史方向是现代新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引起了我国学者的重视。
社会主义问题 世界现代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和苏联解体，是20世纪引发国际形势、国际格局重大变化而震撼世界的两件大事，也是世界现代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苏联解体后，对十月革命的合理性产生怀疑，甚至公开否定十月革命的论调也开始出现。
《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作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历史的产物，不能以俄国工业革命落后来否定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客观前提的成熟。《十月革命和俄国现代化进程》一文论证了布尔什维克党顺应形势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是俄国社会内在矛盾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学者们认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并不因为苏联解体而打折扣，也不因为资本主义仍在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一时挫折而黯然失色。
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及其在新历史时期的表现。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30年代大危机》认为，20世纪20年代美联储总体上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导致了1929年10月股票市场的崩溃和随后的经济大危机。《胡佛的自由放任主义哲学与反危机政策的失败》一文认为，胡佛反危机政策的失败，标志着美国传统放任主义的正式终结和全面的国家干预主义时代的即将到来。《从“货币战”到“有限合作”——1933—1936年美英法三国货币外交》一文认为，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美英法三国的经济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特里芬难题”》一文，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下的国际经济秩序改革问题。《应对危机：尼克松政府对外经济战略与政策研究（1969—1972）》、《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两本专著，则是研究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和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代表性著作。
此外，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近年来世界史学界讨论比较热烈的问题。古代民族问题研究是进入 21世纪后我国世界上古史研究的新方向。比较研究与中西交通史研究是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中比较有特色的研究方向。
（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郭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世界中世纪史
三、努力加强对一些新兴的分支学科，如环境史、海洋史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当前这些新兴学科正以巨大的步伐向前推进。
四、国内外的学术交空前活跃。在“十一五”期间，一方面我国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同时在国内也举办了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中国的一些学者可以用流畅的外语和国外学者直接进行对话，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得到对方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