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统治下的父亲形象分析
论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中父权家长形象的塑造
作 者 简 介 ： 娟 （ ９４ ） 女 ， 林 珲 春 人 ， 边 大 学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副 教 授 ， 士 ， 读 博 士 后 。 李 １７一 ， 吉 延 博 在
在朝 鲜朝后 期 的家 庭 小说 中 ， 物 形 象 的塑 造 人 主要 由两 大系列 构 成 ： 类 是 作 为家 庭 支 柱 的 男 性 一 形 象 系列 ， 类 是 作 为 家 庭 附 庸 的 女 性 形 象 系列 。 一 在这 两类 人 物形 象 的塑 造 中 ， 作者 表 现 出 了在 家庭 生 活 中一个 自然人 因个 体性 别 、 家庭地 位 的不 同 ， 而
鲜 朝时期 的封 建家 庭 中至高无 上 的权力 有 着密 切 的
关 系 。朝 鲜朝 时期 的社 会 也是 和 中 国一 样 ， 一 种 是 封 建宗 法父 权 体制 ， 种体 制 集 合 了 道 德 、 律 、 这 法 权 力、 欲望 于 一 体 。男 性成 员 通 过家 庭 婚 姻 、 会 、 社 政 治 、 化、 文 教育 和经 济等组 织 ， 在家 中行使 统 治权 力 ， 对 女性 进行 压制 。在 宗法 父权 秩序 中， 尊 女卑 ， 男 男 外 女 内 ， 性 以主体 身份进 入 宗法 体制 ， 男 女性 则被 放
自由的 家 长 。 在朝 鲜 朝 社 会 ， 于文 化 的 变 迁 以及 对 家庭 小说 文 本 中 父 权 家 长形 象 塑 造 的 影 响 ， 们 具 有 了 自我 觉 由 人
醒 意识 ， 因此 一 家之 长 的地 位 被 动 摇 ， 父 权 ” 核 心 的 传 统 家庭 模 式 被 解 构 ， 权 家 长 制 逐 渐 走 向衰 微 。 以“ 为 父
型符 号 可 以被 扩展 为家 长 、 长 ， 族 甚至君 主 。作 为 一 家之 长 的父 亲 ， 际 上 是 扩 大 了 性 别 与 辈 份 的 “ 实 父 亲” 族长 实际 上是 指 增 加 了族 权 ， ， 或许 还 有 神权 的 “ 父亲 ” 君 主是 指增 加 了君权 的“ 亲” ； 父 。所 以 ， 在有 关 家 庭主题 的叙 事 文学作 品 中 ， 代表 一家 之长 的“ 父 权 家 长” 象 ， 形 实际 上 既 包 含 了父 亲 ， 包 括 了掌 管 也 家 庭 的丈夫 。
读书心得——论巴金《家》中的父亲形象
读书心得——论巴金《家》中的父亲形象一、现代文学史中的父亲形象（一）时代转折下父亲文化内涵的蜕变自从周秦朝以来，我国就开始是了封建社会。
在这个封建社会中奉行着一种“三纲五常”理论，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在家庭中父亲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父为子纲”的社会，父权盛行的时期，父亲可以对自己的孩子随意打骂、支配，甚至买卖杀伤子女。
费孝通先生曾经把传统的封建家庭称作为“父母子的三角”，“而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为配轴”①。
但是在现在的大量文本中处在封建社会大家族顶端位置的父亲已经不再是家庭生活的重心，以及孩子生活与道德的指向针，他们成为作品中的反面人物，成了被大众嘲讽的对象。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父亲”这个形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都是受到批判的。
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同时又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受到了西方先进思想的洗礼，也是因为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影响，为新思潮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改变一部分人的封建思想。
但是大部分人的封建思想并没有改变，我们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比如《获虎之夜》的魏福生、《斯人独憔悴》里的化卿都表现了当时旧社会下父亲权力的强大与冷酷。
在这一点上，这两个时期的父亲形象还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新文化运动比起“三纲五常”时期“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这个观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文化运动中宣扬民主，重视人生存的权利，但是在专制这一点上这两个时期的父亲形象似乎没有太大变化的。
（二）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父亲形象1.开明的父亲形象。
在有一些作品中，父亲的形象是仁慈、善良、真诚的，为了自己的孩子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永远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冰心《去国》里就塑造了一位开明、慈爱、善良的父亲。
文中的父亲朱衡时时都给自己的孩子传达出理性和冷静，不去太多地干预自己孩子的决定，给了孩子更多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就算他的儿子辞掉了可能是他这一生中最好的工作，他也只是淡淡一笑，并没有阻止他。
对当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解读
4神州文学对当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解读唐浩 李波 闫磊武警警官学院摘要：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父亲”这一形象，在中国文化中富有深厚的道德与权威原形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形象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本文从当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演变说起，简述不同时期形象背后的文化意义。
关键词：当代文学；父亲形象解读；时代影响引言：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父亲是一个极其常见的创作题材。
“父亲”两个字，不仅仅是简单的称呼，还应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文化中，父权一直占据着主导的位置，处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正是因为"父亲"有如此的生活基础和文化根基，也时常成为文学描写和表现的重要对象。
一、当代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演变虽然我国的当代文学发展时间并不长，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但是由于我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的过程中，“父亲”这一形象也经历了各种的变动，最终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当代文学史上，对于父亲的形象描写经历了三个演变过程：贬低权威期、夸饰期、形象的还原期。
在三个发展时期中，文学描写的父亲形象也各有不同，从而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面貌，成为了历史时代发展的一面“镜子”。
二、当代文学演变中的父亲形象的文化解读(一)父亲权威的贬低时期中国是一个以孝为本的国家，讲究孝顺父母，但是随着社会思想地不断演进，新思想难免对传统的父亲权威产生一定冲击，这样一来，将父亲踩在时代发展的脚下，推到历史发展的“断头台”前。
文学中父亲形象的贬低时期主要分为了建国前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两个阶段。
建国前，由于我国的封建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父权思想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仍旧广泛地存在，父亲还是占据着家庭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上拥有高度的权威。
但是由于新思想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对于父权的挑战和不满，所以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父亲形象被严重贬低。
资本主义社会下异化了的父亲形象.doc
资本主义社会下异化了的父亲形象资本主义社会下异化了的父亲形象一、引言在资本主义社会，高老头和李尔王作为父性典型。
他们的父爱被异化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与人的关系成了金钱交易的关系。
即使在最富有亲情的家庭中，人们也都撕下了最温情脉脉的面纱。
[1]。
二、李尔王王权作用下的父爱哈耶克说：权利就是腐蚀，绝对的权利就是绝对的腐蚀。
所有的封建统治者，都无法逃出被权力异化的命运。
[2]李尔拥有王权，威风凛凛，但他是一个缺少爱的老人。
王权变异了他的父爱。
李尔是一个被权力异化的典型,作为一国之君，他把自己当成了权力本身，意欲支配女儿们对他的爱。
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奉承和谄媚成了他生活的必需品。
每当听到奉承的话就开始飘飘然，仿佛自己就是使万物欣欣向荣的阳光、是宇宙的中心。
甚至可笑到下雨时竟大喊不许打雷。
作为父亲，他不了解女儿，把权力凌驾于亲情之上，不懂关心亲人。
就连宣布退位，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渴望体会到绝对威严即使是退位，人们将始终崇拜和敬畏他，并且是出于一种至性至情，一种伟大的人格感召。
他试图以国土换取女儿的爱，于是对三个女儿宣布：你们爱我要算哪个最贴心，谁孝心最重最值得眷宠，她自会得到我最大的一份赏赐。
[3]考迪利亚曾说：父亲被谄媚和奉承紧紧围住，他即使掏出自己的心来又有什么用呢？[4]李尔王在封国土时，开始表现出极度偏爱考狄利娅：你用什么一番话博取一份比两个姐姐更富庶的土地？[5]他的更富庶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服从，如果不服从就收回父爱。
结果由于三女儿没有说出李尔想听的话，就被剥夺了继承权。
这种将王权凌驾于血浓于水的亲情之上就是李尔的父爱。
三、高老头异乎寻常的爱（一）父爱与情爱的纠缠高老头是法国大革命时起家的面粉商，中年丧妻，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女儿身上，从小让女儿受最好的教育，女儿出嫁时给每个女儿80万法郎作嫁妆，为了女儿的面子他放弃自己的职业，搬进伏盖公寓，高老头倾其所有为女儿偿还债务，甚至纵容女儿找情夫。
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研究
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的文学塑造研究作者：陈熙来源：《决策探索》2018年第06期纵观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嬗变，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当中，“父亲”这一词语已经不单单是生物学与伦理学层面的概念了，其中还包含着异常丰富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是文学叙述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父亲”这一承载着家庭重任与亲情关系的角色贯穿着中国文学史，成为其永恒的主题，引起了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本文从古典白话文小说入手，探讨中国文学当中“父亲”角色的嬗变，分析其形象背后表现出的不同的文化内涵，以期能够对中国文学中父亲形象有更为深刻的认知与了解。
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父亲的形象是以中国封建社会当中的传统宗法文化的代言者而存在的，较为典型的是古典小说《红楼梦》当中的父亲形象。
《红楼梦》作为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极高地体现了曹雪芹高超的文学造诣，其中对小说人物的塑造值得我们进行深入地探索与研究。
《红楼梦》当中的“父亲”是封建社会当中的朝廷官员，他们深受封建儒学的影响。
以贾政为例，由于深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男人就应该“留意于孔孟之道，委身于经济之间”，因此，他对子女的教育极为严苛，对不屑于“仕途经济”的贾宝玉极为不满，如在《红楼梦》第三十三回当中，贾政要贾宝玉一同接待贾雨村，贾政就对于贾宝玉的一言不发极为不满，对其进行了喝叱；又如第七十五回当中，中秋佳节大家即兴作诗，贾政对于贾宝玉所作的诗文极为不满，只因其没有半点士大夫的文采。
因此，在《红楼梦》当中，曹雪芹所呈现的父亲形象集中体现了封建社会当中的父权意识。
五四运动后，中国新一代青年开始追求独立自主，他们努力摆脱家族的束缚，反抗着代表传统封建专制权利的父亲，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多出现对父亲和父权的批判，并延续至当代。
巴金在他的长篇小说《家》中，通过文学的形式塑造了高老太爷这样一个封建卫道士的父亲的形象，借此发泄他对封建旧秩序的不满。
小说中的高老太爷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父亲的角色，他至高无上，掌握着高公馆整个家族所有人的命运，在他身上体现了父权的极端化。
父权统治下的父亲形象分析
父权统治下的父亲形象分析陈染的《私人生活》讲叙了女孩倪拗拗孤独的精神成长之旅。
她有一个性格强硬、狂妄、烦躁的父亲和一个孤立、羞辱她的T老师。
他们是父权制社会的代表。
而她的母亲、同学伊秋和禾寡妇是对她深有影响的女性。
在倪拗拗的世界中,父权的压制、专横造成了她对男权世界的抵制与仇恨,于是传统的恋父情节被弑父情绪所代替,所以说拗拗有一个灰色的童年，遭遇某种“恋父情结”的伤痛，潜藏男权文化的直觉表达，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在成为女人的命名式中，在经历爱的重创以后，“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的飘落”，即无法与往事告别，又无法与现实相融坎坎坷坷看咯爱情。
《私人生活》这部小说所展示的是女主人公倪拗拗生理和心理的成长史，也是女性成长中的精神演变史，倪拗拗的这个名字符号本身就暗示了其个性及命运喻义，执拗乖张，逃避现实，患有严重的心理幽闭证——是一个残缺时代里残缺的人。
倪拗拗生活在充满火药味的家庭里，在她的眼里，父亲发怒时的谩骂声，具有将雨吓停住的威慑力。
家中本来有四口人和一只狗，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就连几十年如一日在我家默默干活的奶奶，父亲也让她离开了我们家，家中有一条似乎很通灵性的狗好像是因为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也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成为了一只野狗。
父亲的粗暴以及最终导致婚姻解体，使女儿失去了与男性沟通的天然条件，父爱缺席，是拗拗心理成长的终身遗憾，在这样的家庭里，母亲与女儿相依为命，将压抑的情感转换为对女儿加倍的关爱和控制，衍变为对女儿的窥视与反窥视，控制与反控制。
“父亲”的阻隔，不仅是心理成长意义的，而且是在男性权利的意义上在《私人生活中》，“我”内心充满一种危险的快乐，用剪刀剪破了父亲的毛料裤子，当剪刀与毛料裤子咬合发出的咔咔嗤嗤的声音，如同一道冰凉的闪电，有一种危险的快乐，游戏般的快感使主人公既紧张又惬意，因为在这里，裤子就是父亲的替代物，而反抗父亲却感觉是蓄谋已久的，“那支剪刀是一只鸟，蓄谋已久的盘踞在梳妆台上，仿佛栖息在木兰树顶，它设计了自己的姿势和动作，然后飞入我的脑中，借我的手完成了它的理想”。
再谈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再谈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作者：姜洋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09期摘要：父亲形象是余华作品经常描写的形象之一，父亲形象一直是余华写作中不可或缺的，并且这一形象还是沿着从隐约到清晰、从病态到完美的方向发展着。
在余华所写的父亲中，宋凡平之后又出现了杨金彪。
杨金彪（以下简称为杨父）这个角色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
关键词：余华；父亲形象；血缘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9-0225-02自鲧禹时期母权制的倾覆、父权制确立[1]，父亲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就不断发生着变化。
余华作为先锋作家总是能带给读者惊喜，在父亲的写作中，余华惊人举动之一便是冲破了血缘在亲情中的纽带作用。
在新作《第七天》中塑造的父亲形象就令人耳目一新。
本文将从以下三方面，梳理余华作品中的父亲形象。
一、血缘不再是亲情中的唯一纽带我们知道，传统伦理道德注重自然的血缘关系，尊崇血缘的承继与由此而生的伦理约束，父子母女之间的亲情纽带主要靠血缘维系，这是天道也是人伦，千百年来芸芸众生正是以此繁衍生息。
若在此人伦之外，人们能超越血缘关系而抚养非亲生的子女，则是大善大德大爱。
这样的人倍受社会尊敬，也会因善举而获得内心的平静、充实与幸福。
善和幸福不但不相互冲突，反而可以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善就是幸福，我们在满足自己的要求或现实理想的时候总是幸福的。
在善的背面一定要伴随着幸福的感情[2]。
阅读余华那些超越人伦之常的小说常常在我的内心涌起善与幸福的情感暖流。
在《许三观卖血记》《兄弟》《第七天》中，同样是父亲，并且抚养着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子女”，三位父亲的际遇大相径庭。
也许余华是想以实际行动告诉读者，他要将已有的“父亲”打破、揉碎，重建父亲形象，或者说是在不断否定自己。
《许三观卖血》中的许三观与一乐并无血缘，但仍在注入亲情，最终这位老父亲没能在现实社会与传统道德之间获得平衡，或者说余华没能冲破自己，这种无血缘的亲情试探以告吹结束。
浅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现当代文学浅论余华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孙娟娟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摘要：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父亲”作为余华小说里主要的人物意象，贯穿余华作品的始终。
在作品中该形象可被概括为“暴戾的父亲”、“温情的父亲”和“崇高的父亲”。
总之“父亲”形象是余华作品中的一个亮点，在作品中余华借“父亲”形象来表达他对人性及生活秩序的思考，纵观余华的作品，“父亲”形象的塑造走过了一条迷失——寻找——回归之路。
关键词：余华；当代小说；父亲形象“父亲”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威严、正直、坚强的形象。
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描写过“父亲”这一意象，要么是威严的《雷雨》中的周朴园，要么是充满慈爱的感人的《背影》中的步履蹒跚的“父亲”。
《背影》中的“父亲”会触动人们隐藏心底的温情，甚至于让人感动的流泪，那么余华小说中的“父亲”亦是怎样的呢？纵观余华的作品，“父亲”形象的塑造走过了一条迷失——寻找——回归之路。
一、迷失的父亲早期在余华作品中，“父与子”是一个对立模式，子辈们对父辈的带着不满和反抗，但更严重的是父辈对子辈的无情毁害，孩子们总是不被父亲推到一个又一个阴谋的中心，“父亲”的形象开始迷失了。
从《十八岁出远门》开始追溯。
在文本中“我”试图以一次完美的出发完成对这个世界美好的认识，然而我看到的却是正义的消失、罪恶横行的现实，主持正义的我却被打的遍体鳞伤，连出门的背包也被抢走了。
那么又是谁把我送上了这危险之旅的呢？在文本中这样写到：“我躺在汽车的心窝里，想起了那么一个晴朗温和的中午，那时的阳光非常美丽。
我记得自己在外面高高兴兴的在玩了半天，然后我回家了，在窗外看到父亲在屋内整理一个红色的背包，我扑在窗口问：‘爸爸，你要出门？’父亲转过身来温和的说：‘不，是让你出门。
’”[2]就这样儿子便被“父亲”亲手送进了一个险恶的世界，一个危机四伏的圈套。
《四月三日事件》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刚过完十八岁生日感觉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的笼罩，充满了恐惧和惊慌。
班纳特先生——父权统治社会的男性受害者形象
简・ 奥斯 丁的小说一 向以其反 映社 会面狭窄 而受到有些 学者 的批评 ， 然而她的小说《 慢与偏见》 傲 却是针 眼里看世界 ， 给我们另一番天地。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班纳特先生家的三个
女 儿 不 同 的 婚 姻 ， 映 出 了英 国 １ 、９世 纪 的社 会 阶级 状 况 。 反 ８１
位， 使他对周 围事物冷嘲热讽而又逃避 现实 。
ｌ 、９世 纪的英 国， ８１ 虽然建立 了资本 主义 ， 自中世纪以 但 来长期存在的父权 至上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人们的潜意识
里 仍 然 拥 护 父权 至上 的观 念 和 习俗 ， 多 的政 策 、 规 等都 反 很 法 映 了这 一 点 。如 当时 的婚 姻 法 和 限 定继 承权 。 １３ 英 国 通 ８６年
在 。班 纳 特 先生 只是 一 个 中产 阶级 ， 一 宗 地 产 度 日 ， 衣 食 靠 虽 无 忧 ， 社 会 地 位 不 高 ， 没 有 社 会 背 景 ， 戚 巾稍 有 名 的 也 但 也 亲
先生迎来 了 自己清醒 的一 天。当他认识 到 自己的太太是个肤
浅而愚蠢 ， 缺乏教养而又整天喋喋不休的女人时 ， 班纳特先 生
解读苏童小说中的_父亲_形象
析和 “ 救救孩子 ” 的震撼人心的呐喊， 也不像巴金对 封建大家庭的儿子们是继续做牺牲品还是努力挣开 枷锁大胆叛逆作细腻地描绘， 甚至也不同于他的同 路人余华醉心指认父亲对儿子的无情戕害、 残酷杀 戮的罪恶， 苏童小说中儿子对父亲的抗拒表现为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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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
名作 欣赏
缩的儿子被父亲决定支配也不无忧虑和否定； 他抛 弃了人类应该具有的悲悯的情怀而没有施舍一点善 意于父亲， 而试图 “ 弑父 ” 的儿子们也不仅难以 “ 告别
# 丑陋的父亲们 ” ， 甚至退化为根本连父亲也不如的
生物。 在对父亲的审视中， 苏童以 “ 先锋们 ” 的叛逆精 神重构了父亲的寓言， 不过也因找不到生命拯救的 途径而留下深深的遗憾。
“ 父亲 ” 这一角色有着多重的内涵和指向。 在中 “ 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 父亲 ” 以男性的优势成为宗 法家庭的家长，同时也具备了威权、 规范、 力量、 英 武等超血缘的意义， 因此传统文学中的 “ 父亲 ” 保持 着不可侵犯的姿态和神话般英雄的光辉。 在异质文 化的强烈冲击下，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开始对 “ 父亲 ” “ 形象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考， 审父 ” 成了文学创作的 重要主题； 八十年代以来 “ 先锋派 ” 作家更是大胆地 将“ 审父 ” 演化为 “ 弑父 ” 或“ 渎父 ” ， 在他们的笔下， “ 父亲 ” 遭到义无返顾的拒绝和无以复加的亵渎。 苏 童作为 “ 先锋派 ” 文学的代表作家， 当他的同路人如 “ 余华早期对强权的 “ 父亲 ” 妖魔化 ” 处理从而彻底颠 覆时 ! ， 他也不甘示弱地把 “ 父亲 ” 拉下圣坛， 既狂热 地渲染他们的丑陋堕落， 又冷漠地把众多的臭帽子 “ 扣在他们头上， 在苏童笔下， 父亲 ” 与其说是鲜活的 人物形象， 倒不如说是承载着作品寓言意义需要破 译的象征符号。 一、 强权意志的象征 中国传统的父权制沿袭着 “ 君臣父子 ” 等级分明 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模式， 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历来强 调长者的权威， 父亲享有 “ 父权 ” 或“ 父亲身份的权 利” ， 儿子生来就隶属于他们的父母， 是臣服于父亲 的弱势群体。 因此在强大的父权制话语体系下， 父亲 们兼任着统治者、 启蒙家、 法官、 导师等多重身份， 拥 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成为强权意志的象征。 敏感的苏 童自然极易感受到历史和现实中的父辈的威力和束 “ 缚， 审父 ” 也成为苏童早期建构的小说的重要主题。 苏童笔下没有鲁迅 “ 我们应该怎样做父亲 ” 的理性分
中国小说中的父权与父爱
中国小说中的父权与父爱作者：刘绪君来源：《青年文学家》2017年第20期摘要：父與子的关系描写一直以来就是中国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父亲这个角色在中国封建历史文化中属于权威的象征，代表着一种权利，也是封建社会秩序的主要矛盾关系之一。
当然，父权与父爱总是交织在一起的，有社会化的父权，就有自然化的父爱，这种血缘家庭关系纽带是不可替代的。
基于此，本文从父权与父爱的不同视角探析了中国小说中的父亲形象。
关键词：父亲形象；父权；父爱[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0-0-01总体来看，父亲形象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演变。
父亲严格来说属于社会化的范畴，在家庭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在经历了封建礼教思想的洗礼后，父亲形象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独断专横的父权特征。
1、独断专横的父权与隐藏含蓄的父爱关于至高无上的父权描写在许多小说中都有所呈现，例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关于贾政、贾赦等父亲形象的描写可以说是对中国封建礼教独断专横父权的最好演绎。
当然在描写父权的同时，中国小说中也不乏对父爱的演绎。
尽管在多数小说文学作品中，关于父亲形象主要以权威为基本特点，但是，即便是在牢固和稳定的封建社会关系，也不能割舍父亲对子女的爱。
只不过，中国小说对于父爱的描写大都是采用隐藏含蓄的方式呈现，不像父权那样描写的直截了当。
例如西周生在《醒世姻缘传》中既塑造了一个传统父权意识的父亲形象，又隐含着对父爱的认同。
尽管薛父不可能超脱封建礼教卫道士的身份，但在这种封建社会化的父权背后隐藏着深深的父爱。
再如吴趼人在《恨海》中也描写了对子仁爱的慈父形象，作为父亲的陈启遵循儒家理念，悉心教导孩子，展现出一幅“父慈子孝”的温馨画面。
同时，在家庭危难之际能够坚决地保护妻儿，这些都闪现着父爱的光芒。
因此，中国小说对于父亲形象的描写集中体现为对至高无上父权的披露，但在父权框架下隐藏着清晰的父爱。
2、父亲形象的批判、解构与重构文学作品是对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展现。
中国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基于父权与父爱角度的考察
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在分析张爱玲作品中的父亲形象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 论框架。它帮助我们看到，张爱玲是如何通过刻画父亲形象来反映和挑战社会性 别不平等的。同时，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也提醒我们，文学作品并非单纯的文本， 而是社会和文化观念的产物。
综上所述，张爱玲作品中的父亲形象充满了矛盾和复杂性。通过女权主义文 学批评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些形象所反映出的性别关系和社会不平 等的深刻问题。同时，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应用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 工具，进一步强化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父权角度考察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父亲通常被赋予一家之主的地位，掌握家庭中的权力。 这种父权意识在中国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其 父亲贾政对他的管教和期望就带有强烈的父权色彩。贾政对贾宝玉的言行举止有 着严格的要求，力求让他成为符合封建社会规范的合格人才。在贾宝玉的成长过 程中，贾政的父权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使他逐渐形成了叛逆而又矛盾上的缺失。在她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 那些无力的、软弱的父亲形象。但我们也看到了那些深深的爱。这些爱，虽然无 法改变现实，但却给读者带来了深深的感动。
总的来说，萧红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是她个人经历和心理的投射。她在创作 中以父亲形象来寻找和弥补自己在父爱上的缺失。虽然现实的残酷让她一次又一 次地失望，但她还是在小说中为我们描绘出了一幅幅动人的父子/女情深的画面。 这种寻找和弥补的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萧红内心深处的痛苦和挣扎。
萧红笔下的父亲形象，往往呈现出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不仅体现在物质 生活上，更体现在对儿女的情感支持上。这种无力感，其实源于萧红内心深处对 父爱的渴望与缺失。由于幼年丧母，萧红对父爱的渴望更加强烈。她希望有一个 强大的父亲形象，能够在她需要的时候给予她支持和帮助。
父权的僭越与反思
父权的僭越与反思作者：杨莹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20期摘要：当今社会，父子关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父权”愈发成为一个陌生词汇。
其从古代至五四辗转而今，经历了一个自高扬至衰落的过程。
本文从中国传统的父权、父权的单行批判以及父权的重构这三个角度出发，试分析父权的衰落中所蕴含的社会问题。
关键词：父权；高扬与衰落；等差秩序一、传统的父权与斯文的父爱父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十分显眼的地位。
它以血缘为纽带，以道德为准绳，于无形之中渗透进人们的生活。
它经历了上下几千年，一度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上的自觉，建构出一个井然有序的等差社会，构成一个充满中国味的礼俗世界。
在西方的文学传统中，弑父现象是十分常见的，早在古希腊神话时期就出现了《俄狄浦斯王》之类的作品，赫西俄德所著的《神谱》更是详细地记载了诸神内部父子之间惊心动魄的斗争。
但这些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却是缺失的。
在中国的上古神话里，弑父现象是缺失的，因为叛逆永远只会发生在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君臣之间。
它巧妙地回避了有悖伦理的父子冲突，转而推崇一种“血浓于水”和“上阵父子兵”的理念。
中国的父权意识由来已久。
西汉时期董仲舒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进一步提出了“三纲”说，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由此，“纲”的形式成为了父子之伦，父权也因此登上了家庭中至高的地位，形成了一种君臣、父子的等差秩序。
另外，从汉代起便有举孝廉这一选拔官员的方式，甚至到了清朝时，若考取了举人仍用孝廉公这一称呼。
可见，伦理关系的政治化，使“父亲”二字具备了超越血缘的意义，从父、忠君构成了家庭和社会的基调。
因此，在传统文化中，子对父的反叛由于血缘与政治的双重约束显得少之又少。
而“孝”与“忠”被大肆弘扬，成为了精神与政治所必须之品格。
古代文化经典之作《论语》，提出“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就会未之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论奥斯丁和张爱玲小说中父亲形象的缺失
论奥斯丁和张爱玲小说中父亲形象的缺失在父权制社会里，父亲，即家长，是父权社会的统领，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妻子、子女总是在父权的统治之下，并逐渐形成父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思维定势。
文化标榜的父亲形象更是坚强、勇敢、刚毅、伟岸的代名词。
然而，在奥斯丁和张爱玲的笔下，传统高大伟岸的父亲形象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愚蠢、虚伪、懦弱、功利的庸俗男人，通过在作品中塑造这些父亲形象，奥斯丁和张爱玲解构了传统文化以父亲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男性世界，对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摆出了一副反叛和颠覆的姿态，通过分析两位作家作品中父亲形象的缺失，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更好地解读奥斯丁和张爱玲的女性意识。
张爱玲1920年生于上海，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交替、中西交融的时代。
张爱玲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
她的作品以三四十年代的香港和上海为创作背景，以婚姻爱情为主线，展露出自己极具个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表达了她对婚恋问题、亲情问题、女性问题及人性等方面的思考与认识。
简?奥斯丁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她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她一生四十多个年头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
她的六部完整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之间的生活与交往。
细读两位作家的作品不难发现，尽管她们在生活时代、文化背景、家庭背景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她们的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塑造了一系列委琐、粗暴、世故、虚荣、自私、不负责任、甚至是卑怯的父亲形象，解构了传统文化以父亲为中心建构起来的男性世界。
这种叛逆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位女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
在简?奥斯丁的所有作品中，父亲形象不是缺位就是形同虚设，这种父权的缺失往往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鲜明、突出。
以《傲慢与偏见》为例，在这部小说里，奥斯丁塑造了班纳特先生这样一个失败的父亲形象：他虽为一家之主，但却玩世不恭，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
作为丈夫，他听任妻子的喜怒无常和浅薄无知，对妻子插科打诨，当着女儿的面对妻子揶揄嘲讽，从中寻找乐趣。
〈文化研究专栏〉——父权(Patriarchy)
〈文化研究专栏〉——父权（Patriarchy）“父权”指--种家庭、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有机体系。
它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机制。
在这个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等来决定妇女的性别角色与杜会地位,同时把女性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
“父权制”一词在社会学意义上,意味着一种父亲就是家长的社会结构,在女权运动中，它被作为一个斗争的概念重新挖掘出来,对压迫和剥削妇女的关系及其制度进行总体描述,强调在家族体系中的等级,以及家族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延续。
父权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
在旧石器时代,男女皆以采集植物和狩猎为生。
女性在生育中所承担的角色使妇女地位较高,崇拜“母神”的现象较为普遍。
然而到公元前五千年至前三千年,由于频繁的战争、技术及交通工具的运用,男人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由于人口增多、粮食积累、劳动分工及畜牧业的出现而导致的奴隶制的发展,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衰落,男人对女人进行统治与控制的父权社会逐渐形成。
从此,妇女的社会角色由男性界定，她们在教育、财产、公民权、大众生活及劳务市场的境况被男性所限制，被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所桎梏。
无论是在古典的、基督教的,还是日耳曼的及儒教的文明里,女性皆是低于男性的二等公民。
正如批评家乔纳森·卡纳所指出的，从《圣经)中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造成的这一典故开始,男人/女人就是一对无穷生成的二元对立。
西方哲学便沿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充斥着大量歧视妇女的盲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天生要比女性优越,男人统治女人恰如君主统治臣民;阿奎那公开宣称妇女是“迅速生长的杂草”，是男人的仆从，且只有男人才拥有使用语言的能力，女性臣服于男性标志着理智的归趋;提倡“天赋人权”的洛克所指的“人”并不包括“女人”.他仅仅强调“男人”的权利,丈夫拥有支配妻子的权威,对妻子的支配权像私人财产权那样不可侵犯;康德与黑格尔皆认为妇女缺乏理性思维及审美的能力,应臣服于男人,其职责在家庭;尼采更是一个著名的男权主义者,公开鼓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女人与真理一样难于接近,乃至于基督教也因包含有女性的仁慈与博爱而遭到他的排斥。
朝花夕拾父亲的读后感
朝花夕拾父亲的读后感《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的一部回忆性散文集，其中的许多篇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阅读的过程中，对于书中父亲的形象以及相关的情节，我有着诸多的感触。
在《五猖会》这一篇中，父亲的形象显得颇为严厉和刻板。
当“我”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去看五猖会时，父亲却突然要求“我”背书，“给我读熟。
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 那种急切盼望却被硬生生阻拦的失落，让人感同身受。
父亲的这一举动，无疑给孩子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
在孩子充满期待与兴奋的时刻，父亲没有理解和尊重孩子的心情，而是以一种强硬的方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威。
这让我不禁思考，在亲子关系中，理解和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是多么重要。
从父亲的这一行为中，我看到了传统教育方式的一些弊端。
那种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孩子内心感受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孩子的天性。
我们不能否认父亲希望孩子能够学有所成的良苦用心，但这种方式却可能导致孩子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影响亲子关系的和谐。
然而，在《父亲的病》中，父亲的形象又多了几分脆弱和无奈。
面对疾病的折磨，父亲无能为力，而作为子女的“我”也只能在一旁焦急地看着。
在为父亲求医的过程中，那些所谓的名医，各种奇怪的药方和治疗方法，不仅没有治好父亲的病，反而让家庭经济陷入困境。
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当时社会医疗水平的落后和人们的愚昧无知。
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作为子女在面对亲人病重时的无助和痛苦。
在这个过程中，父亲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而“我”则承受着心理上的煎熬和对未来的迷茫。
这让我更加珍惜当下的医疗条件，也让我明白，健康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鲁迅先生通过对父亲的描写，不仅仅是在讲述个人的经历，更是对那个时代社会现象的一种批判和反思。
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父亲往往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威，但这种权威在某些时候却可能给子女带来伤害。
而在面对疾病和社会的愚昧时，父亲和子女都显得如此渺小和无力。
联想到我们如今的生活，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亲子关系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些类似的问题。
福克纳小说中的父亲形象研究
福克纳小说中的父亲形象研究作者：王凯云来源：《美与时代·下》2020年第04期摘要：肖明翰概括福克纳笔下的多数南方父亲形象为“暴君式家长”。
福克纳创作的父亲形象内涵和外延对研究福克纳的创作技巧和理想追求具有重要意义。
父亲形象内涵和外延的研究可以确立福克纳所塑造的父亲形象的文化指涉，明确其在人物塑造背后蕴含的人文理念。
关键词：福克纳;父亲形象;南方;清教主义;男权据肖明翰的观点，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南方名门望族的腐败和败落的同时，试图探索其分崩离析的根源。
这些家族的落败无一例外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而非受到外部的打击。
而这一例外又无一例外根源于那些暴君式家长……”[1]176他所指的“暴君式家长”便是福克纳笔下的多数南方父亲形象。
肖明翰认为，福克纳创作的父亲形象身上体现着南方历史文化的影响，他肯定了父亲形象的深层内涵，也阐明了父亲形象研究的意义。
一、父亲：南方文化语境中的男性中国美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盛宁在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论》一书中指出：“美国文学……反映的生活背景都是无法解决的矛盾。
”[2]福克纳笔下的南方世界更是如此。
南方是福克纳最熟悉的地方，他把自己的绝大多数作品设定在他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一个以他的故乡为原型的世界。
马尔科姆·考利在《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的故事》中主张，福克纳的作品是一部关于南方的“神话或传奇”。
这部传奇开始于一个历史上边远的南方，在那里，种植园主统治着一切，那里的人都“按一个固定的法则固执地生活”，这个法则便是南方传统的价值观，这也是福克纳在作品中一直追寻的人文理念，“勇敢、荣誉、骄傲、怜悯、伶俐、爱正义、爱自由”。
但是这片土地上存在着罪恶，“奴隶制度给他们的土地施加了诅咒，并且导致了内战的爆发”。
内战之后，南方的旧秩序又受到了北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在现代南方社会里，那些美德、那些勇气、那些爱自由的精神力量等都在消逝，即使是曾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没有勇气与摧毁传统价值观的力量作抗争，“沉浸在历史中，无法面对现实”[3]。
福克纳作品中父亲形象的解读
暴君产生的根源----福克纳作品中的父亲形象解读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家庭观念深深根植于社会的文化传统之中。
因此，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比任何东西都更能反映社会及其文化的本质。
同北方不同，美国南方主要是建立在庄园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家庭是社会的中心，而作为庄园主的父亲又自然是家庭的首脑，是家庭中无可争辩的主宰者。
因此，和所有父权社会中的父亲一样，南方家庭的父亲凭借旧家族制度和传统观察所赋予的权力，像君主一样统治着自己小小的王国。
父亲在家庭中的这种特殊地位，除了经济原因之外，还同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美国南方保守的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也从宗教的角度维护父亲作为家长的统治地位。
“基督教关于家庭的教义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父亲的地位和他在家庭中的绝对统治权”，“关于上帝是天父的观念至关重要，这意味着把一个简单的家庭关系提高到神圣的位置，….虽然在耶稣时代，早期希伯来社会中那种扩大的家长制家庭已有所变化，但人们并没有偏离父亲乃家庭之首脑这一根本信条。
”基督教完全继承了犹太教关于父权制家庭的教义，所以父亲的位置和权力仍收到宗教的认可和支持。
这在加尔文主义的清教社会中更是如此。
所以克尔指出，在美国南方，正如在古希伯来部落中一样，《旧约》里的上帝，而非《新约》里的上帝，才是它那父权社会和家庭的楷模。
这意味着家庭里的首脑是一个下命令和进行惩罚的严厉的父亲。
福克纳继承了南方文学中家庭小说的传统，创作了大量的家庭小说，这些著作都在表现南方名门望族的腐朽与败落的同时，试图探索其分崩瓦解的根源。
这些家族的没落无一例外主要是由于内部的腐朽，而非收到外部的打击。
这种腐朽又几乎无一例外根源于那些暴君式家长，根源于他们残忍的性格和非人道本质，特别是它的奴隶制、种族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在他们身上的反映。
一、清教主义观念的父亲形象在福克纳早期和中期的作品中塑造的父亲中，有一批是狂热的清教徒，他们给自己的专横乃至冷酷无情往往披上神圣的外衣。
父权的让渡、缺位、压迫与弃权
父权的让渡、缺位、压迫与弃权摘要：美籍少数裔文学经久不衰地热衷描写离散者在内的移民在移居国美国的融入难题与困境的文学及人生体验。
新兴美籍海地裔女作家丹提卡则一如诺奖得主奈保尔，更多地关注为离散者抛在身后的故土的留守者的生活。
其新作小说《海光》以四位女性的生活遭遇和思想变化为线索，讲述前殖民地女性所面临的父权压迫的现实。
本文以分析小说中四个父亲所展示出的父亲形象入手，揭示父亲形象背后所隐含的“父权”实质。
关键词：美籍加勒比裔丹提卡《海光》父权女性叙事加勒比地区国家数量相对较多，既反映了群岛地理概念的既有特征，又显示出直至今日仍颇有残迹遗存的殖民历史。
在弱势群体构建的前殖民地的国土里，权利同样无处不在，带来压迫，也带来反抗。
在这同样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我们需要揭示的是福柯所说的：“谁实施权利？如何实施？对谁实施？”{1}丹提卡的《海光》扎根于海地名为“玫瑰别墅”的海边小镇，依托于八个留守者或隐或明的故事，展示了权利的踪迹和势力，构建了权利的不同层次，其中，父权是这个权利层级里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甚至可以被看作这个小镇权利生态金字塔的最顶端。
丹提卡在新作《海光》中，以四个典型的父亲形象，生动地阐释了徘徊在欧美主流社会门前离散者和其他类型移民身后前殖民地家乡的留守者们所面对的女性生存空间的窘境、奋斗、挣扎和希望。
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沦落为父权制下的边缘人。
一、父权的让渡：无奈的坚守生活者诺奇亚斯，小说里出场的第一位父亲，心底装载着离开家乡，甚至离开海地的念头，希望把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送给有钱人做女佣。
但他最终会选择留下来，似乎是对自己的妻子的承诺，又似乎是对女儿的一种为父的责任感。
诺奇亚斯处于一种朦胧的爱情体验中，决定娶当地殡葬馆的女工克莱尔・纳尔西斯为妻，然而婚后，诺奇亚斯对于生育的最初态度却是一种包含恐慌的抵制，他甚至曾经自愿被做“绝育”手术。
所以，小说标题主人公，小女孩克莱尔来到人世本身就是经历了生死考验，一度成为“多余人”。
普拉斯后期诗歌女性主义解读：父权的压制——以《爸爸》为例
知识文库 第24期24普拉斯后期诗歌女性主义解读：父权的压制——以《爸爸》为例周瑞胡梅红美国著名女性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以其自白式的风格真挚而疯狂地揭露了女性在男权社会压制下的重重困境，呼吁女性意识的觉醒，追求女性的自由与个性解放，重构女性身份。
普拉斯后期诗歌所表达的鲜明的女性主义思想是对父权或亦是对男权盛行的时代与社会掷地有声地反抗。
本课题以其代表性诗歌《爸爸》为例，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普拉斯后期诗歌中的父权压制。
普拉斯作为自白派的代表性诗人，以简练细腻的笔触，光怪陆离的象征进行深刻的自我剖白，尖锐地批驳父权、男权世界，对父权、男权泛滥的传统反抗决绝，女性主义的意蕴鲜明。
诗人堪称是女性自我表达的典范，用自白重构痛苦经历，重述创伤记忆，用象征性自杀和诗化的复仇来试图摆脱创伤，并渴望最终解构男权神话、追求个性解放、重构女性身份。
其代表性诗作《爸爸》是诗人自杀前三个月所作，展现了诗人在父权压制之下的精神世界。
本课题将从眷恋与思念，憎恨与反抗以及扭曲与矛盾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1 眷恋与思念普拉斯的父亲在她年幼之时便已经去世，加之她的年少成长处在战争年代中，内心世界自然深受影响。
诗中的意象如 “上帝”“大理石”“雕像”“海豹”表达了诗人对父亲的尊崇之意。
纵然是陌生而又疏远的形象，但父亲在诗人内心还是高大威严的存在。
“而头倚在畸形的大西洋上/那儿大西洋将豆绿抛向蓝色的/水域，美丽的瑙塞特/我过去常祈求你复活”,父亲是从诗人幼年时期便缺失的形象，诗人对于父爱怀有渴望与思念。
然而，在传统体制下，父权的高度宣扬造成了传统女性对男权习以为常的顺从，诗人原本压抑于内心的忧虑与恐惧逐渐转扭为仇视与憎恨的意念。
2 憎恨与反抗父权至上的传统思想观念禁锢着家庭中女性的成长与发展，在不断的压迫与束缚中造成了女性的精神困境。
诗歌开篇便以“黑鞋”和“脚”直诉“父亲”在家庭中绝对的掌控力，“父亲”与“女儿”在诗歌叙述的开始就似乎已经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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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统治下的父亲形象分析
陈染的《私人生活》讲叙了女孩倪拗拗孤独的精神成长之旅。
她有一个性格强硬、狂妄、烦躁的父亲和一个孤立、羞辱她的T老师。
他们是父权制社会的代表。
而她的母亲、同学伊秋和禾寡妇是对她深有影响的女性。
在倪拗拗的世界中,父权的压制、专横造成了她对男权世界的抵制与仇恨,于是传统的恋父情节被弑父情绪所代替,所以说拗拗有一个灰色的童年，遭遇某种“恋父情结”的伤痛，潜藏男权文化的直觉表达，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在成为女人的命名式中，在经历爱的重创以后，“时间和记忆的碎片日积月累的飘落”，即无法与往事告别，又无法与现实相融坎坎坷坷看咯爱情。
《私人生活》这部小说所展示的是女主人公倪拗拗生理和心理的成长史，也是女性成长中的精神演变史，倪拗拗的这个名
字符号本身就暗示了其个性及命运喻义，执拗乖张，逃避现实，患有严重的心理幽闭证——是一个残缺时代里残缺的人。
倪拗拗生活在充满火药味的家庭里，在她的眼里，父亲发怒时的谩骂声，具有将雨吓停住的威慑力。
家中本来有四口人和一只狗，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就连几十年如一日在我家默默干活的奶奶，父亲也让她离开了我们家，家中有一条似乎很通灵性的狗好像是因为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也被父亲赶出了家门，成为了一只野狗。
父亲的粗暴以及最终导致婚姻解体，使女儿失去了与男性沟通的天然条件，父爱缺席，是拗拗心理成长的终身遗憾，在这样的家庭里，母亲与女儿相依为命，将压抑的情感转换为对女儿加倍的关爱和控制，衍变为对女儿的窥视与反窥视，控制与反控制。
“父亲”的阻隔，不仅是心理成长意义的，而且是在男性权利的意义上在《私人生活中》，“我”内心充满一种危险的快乐，用
剪刀剪破了父亲的毛料裤子，当剪刀与毛料裤子咬合发出的咔咔嗤嗤的声音，如同一道冰凉的闪电，有一种危险的快乐，游戏般的快感使主人公既紧张又惬意，因为在这里，裤子就是父亲的替代物，而反抗父亲却感觉是蓄谋已久的，“那支剪刀是一只鸟，蓄谋已久的盘踞在梳妆台上，仿佛栖息在木兰树顶，它设计了自己的姿势和动作，然后飞入我的脑中，借我的手完成了它的理想”。
从女主人公行为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其爱恨交织的心理矛盾，她一方面希望这个严肃的男人从生活中消失，另一方面，又在心底里不断地呼唤父亲，寻找父爱，在主人公长大之后渐渐地获得了女性的立场和表达之后，主人公拗拗也固然地认识到“我热爱父亲般得拥有足够的思想和能力‘覆盖’我的男人，这几乎是到目前为止我生命中一个最致命的残缺。
我就是想拥有一个我爱恋般的父亲得的男人！他拥有与我共通的关于人类普遍事物
的思考，我只是他主体上的不同性别的延伸，我在他的性别停止的地方，才开始继续思考”，这是主人公拗拗对恋爱对象‘尹楠’的父亲般男人的期待，女性的“父亲情结”之中，潜藏着得不仅是潜意识、欲望的轨迹，而且是女性现实困境与生存困境，一如父亲的憎恶于依恋，本身便是对父权、男权社会的抗议、修订与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