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作者：郑永年黄彦杰来源：《文化纵横》2011年第02期编者按：面对我们这个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背信、欺诈、冷漠与荒谬，大多数人都不免发出“人心不古”的哀叹，继而憧憬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纯朴人心，甚至民国时代的文人雅韵或壮士一诺。

然而，回归现实之后，我们却仍然汲汲于生存借口，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新一轮的猫鼠游戏中。

事实上，“人心不古”并不一定是迂腐的乡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以一种绵软无力的托词，揭示出一个坚硬的事实：信任危机折射出的，乃是一个庞大古老社会的现代转型之路。

正如郑永年和黄彦杰所指出的，尽管古代中国也是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度，但在现代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基本结构的剧烈改变，我们的信任危机前所未有地深化，成为体制性与结构性的问题。

经历了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国家化和市场化齐头并进，却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当然，无法否认的是，在连年的战争和政治运动之后，三十年经济改革造就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秋风充满历史感地指出，今日中国面临的处境类似于汉武帝时代：物质主义刺激下的商业极其繁荣，但由于信任的缺失，导致社会充满紧张与冲突。

或许进一步而言，这是周制与秦制为代表的两种信任传统，在神魔之战后开启新世界的入口所在。

在繁荣与混乱并存的汉武帝时代，诞生了如董仲舒一般贡献了完整体系和核心论点的思想巨人，为曾经导致人际信任关系崩溃的秦制画上了休止符。

无论后世如何评价“独尊儒术”与“外儒内法”，至少历史证明，经济复兴之后将有可能迎来一场价值与信任的复兴。

然而，这种复兴不是自然而然出现的，一味消极地等待，只会让我们沦入犬儒主义的逆来顺受之中。

真正有生命力的“自生自发秩序”，同样建立在创造、建设甚至是牺牲的基础之上。

我们曾经尝试过大规模的疾风暴雨般的“不破不立”，投放过震撼灵魂深处的“精神原子弹”，却收事倍功半之效，甚至今天还被它的后遗症纠缠无已。

那么，重建信任的可能路径究竟在哪里？或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淘宝网信用体系，为我们揭示了一种真正可持续的路径与制度模式。

在这个庞大的网络交易世界里，没有一呼百应的商界领袖，只有如你我一般的平凡小店主，他们利用规则，他们趋利避害，但是良好的制度设计阻遏了他们见利忘义。

尽管“无商不奸”的蔑称已经成为我们的口头语，但新时代的信任重建，或许正是从我们最意想不到的这片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同样意料之外但在情理之中的，还有一个平行的外部参照系——台湾。

同样经历了激烈的反传统运动，甚至更有五十年异族统治和惨烈的“二二八事件”，台湾社会的信任感仍然得以成功重建。

刘兆隆以平和的视角，为我们展示了台湾如何通过市民社会的发育，弥合信任的空隙，最终实现权力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无论是穿越幽暗的历史隧道，还是重温半世纪家国悲欢，抑或在熙攘之间探微知著，我们期待，一个克服危机而重生的信任社会，是我们般配享有的，而且是能够享有的。

生活在当今中国的很多人都已经感受到了当下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阶层和行业之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每个社会细胞内部。

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并是一个当代独有的问题。

还是在18世纪，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西方人而言都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但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就从商人和传教士的一些作品中了解到，中国是世界上缺乏“诚信”的一个国度。

早在现代汉学兴起之前，孟德斯鸠、康德、黑格尔，一直到韦伯和罗素，都把中国看成是一个“非现代的社会”的标本，一个缺少信任和信用体系的大国。

例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就认为，虽然中华帝国一直在形式化的儒家礼制和帝国法律控制下，但中国人对道德律令的不尊重却渗透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金钱和利益追逐更是要远远超过对礼法的尊崇。

实际上，直到当代，儒家社会一般被认为是缺乏社会信任的社会。

对社会信任的缺失，中国人自己当然也处处感受到了。

当时人们对中国社会上的欺诈和信用缺失等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刻。

晚明的张应俞甚至还写了一本传世名作叫《骗经》，专门列出了晚明常见的24种骗术，详解其运作手段和防范策略。

把“骗”列为经典，并且在当时和数百年后的社会上颇有市场，这一颇具灰色幽默的出版史奇闻，全世界并不多见。

其实，任何对明清以降的社会小说或者近代江湖小说略有了解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社会信任问题也能有相当的了解。

如果我们愿意再度重温这些熟悉的经典，那就一定会惊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不论这种不信任是存在于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主要是商品提供者和消费者），还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以前并不存在。

公平地说，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和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没有被“问题化”，并不是因为那些时代有比现在更成熟的信任机制，而是因为在那种社会结构下“信任”还没有被充分资本化和“社会化”。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大变局不可能没有延续的一面，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很大程度也是因为我们有意无意地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许多机制，其中也包括“信任”生成的机制，而这些机制明显是和时代发展脱节了。

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的根源：一个是作为现代转型期普遍现象的社会信任体制尚未健全，另一个也许更重要的，就是中国社会结构一些特点所造成的社会不信任。

分析这后一方面的社会信任问题，就要了解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历史轨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信任问题的历史起源社会信任在传统中国的“家国”体制中之所以没有被“问题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人的生活空间，其实并没有超越传统大家庭、宗族和邻里社会的狭小范围。

信任建立在简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即家族和共同体生活中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一种自然的社会心理状态。

用比较学术的语言说，就是信息的对称性和行为的高度可预见性。

一般而言，只要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农业经济基础没有破坏，传统社会一般家庭和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还是比较高的。

即使一度被认为是深刻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在国家权力没有过分进入农村的常态下，其实也很少产生不可调和的信任危机。

比起这种自然产生的“社会”信任，传统社会政治层面的信任和经济层面的“信用”却因为缺乏合理的制度载体而问题重重。

由于皇权是唯一的“全国性”的组织力量，包括市场在内的任何其他社会组织都无法发育成熟，并覆盖全社会。

而家族皇权也因为缺乏资源和能力，无法通过有效提供公共品，建立起国家和社会间的信任。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皇权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进一步使社会产生对社会信任生成不利的机制。

也就是说，在缺失自主社会的条件下，社会群体自身也很难产生信任感。

西方近代在国家权力之外生长出一个“市民社会”，近代中国则在“家国体制”外更有一个“江湖社会”。

通俗说法是“社会上混”，江湖社会包括了所有脱离了编户齐民控制的人群，例如商人、流民、僧道、掮客、艺人和落魄文人，以及脱离了正规编制的民夫和军队等。

不过，和处于西方经济生活枢纽地位的市民相反，这些边缘人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暴力寻租和非法经营的“体制外”组织，这些被称为“帮会”的跨地区和跨阶层组织也发展出了极其具有依附性的私人化的信任制度。

这种信任制度的封闭性和人身依附程度还远超于“家国体制”。

反映在社会组织上，就是私人和小共同体本位，比皇权更缺少公共性。

如果说皇权是正式的体制，各种形式的“私会”是非正式的组织，而从文化结构来说，它们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因此，传统中国存在的体制性“社会信任”问题也多产生于“家国体系”和“江湖社会”之间，也就是社会常说的“江湖骗子”问题。

所谓江湖骗子，大多也就是指江湖社会中人。

由于不同的信任体系，江湖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交易之间就常常不守规则。

所以，传统社会真正体制性的“信任”问题主要是出自于正式体制和非正式体制之间的摩擦。

因此，解决近代社会的信任问题，要么是消灭非正式的体制，要么是把非正式体制整合到正式体制中来。

中国社会大转型：“信任”的国家化和市场化随着过去一百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尤其是革命和改革，传统的社会迅速解体，中国社会信任经历了一次大转型。

建国之初，国家通过各种社会运动和基层政权建设，完成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编户齐民”，从而基本消灭了“家国体系”以外的社会势力，例如江湖社会的活动空间。

随着经济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全面展开，国家具备了组织社会的能力，同时掌握了足够的经济资源，通过执行各项政策和“事业”的方式与社会进行“互动”。

随着现代国家能力初步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政治信任第一次被提上议程。

经过半个世纪的革命，新的政权通过对社会经济组织的彻底改造，终于成功地把国家力量推广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

原来局限于家族和共同体内部的信任变成了对组织、对党和国家的信任。

这种信任的机制是，个体家庭对国家交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换取国家提供满足其基本需要的私人品和必要的公共品，尤其是惠及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这是新政权的一个基本隐性契约，也是维持新体系的最重要的一种契约。

进入改革时代，国家权力大刀阔斧地植入市场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主权货币空间（Sovereign Monetary Space）和现代信用体系，社会信任经历了市场化和货币化两个过程。

按照齐美尔等人的说法，随着货币成为社会交换的主要媒介，社会信任从人格化转向非人格化体系。

在新体系下，国家将大部分私人品和部分公共品的生产和供应推向市场，同时，个体和新的利益主体——公司，通过商品市场和劳动契约的方式进行交换，如此，社会信任也就主要通过市场交易来产生和维持，国家只是作为规制制定者存在。

与此同时，一些核心领域却并未市场化，反而是加强了国家化。

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社会经济再生产体系——银行、金融和投资体系，并委托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经营土地和垄断产业这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财政和资本来源。

金融当局、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这三个主要的行政和财政主体成为市场主体，并基本控制了信用的生产，也就垄断了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

那些掌握了财富生产机制的家庭与个人，也就取得了优先致富的权力。

另一个方面，一些与社会再生产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和半公共品，例如住房、医疗、教育、电力、交通和土地规划等，反而被完全委托给卖方垄断市场，与新的国家财富生成体系没有关联。

这一方面是剥离了国家的负担，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必要条件（例如医疗和教育），另一方面也为国家财政提供了理想的财源（例如房地产）。

结果是公共品集中于少数人群，从而具有“私人品”性质，而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品却永远处于供应不足的状态。

由于家庭生活所需的物质和制度的公共品供应不足，年轻人的剥夺感就尤为强烈。

家庭，这个中国社会信任的核心单元和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单位，在国家化时代还能正常运转，现在又处于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压力下，已然陷入了某种危机当中。

所以说，国家化和市场化的齐头并进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收入分配和经济结构恶化的起源，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